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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孩子的记忆之:伊呀

2015-12-19 10:32 作者:知识产权人王瑜  | 2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留给孩子记忆之:伊呀

伊,在我老家就是妈妈,我打小叫母亲为伊。江南的方言很有些凌乱,不同的乡镇都有明显的不同,对母亲的称呼也不一致,我所在的乡称母亲大体都叫伊,还拖长了音叫“伊呀”。不过,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改叫妈了。

外公有六女,然而再多的女儿也抵不上一个儿子,在农村没有儿子就要受欺凌。父亲分配到公社(现在改为乡了)当老师,因为是外乡人,所以无意间就成为上门女婿,伊呀是长女,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儿子的角色。在那个物质极为贫乏的年代,伊呀将妹妹们一个一个尽量体面地送到夫家,又将我们姐弟四个拉扯大,想来是非常艰辛的事情,这种艰辛的滋味只有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能体味得到。在大集体时代,家里人口多、劳力少,一年干到头还到欠着生产队的钱。有一年,过年前一天村长来家里讨钱,家里没有,求情已然是毫无意义,伊呀很无奈,只有家里的狗对着村长叫得很凶。

连续几年全国性的大饥荒,荒唐的大集体制度终于有些松动,允许有自留地,甚至还有专门的猪饲料地,这些地里所有的收成都是自家的。在大集体时代,勤劳不能致富,只能略微改善一点生活,这一丝改善的机会犹如救命稻草,绝不会被放过。那时的农村没有休息日,自家的地只能在生产队收工以后才能去打理,往往要干到天黑得看不见才回家,家里还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小孩等着吃晚饭,起早贪黑远不足以形容那个年代的艰辛。父亲要上班,这样,伊呀要比其他农妇多承担一些农活,而农活基本靠体力,上百斤的重担一担接一担往家里挑,粪肥又一担接一担往地里送。

家里的生活总是困顿,地里收的花生要拿去卖钱,伊呀等我们睡熟了,在半把花生炒好,我们起来时伊呀已经赶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一毛钱一把,花生全卖给了上班途中的职工,还好,簸出来的干瘪花生还是留给我们几个打打牙祭。农闲时,伊呀还会做点小生意,一早上县城,往往到傍晚才回来,有时,带回一些卖剩的烂苹果,姐弟几个呼的围上去各抢几个在手,把烂处挖掉就可以大饱口福。伊呀还会做豆腐,打凉粉,走村串户去卖,赚的不过是三瓜两枣,稍稍贴补点家用。这些改变得益于大集体制度终结,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国家逐渐恢复理性。

以前的农村,大人一天到晚不停的劳作,也不像广西贵州人干活时用背篓背着小孩,没有人看的孩子像牛一样,用绳子拴着。父母晚上回来,数数发现少了一个孩子,才打着手电去找,说不定趴在那个角落里睡着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孩子都未必能填饱肚子,哪里顾得上孩子的教育。父母与孩子之间交流小时候是打骂,大一些后是吵闹,后来干脆相互不理不睬,那些令人动容的母、父爱情节,说实话在农村真难得一见。这种爱终究是存在的,不过是默默地给予,默默地接受,期间,并没有多少温度。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成家后,对父母也是漠不关心,反过来对父母责备和呵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姐姐是独生女,所处的位置最容易被忽视,打小被送到爷爷奶奶身边。家里对我很少管束,基本由着我,高中没有毕业就进了工厂,做过生意,当过老师,折腾几年又想去念书,与其他同学相比,我是幸运的,我至今不知道伊呀怎么想,至少没有强烈反对过,要么父亲不会四处给我借学费。外婆怪母亲让我和弟弟去了天远地远的地方,当我辞掉在广州令人羡慕的工作,北上读书,也没有听到伊呀发表任何的意见。我说读书不要家里的钱,父母真的就没给,过年时,弟弟知道了,责怪:“怎么这么恶(狠心)?”或许因为这事,伊呀总说我吃了很多的苦,其实,上学时,我打了一份工,有很不错的收入。

伊呀读过一些书,还当了几年老师,一直在农村生活,与普通农村妇女无异,对孩子动辄是破口大骂和外婆相处也不好,总免不了吵上一嘴,相互进行言语的伤害。家里受到村里人的欺辱,伊呀隐忍的多于对抗,对于大家族和村干部显然有些刻意的讨好,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以低头、屈服换取临时的安宁。以前,城乡恍如两个阶级,镇里吃商品粮的人总有优越感,骂农村人为“乡巴佬”。父亲家族只有父亲在农村,伊呀是自卑的,现在经济条件转好,儿女似乎过得还算体面,于是自卑变得有些刻薄,对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出来反复的叨唠,恩怨必报,斤斤计较,甚至还管起闲事来。

伊呀一辈子勤劳,勤劳已然成为习惯,不愿在北京、上海跟我或弟弟一起生活。住在县城,伊呀还在乡下种了好些地,早上坐公交车去,下午再坐车回来,毕竟七十多岁了,总是累得哼叫,身体不舒服。叫她不要去,就像小时候我们不听父母话一样,伊呀也不听我们的“劝说”,怎么说终究是没用。伊呀依然喜欢做生意,自告奋勇帮村里人卖些农产品,一五一十按照卖价和村里人结算,村里人也送些谷子,大米作为感谢。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想象去安排父母的生活,伊呀小时候没有干预我,等她老了我又何必干预她呢?是苦是乐她应当是自知的,只要喜欢就由着她吧。

一人远离了家乡,二十多年来,与父母的联系大体就是节时的相聚,在家里吃吃睡睡终究没有几句话说,我在做什么,我不说,父母也不问,只要把伊呀埋在碗底的肉呀、鸡呀全部吃掉了,伊呀大概就高兴了。这两年,回家的次数相当的勤,但一般都不会提前告知父母,以免巴望着。推开家门,伊呀有些茫然地看着电视,面容明显憔悴了,看到我来,立马来了精神,变戏法一般拿出许多吃的,问:你吃这个吗?那里有××你吃吧,这次哪天走?……临走头一天,总是不停的问:你要这个吗?你要哪个吗?忙忙叨叨和父亲分工,一个去老县城,一个到新县城,非要搜罗一些东西让我带回来,每次都抱怨我的箱子小,不管我多么不愿带都是无用的,干脆任由父母夜里偷偷把箱子塞得满满的。我刚离开家门,伊呀老是追出来:“还有一包××不记得拿哆”。回到北京,打开箱子不过是些寻常的鱼、肉、蔬菜而已,甚至有几个家里吃剩的辣椒,几根大蒜,被用来填补箱子每一个细小的空间。

伊呀,即将成为历史名词,我的母亲大约是最后一代伊呀,大半生的操劳和赤贫,终于赶上社会的大变革。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一文中写道他的父亲中年失业,老境颓唐。相较而言,伊呀一生辛劳,老来倒还算安逸,父亲有退休工资,伊呀也买到了社保,生活比较宽裕。外公整整过了100个年头,愿伊呀承继这长寿的基因,安心享夕阳

作者:王瑜

2015年12月作于火车上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80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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