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镇东巷口

山海镇 东巷口

李宜祥

山海镇

老一辈铜城人都知道，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天长抗日民主县政府设在铜城，铜城成为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集镇。有一段时期抗日政府在铜城建市。铜城市下辖三个镇，山海镇即是其中之一。现在提起山海镇，已不是指一级行政区划了，而是特指一个地域名称，大体上东至澡堂，西至水巷口，南至酱醋厂，北至小西门，山海镇的中心是十字街口。 以十字街为中心的小街很窄，青砖路面，路面中央是长青条石铺的，为的是能载重。独轮车年复一年碾过，青条石中央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凹槽。街道两边的房子都是青砖黑瓦，店铺都是搭子门板。清早起来家家都忙着把门板一扇扇下掉，倚在墙壁上。

十字街正中，坐西朝东四间大瓦房是合作商店。沿门面一长溜大半人高的柜台，柜面上一排的坛子装酒、装醋装酱油……还有几个大玻璃瓶子里面盛着各色糖果。靠墙一排高柜子，柜子分成许多格子，每个格子上整齐地码着各式杂货。开店的朱四奶奶穿戴得干干净净，店面收拾得整整齐齐，待人和和气气。我经常去买盐打酱油。父亲抽烟是“小吧吧”，我每次替父亲去买烟，只买两三支。那时香烟是拆开论支卖的。买的是“大铁桥”之类的廉价烟，偶尔买“飞马”牌的，那算是好烟了。父亲基本不沾酒。家中偶尔有顿荤菜，兴致上来，父亲便排出几个硬币，让我端一个碗去打酒。朱四奶奶把酒端子捺进酒坛子里，提出时，已是一端子酒了，歪歪酒端子，让酒倾回些许。当时的酒是山芋干子烧酒，八角钱一斤，俗称“八角冲子”。

杂货店对面是茶水炉——“宋家茶炉”。一间铺子，一个砖灶上四角有四个大汤罐，中间是火堂口，添煤用的。烧茶炉的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我的二姑妈。她嫁到宋家，一直烧茶炉。二姑妈把煤铲子伸进火堂口，拨拨炭块，炉火呼呼地冲出火堂口，便用铁盖子压住火堂口，一会功夫，四个汤罐的水都“哗哗”地开了。我提着两个竹壳水瓶去充水，每瓶开水二分钱。那时多用纸筹子，一次买几角钱的纸筹子。我递上一个纸筹子，二姑妈朝我一笑，不收，又在灶台上摸两三个硬币递给我，让我买零食吃。(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杂货店向南，是一间鞋铺，一位姓施的大爷每天端坐在铺子里钉鞋子。这间鞋铺换鞋底、钉鞋掌、补鞋洞……只修鞋，不做鞋。那时年轻人兴起一种时髦，皮鞋底子钉上铁掌子，走起路来叮噹响。不时有小伙子进来，施大爷戴上老花眼镜，叮叮噹噹地朝皮鞋底子上钉铁掌。鞋铺门口放一支气筒，骑自行车的胎瘪气了，下来自己动手充气，一次五分钱，这是施大爷的副业。

顺延向南是供销社的一家五金店，卖些老虎钳、扳子、螺丝刀之类的五金工具。再向南就是镇酱醋厂了。酱醋厂院子很大，院子里一排排大酱缸，整整齐齐地排列着，里面装满了酱豆子，日出而晒，日落而盖。

酱醋厂对面是镇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就是两三个中医坐堂，开方子、抓草药，多远就闻到这里的草药香。我一位同学的父亲是这里的中医，我们放学后经常来医院要肉桂嚼着吃。肉桂是一味中药，吃在口中有点甜，也有点辣。

十字街向北有一家缝纫店，七八位中青年妇女坐在那里踩缝纫机，引得几个游手好闲的男人常在这里转悠。再向北是银行。那时镇上只有一家银行，业务也不像现在这么繁忙。银行向北就是小西门了。不知道为什么小西门在北边，而不在西边。听老人们说，民国时这里有一座简易的石门。

十字街向西，坐南朝北的房子是民宅。坐北朝南的自东向西依次是饭店、邮政所、广播站、新华书店。饭店的墙角摆个摊子，摊子其实是两个货柜，能一担挑起。货柜里是些瓜子、花生等小吃食。冬季的时候，摊子上还卖紫萝卜。紫萝卜从外到里都是紫色的，伢们三分二分钱的买了当成水果生吃。摆摊子的大爷姓徐，沉默寡言，年轻时参加新四军，负伤后掉队，与部队失去联系。徐大爷以摆摊为生，养活一家几口，生计艰难。解放后有人提醒他找政府，恢复新四军老战士的身份，徐大爷淡淡一笑，不以为意。

