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布苏里
那块刻有布苏里三个仿宋体的水泥站牌，带着历史的沧桑和凝重，静静的守候在那里，守望着大兴安岭深处这个最小的小站，守护着北疆这个最大的军事要塞。
一九六九年初冬，中苏关系自珍宝岛事件后，进一步恶化。前苏联在中苏边境调集了近百万军队，对中国虎视眈眈，大战迫在眉睫。强敌当前，重兵压境，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沈阳军区决定在地处北部边境的大兴安岭腹地的深山密林中，修建一个大型的军需物资基地，这个基地工程被命名为四九八八工程。
当年，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七团值班一连值班二连，近三百名知青，背着简单的行装，持着枪，纷纷从停在布苏里的军用闷罐车上跳下来。他们不顾旅途的疲劳，好奇地打量这这个决定自己人生旅程的小站。前边茂密的深山老林中的施工工地，不知道有多少艰难和危险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稚气的脸上，溢满了与他们年龄不符的激情和豪气。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越现在欧式建筑风格的布苏里山庄大门下面，踏上临时公路，高唱着《兵团战士之歌》向大兴安岭的深处进发。
自二零零八年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曾经参加过布苏里国防工程建设的知青，纷纷回访他们当年曾经为之流过血洒过汗，曾经为之热血沸腾的布苏里要塞。而第一个映入他们眼帘的，不是高大华丽欧式建筑风格的布苏里山庄大门，而是这块历经历史沧桑的布苏里铁路车站站牌。当他们用数码多用相机拍摄下这块第一个见证这段历史的站牌时，心里又会涌起当年的激情，当年的一段段平凡而惊险的往事，又会浮现在他们眼前。
艰难的施工历程，就是在他们踏上这个小站的那一刻开始了。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段抹不掉的历史。
当他们跟随那个总是虎着脸的张伯成连长，和眼睛经常透出严厉眼神的指导员王文学，来到刚刚支起几个帐篷的营地当时，排长陈战、陶凯、程来福和张新民首先拿起工具，开始营建自己的家。十六七岁的知青们，毫不退缩的纷纷拿起工具，割草的割草，和泥的和泥，砍桦树杆的砍桦树杆，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铲草筏子可是个体力活，必须用全身的力气，用脚蹬，才能铲起一块草筏子。当他们把桦树杆钉起来的门斗的空隙里，全部塞满草筏子，很多知青已经累得有点脱力了，这是一场抢时间，争速度的安家战斗。如果不在天黑前把所有的工作干完，夜里就只好睡在帐篷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下午，开始往墙上抹泥了。初冬的大兴安岭，已经很冷了，刚刚和好的泥，很快就结了冰碴。知青们不顾身体的疲劳，忘记了天气的寒冷，他们用手抓起结着冰碴的黑泥，往桦树杆上糊。大概现在的年轻人，处在那种条件下，没有几个人会伸出手去抓结着冰碴的黑泥。
天完全黑下来了，年轻的值班战士们，吃着部队炊事班送来的饭，心里热乎乎的。那个没有灯光的夜晚，知青们就穿着衣服，在冰冷的帐篷里，度过了布苏里的第一个难眠之夜。
梦牵魂萦的布苏里，是所有参加过布苏里国防施工的值班一连战士们，几十年心中牵挂的一个结。为了了却这个心愿，很多当年在这里征战过的值班一连战士们，不但重返布苏里，在他们流过血和汗的地方徘徊寻梦，还在知青回忆录中，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述他们怀念布苏里的心声。那些感人的小故事和抒情诗作，被真诚的北京知青李军收入到《布苏里的回忆》文集里。应该真心感谢知青战友李军和值班一连的战友们，是他们拨动了我心中那根闲置了很久的布苏里的弦。
