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68)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黄昏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那个没有灯亮儿的村庄。这里没有电，灯油太贵了，不能浪费，除非完全黑下来，才可以点灯。村民站在门旁，张着嘴，愣珂珂地盯着我们看。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表示对我们感兴趣，还是表示对我们漠不关心。像这样的盯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刚开始敞开国门时，很多外国人都遇到过。确实是这样，对于农民来说，我们就像外国人---而且，他们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村里为我们准备了一处住所，房子是由木材和泥土建成的，里面有两个大房间---一间给四个男孩住，一间给四个女孩住。一条走廊通向村子的门厅，门厅里有一个用砖垒成的炉灶，炉灶供我们做饭用。
当我爬上那块硬木板上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累，硬木板就是我和我姐姐要一起分享的床。一些孩子追在我们后面，弄出很兴奋地声音来。现在，他们开始拍打我们的门，但是，当我们把门打开的时候，他们会蹦蹦跳跳的跑开，呆一会，他们又重新出现，再一次急促地敲门。他们从我们的窗户向屋里窥视，发出很奇怪的声音，窗户仅仅是墙上的一个方形孔洞，没有窗扉，。开始的时候，我们朝他们微笑，邀请他们进屋，我们的善意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应。我们急着想洗一洗。我们把一件旧衬衫钉在窗框上做窗帘，我们开始将我们的毛巾浸到我们浴盆冰冷的水里。当这些孩子不断地掀开“窗帘”发出咯咯的笑声的时候，我努力不去理会他们，在清洗的时候，我们只得将洗澡时才用的衣服一直穿在身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小组的一个男孩子充当我们的领导，担当起与村民联络的工作。我们得花上几天时间，他告诉我们，得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水，煤油，劈柴备齐，然后，我们才能开始下地干活。
在宁南，每件事情都是人工去做的，这是一种持续了至少2000年的做事方法。这里没有机械，也没有耕作用的牲口。农民太缺少粮食了，他们养不起任何马或驴。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村民把一个圆的泥做的槽子添满了水，以供我们使用。第二天，我们才意识到，每一滴水都是那么地珍贵。为了弄到水，我们得肩上担着扁担，挑着一双木桶，爬行上坡的狭窄小道三十分钟才能走到水井旁。两只木桶装满水的时候有九十磅重，木桶空着的时候，我的肩膀都疼得要命。当男孩们宣布，担水是他们的活儿的时候，我感到了极大的宽慰。
他们也做饭，因为我们四个女孩当中有三个，包括我，平生都未做过饭。现在，我开始学习做饭，但是，经常出错。粮食都是未去壳儿的，所以，我们得把粮食放在一个石臼里，挥动一个很沉的碾椎打粮食，粮食和谷壳的混合物被倒进一个很浅的竹篮子里，用两只胳臂有规律的摇动竹篮，这样，轻的谷壳就聚拢到最上面，谷壳就可以被蒯出去了，而把大米留在了里面。仅仅几分钟过后，我的胳膊就酸得难以忍受，不一会的功夫，我的胳膊就抖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我都端不起那个篮子了。每一顿饭都是一场筋疲力竭的战斗。
然后，我们还得采集燃料。我们得到森林保护规定指定的可以砍柴的树林去砍柴，到那里要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只被允许砍小的树枝，所以，我们得爬上较矮的松树，猛力挥动砍刀砍树杈。木棍被捆起来背在背上。我是我们小组里年纪最小的，所以，我只背一笆篓松针，回家又要上山下山地走两个小时的路程。我是那么地累，以至于，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背篓至少重140磅。当我把笆篓放在秤上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笆篓仅有五磅重。这些松针用不了多会儿就能被烧完，烧开一锅水甚至都不够用。
在最初几次出去采集燃料的旅途中，有一次，我从树上下来的时候，我把裤子屁股那块撕坏了。我太窘迫了，就藏在树林里，我最后一个从树林里出来，这样，就没有人走在我后面，看见我了。男孩子，他们都是完美的绅士，总是坚持，我应该走在前面，这样，他们就不会走得太快把我拉下了。我只得重复好多次说，我乐意走在最后，不仅仅是因为客套。
