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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弯弯斜斜老街

2015-06-08 16:17 作者:酋黄  | 9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每个人都有不可复制的童年。童年是一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童年也是人生最温馨最美好回忆。这不是在写小说,这是曾经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我怀想童年,我忘不掉那条弯弯斜斜的老街。——题记

那条老街,弯弯斜斜,从村庄的东北角,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村庄的西南角。它犹如一把旧木匠扯开的折尺,又像一个拉长的大写的“之”字。这条记忆中的老街,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闭上眼睛,不要说老街的大致轮廓,就是街两旁的一家一户、一草一木和家家户户草木般生活的平常故事,都会如电影镜头里的画面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弯弯斜斜的老街,属于豫东平原贾鲁河畔一个堤湾里的村庄——老祁堂。老祁堂是中州大地上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一个“老”字足见其悠久的历史。据说贾鲁河的“贾鲁”,是我国元代工部的一个管水利的大官,是他主持开挖了这条河。但要追溯起来,这条河历史更为久远。在我们这里,从前的乡人都叫它“小楚河”。楚河,又名“鸿沟”。相传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的分界。都说现在我们象棋里的“楚河汉界”,就来源于此。这“祁堂”本应该是姓“祁”家的祠堂,可自我记事起,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祠堂。村里人全部都姓徐,连一个姓祁的人也没有。据我父亲讲,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个姓祁的老头,孤零零的一个人。后来发黄水,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再也没有回来。

记得当时,祁堂村共有三个村民小组,也就是三个生产队。按居住分为东中西三个队。这条倾斜的老街恰巧把三个队连在了一起。 老街就像一条河,它可以看作是村北东西大道的支流。说它是“支流” ,因为村北大道向西通过河上的一座小木桥连接着进城的路;向东经过大队部和小学校通向了原来叫“公社”的镇子上。不仅如此,还因为按照乡下多年的老规矩,只有东西或南北向的正街才算是主街;相对地来说,才能称得上是干流。但说句老实话,这倾斜的老街平日里的流量并不小。村中下地干活和出门办事的人流,一律都从这里涌出,当然也就少不了所谓的“车水马龙”。因此,老街不但是村内沟通的主渠道,也是村人走向外面世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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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的出口正是与大道或者说“干流”的汇合处。站在街口望去,大道北边是一个方形的大池塘。池塘里的水又深又清。微风一吹,绿水荡漾,波光粼粼。水面上常有鸭子和白鹅嬉戏。池塘边绿柳婆娑,婀娜多姿。靠塘的西岸,是老街自然延伸出的一条小径,它是乡民们洗衣、洗澡等日常生活或孩子们水边玩耍时用脚踩出来的。小径曲曲折折,光光亮亮,两边长满了靑青草。小草绿莹莹的,经常开着些各色各式的花儿。草丛里,时常有蚂蚱、老扁跳动;当然,还有青蛙和蟾蜍。

塘的北边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天,碧绿的芦苇丛中有飞的轻快、叫的特别好听的儿;秋天,洁白的芦花盛开,很容易让人想起晶莹飘飞的花。在幽静的芦苇深处,泥水里有着光脚丫使劲一踩清凉凉的、用手一抓滑溜溜的、上锅一煎挺好吃的泥鳅。池塘的上沿沟沟壑壑、高高低低,像河岸的小岛,只住着一户人家。柴门,篱笆墙,低低的垂柳,——那是“红军”家。它可看作是老街的门户,也是整个村庄的瞭望哨。“红军”的老,我们都叫他“长明”老伯,有时也喊作“明伯”。据说他早年当过兵,是不是“红军”我也说不清,只知道他会些武功,年龄大了,经常在坑塘边放羊。

大道的南面,也就是老街的左端,是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的大坑,只是水没有路北池塘里的深。坑里面种满了荷花。圆圆的碧荷浮在水面上,叶叶相连,像一张绿色的大地毯油光发亮;其间点缀的或白或红的荷花正如绣在地毯上的美丽图案。大自然中黑色的精灵——小燕子,饶有兴趣地在这碧绿的荷叶织成的毯面上飞来飞去,大概是在衔泥筑巢吧。有时候,它们飞累了,就停留在路边架设的电线上驻足观看。

在这坑和街之间,是一块狭长的空地,它早被村里下积水冲刷得沟沟壑壑,上面经常长着些野麻和高棵或长秧的杂草。后来,人们砍了些槐木条插上,不久就长成了一片蓊蓊郁郁的刺槐林。每当槐花盛开的时候,一嘟噜一串,洁白晶莹的槐花,清香四溢,引来了无数辛勤的劳动者——蜜蜂。在这块空地路边较为平坦的地方,还建有一处厕所,男的向外,女的靠里,那是专为上下学的孩子和来回的行人准备的。

空地的前面是村东大院,当时是属于东队里的。“空地”一段,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称为街,只能叫做路。这村东大院才是老街左边真正的开端。说是大院,其实四周并无围墙,只是靠后一绺有七八间青砖地基、土坯墙、瓦传檐的起脊房,麦茬缮的顶盖上落满了柳叶。从东向西,依次分别为保管室(仓库)、牲口屋和村公所(集会的地方)。靠前是一排稠密而四季常青的灌木丛。大院东西各配有厢房。东边挨着坑的是机房,里面有台黑色的浑身油腻的十二马力的机器,是撅着屁股咬着牙用摇把狠劲摇、天里需要燃火加热、打着后“咚咚咚”地冒黑烟的那种。靠里面还有一部旧水车,南山墙下横卧着一台待用的水泵,水泵边堆放着盘好的胶皮管子。

西边邻路的是磨房。磨坊分为两间,对着门垒盘石磨,在屋里东南角结有蛛网的木窗棂下是一个用于罗面的大锅,大锅里还放着两根光滑的支撑面罗的木棍。磨坊外有棵合抱粗的大柳树,树身开裂处的凹槽里木质已经糟透,常有蚂蚁和小虫子爬动;但饱经风霜的老柳却依然枝繁叶茂。白天,细碎的阳光照下来,地面上斑驳的柳影像一幅美丽的水墨画,煞是好看;晚,在月光下我不止多少次地和小朋友一起在这大柳树下摸蝉蛹,或玩一种叫做“老鹰捉小鸡”又叫“杀羊羔卖羊皮”的游戏。

记得当时站在老街上,经常就能清晰地看见牛犊的拱奶和老黄牛摇动尾巴驱打蚊蝇的情景,经常就能听到老牛的“哞——,哞——”的长鸣和驴子翻滚后“哼哈哼哈”的大叫。麻雀不时地蹦跳着从屋檐下飞到院里的场地上觅食,听见这响动或叫声警觉地一“哄”而四散开来。有的飞回到房顶上,有的飞到了柳树枝上,有的飞过灌木丛,飞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老街的右侧,与“红军”家隔路相望的是“和尚”家。“和尚”原名不叫和尚,而叫“和顺”。他家是高成份,就是从前说的“地主”。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和顺爹挨批斗的情景。他头上被人戴个麻杆扎的纸糊的帽子,一人多高,按四个方向四个角用绳子悠着,还分别有人扯着;脖子里挂着个铁皮水桶。后面有人推推搡搡,前面有人走着敲着,围观的亢奋的人群里还喊着些什么。不过,他很快就死了。

要说“和顺”,踏实能干,种地绝对是一个行家里手。摇楼撒种、扬场放磙,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况且他还是村里有名的领夯人,夯歌唱得非常好。记得那时候,无论谁家盖房做地基,打夯都少不了他。不过,当时白天大家要下地干活,这打夯常常在夜里趁月色。有时多么晚了,我们这些小孩子还不睡,一个个兴奋地跑来跑去,围着圈学“和顺”的夯歌,还模仿着他扶夯的样子。

和顺家是一处老宅,靠后面的三间土屋是正房 ,一家人就挤在土屋里。这宅子长长的,紧挨老街的一边长着几棵老榆树。老榆树的身子又高又大,不但整个院子很阴凉,连人们走在大路上都感到舒适,常有行人在这里歇脚。每年天,老榆树结满了榆钱,一串串青黄的榆钱在风中摇曳,似乎在炫耀着、招呼着,特别的诱人。和顺趁下地干活吃午饭的间隙,爬到高高地榆树上,用自制的钩子轻轻地拢过去,一把一把地捋到竹篮里,然后送下来。和顺妈是一个温顺的女人,给人说话满脸带笑。见有人走过来,她老远就打招呼,送上一大捧;如果是小孩子,随便吃,临走还要再包上一褓。她常说,这树上的东西自长的,也不是啥主贵的。

“和顺”一家人,真的像“和顺”的名字一样和气又温顺。可就是成分的原因,和顺当时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娶上老婆。有人看他办事四平八稳的样子,好像这终身大事他也不急,便半开玩笑似地问他。他红着个脸,嗫嚅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让人泄气的话,“急又有什么用呢?”其实要说也是的,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可那人看他名字里有个“和”字,就说你真像个“沙和尚”。没想到,他并没有发火。于是,这“沙和尚”的大名,就这样私下地传开,后来就变成公开的了。

“和顺”有个弟弟叫“阿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腌脏”。别看名字不好听,可人长得挺帅的。据说他也不小了,都二十八了,还像他哥一样傻呆着。 或许是苍天有眼,或许是村里人可怜他一家。有一天,妇女队长的娘家侄女来姑家,可能是头一回,路不熟,正好遇上“阿章” 。是“阿章”把姑娘领到了她姑妇女队长家。妇女队长是个热心肠,别看平时大大咧咧,可也是粗中有细。她看阿章大小伙很不错,只是成分高;而自家的这个侄女人长的一般般,有点撅嘴朝牙,不过也是个过日子的实在人。心想自己是妇女队长,村里大多是姓徐的一家人,谁还欺负谁;再说身边有个娘家人,也踏实。这事经她一撺掇,你别说,还真成了。

和顺有的是力气,加上弟弟的帮忙,很快挖土摔坯子盖了两间西屋,自己挪到里面,把正屋让给了弟弟和母亲。紧接着,和顺和弟弟又拉土修了道院墙,建了一个简易的鸡架门楼。

和尚家这小院和村东大院斜对着,加上那片空地,正向大河的入海口。作为斜街,在这里似乎有点南北向,顺着向南有条小胡同,可以看作是老街水系的支流。那里是村庄的新生代,大多是刚结婚分开家另住的。我当年也曾和一些半大小子一样,到那里偷听过新婚小夫妻的“悄悄话”,记得当时叫做“听房”。现在想来,既然是“悄悄话”哪能听得清、听得到,结果只能是干受冻。可不知为什么,那时也确有人乐此不疲。

老街在“和尚”家门前折了个慢弯,走向了西南。要说这老街,街道还真如河道,犬牙交错的。

和尚家的右前方是顺成家。顺成是妇女队长的大儿子,当了几年兵,娶了个能干温顺而又漂亮的媳妇,很快生了两个男孩。顺成转业后被安排到乡里的广播站,可没过多久,得了一个急病,便匆匆地撒手人寰了,撇下了孤儿寡母。刚开始还是生产队的时候,有婆婆的支持、大集体的温暖,也显不出什么。后来土地下放,一个女人要干三个人分得的土地上的活,大多又是粗笨的庄稼活,还要操持家务。可想而知,一个女人真的很难啊!