艰苦的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磨练。但是，当你真正面对那种常人难以承担的艰苦时，你会全身心的勇敢的去面对和承担么?值班一连的战士们，在艰苦和磨难面前，是那么的从容，那么的义无反顾的承担着所有的艰苦与压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值班一连炊事班成立后的第一顿饭，就是蒸了几屉死面疙瘩的馒头。知青们把死面疙瘩馒头握在手里，一口一口慢慢的咀嚼着，那大概是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这辈子吃过的最难下咽的一顿饭。但是，没有一个人把馒头扔掉，也没有一个人抱怨。
谁都可以原谅炊事班的第一次过错，只有当事人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给全连战士造成的影响。刚被连长指导员训斥完的司务长陈要武和炊事班长玉玮，两个人的脸上溢满了自责和不安。他们把炊事班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会，陈要武手里拿着被捏扁的馒头说:“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蒸的馒头，这就是我们给全连战士开出的第一顿饭。咱们自己吃都难以下咽，何况班排的战士们，他们明天还要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啊！吃这样的馒头，他们能坚持下来吗？”玉玮内疚的说：“这次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没有组织好，是我缺乏责任感。即使班排的战士不骂我们，我自己也要骂自己。同志们，虽然炊事班刚刚成立，虽然我们还缺乏炊事工作的经验，但是，我们不会就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钻研。我们要克服物质短缺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给全连战士做出可口的饭菜，保证战士们的身体有足够的精力承担繁重的施工任务。大家有没有决心！”全班九个战士简洁的回答：“有！”
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了。曾经在值班一连当过战士的王晓东，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那年.我十六岁》其实，那年，值班一连的很多战士都只有十六岁，就踏上了艰难的人生旅程。
也正是那段伐木的日子中的一天，四排在山脚下归楞。排长程来福安排几个体质比较弱的战士，把几十根四米长，二十多公分粗的树头，归楞在一起。那天，鸡西知青王晓东和哈尔滨知青缪希平被分在一组。事情偏偏就那么凑巧。抬树头时，王晓东用左肩，缪希平用右肩，王晓东在前边，缪希平在后边，抬着树头总是斜着走。两个人抬了六七根树头时，已经累的冒汗了，接着又抬了一根稍粗一点的树头。两个人趔趔趄趄的走到楞堆旁，缪希平大概是有点撑不住劲了，也没喊号子，就把树头扔了出去。王晓东就觉得脑袋轰的一声就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缪希平慌了手脚，急忙把树头从王晓东身上掫下来，蹲在地上喊起来：“王晓东！王晓东！”周围正在干活的几个知青，都跑了过来。排长程来福伏下身子，把手放在王晓东的鼻子上试了试，趴在王晓东耳朵上喊：“小王！小王！”知青们也七嘴八舌的喊起来：“王晓东！王晓东！”
半个多小时后，王晓东慢慢的睁开眼睛，他看见战友们都围在身边。就挣扎着想坐起来，只觉得头昏昏沉沉的，胳膊腿都不好使。程来福看他醒过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关心的问：“小王，你觉得怎么样？”王晓东声音虚弱的说：“排长，我没事，就是头有点疼。排长，你扶我一把，让我起来。”程来福和程启亮两个人轻轻的托着王晓东的腰，把他扶坐起来。程来福转过身子蹲下来，对程启亮说：“启亮，你把他掫上来，我背他回去。”眼泪在王晓东的眼圈里转，没有掉下来，他推开程启亮的手说：“班长，你们把我扶起来，我自己能走。”几个人把他扶了起来，他站在那里定了定神，试着往前迈了一步，只觉的两条腿软绵绵的，差点摔倒了。程来福转过脸来厉声说：“逞什么能，赶紧趴上来。”王晓东趴在程来福宽厚的背上，心里热乎乎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当回访布苏里的知青，来到六号洞库时，大概都会想起当年在这个充满危险的洞库里作业时，一些让人惊心动魄的往事。
