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长篇小说节选）
李文旺
歌词曰：
那些日子，已经久远，暖暖的情怀还围绕在心间。那些日子，没多少钱，人情很纯洁有苦更有甜。那些日子，许多经典，激情在燃烧情谊真缠绵。 噢，回不去的日子，回不去的思念，回不去的是我们的那些年。回不去的是我们的那些年。
据有关消息：江西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每年有几十万只候鸟来此过冬。其中包括占全球种群99%的极危物种白鹤、90%的濒危物种东方白鹳、50%的易危物种鸿雁和白枕鹤。鄱阳湖被世人誉为“珍禽王国”、“候鸟乐园”和野生动物的“安全绿洲”。
想起鄱阳湖，我就想起我的家乡鱼池沟，想起鱼池沟，我就想起了我童年和少年时候的时光。从少年开始，我已经离开故乡鱼池沟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里，我时不时地会想起关于鱼池沟的歌儿：鱼池沟，鱼池沟，鱼虾满江游，水草可做菜，藜蒿是珍馐。鱼池沟，鱼池沟，牛羊满河沟，野鸭伴雁飞，天鹅到处走。
—————————— 题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一章
吴爱民就是我四叔，我四叔就是吴爱民。
鱼池沟，在当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的地方，那是我的故乡。在鄱阳湖周围，像鱼池沟这样的水乡不少，可是，像鱼池沟这样的候鸟栖息地真的不多。
1974年初，过了元宵就开学了，我们带着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返回到鱼池沟小学读书。其实那时候的作业还真少，一般也就是 七八个题，而且都是抄下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印刷好的作业本什么的。要知道，那时候的考试题目，都是通过刻钢板然后再在印刷机上一张张打印出来。作业真不多，最多也就十几个题，两天就能做完。
那时候，我读三年级，突然传来消息说，北京有个学生叫黄帅，是个造反的英雄。老师还让我们学习《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而且每个人学习了之后要写一篇读后感，我们哪里知道什么是读后感，就让四年级或者五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替我们抄，不抄也过不了关，老师要检查的。其实，这就很矛盾。你老师不是要让我们学习黄帅吗？按照人民日报的原文，黄帅就是一个敢于造反的小闯将，我们要都是小闯将，我们还听老师的话干嘛？要造反，我们还写什么读后感，就是抄袭我们也不愿意的，因为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学习黄帅。可是那时候我们小，也不知道偷懒，老师让我们干嘛就干嘛。用高年级一些调皮孩子的话说，五年级一部分人和四年级以下的孩子全是“五分加绵羊”，是当不了革命小闯将的。要当小闯将就要和他们一样，砸玻璃，逃课，打鸟。可是，我怎么也不理解，我们这些红小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呢，既然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怎么能够胡作非为呢？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说起红小兵，我们班四十多个人，只有三十多个同学参加了红小兵组织，还有十多个同学不是红小兵，因为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不是是表现不好，就是家里出身不好，要么是黑五类，要么是四类分子。
老师还说，我们学生就是要向黄帅学习，勇当革命的小闯将，做时代的主人，要批判师道尊严的旧传统，旧观念。我当时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可以说很多世事都是混沌初开的，不要说师道尊严，就是什么是四旧我也不知道。
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老师让造老师的反，这样的事情好像太奇怪了，因为这太不合情理。我们的老师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气糊涂了，老师还让我们学生造他们的反，让我们爬到他们的头上去，甚至骑在他们的脖子上拉屎才舒服吗？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啊？
可不管是老师提倡造反，还是学生想造反，反正教学秩序很快就变得一塌糊涂了。我们学校的玻璃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被砸碎了很多，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校长办公室和它旁边的几块玻璃像是幸运的宠儿一样没完全破碎，但是，也有或明或暗的裂痕。早春二月，一阵阵寒风从教室的窗户里刮进来，冷得我们浑身直打哆嗦。尤其是张小和同学，他有个外号“鼻涕虫”，那长龙似的鼻涕常常让人看着都恶心。学生造反了，玻璃破了，漏风了，受冻了，他的鼻涕就像是初春舞动的柳絮似的，随风而舞。后来，我们不再喊他“鼻涕虫”，我们给他改了个外号“鼻涕年年呼”——————其实，这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中文译音。