每到麦忙秋收的季节,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用。头几年还有娘家人来帮忙,后来因为都忙,来回跑也不是一回事,渐渐地娘家人便来得少了。和顺一家看在眼里,时不时抽出时间帮上一把。但农村又怕闲言碎语,“寡妇门前是非多”。刚开始,和顺还是悄悄地帮助顺成家。譬如收麦锄地,他常常白天干自家的,晚上干顺成家的。可时间一长,还是被人发现了,少不了说东道西的。顺成家的是一个要强的女人,也是一个要面子的女人。她在大哭了一场后,拒绝了和顺的帮助。和顺还是和和顺顺的,也没有说什么。当然,顺成家的吃了不少苦,这和顺真的就是和尚了。

关于和顺与顺成家的事我多为听说,印象并不深。要说印象最深的是,和顺家门前即顺成家左边有块三角形空地,老街刚好是斜边。空地上长着一棵老桑树。桑树虽不是很高,但枝叶茂密,枝条很长,叶片油绿发亮。每逢桑葚成熟,常有长尾巴的蓝马噶在树梢来回“嘎嘎嘎”“嘎嘎嘎”地飞来飞去。偶有桑葚掉落,紫红紫红的,晶莹饱满。树下的地面,硬硬的,好像是红红的胶泥铺就。和顺每天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看起来还有细细的裂纹,那是谁也读不懂的天文。我和小朋友下学后常在这里摔一种纸叠的四角牌玩,有时也弹一种花心的小琉璃球。由于玩兴正浓,一使劲,琉璃球便滚过了老街,一明一暗地来到“对岸”。

老街“对岸”恰好和桑树的地盘形成互补。在那片对应的三角地带,有一个东西稍长的方形粪坑。粪坑并不深,也没有什么粪,只堆些柴草和瓜皮瓜秧之类,上面胡乱地扔些干枯的树枝。粪坑的南边,是万里家。它与村东大院隔着上面说到的那条小巷子。万里人长得瘦瘦的,显得脖子很长。万里是家里的小末犊,上面有四个姐姐都出嫁了。或许是父母的过于疼,万里快要上初中了,每逢剃头,头把上还留个小尾巴,非常有玩。因为“尾巴”一词在我们当地的口语中通常说成尾(yi)巴,简便起见,通过谐音,伙伴们都叫他“小乙”。又由于他在小伙伴中年龄偏大,很多人叫他“小乙哥”。

小乙的父亲是煤矿上的老矿工,在一起事故中丢了一条腿。因为是工伤,他一直在家休养。老工人好讲个直理 ,不过他说话挺温和。有事没事,他常常捣着拐棍,站在自家屋角,靠着那棵弯腰的家槐,老远看我们摔四角牌或弹弹珠。万里娘有个眼里长了颗“棠梨花”,看人总是斜着眼,很吃力。性格不像万里爹对人很温和,而是脾气很大,骂起人来也狠毒。记得有一次,小朋友中不知是谁趁其不备,偷走了她家养的一只小白兔,她便像发疯似的对我们上下学的所有小伙伴撵着骂,万里爹看到后大声呵斥,她才悻悻不已。这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呀!万里妈一向害怕万里爹。

万里家的右前方是跟平家。在乡下农村,一般都讲究宅子的方方正正。盖正屋除了向阳的因素外,一般都坐正取直。因此,像老街这样的弯弯斜斜,两边的房舍自然就显得一错一抹。跟平家四间宽的宅地只靠右盖了两间,两间正屋也是那种起脊的瓦传檐。房子东边的一小块空地用折断的树枝筑成墙垛围拢着,里面种着高高低低燃烧着似的葵花。成熟后割下来的厚厚的葵花托,像一面面金黄色的罗盘。当我们和跟平一起在他家玩的时候,他常常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

跟平爹是一个老烟师,按老家的说法也就是个炕烟叶的。他炕烟多年,火候掌握的好。当然,这与他年轻时和老师傅一起熬夜是分不开的。据说刚结婚那阵子,为了炕好烟,他宁愿独自守着烟炕,烟熏火燎,也不愿度蜜月。这一下子感动了老师傅,才得了真传。他炕烟的技术确实很高,附近的几个村都请他做指导。跟平有个哥,高中毕业,是村里的民兵排长。高挑个、高鼻梁,人长得很气派,上门提亲的很多,不过都被它一一回绝了。最终,他还是和邻村的一位自己的同学结了婚。跟平妈是个小脚女人,瘦瘦的,像大风一吹就能刮跑似的,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劲。她早已不再下地干活,而平时只在家里做做饭,忙时送送饭而已。

跟平家的屋后,也就是临街,并排长着几颗通直高大的毛白杨。微风一吹,似乎是在窃窃私语。这种杨树结有一种穗子,落下像一条条肥硕的大豆虫,只是颜色已经变作浅褐色,是鸡子非常喜欢的食物。每逢这个时候,在树下经常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的芦花或大红的公鸡与栗色的母鸡“哏哏哏”“哏哏哏”地叫着争着啄食。

老街溯流而上,在这里明显爬个坡。按照惯常的说法,也就是老街在这里形成了较大的落差。那个时候,特别是夏季,下雨不但多而且大,由于冲刷得厉害,在这里常常被冲成一条沟。待雨停之后,人们或用煤渣或拉新土将其填平。木制的驮车过后,时常留下平滑的痕迹和牲畜的蹄印。当然,也少不了一滩滩牛粪和骡马或驴子滚圆的屎蛋。

与跟平家隔街相对的是“马黑 ”家。“马黑”并不姓“马”,至于为什么,以后还要说到。不过,他人长得黑,确实是事实。他曾经到过非洲的坦桑尼亚,而且在那里一住就是两年多。据说是帮助人家修铁路去了。回来时,他还从遥远的非洲那边带些稀罕的水果。其中有一种,我至今还记得,椭圆形,黄黄的、光光的,说是叫“芒果”。因为他回来的那天,院里围的人很多,说是让大家都尝尝,其实有很多大人还没挨着,就被小孩子吃光了。记得当时我也从小朋友那里分得点,可没等吃出什么味,便咽到了肚里,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马黑”回来后,被安排到县公路上了,平时也很少有人见到他。倒是他的老婆,白白的、胖胖的,人都叫她“lanzhu”,也不知到底是“兰竹”还是“懒猪”。总之,她还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她有个女儿叫“丽娅” ,应该叫徐丽娅,可小伙伴们都叫她“马丽娅”,一个既有玩又好听的名字。“马黑”家,偌大一个院子,只盖了两间东屋,却拉了围墙。大门口搭了个棚子,棚子上青青的绿叶下垂着三两个荀瓜。院子里除了一架架黄瓜和豆角秧,还有高高的桐树苗。一棵棵桐树苗伸出的叶片很大很大。因为种的有菜,她家似乎天天在浇水。浇水就凭一口压杆井。记得有一次去喝水,我出来时突然感觉太阳照得慌,便顺手掐了一片大桐叶,是顶在头上出来的。

再次听人们说到“马黑” ,那是后来的事了。按照时间的先后,本不该放在这里说。既然说到了,那就一块说说吧。“马黑”进城后,开始还常回来,可到后来渐渐地不回了。突然有一次,他回来又走的时候,说要带些花生。可当兰竹把花生放在他面前时,“马黑”只拣一粒籽的,两码或多码的都不要。兰竹似乎看出了问题,结合这些年马黑的表现,她悲伤地哭了。痛哭之后,她拉着一双儿女找公婆去了。等她把情况一五一十说给公婆后,公婆气得脸色发紫,找到马黑寻死觅活的。马黑本是一个子,最后也只得作罢。

老街走出了马黑家院墙和跟平家老屋形成的夹角,变得开阔了许多,也平坦了许多。与根平家一道南北相向的是金牛家。金牛半路里拣个南边来逃荒的女人,一连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大锁二锁三锁四锁。后来当这女子南方的丈夫再来寻时,金牛夫妻早已是一大家子了。即使金牛同意,女人说啥也不愿回去了,四把锁加上金牛早已把她的心给牢牢锁死了。后来听说,这女人出来时,其实也并不仅仅是因为家乡遭了灾,而是那男人不知珍惜,动不动就打自己的女人。女人一旦定了心,那是九头牛就也难拉回的。

跟平家和金牛家的右边,也是老街的左边,是一片大桐树园。在桐树园的东南角,也就是靠金牛家附近有个东西向长方形的大粪池。这是生产队高温积肥用的。那年月, 每逢夏季,气温高,加之雨水多,上面总是号召高温积肥。说是积肥,其实就是堆一层麦秸、麦糠和秸秆之类的东西,上面压上一层土;接着再按麦秸麦糠和秸秆,再压一层土;直到把整个大池子填满。经雨水浸泡、高温发酵,过个月儿四十,等到填入的东西全部发黑、发臭,就开始出粪了。起初,劳力、妇女和半大的孩子一起上,几乎站满了粪池。有用抓钩锛的,有用四齿铁叉剜的,还有用铁锹刨的。粪池虽然不是舞台,或许是习惯于这种大呼隆,或许是人多力量大,大家有说有笑,并不感到异味和乏味。一阵激情四射的劳动过后,人们常常身上冒汗。这时,有人干脆甩掉了上身仅有的粗布衫,光着脊背干起来。豆大的汗珠,顺着人们的脸和脖子往下流;膀子甩开,身上、胳膊上,全是一明一明的。