也许，七零年五月三日，那个春暖草萌芽的日子，是李军这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日子。当那块痰盂大小的石块突然降落，砸在他的手腕上时，他的感觉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是一种麻木。只有当他摘下手套时，看见从手套里倒出来的那一杯鲜红的血液，和手腕上汨汨涌出的自己的血水时，才有点不知所措。幸亏值班长井振东反应得快，他马上掐住李军的手腕，拖着他就往洞外跑。踉踉跄跄的李军仍没感觉出伤口的疼痛，只是感受到被拖拽时的那种皮肤表皮的疼痛。
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速度，跑回营地的。鲜血点点滴滴的洒了一路，像五月兴安岭盛开的达紫香。正领着刚来的天津知青参观营房的连长张伯成，看见井振东拖着血糊糊的李军，跑得气喘吁吁地，和李军那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以及还在淌着血的手臂，不由得大吃一惊。他顾不上新来的知青了，声嘶力竭的吼喊：“卫生员！卫生员！”卫生员苗兴玉，从连部跑出来，看见李军伤的这么严重，非常紧张的和井振东把李军扶到连部，用急救包压住伤口，可是鲜血还是止不住的往外冒。连续换了几个急救包，又用纱布把出血点上部缠紧了。这时，张伯成连长已经要来了汽车，苗兴玉和井振东把李军送到指挥部卫生站。军医用酒精棉清理被砸断的静脉血管里的脏物和淤血，并进行了缝合手术。手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李军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那种痛彻心扉的疼痛，没有呻吟，也没有流泪。多么坚强的十六七岁的男子汉，多么刚毅的值班战士。
李军被转到加格达奇驻军野战医院后，经过会诊，拍了x光片，医生确诊为枸骨粉碎性骨折。
麻醉剂的麻醉效果慢慢的消失了，李军经历了负伤后最难以忍受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伤痛煎熬着这个年轻的战士，他却不敢写信告诉父母，怕年老的姥姥接受不了这个打击，所有的痛苦全都自己扛着。
伤好后回到连队时，连长张伯成问李军：‘出事的时候，我担心新战士心里产生恐慌，不安心工作。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你疼成那样，一声都没吭，新战士的情绪就比较稳定。李军平静的回答：“我是兵团战士，战士流血不流泪。”朴实无华的语言，坚毅不拔的品格，这就是那个特殊时代铁骨铮铮的值班战士。
在布苏里的大山的心脏里，在五米高九米宽无支护的大规格洞库的施工过程中，他们用最原始的导火索引爆方式放炮，用木制的翻斗车，靠人力推车进行排渣。而且，危险每时每刻都在他们身边游荡着。每放完一次炮，就要由兼职的安全员，用长木杆对犬牙交错的洞库顶部进行排险，挑落洞顶的浮石。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这种工作都是由班长和副班长兼任的。曾经在值班一连担任过副班长的北京知青杨永成，经历的一次有惊有险却无伤的排险经历，让他终生难忘。
在一次爆破之后，硝烟刚刚散尽，杨永成就带着两个战士，举着长长的木杆，站在石渣堆上，开始清理洞顶的浮石。他们已经挑落了很多浮石，排险马上就就要排到掌子头了，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永成，小心！”杨永成年轻灵活的身体，在扔掉手里的木杆的同时，敏捷的往后一跃，坐倒在石渣堆上。就在他收回双腿的同时，一块大石头轰然有声的落在他的眼前。他紧闭着眼睛，心想，这下子自己完了，不死也得落个残疾。他听见战友们焦急的喊：“永成！永成！”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惊诧的看见一块一立方米左右的大石头落在离他两只脚只有十几公分的地方。他惊讶中带着庆幸，暗自说，好悬哪，真是三生有幸。排长班长和战友们都关心的围了上来，他们一看杨永成哪儿都没碰着，都既高兴又心有余悸的的说：“永城这小子命真大，可让你吓死我们了。”虽然经历了这次生命与死神的碰撞，杨永成仍然无所畏惧，但却格外谨慎的承担着最危险的排险工作。
