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三年前的今天，也即是2012年10月2日上午10时，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原主要负责人王愉人老师——曾在2007年上半年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一课而认识并被记住的老师——因罹患胰腺癌医治无效而英年病逝。王老师仙逝至今已1096天了，在这个普通而特殊的日子里，不知是不是自己一直喜欢怀旧，每当想起又唏嘘不已，真的不敢去相信老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虽然王老师只给当时大一的我们传授了短短的一个学期课程，每周两节课连在一起，一学期下来才不过16次聆听老师的敦敦教诲。但王老师那“国”字型方方正正的脸庞，配上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有着陕西黄土高原特有的温润敦厚形象在老师第一次稳健步入教室的那一刻，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已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王老师衣着朴素，一件灰色陈旧西服，一条宽松牛仔裤和一双黑色皮鞋是他的标配，印象中似乎没有更换过（后来通过结合自身经历、所见所闻与人物分析就在脑海中形成一种初步认识，那些真正热爱社会，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热爱思考的人可能一般不会过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形象与细节吧，他们把太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物与信仰之中，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不惧权势，为追求心中的理想而甘愿做出牺牲，往往舍小我而成大我）。仍清晰记得，王老师一个学期用来讲授马克思主义那套政治经济学的课时加起来不过五节课，大多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只着重讲了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论色彩过于浓厚，早已落后于时代。在这点上我也深有同感。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赶鸭子上架一样难以指导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适应执政党维系其合法性的基础与共识，而如何创造出普适的价值意识形态仍是高层禁忌。
王老师是性情中人，性格豪爽直率，心胸坦荡正直，一如其方方正正的“国”字脸。课堂上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形于颜色，言辞犀利，爱憎分明，每次两节课中途不休息，不讲课本，而谈自身经历、海大建设、如何做人、怎样治学、比较中西医、评论时政等等，几乎无所不谈，讲台下六十多位学生，甚至不怎么关心爱好时政的女生都听得津津有味，如余音绕梁，置身其中，深受学生欢迎与敬重，一位真心热爱教育，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关爱学生成长的智者与启蒙者。
王老师学医出身，后又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王老师短暂的一生深受胡耀邦民主与开明思想影响，在课堂上每每谈到胡耀邦时眼睛里不时流露出敬佩与深深的怀念之情。据我后来的分析，或许，王愉人老师的为人与品格，刚正不阿与嫉恶如仇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得到锤炼与升华的。毕竟，胡耀邦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3月起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给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解放与启蒙松了一下绑，给多年遭受精神枷锁束缚与肉体摧残的人们带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王老师学医，也深受西方思想侵染，特崇尚西医，对中医却非常看不起，认为西医是科学技术，而中医仅仅是经验性的堆砌，医治好人体上的毛病甚至癌症只能依靠西方医学。对于老师中西医天壤之别的观点，那时我就质疑老师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小时候在农村，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得了什么毛病，一般很少去乡镇卫生院打针吃药，往往由上了年岁的老人或者村里的赤脚医生查看症状，把把脉，开几副中药熬三次水喝了，不到两天就痊愈。如果有人被蛇咬伤了，请有治蛇经验的老人到山上找一副草药敷上，也问题不大。一直到现在，我敬重老师的爱憎分明、旗帜鲜明，但对老师的观点我也不以为然。不得不承认，西医技术在很多领域远远领先于中医，人类重大瘟疫灾难性疾病还得依靠西医治疗，然而，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在某些时候，中医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前不久，家里放养的牛群中有三头牛由于夏天长时间暴晒患上流行热病，请畜牧局派下来的兽医打针后病情还加重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也不进食。不得已，又向一位赤脚老人求教，去药铺买了一副中药煎水。仅仅晚上喝了一次药水，第二天早上，三头牛就恢复了健康。中西医各有所长，我们不能被教条钳制自己的思考，如果能很好地将中西医结合起来，让科学技术与经验理论优势互补，思想碰撞的创新火花才有可能从中迸发。如同自由、民主、包容的普适理念一样，不分东西，不分高下，不分贵贱，因为这些理念是人类共同需要的，也是基本的共通的。如果缺少了，我们的生命就并不完整，没有真正过上人之为人的生活；如果她们缺席太久，又不去抗争，我们的思想与人生就会被专制与权威所统治，沦为被奴役的命运悲剧。而我们并未认识到这种悲剧，这才是最大最不幸的悲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王老师在海南大学担任过多项官方定义的领导职务，按中国“特色”大学行政级别构架来说是一个老资格的处级干部。而王老师又是一位不愿装睡的人，敢讲真话，不唯上，不唯书，具有独立思考批判精神，这在当今中国大学校园里是不多见的，也是难得的，一直到现在，弄不明白老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当时老师当时的上级领导是校党委书记赵康太、校长谭世贵，两人的矛盾一度不可调和，早已在海南大学甚至海南教育界公开化。这在老领导赵康太后来《茶杯里的风暴》中可得到佐证。显然，王老师是支持赵的，一则可能是陕西老乡，在祖国南端的这块岛屿上耕耘共事多年；二则两人对大学办学理念有诸多共同点；三则是王老师对校长谭世贵的谄媚权势、霸道作风看不惯不顺眼，心里也早已不满。从课堂上老师对谭不顾其他校领导反对在海大校园北门竖起一块巨大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展板迎合当政者而给予无情批判中可以看得出。