等粪出到一定的程度,妇女和童子军的力量也就达不到了。休息一二十分钟,大家喝点水,有的换上了胶鞋。再干就是男劳力唱红脸了。他们站成一排,选好适宜的家伙,有人喊起了号子,大家你争我赶,谁也不肯落后,个个格外卖力。一池粪整个上午一般干不完,往往是下午夕阳落山之前才清低。清了底的粪池,干干净净,利利亮亮。这时恰好成了小朋友的乐园。有的在中间打陀螺,有的绕四周推铁环,有的摔四角牌,还有的干脆练摔跤。等玩足了、玩够了,炊烟也散了,该是大伙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

在当时,人们有的是时间,也不想停下来。这积肥出池后,一般还要再用抓钩和铁锹捣匀、捣碎,过上一遍、两遍;然后再用架子车,一车一车地装好,费劲把力地拉到田间或地里。那个年代,化学肥料很少,单靠这种高温发酵积出来的肥,效力很低;而且掺入的土多为冷土或废弃地的沙土,毁坏了原来的土壤结构。虽然掏了不少劲,其实是窝囊劲,可以说是出力不落好。现在想想,那些年头的人们,真有些莽撞,但又充满着激情和快乐

这桐树园是老街的中心段,也是村庄的中枢。园子中央的那棵高大桐树的老母疙瘩(树杈)处,悬挂着一口大钟。钟声就是命令。那时生产队上工,就像学堂里的敲钟一样 ,只是没有学堂里的那样频繁,还有什么预备、下课等。敲钟就是说出工的时间到了。要求五分钟之内,全体集合完毕,等待队长分配任务。情况紧急的时候,还会像学校一样“打乱铃”。乱铃意味着“非常”。“乱铃”一打,人们哪怕是正吃饭或出恭,也要立马停下来,向桐树园汇合。

说来是笑话,那时候的“打乱铃”,也就是所谓的紧急情况,却常常是“逮猪”和“逮羊”这看来极平常的事。可在那时候,猪羊是一家一户喂养的,通常是圈养。有时猪逃脱圈、羊开了绳,就会跑到地里“拱”或“啃”生产队里的庄稼。要说当时离村近的地块,大都有专门看庄稼的,赶走不就是了吗?可那时往往小题大做。这私人养的家畜却啃了公家地里的庄稼,这可不得了,属于大是大非问题。看庄稼的人得向队长汇报,一回报不要紧,全民出动,拿着棍棒、抓钩直扑猪羊所在区域。别看这“逮猪羊”,虽然猪羊通常为外村的,即便是撵到家,也只能给主家说说,让其以后注意不要这样就罢了,但因为一般是在中午下工之后,属于加班,所以作为参与者都要按加班计工分。印象中,当时的人们逢着这样的事,都争先恐后,撵起猪羊来冲锋陷阵,围追堵截,表现得非常英勇。回来时,一个个将棍棒家伙当作了刀枪来耍,好像得胜回朝似的。

当时,在桐树园中央的那棵大树下,还通常放置着一个石臼,我们都叫它对窑子。那是乡民们用来舂粮食的。那时候,人们吃得最多的就是红薯干。红薯干要磨成面,就需要先在“对窑子”里砸碎;否则,是无法上磨的。用来砸红薯干的家伙叫做“对对头”。对窑子和对对头都是红石做的。对对头有一定的分量,轻了很难砸碎红薯干。砸的时候需用力,常常是双手紧握对对头上的木把,一下连一下,一下接一下的砸。这种单纯的机械劳动是挺费力的。而且干这种活,一般都是劳累一天趁晚上的月色。有时砸着砸着就睡着了,昏昏沉沉迷迷瞪瞪中砸着自己手的也有,醒来后望着天空中明丽的月亮,有时自然会想到月中桂树下捣药不止的玉兔。

桐园里的桐树,在当时的乡村,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树。村里村外,坑沿路边,几乎到处倒是。它的叶片比成年人的巴掌还大。叶面呈桃形或心形,有着放射状的叶脉,色彩碧绿,朝上的一面很光滑。在桐叶生长之前,桐树还开一种喇叭形的花,花朵成束,一簇一簇的,在风中摇动,非常好看。桐花花色多呈紫红色,也有纯白的。记得当时老街左侧第一排,从根平家堂屋数第三棵便是。这种白花桐,它还结一种棉花桃似的果实,里面有籽,包皮很薄,老了或干了之后,风一吹或手一摇,会发出轻微的晃啷声,像一串串木制的铃铛。

夏天,桐叶稠密,叶叶相覆盖,这桐园非常的阴凉。村人们从地里下工回来,在这里小憩,穿街风不失时机地吹过,桐叶发出“哗哗”的声音,像欢笑,又像鼓掌。人们抖抖身上的衣衫,汗水早已干过,感到周身的舒服和爽快。这时候人们也饿了,回到家里,有做饭的饭刚做好,没做饭的开始筹备。可正在这时,老街却想起了咣咣”的 锣声和“呯呯嚓嚓”的钹声。人们慌里慌张,有的端着饭碗,倒弄着筷子,嘴里哧溜着,碗里却飘着热气;有的拿块剩馍,咬一口,送个蒜瓣或就口大葱,嘴里塞得满满的,腮帮子鼓鼓的。稍慢一点,桐树园那棵大树下就围成了圈儿,站了不少的人儿。

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人,个儿不太高,手里敲着锣,绕着圈儿转。他腰里系根链子,链子上拴着一只猴子,猴子忽前忽后的跑动。随着那人来回走动的节奏,猴子还不时的栽着跟头,模仿人做一些滑稽可笑的动作。小朋友们总是围在圈的最里层。一般都要求坐下,孩子们都很听话,特别是脖里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大人们或蹲在地上,或靠在树上,也有站在不远处说笑闲谈。

锣声终于停了,那人清了清嗓子,开口说话了:“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这些小孩子谁也不在意他说了什么,我把注意力全放在了那只猴子身上。猴子不大,像是一条瘦狗,一身深黄色的毛发有的已经脱落。眉头紧锁,两眼黑而深,似乎有泪痕;小巧的鼻孔下长着一张尖尖的嘴巴。猴子的上肢很灵活,下肢好像有些沉重,此时它正像一个警察一样给人打敬礼。孩子大人都在笑,我看见猴子的尾巴耷拉着。

那人的话很快便说完了。只见他手里的链子略微一抖,猴子做了几个前滚翻;又往后一抖,猴子一连翻了好几个背栽。众人叫好,掌声一片。接着,那人又让猴子依次表演了穿衣、骑车、边穿衣边骑车。每当猴子完成一个动作,围观的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一直到最后,高潮叠起,猴子竟然像杂技演员一样骑着独轮车飞快地跑起来,还不时地向周围的人们伴着鬼脸。这时的猴子好像很兴奋,人们更兴奋,叫好声更高,掌声更响亮。不过,冷静下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这掌声和叫好声到底应该属于猴子,耍猴人,还是自己。

这锣声或钹声,也不全是耍猴的,还有玩杂技的,卖药的。玩杂技的常常是一个老者领着几个后生,当然也少不了一个妞儿。他们各有分工。老者是耍嘴皮子、开场子的,后生们是练竿子、玩大刀的;他们各有自己的绝活,都能露那么两手。但要说最绝最有吸引力的,一定是年龄最小的妞儿的表演。她们顶碗衔花玩柔术,腰身就像花棉瓤子一样可以随意折叠。不但如此,她们还能在钢丝上、男人用头与脚撑起的椅子上或颤巍巍的滑板上。总之,是在人为故意创设的惊险氛围里,出人意料似的而又近乎完美地演示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从而引起观众神色的变化,或唏嘘,或吃惊;使人内心产生一种的强烈震撼。

卖药的则较为简单,他们通常是玩一两套魔术,但我们那时却也觉得非常神奇。他们一般是从行李囊中拿出一个碗来,有的干脆摘下头上的草帽,在腰间衣兜里摸出三只海绵球球儿,就放在他面前街心那片干净的空地上,然后随手在街边拣一根木棍儿。只见他把三只球球儿“一”字摆开,用碗或帽子盖上其中的一只;接着,随意捡起旁边的一只,在众人面前晃了晃,放进了另一只手里。随即又将握有球球儿的那只手对着盖好的草帽或碗,另一只手操起路边刚捡的木棍,伴随一个“噗”的吹气声音,做了一个向前推的动作。打开草帽或碗,“手里的那只球球儿”竟然就在帽或碗下呈现出来。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将剩下的那只球球儿也变戏法地似的吹进了草帽或碗里。要说表演的过程,我和小朋友站得都很近,谁也没敢眨眼,可谁也没有看出那球球儿是怎样“飞”过去的。表演结束了,我们还傻呆呆地想着那“噗”的一声吹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桐树园时时充满快乐。不要说有耍猴或玩把戏的,即便是平常,游乡摇拨浪鼓的,也能给小伙伴们带来很多多的乐趣。记得那个时候,常常是拿些麻绳头、破塑料、废铁片和旧布鞋来换。换得的除了有可吃的糖豆、花米团外,还有男孩子喜欢的弹弓、小手枪、弹珠儿、水鸡子和小喇叭,女孩子喜爱的发卡、蝴蝶结、红头绳等;当然,也有一些针线、刮檫和洋钉洋火洋碱等“洋”字牌的家常日用品。不过,那些似乎属于大人的事。

