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诗人雷抒雁
我这辈子“学业”命途多舛，回忆起来竟多数时间在“体制外”、“编外”，早年在农村，在工厂，后在“漂流”途，在民间，在底层学习及写作，青少年既背负着沉重“出身论“压抑，当知青连考”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都没有，下乡回城后，除了70年代在公共图书馆自学十年外，就是短暂时光的先后念过两次文学院：一次是80年代的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两年，一次是90年代的北京鲁迅文学院，一年——回顾里这些加起来竟是此生“我的大学”。
1996年秋我到鲁迅文学院，雷抒雁先生也是刚赴任不久，从《诗刊》的副主编位置调来，任常务副院长，（院长是名誉的，为诗人贺敬之），副院长孙武臣，是从《文艺报》调来，他们俩力主给鲁院“重整旗鼓”，那时学院位于北京朝外偏远的八里庄，在一所旧工厂院落里，条件也有些艰苦，不似今天。
开学典礼雷院长讲话，记忆里他的表情及语调“很诗人”化，有知识分子味，我暗衬今现实与环境均乱，人心涣散，办文学院不比搞写作啊……
雷院长的领导艺术，也简单，就是放手，具体事务都是孙院长管，什么日课呀，伙食呀，学员问题呀，……只有涉及大事，如缺资金，他才来抓，两个院长配合得默契。他外事忙全国活动多，又是名诗人，经常在外面跑，平时很少见到他那辆旧的小汽车停在院子里。他曾给学员搞了一件福利，向上级给本届要了几万块钱的伙食补助，而且全部作为“饭票”发给学员，弥补了那些因“自费”来京（仅有部分公费及带薪）家境生活困厄的“寒士”。
细思，公平说我觉得我们这届班办的还不错，教务、生活均抓得紧，又给以宽松环境时间，留给创作，管得不“具体”，顺应适合文人的习性，一年两学期活动也比较丰富，学期满及年底有全体会餐，圣诞舞会，夏天组织郊游，让学员均参加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开阔见识。平时偶有集体看实验话剧、文艺片电影，开学员个人的作品研讨会，等。记忆里凡学生倡议的有益活动，院里都一概热情支持，孙院长一般随时都可以自行“拍板”定事物，他抓院务也很能落实到位。本届学员刚来没地方洗澡，他与雷院长费了许多周折改建好了澡堂，解决了“吃喝拉撒”等杂务一难。我觉得以上均与雷院长的“大手笔”“开放型”作风分不开。
中有一次学员“闹伙食”，又去上告，主要是与食堂的矛盾，后经调解解决。印象里雷院长领导的集体很和谐，民主，上下气氛融洽。我在班里任班委、生活委员，班长为赵中月、刘岸，我们这个班委会也一样和气，心齐，协助院里做了不少工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临结业离开鲁院的时候，我正在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觉得回东北的省作协盖章太费周折，希望院里做我的推荐单位，并请雷、孙二位领导做我的入会介绍人，他们欣然答应，雷院长不假思索就在介绍人一栏签名，这师生情分很令我感动（我们并无“私交”，这在“人情版”泛滥的当年及今日均属弥足珍贵）这样我就意外幸运地在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由一位赫赫大诗人做了我的入会介绍人。
1979年，借改革春风，“新诗潮”兴起，“新时期文学”开年，有三首诗在全国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其中有，一首诗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控诉“极左”罪行，辽宁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因不同“政见”判死）、另一是军队诗人叶文福的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最早的党内及军内“反腐”政治诗）、还有吉林诗人曲有源的一首《我寻找西单墙上的民主》（呼吁民主，争取民权的政治抒情诗），要知道那是刚刚政治”解冻“，思想“解禁”初年，做这些是冒很大风险的。（后来叶文福、曲有源果然为他们的“莽撞”付出了沉重代价）。是什么使一首诗流传于世？那时是勇气、时代吁求、诗人牺牲精神。《小草在歌唱》中有句“我敢说/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红日/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这在“主流”诗人里当年是敢流露真情敢讲真话的表率。
学员们都知道雷院长的这段”文学掌故“，故而对他尊重。他也平易近人，只要过来不管多忙，有学员求见，从不拒之门外，微笑，握手，请坐。而温和，平静，谦虚，内敛，还有简朴（他办公室非常简朴，无一奢物），他虽是大领导，却葆有一贯沉静甚而平凡普通的“文士风格”。
