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梦（五）

我小时对历史很感兴趣，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篇语文课文叫《曹冲称象》，我们语文老师讲课喜欢自问自答，讲这篇课文时，他问道：“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说：“汉朝。”他大为惊异，又问：“汉朝什么时侯？”我说：“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他对我大加夸赞，说我将来必为大才。

但那时看不到什么历史书籍，一是那时书籍还比较少，不像现在充斥市场，随手可得；二是我还不能看懂古文。当时主要看的是《毛泽东选集》后面的注解，那里面有着很丰富的历史知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处焚书，文化遭劫。“文革”就是从批判历史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革”的大幕；到了一九七二年，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直至“文革”结束；可谓以批历史始，以批历史终。但在那样的年代，在万木萧疏的文化园地里，却开出了一朵畸异的花朵，那就是为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服务的历史书籍。大多零零散散，不成体系，但也有大部头的著作，例如范文澜先生所著的六卷本的《中国通史》。

当时，在中国史学界，最具权威的人物是郭沫若和范文澜。一九四九年以前，郭沫若就驰名国统区，后又因他那篇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重视而闻名解放区；而范文澜则在延安时代就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权威。

然而，郭沫若是尊孔的，也反对秦始皇，这与毛泽东的观点不合。毛泽东曾写过一首诗批评郭沫若，曰：“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现在资料证实，毛泽东并未写过这首诗，可能是江青假传圣旨)引起郭沫若极大恐慌。而范文澜则是反孔的，他是从延安过来的史学家，不可能尊孔，于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际会风云，与那时风靡全国的《中国儒法斗争史》著者杨荣国、《社会发展史》的著者陶大庸等人，盛极一时，名震朝野。范文澜当时还出版了一部《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得很详尽，六册总有三百余万字，适合于初学者，我通读过一遍，有些章节读过多遍。但当时内容只止于五代，宋以后的内容，不知是没有著完，还是没有出版。大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买了一本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写的是奴隶制社会以前的历史，也没有认真去读。对于郭沫若，我喜欢的是他的诗，包括他晚期的那些为世人所诟病的“歌德”诗，他的散文和自传《北伐途次》、《海涛集》、《洪波曲》等，那真是文采飞扬，激情四射。对于他的史学，我总以为突出贡献是在考古，而不是历史研究，例如甲骨文研究，他1927年以后流亡日本十年其间，就对其做过倾心研究。他在史学界的权威，也得益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名声。他是一个革命家，北伐战争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因写了那篇讨蒋檄文《且看今日之蒋介石》遭到通缉而闻名，又是诗人、文学家、戏剧家，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他创作的话剧《屈原》轰动重庆，誉满全国，《屈原》正好又是历史题材，历史学家的专著却不能这样传之久远。他又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建国以后，长期担任国家、文艺界、教育界、科学界领导。他还是毛泽东喜欢的文人，一个纪晓岚式的侍读学士一类人物，可谓圣眷盛隆。这些光环笼照到他的史学上，也为他的史学成就增辉。我总觉得他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学家，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对他的历史成就知之甚浅。记得在一九七八年，郭沫若的书法行世，我们单位一个喜爱写字的人一次指着他的字对我评价说：赵朴初的书法好，郭沫若的书法不行。刚好被我们书记听见，不知触支了书记的哪根神经，把那人狠狠训了一顿：小子太无知，太狂妄。我对郭沫若的史学的看法，也是太无知、太狂妄吧。其实那人并不是说郭沫若的书法不行，而是说赵朴初的书法更好一些。我对他的史学的看法也是如此。要知道，在中国，从来都是悠悠万物，唯官为大，官就是真理，官大一级压死人。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别说他还是个历史学家，就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红军，在这个位子上也自然成了权威。后来，其他历史学家的《中国通史》也陆续出版。翦伯赞的《中国通史》，有八十万字左右，繁简适当，是我当时经常翻阅的一部历史学著作。一九九0年十月，我到我市响水县老舍乡蹲点，带着一大堆书，其中就有这部通史的上部。

当时，乡政府院子里，只有一台电视机，就放在我的宿舍里。每天晚饭后，乡党委书记都要来和我聊十几分钟，这是他的例行应酬。他走以后，乡里其他干部就聚集到我的宿舍来，脱掉鞋子上床，抽烟、聊天、看电视。省农科院也有一个干部在该乡挂职锻炼，叫陈求是，二十四、五岁，北京人，原是部队军官，转业到南京工作。他是搞行政的干部，不懂农业科技，终日无事，就帮我做点事，晚上也到我宿舍来聊天、看电视。记得那一段时间，每晚播放的是一部台湾古代言情连续剧，片名记不清了，内容好像是唐玄宗的太孙的妃子，与寇世勋扮演的一名卫士发生了生死恋情，无论太上皇、皇帝和她的丈夫怎样苦苦相劝也不回转，终于抛弃荣华富贵，乘着牛车，流落民间，苦苦寻找她的情人。乡干部们一边看，一边惋惜：“又年轻又漂亮的王爷不要，却跟那个又老又丑的寇世勋。”陈求是过去对历史知之甚少，看了这部片子以后，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常来找我谈。我对他说：“这是港台的言情片，与历史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封建社会，皇权是不容受到丝毫侵犯的，妃子红杏出墙，会被处以极刑，怎么能容她那样任性。”以后他就常来找我谈历史，又问我：“你这些历史知识是从哪儿看来的？”我就将带来的那本《中国通史》上册借给了他。我将离开老舍时，他来送我，将那本书还我。我说：“送给你了。”他说：“这怎么可以呢？”我说：“留个纪念吧。”转眼过去二十多年年，我们一直没有联系过，不知他现在怎样？我那本书还在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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