现在想起来,那时好像家家的日子,都很拮据,钱是很主贵。居家过日子,家长们一个钱都想着掰开当两个花。不是年节,小朋友们手里是很难弄到一分钱的。当时游乡的拨浪鼓有收蝉蜕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十个,一分钱。这桐树园里蝉很多,自然也就少不了蝉蜕。说来也怪,那时我们说蝉,都叫“马黑腰子”(谐音),蝉的幼虫叫“爬蚱”,而蝉蜕叫做“爬蚱皮”。“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当鸣蝉在枝头得意地高歌的时候,爬蚱皮就悄悄地趴伏在树身树枝和碧绿叶片的背面。那时候,小朋友的眼睛都很尖(眼睛亮),一抬头就能发现静静安卧的爬蚱皮。当时,一些光着肚子的小孩子,都知道拿根苇竿去捣。有时还会为了一个蝉蜕是谁先发现的而争执。不过,人人都眼明手快,看到对方已经到了手,也就另觅它去了。

秋天,金黄的桐叶飘落,好像一枚枚彩色的蝴蝶翩翩起舞。小朋友们挎着篮子,手提自制的扎子,绕着桐树园捡拾桐叶。桐叶从枝头坠落,悠悠然,几个漂亮的转身,最后像鸟一样滑落在地。从树上到地面,虽然时间并不长,但那舞蹈的动作、悠闲的神情、自由的飞翔的样子,真的不失为一幅绝美的图画。记得那时的乡村多烧柴火,这桐叶便是很好地燃料,捡拾桐叶自然是小伙伴们下学后的日课。当然,小伙伴们捡拾桐叶的活动区域,远远不限于这老街的桐园。不过,这里常常是出发点或集中点。 那时的拾柴火,小朋友们大都结伴而行,每人从家里出来,往往先到这里集合,从这里开始;然后分头出击,各路扫荡。每捡满或拾满一篮后,还会回到这桐园,各自倒成一堆,然后再到远方去拾。当然,来来回回也有照面的时候,这明显有着比试和竞争的味道。

待秋庄稼成熟收割后,这桐园里还会听到“嘭”、“嘭” 的响声。这响声很大,间隔时间稍长,一般有十来分钟,每次都伴随有幽幽香味的轻烟的飘出。我们都知道这是“爆玉米花”的。于是,小朋友们拿着袋子,端着金黄的干嘣嘣的玉米,排起了长长的队。有时一等,能等到太阳落山。不过还好,无论谁家炸,开锅的时候,“米花”有溅到外面的,大家都能撅着屁股抢。当然,抢到手的很有限,甚至大多都是一些烂瓣,但这丝毫并不影响每次“抢”热情和兴趣。有时刚炸好米花的一家大人在场,通常会分散一些给还未轮到的小孩子们。那些小孩子虽然早已垂涎欲滴,可还是“不吃”“不吃”地谦虚了一阵,但最终经受不住“米花”形色香味的诱惑,看看自己家长的脸,还是接住了或被装入口袋。这时候接过米花一方的大人,也会让小孩子说声“谢谢”。那“谢谢”的声音,多多少少有些娇羞和难为情。

十一

到了冬天,树叶落尽。夜晚月朗星稀,桐树静穆的立着,光光秃秃的枝丫直指天空。人们闲来无事,就请县曲艺团的朱蛤蟆前来说书。朱蛤蟆就是后庄的,原名叫朱德文,因为能说会道,“死蛤蟆能说出尿来”,所以人送外号“朱蛤蟆”。朱蛤蟆为人随和,又与本村有亲戚,场面上大家都熟,常常是来往自由。朱蛤蟆本来是唱坠子书的,坠子书须有弦子伴奏,和他搭班的是个西乡人。可人们嫌“唱”太讲究、太执泥,情节推进的太慢 ;弦子吱扭吱扭像蝇子哼,再说请和他搭班的,来回也不方便,都劝他改成说大鼓书算了。朱蛤蟆人很爽快,听大家都这样说,也就真的说起大鼓书来。

晚饭过后,早有人在街当心放好了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会计掂来了一盏马灯和一个暖水瓶,在桌子上放了两盒烟一盒火柴。朱蛤蟆自己带有水杯。一切安排就绪,桐园里早已坐满了黑压压的人。朱蛤蟆鞭鼓子一敲,醒堂木一拍,这就开始了。记得那时,他说得最多的有两部书:一部是《平原枪声》,一部是《桐柏英雄》。前者好像讲抗日的,后者是讲解放桐柏的。朱蛤蟆说书有个特点,别人都是扬长避短;他擅长说反面人物,常常却是“扬短避长”。讲《平原枪声》他很少讲马英,只说汉奸杨百岁是多么多么的坏;说《桐柏英雄》他不提赵永生,单说卢大牙有个女儿卢赛花是多么多么的丑。

纯朴善良的乡民们,他们相信善恶有报,可他们更觉得还是抨击邪恶最过瘾。特别是朱蛤蟆的那张嘴真会说,夸张的语气、幽默的语调,别看声音憨憨的,但句句掷地有声,句句说到了大伙的心坎上。看似一句不经意的夸大与讽刺,常常引起一阵阵大笑和雷鸣般的掌声。有时,时间一长,马灯暗了。朱蛤蟆要停下来拨灯,可人们急不可耐,只听有人高声说“把马灯撤下,不用了,净碍事!”朱蛤蟆说:“那可不行,没有这灯,那咱不真成瞎说了吗?”于是,众人大笑。不过,怕影响情节的推进,后来就有人主动专门负责拨灯。

朱蛤蟆毕竟也是人,在说书的过程中,有时说到紧要处,朱蛤蟆还是要停下来喝杯茶的。这时候人们憋了半天,才想起来慌里慌张地去撒尿。这中间有十多分钟,人们撒罢尿,朱蛤蟆喝过水,书还继续说下去。直到月亮西沉了,似乎听到鸡子叫了,大人小孩都熬不住了,才散场。

十二

这桐树园里的乐事、趣事说也说不完,就像那树上的一片片桐叶稠着呢!桐园占据了老街很长一段,桐园的主体在老街的左边,也就是南边;街北路边也有一绺桐树,自然融入了这桐园,成为桐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排树靠东,紧挨着马黑家有四间西屋,是中队的油坊和磨坊。靠南的两间是油坊,门是关着的,常常听到里面有抡捶砸物的“咣当”声和“扑哧扑哧”的喘气声。那时榨油多为棉籽和花生,榨得的油作为油料都上交国家了。我们只见过一些剩下的油渣做成的饼。

记得当时,油坊的门是双扇的木门,是通常见的向里开的那种,两扇门中间有空隙。平时下工的时候,就用搭条锁着。有一次,身材瘦削的“坏小子”挤了进去。他把偷得的饼先传出来。可等他自己往外钻的时候,门越挤越紧,他被卡在那里动不了了,“嗷嗷”地直叫。最后还是在小朋友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当然,这“逃出”的坏小子也并没有忘记把他偷得的花生饼分一部分给大家吃。这其间我也分得一块,小小的,黑黑的,圆鼓隆董的,很结实。用牙一咬,留下个白印。不过,吃到嘴里,咀嚼起来,确实挺香、挺好吃的。

油坊北面的两间是磨房。这里的磨与东队的石磨不一样,是机器通过三角带传动的轴承式的木制磨。磨很高,上面装有方形大木箱,来回上料需举过头顶。底下有个靑砖砌的方形的大池子,从磨下端引伸出来的长长的布袋,就放在池里面。布袋的末端用绳子扎着。机器响,磨转动,布袋会鼓起来。要说这磨设计的挺周全,磨下来的麸子从一个方形的簸箕口出来,有几个挎斗轮换地接着。那鼓起的布袋里装的就是磨好的面,等到了一定的时间,解开布袋口,就可以把面收起来了。再到后来,这磨房里又添了一台绿色的铁家伙,说是“小钢磨”,工作原理与那台木制的磨差不多,只是一遍过,人们形象地称它为“一风吹” 。

油坊和磨坊前的一片空地高高的,靠北边有棵国槐。当时我们都叫它“本地槐”。这棵国槐树冠很大,郁郁苍苍的。树枝伸得老远,弯弯曲曲像虬龙;叶片圆圆的、很稠密 。国槐下,常常是放剃头挑子的地方。说起剃头,那时候只有男人才剃头。虽然是这样,但全村都集中在这里,剃头匠半月二十天要来一趟,每一趟都得五四天。剃头匠也就是理发师,他是东村的,年龄有二十多岁,人们都叫他“小刘”或“小刘师傅”。记得当时像我那样半大的孩子,每逢“剃头”,一般都是推子一推,剃刀一清边,挠上点粉,觉得屁股还未坐稳,小刘师傅一拍头把,就算过了。于是带着一身碎发和一头白色粉末,跳到水塘里,一猛子过去,那真叫个爽。当然也有一些怕“剃头”的,一般是性格内向、秀气得像大闺女似的娃子,只有父母催上几遍或揪着耳朵,还嘴里喊着“我不剃”,强按坐下或者干脆站着,一直哼唧到底,才算罢休。

据我父亲说,刘师傅的父亲老刘师傅,那才是真正的剃头行家,他的绝活是刮胡须。他自带一个能伸长的特制的座椅。该刮胡须的时候,只见他轻微一按扶手旁的机关,椅子伸展开来,人随椅子自然倾斜躺着。 老刘师傅慢慢走向剃头挑子热的一头,换盆热水,取过毛巾,在热水里随意地摆了摆、略微拧了拧,便敷在了剃头者的脸上、嘴上和下颚上。这时候剃头者已不能再说话,只有闭上眼睛听别人说或静静地享受了。老刘师傅趁此间隙,裹一个喇叭筒点上,悠悠地吸着。过了一会儿工夫,烟吸完了,老刘师傅净净手,走上前去,揭下敷过的手巾。回头拿起剃刀,在钢(gang)刀布上猛地逼了逼。只见他一手轻轻地扶起剃头者的下巴,一手拇指食指捏起剃刀、小指和无名指翘得老高,像绣花雕刻一样,全神贯注。每当刮过脸、剃过胡须,剃头者都会感到像是连耳朵都掏过一样的舒适惬意。

十三

走过油坊和磨坊,前面便是“梅军” 家。“梅”与“美”谐音,我们小朋友都叫他“美军”。“梅军”在城里上班。具体是干啥的,我们谁也说不清。当时只知道他会吹一种长管的铜喇叭,而且字写得特别好。在梅军家堂屋的墙壁上,就有梅军爸写的一幅字。内容说是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据说他就是因为喜欢这首诗,才给梅军姊妹几个起名字都带上了一个“梅”字。要说上面的字,我不止一次地见过,确实很好看,每个字都像一朵花,笔道都是弯弯曲曲的,听人说那是“梅花篆字”。印象里,最后一句“它在丛中笑”中的那个“丛”字很稠密;那个“中”字的“口”变成了椭圆,中间那一笔,下面好像长了翅膀;倒是那个“笑”字真有些像个笑脸。