即使是上厕所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上厕所得从一个又陡又滑的坡子爬下来，爬到一个深坑边上，深坑挨着羊圈。人们总是或者把他们的头，或者把他们的屁股对着山羊，山羊特别爱顶进犯者。我特别神经，有那么几天，我的肠子都不能蠕动了。一旦走出羊圈，爬上坡子则又是一场战斗。每次回来的时候，我的身上某些部位就会添一些新的青块。
在我们第一天和农民一起干活的时候，分配给我的活是把羊粪和从厕所里掏出的大粪背到山上的小块田地上，小块田地是通过烧荒---烧树丛和荒草开垦出来的。现在，田地上盖着一层草木灰和羊粪、大粪，这是为了春耕在给土壤施肥，春耕也是由人工来干的。
我把沉重的笆篓背在背上，靠四肢奋力地爬坡。粪相当干燥，但是，仍然有一些粪浸透我的棉上衣，浸透我的内衣，---浸到我的背脊上。粪还从笆篓的顶部滚下来，侵入到我的头发里。当我们最终到达田里的时候，我看见女性农民熟练地卸载，她们向一侧弯腰，再倾斜笆篓将里面的粪倒出来。但是我却不能把我的倒出来。因为急着要给自己的后背卸载，我试图把笆篓从身上卸下来。我把右臂从笆篓的背带中退出来，突然，笆篓猛然向左侧倾斜，我的左肩也跟着倾斜，我倒在地上，躺进粪里。过了一会儿，我的一个朋友也像这样扭了她的膝盖。我只是稍稍地抻了腰。
艰苦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内容。从理论上讲，艰苦可以把一个人带到一个离变成一个新人更近的地方，变得更像农民。在文化革命之前，我曾全心全意地赞同这一观点，我曾经刻意地干累活，目的是要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1966年春天，有一次，我的年级帮助干修路的活儿。女孩被要求干像挑石子这样的轻松的活，石子是男孩砸石头砸出来的。我主动请求干男孩的活，结果，因为抡大锤，我的双臂肿得了不得，我几乎抡不动那个大锤。现在，差不多三年之后，我的思想灌输崩塌了。随着对盲目崇拜的心理支撑的失去，我发现我自己愤恨在宁南大山里的艰辛生活，艰辛生活似乎毫无意义。
我一到这里就染上了严重的皮疹。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我一呆在农村的时候，皮疹就会复发，似乎没有药能够治好这个病，日日夜夜，我都被瘙痒折磨着，我没法阻止自己去抓痒。在开始我的新生活的三个月内，我生了几处疮，一个劲地流脓，我的腿也因为感染肿起来了。我还腹泻，呕吐。非常可恶，在我最需要体力的时候，我却一直都很虚弱，病怏怏的，公社诊所在三十多英里以外的地方。
不久，我就得出结论，我不会有什么机会从宁南去看我父亲了。需要一天的艰难步行才能到达最近的完整的公路。即使你赶到了那里，那里却没有公共运输。几乎没有什么卡车，并且，我住的地方离米易非常远，卡车都极端不愿意走这条线路。幸运的是，宣传队的那个人，董安，来我们的村子检查，看看我们是否已经好好地安顿下来了。当他看到我病了，他好心的建议我回成都去治疗。他要坐带我们来宁南的最后一辆卡车回去。在我到达这里二十六天之后，我又要启程回成都了。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还几乎没有认识我们村子里的农民。我的唯一的熟人是村子里的会计，他是这里受教育最多的人，他经常来看我们，说一些我们同属知识分子之类的话。他的家是我唯一进去过的农家，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妻子对我怀疑的凝视，他妻子很年轻，但是，因为风吹日晒，脸上却写满了沧桑。她正在清洗血淋淋的猪肠子，她背上背着婴孩，小孩很安静。当我和她打招呼的时候，她漠然的看了我一眼，对我的招呼没做表示。我感觉自己格格不入，感觉自己很笨拙，不一会儿，我就离开了。
在短暂的这些天里，我实际上和村民一起干活，我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能量，不能很好地和他们谈话。他们似乎很遥远，没有趣味，不可逾越的宁南大山把他们和我隔开了。我知道，我们应该尽力地去拜访他们，就像我的朋友和我姐姐晚上正在做的那样，他们的情形比我好多了，但是，我却很累，一直有病，一直很痒。除此之外，拜访他们还意味着，我服了，要在那里找到自己最好的生活。潜意识里，我拒绝安顿下来做为一个农民来生活。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拒绝毛泽东分配给我的生活。