在与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很多事都会出人意料之外。有句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大概老天爷也比较眷顾这些年轻富有朝气的生命。
当年都曾在值班一连当战士的刘福存和陈立成，就曾经历过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那种惊愕与庆幸。
那是在一次施工中，战士们正在作业面清渣。突然，从六米高的洞顶掉下一块篮球大小的石头，有人大声喊：“排长，掉石头了。”排长程来福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装车时不小心掉下来的。就在这时，突然间停电了，洞库里立即变得漆黑一团。显然，已经无法继续作业了。排长带着战士们撤出了洞库，刚刚走出洞口，就听见洞库里“轰”的一声巨响，把大家全都惊愣了，根据洞里传出来的巨响，预料洞里很可能不是塌方就是冒顶了了。等到来电了，战士们回到洞库，刘福存往自己曾经作业的地方一看，心里不由得往下一沉。只见一块三米多长，一米多宽，半米左右厚的巨石，正好掉在刚才的作业点，把翻斗车都砸出了轨道。刘福存被眼前的情景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暗暗庆幸，幸亏刚才停电了，否则的话，一个鲜活的生命，就会被压在这块巨石下面了。
而陈立成的历险经历，却与战友侯立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侯立国是连里的话务员。那天，他正在洞口外面不远的地方挖电柱坑。
陈立成他们机枪班的五个人正在在洞库里，往刚打好的跑眼里装填火药。这时，侯立国跑进来，让陈立成他们几个出去帮他把电柱杆竖起来。因为都是战友，陈立成他们毫不犹豫的就出去了。当他们帮着侯立国把电柱杆竖起来，填上土，二十多分钟就过去了。他们回到洞库里准备作业时，眼前的情景把几个人全都惊出一身冷汗，都不由得在心里说，好险。只见作业面已经被塌方的碎石埋了两三米深。假如侯立国不过来竖电柱杆，假如侯立国不进来把他们五个人叫出去帮忙，，他们五个人就全都被塌方的碎石活埋了。
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前苏联重兵压境的紧张形势下，值班一连始终绷紧着准备打仗的弦。紧张的军事化作业，紧张的军事训练和紧张的军事化生活，让每一个值班战士都生活在即紧张又激情满怀的气氛中。每天早晨出操时，每个班都要留下一个值日的战士，整理内务。被子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叠成豆腐块，还要捏成四棱四角的，床单要抻平，毛巾要挂成一条线，牙缸要摆放整齐。每天，值星排长都要到各排检查内务，月末全连要进行评比。晚上睡觉时，衣服和背包带，都要放在枕头旁边，鞋子要摆放在自己的铺前，一旦发生情况或夜间紧急集合，摸着黑要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知青们为了能快速精致的打好背包，一有空闲时间，便练习打三横两竖的井字型背包。
在紧张的工作和训练之余，战士们也会自发的搞一下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每天晚饭后，战士们有的在写家信，有的在写日记。而炊事班的刘茂君拿出他的二胡，调好弦，先拉一个过门。随后，不是如泣如诉的拉一段《白毛女》中的北风吹，就是充满激情的拉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时候，知青们都不说话，静静的享受着这优美的曲调。特别是他演奏的《花好月圆》和《步步高》曲子，他演奏的如痴如醉，知青们听得也如痴如醉。有时候在天天读时间，知青们会讲一些笑话，调节学习气氛。特别是四排的齐齐哈尔知青吴玉田和王诚文，他们俩你一句他一句的跟说相声的似的，常常逗得知青们捧腹大笑。有一次，吴玉田说起值班一连刚组建时，一个知青写给母亲的家信。信的开头是：某某同志您好：我现在在值班一连，我们连的生活很好。我们住的转（砖）房，睡得火坑（炕），吃的吨吨（顿顿）有肉，一吨（顿）五毛钱。引得全排知青笑成了一团。这大概就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征，写家信时，对父母不称大人，而称同志。写信时写几个错别字，也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通病，也不足为怪。