在中国大陆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名义上党政分开、分权，实质上党委干预行政、行政代替党委的界线异常模糊，党委书记与校长经常出现隔阂，矛盾激化，极不利于大学现代化发展，也极不利于大学自由开放的创新，今日之海大也可见一斑，甚者，放眼整个中国大学，难道不是这样吗？大学本应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领时代潮流的一方净土，可现实是成为争名夺利的名利场，培养不出一个学术思想大师，有的只是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受到的病态教育不过是成名逐利、专注于一己私利的敲门砖而已，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记得有两次在上课前，我在讲台上放了两回纸条，提了几个问题，希望王老师在课堂上解答。老师认真看了纸条，就所提问题侃侃而谈了一节课，见多识广，知识渊博。有个问题是关于苏联解体后，经过叶利钦时代的休克疗法，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并没有快速发展，甚至一度出现停滞。普京当政后，俄罗斯的未来走向会如何？王老师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冷战后时代俄罗斯从投入西方怀抱到普京时代的“新帝国”说开去，纠正了我的一些观点，要承认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经济快速的发展，认同普京的个人领袖魅力。其实，王老师在某种程度上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认可圣君明君治国理念的。不得不说，老师也是矛盾复杂的，存在悖论，一方面极力主张自由与民主，另一方面认可权威。我相信，如果老师仍健在，一定会对习近平树立个人绝对领导权威来治国理政、打击贪腐持高度的评价与肯定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贪污腐败。我在问题中提出正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江泽民允许军人经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与军队联合以权谋私，造成后来的全军腐败，如果打起仗来，将不战而败，丝毫不“逊色”于清朝末年甲午战争中的军队。还提出，如果是朱镕基执政，中国又是一番什么景象？老师看了看纸条上的问题，邹了邹眉头，然后抬起头来，表情严肃的讲，你提的问题提不得，过于偏激激进，以后千万不要再讨论这些了，对你不好。接着又说，朱镕基是我王某敬佩之人物，是铁腕反腐、敢作敢为的好总理。我13岁时在小姑妈家看到一本《朱镕基传》，拿起就爱不释手，自那以后，作为遗腹子的朱镕基，其坎坷经历、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也看过其他版本关于朱镕基的资料，包括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总体来说，对他的评价一直比较正面，至少他做到了大公无私，无愧于总理这一重要使命。我也相信，朱镕基总理也是王老师心目中的政治偶像。
总的来说，王老师是一位充满人文气息与家国情怀的布道者与启蒙者，也是具有精神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不算太长而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奋力为他的学生撕开一道通往外面未知世界的幕布，也让我从中觅得向往自由之光的一条单向道。
与王老师相识8年有余，也仅仅与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在同一间教室相处16次，短暂而弥足珍贵，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胸怀格局与江山，大言稀声，启迪智慧，润物无声。王老师是乐观主义者，对待同事、朋友及学生真诚而坦诚，这是很难得的。要做到君子坦荡荡的境界，对事业、家庭怀有赤诚之心是需要有一颗虔诚的心，也是一生的修为与锤炼，能做到者，又有几人矣？
如果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任何人皆不完美。
每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回望历史，慨叹古今。那些有思想、有才华、有抱负的勇士斗士们往往与时代格格不入，戳穿谎言，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奋不顾身，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反叛精神历来不为当权者容忍，也不被普通大众理解，一颗颗赤诚之心面对寒气逼人的冷剑，甘愿忍受贫穷与世俗的嘲讽，迎难而上，赴汤蹈火，以微弱的血肉之躯对抗庞大而无情的杀戮。
英年早逝者，如杨小凯、顾准，他们都是精神贵族，仗义执言，敢于站出来讲真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不攀附权贵，保持人格独立与尊严，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都是不愿装睡之人，孤独而清醒地活着。杨小凯，出身于高干家庭，却甘愿为思想受难，在20岁写下震惊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不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至洞庭湖中君山岛的建新劳改农场。因言获罪，不仅给杨小凯本人身体与精神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与创伤，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段漫长的苦难经历即使在他留学国外并成为一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生命历程中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研究的经济领域及思想都未曾离开过他热爱的祖国与脚下的那片土地，宁可清醒痛苦的活着，也绝不闭着双眼麻木的苟活着。国与家，成为他56年短暂而辉煌生命中一生挥之不去的烙印。
1974年12月3日零时不久，顾准在凄风苦雨的风雪夜中孤独地告别人世，年仅59岁。在一个没有选择的标准年代里，在一个只有一个人可以思考的文革中，顾准却坚持独立思考，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另一种思想，唤醒麻木的中国人，甘愿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去照亮黑暗中前行的道路。等待他的结局可想而知，以一己之力唤醒麻木的中国人。一个嫉恶如仇却又怀揣一个滚烫的爱国之心、才华横溢的思想先驱在孤独冷漠的世界中悄然而逝，在苦难中筑起一座有尊严的思想丰碑。
我们都将死去，至于如何死去，在于你的选择，选择不同，死去的方式也不同。他们都是为思想而受难者，是爱国的叛逆者，是思想启蒙者，是少之又少的精神贵族。我们纪念他们，是不能忘却，永远铭记那些拆骨为烛的探路者与先行者，他们温暖了我们的心灵，留给了我们光亮，让我们有勇气在黑暗如磐的隧道中做一个单兵掘进、顶天立地的斗士！
公元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