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政权
（此文写于2012年10月13日，当时是有感而发。但写好后不满意，觉得问题没有说清，遂束之高阁，留待他日再作修改。最近看到《人民日报》发文，谈到现在基层政权的腐败问题，又想起此文。但已无兴趣再修改矣。）
网传：信阳一县领导家人建房，想让邻居给其房子让地。在协商未果后，镇政府竟带百余人强拆邻居院墙，并打伤邻居八旬老母。
网帖：东莞某村支书坐拥近万平方米的豪宅，四周有高墙，墙外河道俨然是护城河，内有别墅、泳池、假山、瀑布、篮球场、鸡鸭圈、金鱼池等，长期有5名工人打理。而该村旧村村民老房地块面积多为60平米上下，新村住房地块面积也仅100平方米左右，而村主任的庄园占地相当于全村 1/70的土地，村里年轻人却没地建房。村支书说， 别墅住宅地已有国土部门颁发的土地证。
以上两事，在媒体曝光己多日，却至今未见受到查处的报道；甚至连官方出来回应一声的消息都未见。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讲话，说当时的中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基层政权已经不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是掌握在官僚主义者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于1963年至1965年，在全国城乡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运动整肃的主要对象，就是各级政权中那些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的腐化蜕变分子。可是，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结果很不满意，于是，在此基础上，又于1966年发动了一场更为浩大、猛烈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反人性的，它破坏了社会的法制秩序，是一场人间浩劫。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那个对当时人民政权性质的基本估计是有道理的。其实，早在1949年建国以后，甚至还早在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所建立的人民政权中，就已经产生了官僚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那些参加革命的人的目的和动机是不尽相同的，早期的革命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他们是为了实现理想和主义，为了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以后在他们影响下参加革命的一大批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反抗压迫、剥削，改变个人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参加革命的队伍，也可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也可以参加土匪；所以，当革命胜利以后，他们自然就会产生出“打江山、坐天下”，当官，享受特权的意识；这是建国以后革命队伍中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意识。在1957年“右派分子”大鸣大放，要求“轮流执政”时，就有人破口大骂道：“这天下是咱老子打下来的！” 现在的人评价毛泽东，总以为他建国后思维出现了混乱：他为什么不集中精力搞经济，而是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呢？其实他的思维一点也不混乱，他就是要以政治运动来解决这个政权变质、干部做官当老爷的问题。中国革命几十年，尤其是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一直不断，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最高领袖，毛泽东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好中国，因此，他也必然的要奉行共产党“打江山、坐天下”的根本原则，但他要保证的是，共产党掌管政权，必须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做官当老爷，欺压人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毛泽东发动文革，现在也有很多人难以理解：毛泽东当时拥有无限权力，他只一句话，就可以将任何人打倒，却为何还要号召夺权；他是社会的治理者，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却为何要搞得天下大乱；他是党的最高领袖，却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那些跟随他几十年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为什么要将他们罢官，交给群众批斗？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对他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政权，已经越来越不满意，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也未能解决问题，要推翻重建。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是战无不胜的，特别是从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他的任何决策，都是必然得到全党一致拥护、坚决执行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但文革运动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因为文革整肃的对象，直指从中央到地方，各层各级的当权派，他们将受到冲击、批判，将失去官职、特权。刘少奇就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邓派出工作组压制运动；一大批高干子女，也在学校组织造反队伍，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转移斗争目标，抵制运动。毛泽东见运动搞不下去，只好发动群众造反，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组织各地学生、群众到北京串连，才将火烧了起来。然而，原有的政权被推翻了，但建立什么样的新的政权呢？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最初曾想模仿巴黎公社的形式，建立公社制，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改为上海公社，但巴黎公社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仅存在72天就失败了，显然是不合适的。后来改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除中央政府以外，各级政府、公司厂矿、大中学校、农村公社等机构和单位的领导机构，都改为革委会。但制度并未发生本质性改变，只是一批老干部下了台，另一批造反派上了台，这些造反派上台以后，很快也变成了新的官僚，他们的权力同样无人监督。“革委会”也只是一个临时的过渡型机构，直到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也未能探索出更加合理的政权形式。
毛泽东在文革前估计，已有三分之一以上政权掌握在官僚主义手中；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又过去三十多年，现在又有多少政权掌握在官僚主义手中呢？一个县级领导干部，如此欺压民众，哪里还有一点人民公仆的样子；一个村支书，能有多大权力，竟能占有那样一片房地。更让人失望的是，这样的事，如果不弄得影响很大，不可收拾，就不会受到查处。难怪那个村支书的老婆有恃无恐地扬言：你们有本事到北京去告我嘛!这样的事，现在已不再少见，尽管现在到处宣扬代表人民，为了人民，但人民的情绪却越来越普遍地不满和对立。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但要善于推翻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国民党腐败政权，又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避免官僚、腐败的政权。早在1946年他在对黄炎培的讲话中就宣称，已经找到了一个跳出执政周期率的办法，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只有将政府置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政府才不致滥用权力、腐败变质，但毛泽东最终也未能探索并建立起一个能有效监督政府的体制，以保证政权的高效、廉洁和人民性本质。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能力问题，也不是他个人的局限性，列宁、斯大林、朝鲜、越南、古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国特色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未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