大概最能宣泄知青心里情感的，就是连队搞活动时，各排之间互相拉歌。拉歌时，领喊的人，扯着脖子喊：“二排，来一个。”全排知青也都扯着脖子跟着喊：“二排，来一个。”唱歌的时候，也是一个个挣得脸红脖子粗的吼喊着唱。尤其是陈战，他要是领着他们排拉歌，就把各排领喊得知青，全都压下去了，那可真是有点张飞喝断长坂桥的架势。
知青们在拉歌唱歌时，一个个激情满怀，情绪高昂，在处理险情时，也都争先恐后，争着抢着把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抢到手。
那是七零年三月份，由于天气突然变暖，值班一连负责掘进的六号洞库的二号洞口，山石突然大面积塌落，支撑洞口门的松木全部被压折推倒。一时间灰土飞扬，洞口门被谁碎石乱木堵得严严实实。
为了迅速打通洞口，排除险情。晚上，值班一连召开全连大会，连长张伯成提议，把全连的共青团员组成抢险突击队，拉上去抢险。干工作一向稳重踏实的二排长陶凯，用眼睛扫视了一遍二排的战士，全排战士都用求战的眼神回应着他们的排长。陶凯当即向连长请战，要求把二排拉上去抢险。张伯成连长答应了陶凯的请求，并随二排来到二号洞口。陶凯有条不紊的把四个班分在洞口的两侧，
并安排了观察哨。战士们手搬锹铲，干得热火朝天。经过一夜的奋战，天边露出曙光时，顺利的排除了险情，把洞口门打通了。战士们怀着胜利的自豪感，忘记了疲劳，在收工回营地的路上，高唱着《工程兵之歌》。
值班一连在布苏里奋战了两个冬天，经受住了严寒和施工条件的考验，与三二四一部队十二连并肩奋战，提前完成了六号洞库的施工任务。
大兴安岭受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冷空气的影响，冬季是非常寒冷的。每年的十二月份到四月份，崇山峻岭都被皑皑白雪覆盖着，那可是真正的林海雪原。当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左右时，树干都被冻得嘎巴嘎巴响。战士们穿着黑色的苏式扎杠子棉衣服，进洞施工穿着它，出操训练也穿着它。特别是关内几个城市的知青，在高寒的大兴安岭磨练出一种能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严寒的冬季，战士们不能洗热水澡，换洗的衣服又少，每个战士的内衣里，都开了动物园，虱子在身上自由自在的爬来爬去的。敞开的吮吸着战士们青春的血液。大概是被虱子咬的受不住了，曾经有一个战士，在自己的内衣上抓了一百多个虱子，内衣上的缝隙里全是一溜溜的白色的虮子。连长张伯成曾经让各排用烧水的大锅，烧了几大锅水，让战士们把内衣放到大锅里，用开水煮来消灭虱子。
布苏里难熬的冬天过去了，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来了。布苏里的春天，是一种毫无修饰的那种自然的美丽，布谷鸟的叫声，让知青们想起大西江麦播时节的繁忙。那开在山崖上的达紫香，远远的看去，像天边玫瑰色的云霓。喜欢大自然的知青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利用星期天，经常到营地周围的山上，欣赏布苏里毫无修饰的自然美景。
五月的一天，炊事班副班长盛殿木，带着几个喜欢上山的知青，高上海、刘茂君、王晓东，拿着麻袋，到林子里采集引火用的桦树皮。当他们翻过营地对面的山腿，一大片玫瑰色的达紫香，展现在眼前，那可真是花的海。淡淡的芳香扑鼻而来。他们从花丛中穿过去，用手抚着柔软的花瓣，手上都留有余香,进了密林里，走不多远，就看见一棵死掉的桦树，枝桠都没有了，像一个粗大的木桩立在那里。刘茂君过去用力一推，桦树“哗”的一声倒下了。几个人把里边的木头渣子倒出来，就是一个两人高的桦树皮筒。大家七手八脚的把桦树皮筒撕碎了，装到麻袋里，装了满满一麻袋。随后，又找了一棵一人多高的死桦树，又装了半麻袋桦树皮。往回走的时候，几个人一人折了一把达紫香。