一方面，我们觉得有趣，另一方面，也给“北极熊”苏联以尖锐的讽刺。听我大哥和大姐告诉我，中国人原来经常把苏联人喊做苏联老大哥，但是后来苏联也变了，变得不再友好了。1959年到1962年之间，苏联人不管中国人的三年自然灾害，还让中国人赔款给他们。我爹告诉我说：“孩子，其实你们都还小，还不懂，以前啊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好伙计（伙计，在我们故乡是朋友的意思）呢，也帮过中国，后来呢，出了个赫鲁晓夫，他不光姓黑啊，心也黑啊。”爹还说：“自从出了一个老黑，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才变坏的。对了，中国人还给苏联人取了个外号，叫什么……叫什么……噢，对了，把苏联叫做北极熊，哈哈哈哈哈。”也难怪哥哥姐姐讨厌苏联，骂苏联，他们长身体的时候，正是中国还债的时候。
说起中国人给苏联人还债，我爹还保留了一张用毛笔写就的大字条幅。那个条幅是鱼池沟的老师姚天球写给我爹的。爹就是通过那张大字条幅，才认识了几十个字的。那条幅上说：“还债还债，偏遇灾害，天灾人祸，怎谋饭菜？五亿神州，同仇敌忾，志同道合，勒紧裤带，原子爆炸，国人豪迈……”到了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我爹还把那东西给我看。那是1961年写的条幅，到我读五年级的时候，那已经是1975年的春天了，期间已经隔开了十几年的时光。我看着相隔十几年的作品，不禁感叹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奇人，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那时候我见的世面小，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十分了不起了。值得庆幸的是，等我成为初中生的时候，我当上了姚老师的学生。
1959年，我爹和姚老师分配在一个组搞大炼钢铁，1962年，我爹又和姚老师分在一个组，据爹说，这次他们不是一起炼钢铁，而是在一起协助县里派来的医疗队——————查钉螺，灭钉螺————大家群策群力地消灭吸血虫病。爹和姚老师分配在一个小组查钉螺，灭钉螺。一来二去，爹和姚老师熟悉了。姚老师就写了上面那条幅给我爹看，而且，他用那条幅上的内容教我爹识字，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做为农民扫盲，扫除文化方面的无知，消除愚昧。
我不懂学习黄帅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学习黄帅有什么好处，但是，我知道，这些无辜的玻璃和学习黄帅是有很大关系的。不知道是有人想表达对于现实的不满，还是有人恶作剧，反正，在我们这个学校，很快就传来了顺口溜。其实，这顺口溜传得很快，两三天的时间，几乎人人都能背诵那个顺口溜。“昨天学黄帅，玻璃破三块，今天学黄帅，玻璃破五块，明天学黄帅，玻璃破几块？”其实，这顺口溜极大地阻止着学生造反的风潮。因为那顺口溜满是厌恨和不满，谁愿意看到一个不合常理的社会现象存在呢？
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中学生，甚至初中生停课闹革命的思潮的确很浓，但是，1973年举行了一次正式的高考（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高考，也是从1966年到1976年之间唯一的一次高考）对于教育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次高考以后，各地的教学秩序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可是，刚刚恢复不久的教学秩序，再一次遇到了问题，而且是不可回避，让老师和学生都十分头疼的问题。据说，在北京和上海，居然有人向老师扔瓦片和破布。难道中国的教育就这样再度陷入混乱的局面吗？多少人在关注，又有多少人在担心。
老师都让学习黄帅，那么学生敢不学吗？其实，很多老师都是不愿意让学生学习黄帅的。但是，老师毕竟是社会的基层人物，他们除了可以不像农民那样在风吹雨打的环境中劳动，其他方面，他们实在比农民强不了多少。所以，上面让学习黄帅，老师是敢怒不敢言，他们只好照本宣科地跟着走。这时候的老师，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提倡学习黄帅吧，担心学生把老师不当人，甚至侮辱老师，那老师还有什么体面和威信；不让学习黄帅吧，又怕大队和公社等上级组织扣帽子。学习黄帅二十天之后，再也没有老师提倡学习黄帅了。为什么，就因为我四叔说话了。四叔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在这个学校，大家都听他的——————学生和老师都对他尊敬，对他友好。
那么学习黄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都是上面搞出来的名堂。上面是哪里？是大队？ 是公社？还是县上？瞧瞧这口气，这也太小看了“上面”的层次。
上面到底是哪里？上面是党中央集体中极少数图谋不轨的人，是党中央少数几个坐直升飞机而发达的干部，是那些没有战功却飞黄腾达的政治暴发户。也是，那么大的干部，制造的政治混乱，不要说我们三年级的小学生看不透，就是初中生，不，就是高中生、大学生能够看得透吗？