可能是梅军爸工作忙,我们很少见到他。梅军妈长得很秀气,面容姣好,皮肤白皙,像个城里人。她平时很少说话。不说话先带笑,脸上还有个酒窝,很好看;说起话来慢声细语的,很好听;有时脸一红,略带娇羞。梅军有很多连环画,我们都叫“小人书”。这“小人书”大概就是专意给小孩子看的,我非常喜欢。记得当时,除了《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之外,还有《两个小八路》《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黄继光》《邱少云》等,不光是情节吸引人,画面生动形象,现在想来更多的是其间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感染了我。可不知为什么,母亲总是反对我去梅军家。

还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妈妈的态度,我才粗略地了解了其中的原委。那件事就是三老太家扒旧房。扒旧房、盖新房,在当时的农村属于大事,是由生产队操办的。扒房那天,也是大呼隆式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很快推到了前屛和山墙,只有后墙了,有人说直接推吧。先推未推动,于是掏下面的砖。掏砖时墙两面都有人,外面的看掏的差不多了,向对面喊了声“离开”,便开始推墙了。谁都没想到,这回真容易,后墙应声而倒。可正当人们得意之时,突然有人喊:“砸着人了!”大家慌忙一起去扒,原来是“梅军妈”,砸得很厉害。支书很快召集人把她送到了城里的医院。后来经过抢救,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可胳膊和腿都骨折。一年后康复回来,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生产队照顾她,让她照看村东头也就是老街左端的那片荷塘。

在一次闲聊的时候,猛然间提及这件事,母亲说:“这女人还真的可怜,看起来是报应。”我疑惑不解地问母亲。母亲说:“长得好看也是祸呀!”我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再追问,母亲无论如何也不再说下去,还抢白了我一句:“小孩子问这么多干啥?”后来,时间长了,我隐隐约约地听人说她和支书有暧昧关系。有人说支书不是个好东西,见她漂亮欺负了她,她不敢声张,哑巴吃黄连;还有人说她男人不在家,年轻急得慌,又看队长有权,是她自愿的。不过,说句实话,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不感兴趣,但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母亲就不再反对我和梅军玩了。

十四

梅军有个姐姐叫“梅菊”,比我们小伙伴都大几岁。正值豆蔻年华,人长得很漂亮。除了吸收了她母亲的优点外,而且那双眼睛忽闪闪水灵灵的,好像会说话;更重要的是她爱穿裙子。美丽的面容、苗条的身段、加上带褶的花裙,吸引了当时很多人的眼球。特别是青春少年,都爱给他玩;女孩子有的爱慕、有的嫉妒。梅菊时常替她妈照看荷塘,闲着没事,常有一群人陪她在荷塘边打扑克。这其中就有“坏小子”,“坏小子”打扑克是假,偷眼看梅菊是真。打扑克时,梅菊盘着腿、端坐在一片大荷叶上,褶皱裙刚好把腿盖上,只露出两只脚。“坏小子”正坐在梅菊的对面。风一吹,梅菊的裙子翻卷了起来,一下子露出了雪白的大腿。这下叫“坏小子”惊呆了,他傻直直的盯着两眼看。梅菊扔下扑克牌,站起身,脸红着不干了。

从此,坏小子经常问我们“梅菊美在什么地方?”初开始,小朋友们谁都不知道啥意思,只是随口说“长得漂亮!”“坏小子”故作神秘地说:“那不是?”小朋们都说不知道。坏小子说:“你们猜?”都说猜不着。坏小子这才说出“大白腿”三个字。大家先是惊异,而后都是哈哈大笑。我还记得,不知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人肚里常生一种蛔虫。有一次梅菊替她妈看荷塘,突然感到肚里疼,赶紧跑到荷塘边去解溲,不料却拉出两根长长的蛔虫。梅菊很害怕,蹲也不是,站也不是,恰好红军爹牵羊走过,见此情景,用小棍帮她夹了出来。又一次,梅菊和几个小姐妹偷偷地到塘里去洗澡,不慎滑到了深水处,恰好又被红军爹碰到,把梅菊抱了上来。这两件事也不知怎么被“坏小子”知道了。他向我们小伙伴说:“红军爹我那个侄儿真有艳福,好事都被他赶上了。要是让我抱抱梅菊多好啊!要是人能变虫,我愿做梅菊肚里的蛔虫!”这一次小伙伴们都感到恶心,说再也不理“坏小子”了。

梅军家右侧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向北通往后街,向南折过这条弯斜的老街,穿过桐树园,贴着积肥的粪池和金牛家 ,变作一条小巷。“坏小子”家就住在这条巷子的东侧。“坏小子”并不叫“坏小子”,原名叫做“开运”。他的父母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辈分最高的长者。村里很多年龄偏大者,还都喊他们“小爷”“小奶”。“小爷”是一位铁匠,不是那种抡捶蘸火式打铁的,而是用白铁皮焊制水壶水桶水舀子或装东西的铁箱子之类的,一直住在镇上。“小奶”慈眉善目,虽不吃斋念佛,但心地善良,口碑很好。“小爷”“小奶”有个大儿子是开飞机的,三里五村都知道;有两个女儿,人品都很好,一个已经出嫁,一个在镇子小学校里当老师。唯有这“小儿子”,娇生惯养,由着性儿长。由于他是小爷小奶的小儿子,好捣蛋、爱使坏,人们都叫他“坏小子”。

这“坏小子”身上毛病很多。他不但好色,而且坏点子很多。年下放炮,他把炮插到牛粪上,结果崩“三锁”一身,看着刚穿的新衣服,金牛夫妇找到了“小奶” ,气得“小奶”一天没吃饭,赔了不是,又给“三锁”买了一身新衣服;元宵节挑灯,他不但弄烧了丽娅的大红灯笼,而且在与妇女队长小儿子新国的争执中,他用蜡点着了新国的衣服,结果让新国做了一月多的院,花了很多钱,最后胳膊上还留下一个大疤瘌,当然还是“小奶”跑前跑后,拿钱劳累不说,还心里欠了别人多少人情。小奶最后得出一个道理:“娇惯不是爱,不是养儿子,而是养老子。”

十五

从“坏小子”家所在的巷子往西,紧靠桐园的南边就是赫赫有名的支书家。支书家宽宅深院,十多间宽的宅子居中盖了五间,虽然也是那种青砖地基,但明显比别家高了很多层,直到半腰;屋顶和屋脊是清一色的小瓦传布;屋后的墙上书写的是当时最时髦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院子里靠门口有两棵高高地枣树,每年枣结的很多,成熟后的枣子又大又红。他家没有小孩,支书婆常常笑嘻嘻地拿出来分散给来回跑着玩的小朋友。记得当时,其中的一棵枝条上,还挂着一个白色的倒宝塔似的马蜂窝,马蜂是那种细脚细腰的山马蜂。除了两颗枣树,偌大的一个院子,一律是阴阴森森的大桐树。他家的桐树似乎比桐园的都高,甚至连挂钟的那棵也略有些逊色。

支书名叫“长智”,初听好像是“长治”,以为是“长治久安”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这“长智”的“智”,是古代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那个“智”。支书弟兄五人,他排行老四。前哥仨为一个母亲,他和老五“长信”是一奶同胞。金牛是老二“长义”的儿子,那个叫“马黑”的就是他亲兄弟老五“长信”的大儿子。

长智在村里当干部已有二十多年,从记工员到民兵排长、队长,一直干到村支书,一路走来,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当的。这除了他家门头大、成分好之外,还得力于长智本人能说会道。无论什么事,也无论他办到办不到,只要你提出来,他都会笑着说:“这事好办,你就等着吧!”事办成了,他会说:“都是老少爷们,小事一桩,不算什么。”如果事没办成,还没等你说话,他就会帮你分析,给你找出各种合适的理由,而且最后还告诉你他在努力,这样让你感恩戴德,说不出任何他的不是来。他的老婆很贤惠,有容量,绝不给人争这那,见人都是那种客客气气的样子。

不过,据有人讲,长智在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却出过丑,丢过人。那一回,有人见他把村妇联主任拉进里屋、推到床上、压在了身下。这妇联主任名叫美容,她可不比一般人,是东村大队长的女儿,又是解放后本村第一个大学生的媳妇。当她哭着回到娘家向老队长倾诉所遭到的非礼之后,老队长火冒三丈,恨不得亲手灭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可老队长毕竟阅世很深,冷静下来一想,如果做出过头的事情,又怎样对得起那远方的大学生。他思考再三,但绝不能绕了这小子,非得教训他一番。

长智也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大难临头,于是先向妻子求情。他一面一把鼻子一把泪地忏悔,说妻子平时是如何如何的宽宏大量、如何如何的好,自己真不是人;一面又说是那小媳妇平日里自作多情地勾引了他。他向妻子保证打死他也不会再这样做了。他还像妻子陈述了自己极其危险的处境和严重后果,说东村来人会把他整死的,与其这样,倒不如让自己的老婆打死得了。据说最后,东村来人,长智夫妻俩都跪下了,说是鬼迷心窍,一时糊涂,大人不记小人过,请求原谅他这一回,长智还自己煽了自己的脸。有了这次“鸿门谢罪”,长智好像老实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不过,美容还是跟着自己的大学生丈夫去了青海,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十六

长智和老婆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个“泰” ,高鼻梁,白净面皮,下巴嘴角处,可能是小时候吃饭烧一下,结个疤,远看像颗“麻子”,因此都叫他“麻泰”。喊的时间长了,人们都以为是“马泰”。马泰高中毕业后,和同村北街的“樱桃”也是他的同学自由恋爱结了婚。可按老家的规矩,这同村同姓原本一家是不能结婚的。当时两家人都反对,可马泰和樱桃硬是不顾一切的结婚了。结婚后,两人一起去了离家五十多里的黄泛区农场,当上了劳动工人。后来有了孩子一家人过得很不错,马泰还当上了一个小厂的会计。

