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疾——话说官吏贪污
顽疾——话说官吏贪污
官吏贪污并不是一朝一代所独有的，而是中国封建时代官僚政治中屡屡发作的顽疾且无法根治。要究其根源何在则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要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深入挖掘，然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也只能略谈一二。
其顽一，官吏的俸禄不高。所谓不高，又是与何相比，如果较之于广大民众而言，官吏的收入已算丰厚。但纵观中国历代官吏，其俸禄不高确实是的，其中地方官员就更为寒碜。有研究表明，根据历代米价和平均生活消费量较之当时官吏俸禄比较计算，结论令人惊讶，光靠俸禄以满足生活之需的官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没有的，他们必须借助其它手段方式贴补自己的生活。这就不难发现，贪污还真有点迫于生机的意味？康熙在对当时俆乾学高士其的贪污就放出“高论”：这些人在做秀才时都徒步穿素，一旦登科高头大马鸣锣开道，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你能对他们的开销一问究竟么？的确如此，在古代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其妻妾子女仆人都要讲点排场派头，这那时那俸禄可以支撑的。在此就不得不提“养廉”，所谓养廉就是给官吏以高薪，而对高薪再贪者处于重罚。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就曾提出，这当然是形势下的必然产物。但是许多官吏的胃口不是仅仅增加点官俸就能满足的，如果官吏只是捞点“外快”的话，那也只能是“聊补”，也不能成大贪巨贪。
其二，最高统治者也是贪污犯。封建统治者对他们的臣子贪污一般施于重罚，其中最恐怖的要数明太祖朱元璋，凡官吏贪60两银着，不仅脑袋搬家，还要剥皮实草。但是我们很难注意到皇帝本人是最大的剥削着是最大的贪污犯，但是基本没有什么可以约束皇帝，法律也是他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皇帝本人就是工具的拥有者。在谈乾隆朝的贪污，人们一定绕不开和珅，但是有没有注意到，和珅怎么能够贪，不仅是因为他有权，更有一点是有渠道，这个渠道就是从乾隆压榨剥削民脂民膏乘机掠夺。乾隆在位时就经常接受和珅及其他督抚等官员的贡献，其中以“祝寿”为名更是大肆搜刮。“国库”之財尚能有还之于民的可能，但是皇室“小金库”一般都是支撑皇室成员开销的来源。清朝的皇室“小金库”就是内务府的“广储司”，清朝皇室表面上一般不能动用国库的钱财，但是内务府的广储司却一般只喂皇室，其中的钱财被称为“内帑”。“内帑”的来源主要是税收的“盈余”，官商皇商的“经商”盈利，抄没所得以及各种秘密“罚款”。“广储司”财富之巨难于估计。圆明园颐和园的修建耗资均来自“内帑”，从两园的规制可见，“内帑”财富巨大。
由此可知，作为最高统治者都是手脚不干净，最高统治者是大老虎，官吏是苍蝇，老虎拍苍蝇岂不可笑。
其三，社会风气的影响。封建官场贪污成风，贪官污吏一多就难有清官循吏的立足之地。有些官吏一开始是不贪的，甚至厌恶痛恨，但往往只能厌恶痛恨，为了惩治贪官污吏而罢官的，甚至丢了小命的事时有发生。所谓做官难，想做清官难上难。有些清官循吏是久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渐渐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甚至有些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实事都要做点和贪污沾边的事。社会风气中官利一体化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历史上，当官往往和发财联系在一起。前面已经提到，官员的俸禄极低，怎么能发财呢？还不是在“贪”字上做文章。官员凭借着手中的权生钱，大肆牟利。有学者指出：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成为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专制官僚统治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和地主“四位一体”的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威官营的经济形态。更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社会风气如此，贪污成风不是什么奇怪的，不贪污那才就一个怪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其四，缺乏有效的控制机制。权力不受制约很容易膨胀成为为己牟利的工具，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使权力正常行使，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官僚制度中一向缺乏有效的控制机制。如行政内部的监督，包括审计监督，法制部门，监察部门等。行政系统之外的控制机制如社会公民的监督。一项制度运行效能如何，不仅要靠制度本身的有效性，还要靠对该制度的控制机制，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能够有效维护制度运行的控制机制根本无法真正建立起来。在腐败的土壤上长出的永远是制不住的无休止的腐败。
贪污腐败就是极厉害的蛀虫，会毫不留情地啃食国家机器，贪污不治必然亡党亡国，贻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