当要离开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我突然惦念起了宁南非同一般的壮美，当我在这里挣扎着生活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地欣赏这里的大山。春天来得很早，在二月里，在松树的冰挂旁边，盛开的金色冬茉莉闪着光亮。山谷里的小河构成一个又一个水晶般清澈的水潭，形状奇幻的岩石点缀在水潭边缘，多彩的云彩倒映在水面之上，气宇轩昂的大树形成华盖，无名的野花挂在从石缝中弯弯曲曲钻出的枝条之上。我们在这些天赐的水潭里洗衣服，我们把衣服展开晾在岩石之上，让明媚的阳光，让清爽的空气晒干衣服。然后，我们会躺下来，倾听在清风里松树摇动枝条的声音，我赞叹对面远处长满桃树的山坡，想象着，再过几周时间，盛开的桃花将把整个山坡染成粉色。
坐在空卡车的后面，被连续颠簸四天之后，我到达了成都。途中，我不停地胃痛，拉肚子。我径直去了附属于大院的诊所，又是打针，又是吃药，没多长时间，我的病就治好了。就像食堂一样，诊所也对我家开放。四川革命委员会是分裂的---二流的机构，它没有组织起有效地管理机制。甚至没有发出涉及人们日常生活很多方面的规定。因此，这个体制尽是漏洞；很多旧的方法在继续使用着，人们主要还是自行其是。食堂和诊所没有拒绝为我们服务，所以，我们继续享用着服务设施。
除了诊所开的西式的注射和药片的处方之外，我姥姥说，我还需要用中药。一天，她回到家里，手里拿着一只鸡，一些野豌豆的根，和一些中国白芷，这些被认为是非常补（治疗）的。她还给我做了一锅汤，她在汤里撒进了切得很整齐的初春的洋葱。这些东西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她跛着脚走了好几英里在一个农村黑市里买到这些东西。
我姥姥自己身体也不好。有时候，我看见她躺在她的床上，对她来说，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她总是那么地精力旺盛，以至于，我很少看见她安静地坐一会儿。现在，她紧闭双眼，使劲咬她的嘴唇，这让我觉得她一定很疼。但是，当我问她身体怎么样的时候，她就会说，不碍事，她继续为我采买中药，继续排队为我买食品。
不久，我就好多了。因为没有权力机构命令我返回宁南，我开始计划一次旅行去看我的父亲。但是，这时，一封电报从宜宾拍过来，电报说，我的姑姑俊英病得很重，俊英姑姑一直在照料我最小的兄弟，小方。我想，我应该过去照看他们。
宜宾的俊英姑姑和我父亲的其他亲戚对我家一直都非常好，尽管有这样的事实，我父亲早就打破了照顾亲戚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按照传统，一个儿子得为他的母亲准备一口很厚重的棺材，棺材上得涂很多层漆，得为母亲办一个可观的---经常会导致财政破产---的葬礼。但是，政府强力地鼓励火葬---节约土地---更简单的葬礼。1958年，当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直到葬礼之后，我父亲才被告知，因为，他的家人担心，他会反对土葬，反对大办丧事。在我们搬到成都之后，他的家人就很少来拜访我们了。
然而，当我父亲在文化革命中陷入麻烦的时候，他们来看我们了，并给我们提供帮助。俊英姑姑，她频繁地往返在成都和宜宾之间，最终，她带走小方，亲自照料他，这样，就减轻我姥姥一些负担，她和我父亲最小的妹妹同住一处房子，但是她还是将她住的那部分腾出一半给一个远房亲戚住。远房亲戚已经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快要塌了的破房子。
我到的时候，我姑姑正坐在客厅正门前的一张柳条椅子里，客厅充当起居室，客厅很荣光，放着一口巨大的棺材，棺材由很沉的，深色红木制成。这口棺材，是她自己的，是她唯一地沉醉于其中的东西。一见到我姑姑，我就被吓坏了，我感到很悲伤。她刚得了一场中风，她的双腿已经有一半瘫痪了。医院是时开时停的，没有人对医院进行维修，医疗设施都坏了，药品供应也不稳定。医院告诉俊英姑姑，他们也不能为她做什么，所以，她只能待在家里。
我姑姑发现最令她痛苦的是饭后肠子的动静，她感觉涨得难以忍受，她不能解手，解手非常痛苦。她亲戚给她的药方有时管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我经常给她按摩肚子，有一次，她感觉要拉，让我帮助她，我甚至把手指塞进她的屁眼，试图将粪便掏出来。所有这些办法只能让她舒服一小会儿。因此，她不敢吃很多东西。她非常虚弱，她会在客厅的柳条椅子里坐上好几个小时，望着后花园里的木瓜树和香蕉树出神。她从来都不抱怨。仅仅有一次，她轻柔地小声对我说，“我忒饿了，我多想我能吃---”
没有人帮助，她也不能走路，即使是坐起来也很费劲。为了避免她起褥疮，我就会坐在她身边，这样，她就能靠在我身上了。她说，我是一个好护士，她说，我一定累了，坐在那儿一定很烦。不管我怎么坚持，她每天只是坐上一小会儿，这样，我就可以“出去找点乐子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