反正我们觉得，一个乡村的小学教室，四面透风真不是滋味，啊，没有玻璃不是个事，可我们也拿那些造反的大孩子没有办法，连老师和校长都不好对付他们。因为老师说了要学习黄帅的，老师的话，一口唾沫一个钉，我们都要听。我们只好在寒风中等待早日装上玻璃。我们和那些成绩差、不愿意来上学的同学不一样。玻璃大部分是这些人砸坏的。玻璃破了，大家都不便继续好好读书，这也正好合了那些砸玻璃的同学的心意。
那些不想读书的阿Q们就是想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他们就是专门想造反、想当黄帅的人。至少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我们哪里晓得，黄帅也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她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哪里知道什么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黄帅连两个阶级到底是什么阶级也不知道。黄帅不知道，我们比她还小，我们就更不知道了。我们更不知道，有人躲在阴暗角落里利用黄帅的日记大做文章。黄帅被人利用，其实就是黄帅日记的本质和根源。
其实，这些阿Q似的同学也是很有脑子的，他们想，学习黄帅真好，这个运动早该来了，干嘛等到现在才来啊。早来早超脱。不过，现在来搞搞这运动也好，也不算太晚，总比没有好啊。前不久说是学习张铁生，让大家做一个交白卷的英雄，可是，交白卷毕竟还不是造反啊，交白卷只是不读书，但是也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砸玻璃让大家都不读书啊。
阿Q们想：学习黄帅，真好，党中央真好。一来，大家都落实了学习黄帅的任务，二来，既然大家都是一样横眼睛竖鼻子的人，如果不学习小黄帅，大家都做小绵羊，不但受到老师的严厉管制，而且，还让人很没有面子。既然大家都是在一个教室读书的人，都是在一起的阶级弟兄，为什么非要考出一个你一百他五十的分数来，那样多寒碜啊，别人考一百，我考五十，那回家也不好意思对家长交代啊。如果坐在教室里读书，阿Q们就是不睡觉也赶不上成绩好的同学，更何况，坐在教室里对于他们来说那真是如坐针毡啊。
这时候，社员们也议论纷纷。社员们都是那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乡村娃子的父母。他们其实都很朴实，很多人对于孩子将来考不考大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再说，人家上海那么多知识青年都可以千里迢迢地来到我们这乡下种菜、锄禾、打稻子、嗅牛屁股，难道我们本来就是嗅牛皮股的人的孩子，就非要读书不可吗？而且，在乡下，读那么多书干嘛呢？在这样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能认识几个字，能拨拨算盘珠算得来帐不就够了吗？
当然，社员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些“野心勃勃”的人。他们就想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不要像他们自己一样，总是当农民，总是犁、耕、耙、耘的，总是嗅一辈子牛皮股。他们倒是很希望他们的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这样的人多了，这样的社员多了，议论也就五花八门了。有的说，现在的党中央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老了，那不是嘛！听说有一次开大会，就要结束会议了，他老人家想站起来送送大家，送送那些来参加会议的人，可就是站不起来，还要等到周恩来总理说一句话：毛主席想看着大家先走。也没法子，他老人家只好目送着那些参加会议的人离开。这不是身体老了是什么？虽然大家都喊他万岁，可人哪有活到一万岁的？一千岁也不可能，一百岁都不容易啊。毛主席他自己也说活不到那么久。有那么几个人，总是想在乱中夺权，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要是不在了，肯定是要交班的。毛主席会不会把班交给他们呢，他们心里没有底，所以，他们就想夺权。要是不制造一些混乱，不利于他们夺权。
其实，社员们的话我也听不懂，我也不想懂。那些年，听说大人都有人想变成孩子的呢，因为他们不想挨批斗。我一个孩子，我为什么要变成大人呢。只是我不知道，寒风侵袭着教室，让我们受寒受冻，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学习黄帅，就要让我们受寒风的侵袭吗 ？
面对学校的玻璃大部分破碎，面对学生受冻的问题，四叔召集老师们开会，他对所有的老师说：“上面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现在我们学习黄帅仅仅二十天，玻璃就被造反的学生打得差不多了。这样下去，就是换下再多的玻璃，估计也要被打破的。”四叔自以为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说这番话的。可是，他的话其实并没有多大的风险，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话。四叔不但这样说了，还这样做了，他让老师们不要再提学习黄帅的事情了。他说：“学习黄帅，我们就要歇菜，不但我们要歇菜，而且，学校优良的校风就要败坏，学生的品德也很会快败坏，甚至，我们在五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都出不了什么人才，所以，用顺口溜说就是‘学习黄帅，学校歇菜，道德败坏，没有人才，贻害难改，好人学坏，坏人变歹。’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好处，对国家，对于个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四叔的话得到许多人的赞成，只是，老师们不敢鼓掌，因为这样的讲话是和“上面”的精神不相符的。