当大家翻过山腿时，刘茂军忽然蹲下来，从草棵里薅了几棵十几公分高嫩绿嫩绿的草说：“你们看，这里还有山韭菜呢。”几个人围过来，盛殿木从刘茂军手里拿过一棵草，仔细的看了看说：“是挺像韭菜的，要不，咱们采点回去尝尝？”几个人分散开，在草地上搜寻山韭菜。忙活了一个来小时，把几个人采的山韭菜凑到一起，也就有个六七斤。盛殿木看着堆在一起的山韭菜说：“这点玩意，还不够全连塞牙缝的。行，拿回去吧，今天晚上用它炒土豆丝，借借味吧，也给战友们换换口味。天天吃大头菜土豆子，也真把人给吃的倒胃口了。”
这天晚上，盛殿木用山韭菜炒了一锅土豆丝。他尝了尝，虽然带点土腥味，可比起光炒土豆丝好吃多了。他把菜铲到一个大盆里，站在食堂门口，高声喊起来：“开饭啦，今天有韭菜炒土豆丝。”各班排值日的战士，拿着打饭的盆，一边走一边敲打着，嘴里哼着歌，进了食堂。一个战士看见大盆里的韭菜炒土豆丝，高兴的说：“这么新鲜的的菜，看着就有食欲，我得多打点。”刘茂军拿着勺子说：“谁也别想多打，一个班一小盆，管了不管饱。”看着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把菜和馒头端走了，炊事员们心里别提多舒坦了。
布苏里短暂的夏季到了，茂密的大森林，绿的都能淌出绿色的汁液来。
为了检验半年来军事训练的效果，摸摸战士们军事技术的底。值班一连在离营房五六百米的草甸子上，选好了靶场，准备进行实弹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
实弹射击进行得很顺利，无论是步枪，还是冲锋枪或机枪射击，全连战士基本上都过关了，还有不少达到了优秀。
手榴弹实弹投掷时，四个排和文书班，进行的都挺顺利，有的战士投出了四十多米的成绩。该炊事班上场了，前几个人都投掷的不错，曹锡阳和雍连琦也都投掷出四十几米的水平。轮到王晓东上场了，不知道他是要领掌握的不够熟练，还是第一次投实弹怯场，心里发慌。只见他往前跑了几步，脚下就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似的，踉跄了几步。手榴弹是扔出去了，却是翻着跟头飞出去的，眼看着手榴弹就要落在十几米远的地方，一场意外事故就要发生了。站在旁边的连长张伯成，大喊了一声：“卧倒！”随后，他一个虎扑，把惊呆了的王晓东，按倒在地上。手榴弹炸起的弹片，从他们身上飞过去，散落在他们周围。余悸未消的战士们，全都围了过来。几个战士把张伯成和王晓东扶起来。朱留锁关心的问：
“连长、小王，你们伤着哪儿没有？”陈战高喉咙大嗓门的问：“王晓东，你今天怎么搞的，平时训练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呀，多悬哪！”张伯成看了王晓东一眼说：“行了，都别说他了，他自己心里也够难受的了。”果然，王晓东沮丧地站在那里，一个劲的用手揉眼睛。
值班一连在布苏里的一年零四个月，只有从春到秋的四个月，是战士们最轻松愉快的日子。特别是大兴安岭的秋季，那种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意境，被这原始的次生林渲染得淋漓尽致。而且那时候，紧张的战争形势，已经稍有缓和。
秋季，大雨过后的森林里，一夜间，就会冒出数不清的各种颜色的蘑菇小伞，遍布在林间和草丛里。为了改善伙食，连长张伯成和指导员王文学，亲自带着战士们到密林中采集可以食用的蘑菇。为此，还特意安排能识别蘑菇的大西江青年任明亮、姜得友和宋加文，帮助知青们识别可以食用的和有毒的蘑菇。一上午，知青们采回来的蘑菇，就堆满了操场。那可真是喜获丰收的日子。正赶上连里春季开荒种的土豆也收回来了，土豆虽然长得不大，可也溜光水滑的。那段时间知青们可真开了胃口了，土豆粉条炖蘑菇，让知青们食欲大增。很多知青都是在这年秋季学会了识别蘑菇。
天津战友石树华在他回忆布苏里的诗里，有这么一句“连队禁闭室，关过史洪山”史洪山是四排的战士，哈尔滨知青。他于六九年春节前夕，利用夜间站岗的机会，携枪走到布苏里车站，爬上运货的车厢，跑回哈尔滨的家里。第二天，连长和指导员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很难处理。当时，临近春节，知青们想家想父母亲人是普遍现象。连里几个干部商量后，觉得这件事既不能声张，又不能不处理，最后决定安排两个哈尔滨知青和副指导员一起到哈尔滨把史洪山带回来。