长智的二儿子叫“平”,三儿子叫“安”,那个女儿叫“英” 。由于都是一个字,于是人们便顺着老大马泰的名字,在他们名字前各加了个“马”,这样似乎喊起来更顺口,分别叫他们“马平”“马安”“马英”。这时候的“马”早已没有“麻子”的意思了,而且他们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好看。其实,不仅是马泰的同胞兄弟姐妹,就是前面说到的马黑,因为是马泰的堂兄弟,人们在称呼的时候,便顺便加了个“马”字。二儿子马平很早就当了兵,为人很争气,一直干到了营长,在甘肃那边转业安了家,很少回来。女儿马英被推荐上了大学,经常在外,也很少回家。

长智的三儿子马安,像他二哥马平一样也是个当兵的。他在山西太原,混得也不错,是个连长。马安媳妇是我们当地的,人长得很水灵,她叫“宝莲”。“宝莲”就是电影《劈山救母》中“宝莲灯”的“宝莲”。宝莲是北村支书的小女儿。宝莲的父亲和长智是那种“八拜之交”式的好朋友,是两家爱好结成的儿女亲家,保媒的据说是镇里的牛副书记。宝莲是一位很坚强很能干的女人,她平时寡言少语,全村她就和顺成家的最好。顺成死后,顺成家的带着两个儿子在“熬寡”;马安在部队不回来,宝莲就等于是“熬活寡”。两人或许是有情感上的相同,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她俩经常在一起,似乎和其它的女人不合群。

有一年夏末,忽然有一天,马安回来了,说是要和宝莲离婚。宝莲在外人面前,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听说有人见她偷偷地流泪。说来也奇怪,人们并没有看到宝莲吵吵闹闹,也没有看到两家人甚至两个村子打大架。在马安回来的几天里,小两口一直躲在村东南二人当年的婚房里,也不吃也不喝,一直睡大觉。有年龄大一点的嫂子嘻嘻哈哈去劝他们,见他俩还在睡,掀起被子,看到了马安和宝莲的花裤头。在马鞍屁股上拍一下,他们还是不起来,而且把那带有“鸳鸯戏水”图案的花被子拉得更紧。后来两人终于起来了,马安走了。不久,宝莲嫁往了东乡。又过了好几个月,第二年小燕子来的时候,听说宝莲生了个女儿。有人去送东西吃,回来说那妮子长得很像马安。

就在宝莲和马安的事即将为人淡忘的时候,在一个一年之中最热的伏天里,支书婆死了。有人说她是得陡病死的;也有人说她是气死的;还有人说她是喝药死的,理由是她脸色和嘴唇发青。不管是怎么死的,娘家人都感到反常。尤其是她那个性格暴躁的兄弟,觉得姐姐活着的时候受了不少气,非要求长智伐掉院里的大桐树,用根节做一个四五六的棺材。这里的“四五六”,是指棺木的厚度来说的。“四五六”分别指棺木的底、斜面和上面的盖板为四寸五寸六寸。

出殡那天,由于天热,棺木前的“引魂鸡”早就糟了,生了不少蛆;由于棺木太重,虽然老驾头思想上早有准备,多调了精兵强将,但仍是连拍了两次,棺木都纹丝未动。最后,还是老驾头亲自走向前去,和两位年轻的后生用脊背顶着棺木的前板,一双双手紧紧地扣住棺底,在气贯长虹的吼叫声中,棺木才缓缓而起。这时,幽咽的喇叭发出了一声长长的高亢的悲鸣,人们似乎感到身上一阵发冷,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片悲凉与悲愤之中。

十七

支书家的西北角,也就是老街的右边,与梅军家隔着一条胡同的是前任会计的家。前任会计是村里的小能人。他的老婆真姓马,小名叫个“花”,人们都喊她“马花花”。“花花”有些好吃懒做爱打扮,争胜心特别强。人长得比较丰满,胸脯和屁股挺多高。可她最看不上眼的是梅军妈,说她细皮嫩肉、有妖气、像狐狸。其实,背地里人们都说她那是嫉妒。会计家有两个女儿,虽说是一对双胞胎,可姊妹俩长得并不像。小的像会计,大的却更像支书。支书偶尔找会计说事,也不空着手,买东西都双份,小姐妹一人一个。正是由于是双胞胎,有人只是怀疑,所以包括会计在内,谁也没有说过啥。

会计家是两节院,前院是他哥的,后院才是他的。由于他哥先天有点傻,也未能娶老婆,一个人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月儿四十,才偶尔回来一次,所以前院一直空着。马花花喜欢到前面来,她把前院收拾得干干净净,据说这自有她的理由。她给会计她的丈夫说:“哥哥一个人,又那么个情况,前院咱也得多料理。”有了双胞胎女儿后,花花又说:“看咱有女儿了,家里还缺个传宗接代的!不如在前院栽上几棵石榴树。”谁也不知她是从哪来的理论,说石榴多子多福。

会计也信了,照着花花的话,就在前院栽了好几棵石榴。青青的几丛石榴树,长起来后葱葱郁郁的。石榴花开,榴花似火。石榴成熟的时候,绷开的石榴子晶莹透亮,好像要掉下来一样。可不久,有人就发现支书搂着花花在石榴丛里玩浪漫。后来这事就传到了支书婆的耳朵里,也传到了会计的耳朵里。在后来的一次村民大会上,会计和支书因为一件小事闹翻了,会计不干会计了。支书婆倒是没有大的反应,不过没多久就死了。因此,关于她的死,有很多说法。

老街过了支书家和前任会计家形成的街口,转了个慢弯仍向西南延伸。借着慢弯向前望去,老街在方向上朝南有些偏西。老街像一张“大弓”,弓弦处也就是老街的右边是马三家。马三独自一人,两间土屋是主房,一间低矮的小西屋是灶火。主房门常锁着,灶火没门敞荡着,里面堆了些树叶。院子居中栽有两棵杏树。每年春天,满树的杏花盛开,像一片片漂浮的白云。当杏花飘落的时候,漫天飞舞,犹如晶莹灵动的雪片一般,洋洋洒洒。

马三是长智大哥长仁的三小子,小名叫“三”,大名叫做“尊孟”。虽然按年龄他不比马泰小,但出于习惯,或者说人们有些轻视他,长辈都喊他“三儿”,似乎还带点儿化韵;小孩子们背后都叫他“马三” 。马三白天在家里睡觉,晚上去田里摸些东西,譬如玉米棒花生之类的煮煮吃。时间长了,有时也顺手偷些其他拿去卖。马三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小偷或傻子。他见人不说话,也很少有人给他说话。

十八

听大人们讲,马三少年聪颖,喜爱读书,年纪轻轻就考上了中师。在驻马店上了三年,毕业后分到了县城教书。娶了个媳妇名叫“小兆”,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在县百货公司上班。一段时间,两人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令人羡慕。在一次教学大比武中,马三脱颖而出,表现非凡,得了个第一名,深受大家好评,成了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在众多崇拜者中,有一个叫“杏花”的姑娘,性格开朗,活波可爱。杏花曾向他请教过一个教学中的小问题。说话带笑,笑起来如春风中绽放的桃花,格外好看;笑声像银铃般一样清脆悦耳,有沁人心肺勾魂摄魄的魔力。马三说她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婴宁。

在后来的发展中,马三近乎发了狂,他觉得杏花就是婴宁。他一方面纠缠骚扰杏花,一方面嫌弃甚至打骂小兆。杏花是一位稳重的姑娘,她只是赞赏马三的才能,在感情上并不喜爱马三,况且马三已是有家之人。面对马三的无理取闹,杏花公开明确地表明了态度,这时的马三彻底崩溃,整天神经兮兮的。学校无奈解除了他。马三回到家里,更是变本加厉的打骂小兆。小兆在共同生活无望的情况下,只好选择与马三离了婚。马三走到这一步,变得很孤立,连哥嫂甚至侄儿侄女都看不起他。

马三有时抱本书,在老街跑,一会儿喊“杏花”,一会儿喊“婴宁”。他看大人们都嘲笑他不理他,他就嬉皮笑脸的和小朋友们搭讪。有一次我见马三抱着书迎面走来,出于好奇就问他:读书有什么用?没想到,他随口说:“二月杏花八月桂,三更灯火五更鸡。”他看我歪着头看他,又接着说:“二月杏花八月桂都是古时科举时代的考试。八月桂是指乡试,参加的叫秀才,考中了叫举人,它是在省里考试,时间是秋天的八月,桂花就是八月开放;二月杏花是指会试,它是又高一级的考试,参加的是举人,考中的叫贡生,它就得到京城去考了,时间是第二年的春天,杏花开放的时候。”

他不说我不明白,他越说我似乎越糊涂了。他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便说:“你不懂,如果想在往上,那就是皇帝亲自主持了,考中了就是金榜题名,状元,榜眼,探花……”我看他还要说下去,便扔下一句“谁问你这些了?”,没等他回答,便调头跑开了,他真有些像鲁迅先生小说里的“上大人孔乙己”。

不过,自从那次对话后,马三好像找到了满肚子学问的发售处。每次我俩单独相遇,他总是老远就和我打招呼,给我讲他那学也学不完的“臭”知识。后来我发现,他所讲的内容大多还都与“杏”有关。譬如“杏林”,是说三国时期,有个名医叫董奉。他给人看病,不收分文,只要求病好了栽杏树。病重的看好了栽五棵,病轻者痊愈后,栽一棵。可十年过去,所栽的杏树超过了十万棵,俨然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杏林。杏林现在就是说医术高明的。再如“杏坛”,他是孔子晚年收徒讲学的地方,现在一般多只教育文化或学校等。

十九

马三家的对面,也就是老街的那把“弓”的背,是一块梯形的高地,上面种着好几棵柿树。每棵柿树都分几个杈,相对耸立。老柿树皮沟壑纵横,历尽沧桑;柿叶厚厚的,表面很光滑,色彩油绿发亮,有的像涂抹了一层油彩,比霜打的枫叶还漂亮。柿子高高的垂下来,像磨盘的那种,红红的、黄黄的,像点亮的一盏盏灯笼,美丽无比,十分诱人。这片柿树是属于三老太家的。

