乡居笔记:《再谈土地和粮食》

再谈土地和粮食

“耕者有其田，业者有其产”这是理民之情，是顺民之意。

土地向来都是乡下人的命根子，为了夺得土地的使用权，有时候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中国历史与其说是农民运动史，倒不如说是一部完整的土地争夺的战争史。历史上的曹操不也看准了这一点，成功的推广了屯田制嘛，毛泽东不也看透了这些，才有了革命的大后方吗？然而直到解放战争之后，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才得到了实现。

其实，不仅在中国，欧洲的“圈地运动”同样使流离失所的白种人挥起了“斗地主”的锄头柄。不过，就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最吃苦耐劳，饿的实没有办法了，才会起来造反。但凡能够填饱肚子，任谁也不会提着脑袋瞎起哄。多少帝王将相看不透这一点，逆民之义，一意妄为，才招致了“覆舟之祸”！

据父亲回忆说，想当初，“城里知青乡下跑，贫下中农就是好”的革命口号都喊破了天，深深地扎根了在青年人的心里。就算不甘心也没关系，毛主席的话谁还敢不听？

广阔的乡村总是大有可为:水库是要人挖的，犁头是要人拉的，荒地是要人来开发的... ...。知识青年抱着《红宝书》，饿着肚子高喊: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簸箕一簸箕地把自己的大好青春，埋进了乡村的泥土里。话说回来，若不是这些热血沸腾的知青的挥汗如雨，楞仲坡可能到现在还没有供灌溉的水渠哩。(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然啦，知青总是要回城的，多数人自从下乡开始就打定了要走的念头，必竟乡村生活总是艰苦难熬的。这里除了山就是山，唯一通向外界的，就是那条半导体无线电的信号。自从那条信号顺着村里的电线杆，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们就离开了，走得毅然决然义无反顾。他们将要为新中囯的市场经济而做好准备。

留下一排空落落的泥墙土房，和土墙上那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革命口号。而那些在他们手里破荒的土地和良田，也将成为乡村“斗争”的主旋律，每个人都在为那些划分不定的土地准备好了锄头和扁担。

定西村全村的土地面积，总共有26个平方公里。其中，山林就占了七千多亩，全村共有6个自然坡，44个村民小组。七百多户人家，在实行土地承包以后，每户分到的土地也就那么几亩。

楞仲坡的主要经济作物就是水稻，水稻又主要以“杂优谷”为主。杂优谷颗粒整齐饱满，并且产量也高，当时乡里公粮所就规定所缴纳的公粮必是“杂优谷”。直到后来的“三提五统”才改成了收缴提留款，不再缴纳粮食成品了，村里的经济作才变成的糖庶。（当然，这是后话了）

那时候，楞仲坡是全村里最穷的一个坡，出了名的人多地少。这样说吧，外村的根本就没人愿意嫁进我们这里。楞仲坡不仅贫穷，还盛产光棍，因为盛产光棍所以愈加贫穷。光棍汉子多了，就喜欢打架滋事。在村与村、坡与坡之间的械斗中是闹得最凶的一个。与邻近的村、坡都是宿敌，打架都不要命。外村人根本都不敢到我们村里来，见了面就要打，路过都不行。我想，所谓的“穷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那时候，与洞江村结仇，就因为青龙江“往龙潭”附近的一片垦荒地。各自都坚持是本村的所有，为此楞仲人还专门成立了个“青龙帮”，来专门对付洞江村人的“土地侵略”。后来，经由乡政府出面，多次武力调解，才平息了此事。虽然土地一分为二调解成功，但村里的汉子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土地从来都是楞仲坡人情感的伤疤，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村庄的田间地头，心头的疙瘩才被慢慢地抚平。市场经济的滚滚车轮把新一代的楞仲人载进了城市，带着面对城市的向往和好奇，在钢筋水泥间寻找生存土壤的肥沃。而那些曾经被上一代人视如生命的土地，如今又默默地走向了荒凉。只有老一辈怀着“但存三分地，留与子孙耕”的心情依旧坚守，恋恋不舍。而年青的一代却对这些从急风暴雨中得来的土地不屑一顾、不愿领情。

面朝黄土背朝天，烈日炎炎汗流浃背，如今的年轻人吃不下那个苦，受不住那样的罪，都在城市的空调房里唏嘘生活的艰难。这些年，生活在城市里，我虽说也沾染了不少城里人的坏习惯。但每次回到乡下，还是会随父亲到地里忙活。插秧割稻，打理庄稼的把式倒还没落下。三爷总说：“我老了，干不动了！眼看着这块地就要荒废了，我死不寓目啊”。我理解三爷的心情。是啊，乡村的土地是乡下人生长的根基。收成的季节，随时都会牵扯着我这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庄稼人辗转反侧。