新华书店向南是水巷口，水巷口左边有一块空地。一位姓秦的婶娘坐在那里爆米花，过半天“嘭”的一声巨响，吓得路人一跳——一炉米花出炉了。

水巷口是到铜龙河挑水的巷口，青砖路面总是湿漉漉的。巷子狭长，到头就是薛家码头了。二十几级青条石砌就的码头下，水静静地流淌着，河两边的堤岸上种满了各种蔬菜，碧绿绿的一片。

十字街向东，街道两边是十几户人家。我家住在街口，秋冬时节，母亲烀山芋卖。“锅腔子”墩在门口，炖上大铁锅，铁锅里码好洗净的红皮山芋，山芋上覆盖着几层荷叶。从上午十点开始烀，下午一两点钟开始卖，巷道里弥漫着一股山芋的香甜味。

我家向东去，隔五六家是澡堂。澡堂对面是区政府，区政府的宅院不知是哪户大户人家的，两进瓦房，西侧房子独立成院。印象最深的是门厅，很气派，大门带门钉，黄铜制作的，黄亮亮的。门前两侧有石鼓。解放后这里成为区政府所在地。

区政府向东是粮站，进门是个大院子，朝东摆放着十几块大石磨子，已废弃不用了。粮站和米厂在一起，米厂有一间仓库，堆满了稻壳子。我们几个十三四岁的伢们常常爬上稻壳堆，摸爬滚打，耍完了，一身臭汗，一身灰尘。有一次，我和一个女孩在稻壳堆上爬滚着，不知怎么就爬到女孩的身上……正在发愣时，被女孩母亲看见了。她母亲大骂着，到我家指责我父亲一番。结果，我被父亲揍了一顿。后来，看见那女孩，我的心就莫名地慌乱起来……

再后来，粮站和米厂搬迁到镇西边了，粮站的仓库改建成剧院了。

东巷口

从圆盘路口向东至龙沟，这条街道叫东巷口。

东巷口狭长。夏日的傍晚，家家在门口摆张小桌子，坐在矮凳上吃晚饭。赶驴车的来了，人人站起来，把小桌子靠墙，驴车才能过去。晚饭吃完了，铺下门板躺下乘凉，抬手拿把扇子，向东一看，驴车才爬到龙沟上的石桥。过了石桥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了。

紧靠圆盘路口，坐南朝北第一家姓黄，这家人四代同堂。老爹爹为人热情，客套话、俏皮话多。讲话的时候，下巴上花白的山羊胡子抖动着。老奶奶喜欢颠着一双小脚到邻居家串门。老俩口和大儿子一家过。三个姑娘都出嫁了，一个嫁在本镇，一个嫁到县城，一个嫁到南京。外孙、外孙女都回来上学，上了小学上中学。至长孙生了儿子，就是重孙了，重孙还是在家上学。四代人挤在三间正房、两间厢房里，煞是热闹，三间正房的阁楼上也住了侠们。

大儿媳是典型的家庭主妇，那时已做了奶奶。整天在家锅碗瓢盏，洗洗涮涮。上有老下有小，与三个姑子的小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那份操劳与辛苦可想而知。让她苦闷的是与婆婆的关系紧张。婆婆对外人客气谦让，在家却有传统的封建思想。大媳妇明里不敢说什么，暗里不知淌了多少委屈的泪水。我家与黄家隔了两家，住在东边。晚饭后锅碗洗净了，黄家大媳妇悄悄地到我家串门，向我母亲倒倒满肚子的苦水。我母亲请她坐下，陪她叹气、抹泪。唠叨完了，她悄悄地走了，我母亲还在那发愁，愁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与黄家对门，路口坐北朝南的第一家是我二姑妈家。二姑妈在家烧茶水炉。我表哥是独子，活泼好动。吃午饭的时候，他端着一碗米饭，碗头堆几块红烧肉，朝我家跑。我家兄弟四个围着桌子坐着吃饭，父亲端坐上席，正在教育我们“吃不言，睡不语”。表哥来了，气氛就不一样了，边吃边吵闹，他把几块红烧肉分给我和四弟，然后吃我家的咸菜豆腐。吃完了，赖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回家。