由于雷院长是《诗刊》来的，又是名诗人、作家，所以给我们请的讲课教师文学面及社会面很宽泛，从王蒙这样当过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请下来，一路在京和路过北京的作家能请的几乎都请过，大学的教授、出版社编辑、资深编辑就更不用说，还请过他母校的西北大学中文教授来，课程除了文学、写作，还有影视、文艺、理论，甚至还请过公安部、经济部门的同志来讲，以放开我们的视域，他们讲课也很随意随时可说真话。其中，请了《诗刊》的名诗人李小雨做班级的诗歌学员辅导老师，多年后我到《诗刊》工作，也与此一段相关，冥冥中可有一只手安排就？……
借此介绍点我了解的鲁院。鲁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抗战中的“延安鲁艺”学校，建国后1950年在京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1954年后更名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田间。1957年后因政治斗争涉及文化界停办。1980年恢复，又叫文学讲习所，负责人徐刚。1984年后始称鲁迅文学院。它的地址最早在北京鼓楼东大街，后迁移到东城的北京八里庄，近年才改迁到环境幽静的北城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院内。历史上，茅盾、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老舍、艾青、曹禺、萧军、严文井、赵树理等文学名家都曾在此任过教，讲过课。
鲁院历史上的班分为长班、短班两种，短的属于短训性质，只有几个月，(最长的1950年第一届办了3年)。我们这届班是新时期后时间比较长的，一年。它的班每年都举行，内容不同但大体相似，如：文学进修班、研究生、创作班，作家班、影视班，近年还有网络班等。招生对象当然是作家、及文学创作者，招生办法我们那届可以自行报名、及各个省的作协推荐，但入学均需省作协盖章。其后招生各有不同，近年主要将名额分配到各个省，由省级作协推荐。我们读时是收费的，一年几千。现在基本是“公费”的，据了解凡参加者除了伙食外基本免费，并2003年后都是“高级研究生班”，每次时间几个月。
北大、南京大学都断续办过中文系类型的作家班，（可能后停办），但与鲁院不同要统一考试入学，（鲁院不考试，报名后考察作品）但给国家文凭。鲁院我们毕业的时候给本院进修结业证，可算资历不能算文凭。原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拒领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认为，文学院应当大学办，能够综合学科。但单独办可能有单独办的好处，既逃开“科举考试“。鲁院毕业后不负责学员的分配去向，哪来哪去。
蓦回首间，我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雷抒雁、胡昭先生均已仙逝，前者是东北的老诗人，是1950年中央文研所第一届学员，还参加过抗美援朝。而我加入中国散文诗学会的介绍人纯人、柯蓝两先生也早仙逝。80年代介绍我与长春市作家协会接触（后我因而加入市作协）的散文作家程质彬先生也已离去，他临终竟遗嘱将上万册藏书“遗赠”与我，虽为我婉谢觉得“书香”应传薪他的后人，但师生情谊至此能不温流汩汩？……“一生的时光都逝去了，而我却没有留神”（阿尔盖齐）
我担任生活委员，曾协助院里平息“食堂风波”，曾掏钱私下里给食堂的厨师买过水果及糖果，并向他们耐心解释学员的“合理诉求”，取得感情沟通。我对宿舍公用卫生也比较注意，多次冲刷过男厕所，（惊讶发现有的作家学员大便后竟不冲洗，作家与国民均有“整体提升素质”之必要），为公厕开窗放空气，更换水箱拉绳（用得太脏太黑学员不愿用）等，我在知青时当过一年生产队积肥员，曾为社员各户收尿桶、起厕所，所以我并不认为真脏，劳动永远是干净纯洁的。这些工作我从未向两位院长提及——今人已没去，记下来，当生活委员岂能“尸位素餐”？
最后一次见到雷院长大约是2007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次会上，人很多隔着很远向他遥遥拱手致意，他微笑颔首。那时他瘦了很多，戴着一顶单帽，术后正在放射治疗恢复，会议刚开了一会他就先行悄然退场……未及向他好好问候。
位于八里庄的鲁院旧址不知拆了没有？院落一角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暮春花瓣落了一地。关于鲁院，我曾写过《“鲁院”漫忆》一文，除了怀念，还批评过它，（关于招生，关于作家的培养筛选方式，等）今回顾，觉得对于一切历史，还是让我们抱着温情的态度吧，天下，哪里又有理想的地方呢？这里毕竟是一个搞文学的人难得的休息下的驿站，一只只飞累了的旅雁落在这里，短暂整理羽毛，我们曾在这里瞭望过中国文学的辉煌过去和漫漫将来……
想起来我与雷院长的交往有两件憾事，一是我有几本书想送他，一直觉得无大成绩没开口，想待将来有了满意的再送，今已不能。另我的“傻瓜”相机虽经常在身边，亦有不少机会，却一直未与雷院长合个影留念（我多年爱好摄影，但生性腼腆，总疑惑见了大“名人”就抢着合影是否有损斯文？）最后我还没来得及对他说声“谢谢”（也许不用）。而斯人已去远！
（2013,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