三老太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学生也是美容丈夫的母亲。三老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福”,一个叫“顺”,合起来就是有福又顺溜。可人算不如天算。“福”他爹死的早,是三老太一手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可“福”和长智三的哥“长礼”以及马三的大哥都是那一年开往抗战前线的,中条山一战,再也没有回来。“顺”争囊气,发奋读书,考上了西北某所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境建设去了青海。“儿行千里母担忧”,千里外的“顺”也时常挂念母亲。由于工作忙、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顺每年只有在春节前后回一趟家。见见母亲,母子又得匆匆而别了。

与美容结婚后,顺本打算让美容在家多住几年,替自己多尽孝;可又一想这样也太委屈了美容。正在他两难之际,美容坚决要跟他去青海,母亲也多次催他不要光讲自己,要替美容多想想,并说自己年老了,说不定那天都走了,让他好好工作,况且有生产队的帮助,没有大不了的。美容走后,三老太没事就在这柿树下走一走、转一转。

三老太的家就紧靠着马三的家,院子也不小。宅子靠西,有两间土堆墙麦秸缮的顶的旧房子。美容未走前,原打算再盖三间瓦传檐的正屋,可一错再错,临走也未盖成。美容这一走,盖房也就成了遥遥无期的事了。偌大的一个院子,只栽着几棵樗树和楝树。樗树树身不高,树枝很长,上面结有长长的樗葚子和圆圆的樗桃子。樗葚子青青的,拌上面煎煎很好吃;樗桃子成熟后红红的,带有甜甜的汁水,是蓝马噶的爱物。楝树木质纯实,枝条硬脆,叶呈星状,结有一种圆圆的枣子,据说能入药,我们多用它玩一种叫做“遴窑”的游戏。

三老太宅子的南端,也就是老街的右边,有一口方形砖砌的老井,井壁四周长满了青苔和青草。井口没有辘轳,也没有围栏,只有靠街边的一方放了一块圆鼓隆董、不成造型的大红石头,石头的顶部和腰间布满了镰和刀磨过的擦痕。站在井边往下看,幽深的井水像一面镜子,可以映出人的影子和天空的白云。如果有刚打上来的水,用手往桶里一撩,清凉清凉的,掬一捧用舌尖一尝,甜丝丝的,透人心肺。这时如果你再往井里看,井水一闪一闪的,波光荡漾,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

在这口老井的西北角,长着一棵大梨树。梨树树身不高,小朋友们无需爬,只要踮起脚跟,使劲伸手抱住那根光滑的树杈,一纵身便能上去。记得当时,树杈处放着一根又粗又长的井绳。井绳是用上好的麻皮拧成的,井绳上细细的绒毛已经磨光,看起来很结实,硬硬的,一头还绾着个死疙瘩,疙瘩下边扑散着。这棵梨树圆叶带尖,碧绿的叶片有时还带有白色的粉末似的。它结的梨子是那种纺锤状的线穗子梨,中间鼓两头圆,青青的皮,不像那种铃铛似的小黄梨满身斑点,它全身呈现出一种天然纯净的翠青色,看上去就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咬一口,脆甜脆甜,稍不注意,嘴角就会流出白色的汁水来。

二十

走过老街“弓形”的慢弯,绕过老井,右侧稍微靠后不远处,便是老先生家。老先生五世同堂,当时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鹤发童颜,腰不弯、耳不聋的,只是眼神不太好。据说老先生是清末的秀才,早年读过很多书。他先后经历过清末皇帝、军阀混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直到共和国建立以及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可谓阅历极为丰富。他阅人无数,看人很准,可为人处事自有的他的标准,绝不轻易说某人的不是。他曾经多次享受过当年老刘师傅他爹也就是小刘师傅他爷剃头刮须的手艺。刘老师傅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老刘师傅接替。每次理发,老刘师傅都特意地登门为老先生剃头刮须,这好像多年形成的一个不可更改的惯例。到了小刘师傅的时候,他虽然还坚持着祖辈父辈的传统,专门去给老先生净面,每次都是小心翼翼,使尽浑身解数,可到最后,老先生还是说他不如他爷,他爷不如他爹。

老先生家的宅地南北呈长条形,靠后是三间正屋,墙壁离地一人多高都是那种方大沉重的老式砖,房檐是板砖扣的,长长的“滴水”有些已经碎掉。不过,房顶的蓝色小布瓦整整齐齐,鳞次栉比;房顶靠东南角长有一棵野榆树,支棱棱的,但枝叶好像很单薄。绕宅一周,是那种用干树枝围成的篱笆墙,篱笆墙上也有几段长短不一的灌木丛。整个院里很少有树,只是靠大门有几杆青青的翠竹,像旗子似的立着。院子居中有条细细的砖漫的甬道,甬道上方是一架长长的葡萄藤。葡萄藤曲曲折折像一条飞舞的青龙,一串串珍珠似的葡萄,晶莹饱满。葡萄成熟的时候,老先生轻轻搓掉一两粒,放入口中咂摸一下,会心的笑了,然后一挥手,儿孙们就开始。剪摘的葡萄串放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簸箩里,堆积的葡萄像座小玛瑙山,惹人喜爱。老先生让儿孙们各家都送一些,这丰收与甜蜜一次次地弥漫着整个老街、整个村庄。

在三老太家和老先生家的对面,也就是老街左侧的那片柿树的西南,有一个方形的水塘。水塘面积不大,但塘里的水非常清澈。塘岸是低垂的杨柳,清风拂来,柳枝飘飘。忽一片略微翻卷的柳叶飞入池塘碧水,悠悠然像一条小船摇动。水塘里平时放养的有鱼。每当夏季,雷暴大雨到来,倾盆的雨水铺天盖地,小池塘深深地懂得该放的时候就得放的道理,于是哗哗的雨水和涌动的塘水一起漫过老街,流向村东北的那大肚能容的大池塘。每到这个时时候,老街真的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有人说,这小塘里的水在地下和村东北的大塘是连着的,和贾鲁河里的水也是相通的。大雨过后,有人就在老街的桐园里见到过一拃多长的红鱼。

在方塘的西岸有个大院,是青砖垒的花墙,每隔不远还有方形的四棱柱子。五间青砖瓦房坐北朝南,房西头有个宽木条作成的方格大门。这是西队的大院,又叫“村西大院”。那里有整天“嗡嗡”响的弹棉花的机器,还有“咚咚”响的打料机、榨油机等。最值得一提的是那台东方红拖拉机,我们当时都叫它“链轨车”。只不过这台“链轨车”很少让我们这些小朋友靠近,一是怕有危险,二是怕弄坏了它。平时这台车舍不得用,就经常放在一个大棚子下保养着,只有到秋耕或天旱浇水时,这庞然大物才威武雄壮地走过老街,像接受检阅似的。每当这时,小朋友们又是蹦又是跳地跟在后面,用脚趣着钢轨轧过的凸凹,或拍着小手在街的两侧边跑边呼叫。

除了这位满身披红的“钢铁将军”,大院里还有一辆长车杆宽车厢橡胶轮的大马车。它通常是由四匹骡马拉着。两车杆间的一般是匹高大的骡马,我们都叫它“驾辕子”的;前边并排跑着的三匹,我们都叫它“跑梢子”的。为了防止他们互啃或停下来吃路边的树叶庄稼,每匹骡马还都戴有辔头,辔头上系着红缨,脖子下挂有明晃晃的金色铜铃铛。每当走或跑起来,晃啷啷的响,悦耳动听。这马车还装有制动系统,我们都叫它“刮木”,至今我也不弄不清到底是“刮”,还是“寡”,还是别的什么字。这种车我们小朋友们都爱坐,坐上它不但稳妥轻松,而且像坐轿子一样地自得舒服。

当时赶车的是一位大高个、宽膀背、留着大背发头、一脸英气的五十多岁的汉子,我们都叫他“彪爷。彪爷赶了多年车,有一手绝活,那就是“炸鞭”。记得有一次送粮回来,车快速行驶在宽广的马路上,马蹄踏踏,铃声铛铛,车轮滚滚。有人说:“彪爷,好久没有听到您炸鞭了!”还有人附和:“都是的,彪爷,也让我们长长见识!”彪爷微微一笑,站起身,紧了紧腰中的粗布带子,先用鞭杆的根部在车上捣一捣,然后看看远处,猛吸一口气,只见鞭杆在他手中一摇,鞭子一闪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鞭梢像一条红头银鱼一样,急速地摆动着尾巴;耳边只听“嗖——”的一声,像鸽哨一般响起,随即在空中好像炸开了花,“啪、啪、啪”,如新年急骤的鞭炮声清脆响亮,只是不见满天的炮纸落下。

彪爷的这支鞭,明显是经过装饰的,鞭杆从根部到鞭梢,用红色胶皮精心的缠裹几截,鞭绳连接鞭杆处是四根牛皮条,鞭绳粗细适中,鞭梢有一拃多长;在鞭杆鞭绳鞭梢的结合处,分别有一个红布条。我们问这炸鞭有什么讲究。彪爷说:“做啥事首先你得爱它,然后在选择上下功夫。就说这条鞭吧,鞭杆不但长短粗细要合适,它还讲究它的硬度强度和张力;这鞭绳质地要匀称编制要细密;鞭梢要结实,想炸的响,鞭尾要有一定柔度,最好散开些。当然炸的时候,站得的姿势,呼吸运气用力都有讲究,这需个人自己去领悟和体会。”

二十一

说到了马车,我忽然想起马车蓬旁边的那堆干枯的芦苇。其中有一种带有褶皱、质地柔脆用手使劲一掐就断了的“哑巴”苇子,用它可以做苇哨。我们原本以为它是未长成而夭折的“嫩苇子”,后来读书才知道它是一种不开花的苇子,经常生长在水塘或河边低洼潮湿的地方,学名叫做“旱靑苇”。这种“哑巴”苇子做成的苇哨,稍长,声音低沉厚重,越短声音越清脆嘹亮。如果用水浸泡一下,做的精致些,就是唢呐的秘子,也就是喇叭的发生源。我们家乡人之所以叫它“哑巴”苇子,或许与其“呜哇——”“呜哇——”的声音有些像哑巴说话有关。