紧靠着二姑妈家的姓钱，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钱四老爹是个裁缝，年轻时在上海学了一身好手艺，挣了些钱回来，盖了几间大瓦房。原配妻子生了两男一女后因病去世，他又续了弦。我记事后见到的四奶奶端庄漂亮，终身未生养。因为家庭的变故，父子之间关系紧张，有一度大儿子和老父亲闹得要上法庭。

大儿子是镇卫生院的医生。钱医生个子不高，硕大的脑袋，秃脑门。他毕业于卫校，到卫生院就独挡一面了。那时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是“全能型”的，会开中药、西药方子，还要会打针输液。钱医生喜欢收集“龙骨”制药，他收集的“龙骨”不是殷商时期的龙骨，而是农村野坟里的骷髅。常见他从乡下拎几个骷髅回家。

因为街坊里有位医生，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治疗就方便多了。隔街喊一声，钱医生顶着硕大的脑门，挂着听筒就跑来了，或开丸药或打针。打针前，钱医生把一个铝盒子放在煤炉上烧开水，针头在里面煮一会消毒。日子长了，受他恩惠的邻居要回报，家中有荤菜时便请他过来喝两盅。钱医生酒量不大，二两酒下肚，脑门上沁出了密密的汗珠，鼻尖红通通的，他的话语便多了起来。他摸摸儿子的脑袋。。钱医生养了两女一男，儿子是老巴子。他特疼爱老巴子，到哪吃饭都带着。

我家向东去，隔几家是区公所。

区公所两进大瓦房，进大门是院子。院子很大，正中长一棵大桑树。初夏时节，桑葚成熟了，树梢上挂满了紫红色的桑葚。我们几个小伙伴爬树采摘，吃饱了溜回家。常常因为嘴唇、手指、褂子上沾了果汁，被父母打一顿，父母怕我们从树上摔下。院子的东面有两三棵楝树，我们摘下楝树果子射弹弓。有一次区领导开会，我们几个侠们在屋外吵闹，区长出来打了我们屁股。我们恼火了，马上报复，到厕所里把几个坑占满了，让领导们解决不了内急。最后还是区长把我们一个个抱出了厕所。

区公所对面是澡堂。我的一位族兄在澡堂上班，住在澡堂内沿街的三间瓦房里。这位族兄排行老二，人称跑堂的二哥。他生性诙谐，长相端庄白净，人人喜欢。他父亲是我的家庭二伯，是个瞎子，以算命打卦为生，出门上街拄一铁棍子。虽是瞎子，脾气却不好，常爆粗口。他与人相碰时，常骂“我瞎你也瞎啊”，举起铁棍要打。据说他算命打卦极准，尤善打卦。有家娘子舀米做饭时丢了金戒指，他卦出在米缸里，一找果然如此。那时谁家丢了猪啊鸡啊常去找他打卦。

二哥人虽英俊，因家庭困苦，婚姻不易。后来大龄成婚时，时值盛夏，澡堂歇业，二哥把婚宴摆在澡堂里办。桌凳、碗筷不够，向邻里借，人手不够，亲朋好友来帮忙。婚宴办的很热闹。那时，寻常百姓家红白喜事的酒席多在家中操办，邻里互相帮忙已相延成俗。

当时民风淳朴，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风。我家大门常虚掩着，放学回家了随手推门，从没丢过东西。

我家斜对门有一片空地，不知为什么，人们称之为“大滩”。大滩的东、北、西三面住着五六户人家，门前屋后种着一垄一垄的菜园。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大滩东侧搬来一家人，这家年轻的女主人俊俏的很，瓜子脸、双眼皮、大眼睛、白皮肤，走起路来风摆杨柳，讲起话来娇喘吁吁，是个文艺积极分子。春节、元宵节闹歌舞时，她总是擦脂抹粉扮演“歪歪精”，套上五颜六色的河蚌壳子扭起来，一边扭一边和“骚癩子”对歌，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引得男人们前呼后拥看热闹。她在村小学当代课教师，早出晚归，为了方便，常年丢把钥匙在我家。那年夏天，午后起雷雨，我怕她晒在院里的衣服被淋湿，帮她收了衣服，进屋一看楞住了，只见她光着身子在冲凉，把我臊得抬不起头来。她倒大方，让我把衣服放在床上。恍惚间，我母亲跟着进来了，见状大怒，拖我回家揍我一顿。后来的几天逼我父亲搬家，说是“孟母三迁”。家没搬成，母亲经常数落我一顿。

从澡堂向东有一家磨坊，磨坊东边是汪家大塘，大塘的水清悠悠的。再向东就是龙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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