收割车的轰隆声碾过之后，三爷拿着箩筐站在无边的稻田里干喘。他试图弥补收割机存在的缺陷，慢慢地跟在后头，拾起收割车过后遗留下的稻穗，刚走完了一段便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喘着粗气。他那份对待粮食的珍重使我心痛不已，但面对现代化农业存在的缺撼，我却也无能为力。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然而食不同天也不一样。楞仲坡人的“天”最为简单实在，无非是“日有三餐，夜求一宿”罢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不思进取的俗气味道，可俗也没有办法，吃喝拉撒的事情本来就是个很“俗”的事情，“人”、“谷”为“俗”说的不正是这个意思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楞仲坡人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成分。个个面黄肌瘦，瘦骨如柴，就跟现在的朝鲜人民一样，不仅面子上穷，骨子里也穷。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村里每天能吃上“干饭”的，都没有几家。往往早上起来熬一大锅稀饭，然后一直吃到晚餐宵夜才算完，循规蹈矩几乎天天如此。青黄不接的时候，连喝稀饭都成问题。只好跟亲戚去借粮，如果你没攀上一个好亲戚，那只好以粗粮、野菜对付过去了。假如天公不作美，还要盼着囯家的救济，所以大多数人直到公粮免征，还欠着几年纳粮款了。

那个时候，我们一帮孩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奶酪和面包，心里头最理想的食物就是“生油炒饭”。“村上鸟儿喳喳叫，生油炒顽皮跳”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把饭煮得干干的，再用花生油那么一炒，连葱花都不用放，眼里看着，心里早就流口水了。

那时家里能吃上一口白米干饭就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更别提生油炒饭了。于是我们哥们儿几个，混在一起就谋刬着如何能吃到心中理想的生油炒饭。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就是留给像我们这几个这样有准备的人的。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聋子发，聋子发是个光棍汉，他吃生油炒饭想法一定也很久了，只要我们各自把家里的生油和白米悄悄地拿来他那，还愁他做不出香喷喷的炒饭么？

机会不等人，打定主意就要马上行动。事情按着原定的计划出人意料的顺利进行，都不用我们多说，聋子发立马就拍着大腿点头同意了。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吃了上顿想下顿。并扬言若是我们不听他的，他就把我们几个干的坏事统统都告诉父母，并说是我们几个自己的主意与他无关。

眼看着家里的米缸比原本预定消耗的速度还要快，父母不可能没有查觉。在父母的逼问下，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并且不忘添油加醋地给聋子发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最后，事情就在一片臭骂声中了结了。

回想起来，这事没有在我心产生太多的懊悔，反而多了一丝欣慰。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大概是说人填饱了肚子才会懂得礼义怜耻，而家里揭不开锅的往往就会心生歹念。那时候，“阿兵”的父亲是学校的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关于孙中山的故事，说：“孙中山是我们隔壁省的，为了让我们有地种，能吃饱肚子，跑到世界各地去呼喊……”。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孙中山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听到后来，他说“袁世凯窃夺了革命的果实”我们都一片哗然，心想这下子没地种，又要饿肚子了。后来又是“北伐战争”又是“解放战争”，我们并不理解这些战争的意义。长大之后才知道，人吃饱了肚子也会是也会起贼心的，而且还是窃国的大盗，人心并非是我们那个小小的世界所能知道的。

上一代人对待粮食的珍视远比我们这一代人重得多，因为他们的经历远远要比我们艰苦的多。根据父亲的回忆说:“那时候，正值苏联人逼债，所有人都是勒紧了裤腰带”。当时，我的祖母病重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挣不到工分。父亲拿家里的粮票到乡里的卫生院换西药，虽然有所好转，可后来还是因为营养跟不上而病情加重去逝了。

因为那些苦难深重的岁月，使父亲在饥肠辘辘中体味了生活的艰难，因此每次看到我们浪费粮的时候，他总会破口大骂。有一回我不小把饭碗掉到地上，父亲立马恶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 虽然我们无法理解上一代人对待粮食的情感。但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农家子弟，我们终究是踩着“分田到户”的分割线走过来的，我们也知道粮食不可能平白无故从地里冒出来。因为我们的少年时光是跟乡村的土地结伴而行的，我们也知道躬耕生活的劳累，知道“粒粒皆辛苦”的来之不易。

乡下孩子的童年，远离校园的假期生活就是挽起裤管，就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把一扎扎的禾苗整齐划一的排列在水田里，这是我们暑假里的必修课。现在想来，农家子弟学农倒是专业对口。

暑假期间正时农忙时候，七八月份的太阳热辣辣地发狠。烈日炎炎下，书本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真实感受油然而生。倒不是我们假装矫情，只是十几岁的年纪带着草帽在毒辣太阳底一晒就是一整天，实在是令人受不了。

庄稼人面对粮食的独特情感，缘于靠“天”吃饭的辛酸，历来的自然灾害无不牵扯着乡下人的一颗心，既盼着天公作美能够有个好收成，也盼望着“官府”能给自己留条“活路”。

98年，一场大水，全村几乎粒无收，就连平日里厌烦的番著、野菜也都吃不上，好在乡政府给拨了救灾粮，大伙节衣缩食大搞艰苦朴素才熬到了来年的收成，那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饥肠辗辗的真正含义。

好在那些饥饿的年代已经过去很远了。后辈人对乡村的土地和粮食有怎样感受，我们无法干预。然而社会矛盾永远存在，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地解决社会矛盾，才得以进步和发展。如今的房价这么高，什么时候能再“居者有其屋”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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