记得当时,小朋友们都爱吹苇哨。于是我们就到大院里来拿,来的人多了,看门老头也就是老先生的儿子不让进。我们就派一两个“精灵鬼”趁他不注意,潜伏进去,在里面把哑巴苇子折成段,装进裤兜里带出来,然后再在院外的小塘边一起做。不够用再换人进去,故技重施。这一套对付日本鬼子的方式,我们好像是在一部电影《三进三城》中学来的。苇哨制好后,大家轮换着吹。有时为了比试谁制的质量好谁吹的技术高,小朋友还时常展开比赛。比赛一般分两种,一是比谁吹的花样多,而是比谁一口气吹得时间长。通过多次较量,大家都认为梅军吹出的花样最多,“二锁”一口气吹得最长,“小乙”制的苇哨质量最好。

老街过了村西大院的门口,又爬上了一个坡,再往前去,已基本上没有人家了。老街的右边,也就是老先生的西边,是一片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乱岗子。岗子上面布满了乱七八糟的树木和茂密的杂草。那些树多为自生自长的,其中最多的当所生命力很强、高低都像一蓬伞的臭椿树。这臭椿树不仅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还生有黄色带黑色斑点一身毛毛肉乎乎的蠕动的虫。小朋们很少到那里玩,除了有时捡爬蚱皮或掰麻蒴,才偶尔去那里一两趟。

不过,每逢春节或清明,村里总有一些人到那里烧纸、添坟。那里确有一个大坟,旁边还有一棵大柏树,斜着身子,枝叶死了不少。据说,全村的老来祖就埋在那里。说起这老来祖,还真不简单,他是大明时的进士第七,正儿八白地坐过山西某县的正堂,因丁忧辞官、再出山不久便病死于任上了。听人说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还有人见过皇帝钦赐的牌匾。过去都说贾鲁河抱村流过,这地方一定是风水宝地,不出皇帝就出娘娘。后来村里组织了一个戏团,结果有人说一台戏啥角色都有,真的是皇帝娘娘都出了,风水假了。直到现在,全村人老几辈子,连一个七品芝麻大的官也没见过。说起这些,作为徐家后人,在感到荣耀的同时,多多少少也有会些汗颜。

二十二

乱岗子的前端,也就是老街的尾巴。老街与河堤相连,既是斜坡,又有些歪扭。紧靠河堤有座窑,窑门朝向东南。烧窑需要用煤,我们当地不产煤,要用煤就得跑老远的山里去拉,一来一回不得二十天也得半月多。说起那时生产队拉煤,几乎倾巢出动,那情景真叫人既振奋又感慨。一家一户出一个棒劳力、一辆架子车,组成一个庞大的车队。去时各自带些干膜或面粉,车把上吊着个铁皮卷的锅灶,车上撂些芝麻杆豆秆等易燃的柴草,走到哪,吃到哪。路上累了,后面的车子绑到前面的车子上,后面的人可以睡一会儿;反过劲来,再换一换。想当年,那浩浩荡荡的拉煤大军,俨然就是一个运输大队。

正是由于当时拉煤确实困难大,这座窑冒烟的时候并不多。那时拉的煤几乎全用在了炕烟上。紧挨村西大院与窑洞隔街相对的是片扇形的空地,烟炕就建在空地居中的那片高地上。烟炕高高的,孤零零的一间,像个炮楼似的。它的正前方,有一间不高不宽的门;靠右侧有座方形的烟囱。烟囱分几节,每节从下到上,越来越小,越来越长,越来越高,直到越过烟炕的顶端,像座宝塔一样。靠烟囱的一侧,稍后是上煤燃火的坑道,那里有上煤观火的炉门,还有掏卸炉灰与炉渣的巷道。

烟炕所在的这片空地,原本也是坑坑洼洼的,多少年燃煤炕烟烧的煤渣全都就近填坑了。所以那块地看起来还较为平坦,只是上面栽种的稀稀的十多棵白花桐阴死阳活地就是不见长。烟炕的前面是一片大梨园。每棵梨树都很大,树身较高,结的是那种带锈的青黄的疙瘩梨,水分少,渣子多,嚼起来木咯噔的。小朋友们不爱吃,只是放一放很好看,似乎有一种甜甜的清香。不过梨叶很稠密,树下很阴凉,加之梨园大,空间开阔,显得很利亮,正是连烟叶、出烟叶的好地方。

记得那时,从烟地里刷下拉回来的烟叶一檩檩的堆在梨园里,在中午饭前趁机连烟叶。连烟叶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烟叶用经子连在烟杆上。烟杆是四尺来长的竹木棍做的。“连”的时候只需将整好把(大二小三片)的烟叶在系于烟杆的麻经子上一挽一背,勒紧即可。连烟叶多是计件包工,又属于高分值的加班。所以连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在梨叶于微风中唱歌之际,很快就“连”完了。连完烟叶,紧接着就是装炕。装炕爬高上低,如玩高低杠似的,需要一定的体力和技能,它常常是由男劳力来完成。不过,两丈多高的炕房,三孔六层七八百竿烟,等妇女们做好饭,男人们已经胜利而归了。

“出烟”,也是“炕烟”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是一件又脏又累的活儿。打开炕房门儿,一股浓浓的香味儿扑面而来,直灌肺腑,简直能够把人撞个趔趄。循着这股子烟香味,男人们犹如排兵布阵一样,五尺远一个地站着,站成长长的一列。最前边的那人冒着五六十摄氏度的气温,一头钻进炕房里,迅速地把双腿叉开,跨在架杆儿上,从下到上,一层一层地往下卸。每卸完一孔,整个人就像刚从桑拿房里走出来一般,水汗淋漓,下一班赶快顶上。炕好的烟叶,就是这样一竿一竿地传出。在那个科技极不发达的年代,勤劳勇敢的乡民们每干一件事都是极大的付出,也都是一种激情的绽放和精神上的历练。

二十三

老街弯弯斜斜,斜斜弯弯。老街是一条河,也是一段历史。老街即将走入终点,可这世界哪里是终点?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我可怜可爱的乡亲们啊,他们的人生又岂止是九九八十一难呢?可反过来一想,有难不才显出人的智慧吗?踏平坎坷成大道。在老街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还想再提一提老街与河堤交接处的那个歪扭的斜坡,那地方是一个让多少人而又疲惫而又伤心无奈的地方。每年从这里经过的拉麦车,几乎年年都有翻车的事情发生。

想想当年麦收,那真是像在打仗。闻鸡而起,磨镰嚯嚯,带着兴奋与激情来到田间。二话不说,弯下腰去,只听镰刀“沙沙”作响,但见麦子应声倒下。清风前来助阵,布谷鸟在不远处歌唱。朦胧中,你追我赶;不觉里,互不相让。一堆堆倒下的麦子甩在了身后,一抹鱼肚白悬挂于东方的蓝天之上。紧握镰刀的手早已麻木,弯下的腰儿又酸又疼,不由地站起身望望前方,目标尚远。火球似的太阳映红了天空,映在每一个收麦人的脸上、肩上和手上。伸手抹一把,晶莹的汗珠如粒粒珍珠,一闪一闪的,直放光芒。

是吃早饭的时候了,盆盆罐罐送来了平日里很少见到吃到的菜肴、花卷,还有绿豆江米做成的甜甜的粥汤。吃饭就在现场,男人们来不及品尝这难得的佳肴,一屁股蹲在麦子上,拿起馍大口大口的吃,时不时操起筷子夹口菜,嘴里始终是鼓鼓囊囊的。一口咽下,然后抱起罐子咕咕咚咚地饮了一阵,抹把嘴,伸伸腰,就地卧一会儿,又拿起了镰刀。女人们将一片狼藉的残留简单一收拾,很快便和男人们一起并肩投入了战斗。太阳渐渐发威,光芒四射。当阳光化作一个个圈圈照得难以睁眼的时候,人们早已是汗流浃背,浑身湿透。

随着战场上的快速推进,接近正午,一块块麦田里连最后一棵麦子也不得不缴械投降。这时的战场,一堆堆一檩檩倒下的麦子,像大海上翻起的层层波浪。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带着满身的疲劳,要装车了。一掐子一杈地堆起麦子的高山,恨不得一车把满地的麦子都拉回家,哪里还顾得针扎似的麦芒刺红了手臂,哪里还顾得脊背上的太阳像炙烤着一样。当一朵朵“蘑菇云”飘出麦田,走向村庄,走向老街,眼看着绕过梨园,就要进麦场了,一不小心,“云”栽了,车翻了。

是真的不小心吗?早已是筋疲力尽,高高的麦车随着斜坡的歪扭,控制不住,无能为力了。男人看看女人,一脸的倦意;女人看看男人,满是无奈。有时候真的是一肚子气,也有时候真的是相互抱怨。可女人噙着泪回家做饭去了,男人蹲在窑门口或坐在河堤上很长一段时间没起来,看看满地的麦子还等待着自己,只好强打精神地站起身,缓缓地走向翻到的麦车,解下缆绳,又一掐子一杈地重新再来。等到再次拉紧缆绳,早已过午。尽管是疲惫不堪,这一回终于稳稳当当地走进了场里。回望街头,那眼前的心酸瞬间便化作了心头的养分。

二十四

站在老街的起点,顺着蜿蜒的河堤,远远看去,堤柳如烟,堤半坡种植的紫槐条和白蜡条莽莽苍苍。贾鲁河绕过村庄,折个陡弯,向东南驶去。河水静静地流淌,在阳光的照耀下,白花花的,像一片片流动的水银。贾鲁河行进二三十里,在前面一个叫做周家口的地方汇入了沙河,沙河流进了淮河,淮河注入了长江,长江流向了大海。每条河都有河堤,如果把河堤看作是老街的延伸,那么老街不也是走得很远很远的吗?

可童年的我,以为它只停留在村东北角那苍茫的芦苇和和西南角如烟的杨柳之间。那弯弯斜斜、斜斜弯弯的老街,永远定格在了我人生的底板上,永远定格在了我心灵深处。

啊,那条弯弯斜斜的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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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弯弯斜斜老街的评论 (共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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