史洪山被带回来后，指挥部要求值班一连对这次携枪逃跑事件，要严肃处理。连里先是关了史洪山三天禁闭，然后在四排帐篷里，召开了批判史洪山的大会。在会上，一部分知青情绪很激动，认为史洪山丢了值班一连的脸，甚至有人动手打了史洪山。后来，还是连长张伯成和指导员王文学出面制止了打人的行为。不过，这次携枪逃跑事件，还是给知青们的心里罩上了阴影。史洪山被批判后，情绪始终比较低落，大概是在七零年春天的时候，被调回十二连。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春节前后的布苏里，平均气温都在三十八九度，即使是走着走，人也冻得够呛，更何况坐在货车里。火车在运行时，带起的风，那种贬骨的寒冷，没把史洪山冻残废，真是他的幸运。
从山花烂漫的春天，到色彩斑斓的秋季，只有短短的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随之而来的，是布苏里寒冷漫长的冬季。
随着冬天的到来，七一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连长指导员到指挥部开会，带回来一个让全连知青都兴奋异常的消息。工程兵三二四一部队要就地征兵，在两个值班连的知青中，征召七一年的新兵。随后，二零一医院的军医来到工地医务所，对两个值班连的知青，进行了严格的身体检查。
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值班一连的知青们，都处在高度的紧张和兴奋中。如果这次体检合格，就会被征召入伍，带上红色的领章帽徽，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还真不错，全连知青基本上都体检合格了。那时候每个知青都期盼着那张入伍通知书，能够顺利发到手中。等到十二月末，部队征召的新兵已经开始训练了，知青们才知道，沈阳军区取消了这次决定。一时间，失望和被欺骗的感觉，笼罩在知青的心中。好长一段时间，知青们都情绪低落，显得无精打采。
春节过后，全连知青已经恢复了自信，又情绪高昂的投入了紧张的施工。很快，六号洞库就在值班一连和工程兵十二连的共同奋战中，贯通了。
就在全连准备迎接新的施工任务时，接到了调回四十七团的命令。
写在后面的话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青本身就是个特殊的群体，而值班分队在那个特殊的群体中，不仅仅是特殊，而是极其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不带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战士，是真正的兵。他们所承担的修水库，进深山老林伐木，抢险救灾，都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工作。而值班一连在布苏里配合工程兵所承担的国防工程施工任务，是比修水库，进山伐木，抢险救灾，危险性更大，更艰苦的工作。他们在短短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施工中，以超常人的毅力，承受着施工任务重，劳动强度高，危险性大，物质生活艰苦，文化生活单调的种种困难。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奉献精神，激情满怀的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去。他们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口号激励自己。把青春和汗水乃至鲜血，抛洒在布苏里这片土地上，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祖国的安全，构建了中国北疆最大的军事要塞。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和压力，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激情燃烧的青春，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