没有想到，人分三六九等，虽然有人倡导学习黄帅，可是，各级政府都有不同的意见。各级政府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我们还是先从大队说起吧。
大队书记邓思辉说：“中央的精神看看谁能不执行，谁不执行逮捕谁，法办谁。”邓思辉是个酒鬼，三天两头喝醉。凭什么他有那么多酒喝？这话问得？！哼哼，都多余。喝酒其实一点不难。我们大队四千多人，社员一共六百多家，总有些人是拍马屁的，这样的人，只要是家里有个婚丧嫁娶的事情，有个孩子参军或者被推荐上大学的事情，都要把邓思辉请到家里吃吃喝喝。慢慢地，邓思辉的酒量也就慢慢见长。
凡是有什么大事，邓思辉都喜欢喝几口，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把副书记陈丹生召集到一起，他们两个人买了些酒菜一起吃着喝着。刚刚打开酒瓶，他就对陈丹生说：“你说我们这里的校长还是人吗？”他发现自己说快了，赶紧纠正说：“你说我们这里的校长还是一个合格的校长吗？”副书记陈丹生吃着书记买来的酒，本来就有些感激涕零，他对我四叔早就有成见，现在看到书记邓思辉反对我四叔，赶紧说：“不是，真的不是。你说这人怎么会这样呢，一个校长，应该上面说干啥就干啥，怎么能指东打西呢？”大队书记说：“他这何止是指东打西啊，他不但不提倡学习黄帅，他还说反动的话呢。”副书记陈丹生那一副讨好的嘴脸马上凑过去，厚着脸皮问：“他说什么？”书记邓思辉愤愤不平地说：“他啊，他说的话都够得上死罪，起码要判个十年八年。”陈丹生一脸奸笑地说：“那好，那最好了，给他来一个下马威，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再说，搬倒他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谁让他乱说话呢。我正愁着没有理由整治他呢，他倒送上门来了。”邓思辉说：“你真是我的好搭档，要不，前两年我怎么会到公社推荐你当我的副手呢？”陈丹生又是一脸的奸笑，说：“谢谢邓书记的栽培，我一定配合你的工作，一定在你的鞍前马后好好干。”邓思辉很受用地笑了笑，算是接受了他的谄媚。说着话，陈丹生拿出了纸笔，他想把邓思辉的话全部记录在案，好到上面告状，也算是报答邓书记的栽培之恩。
陈丹生早年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是个文书，笔杆子倒是不错，写写画画很有一套，特别是写个报告，总结什么的，那是又快又好。邓思辉不满意地皱了皱眉说：“算了算了，记录就不必了，记在心里其实最安全。”他们又干了一杯，邓思辉对副书记陈丹生说：“这校长啊，可不得了啊，他不但不号召学习黄帅，其实他的屁股很早以前就是不干净的。这人其实早就该抓了，他一次次同情那个小地主崽子，那就是阶级立场不稳。”
第二章
那么，邓思辉说我四叔立场不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从1973年开始，四叔一直从他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来，帮助一个叫做杭大牛的孩子。其实，四叔帮助杭大牛也是事出有因的。话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杭大牛来到了人间。那时候，他爹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了，因为穷一直没有娶上老婆。后来，实在担心他杭家的香火要断了，才不得不考虑娶一个女。那时候，杭大牛的娘虽已经二十五岁了，但是出落得很漂亮。因为家里是地主成分，这才一直没有嫁出去。杭大牛的爹一直干熬着，他总想找个好一些的人家，好歹他是贫农出身，虽然穷，但是根红苗正。可是，也许是前世的缘分，等了十几年的老杭还是和隔壁邻家的闺女结婚，这才有了杭大牛。杭大牛来到人世间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三天两头的批斗会主要就是斗争地、富、反、坏、右。杭大牛的娘本来就不想嫁给一个比她大八岁的人，受批斗的日子更是让她度日如年。杭大牛的娘想不开，在一个寒冷的晚上投河自尽了。不久以后，杭大牛的爹也因为癌症去世了。孤苦无依的杭大牛便被他的一个堂叔收养着。可是，他的堂叔有五个孩子，本来家里负担就重。看在杭大牛聪明伶俐的份上，让杭大牛在1970年上了学————他花了五元钱，让自己三个孩子和杭大牛一起报名上学了。
杭大牛，这个只有六岁的孩子读书却出奇地好，次次考试都是一百分，而且，小小的杭大牛对人有礼貌，知道很多他那个年纪不懂的道理。也许是觉得读书的机会得来不易，也许天生就是读书的材料，杭大牛一直到三年级结束的时候一直是门门功课靠一百。
到了1973年，杭大牛快要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堂叔实在供不起他上学了。这孩子无论如何舍不得离开学校，他只好可怜兮兮地呆在家里，看着从他家门口经过的孩子背着书包，跳跳蹦蹦地上学，他常常难过得哭起来。四叔觉得这孩子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苦口婆心地说服杭大牛的堂叔，自己替杭大牛交了报名费，杭大牛这才读上了四年级了。现在，杭大牛已经到了十二里外的一所中校去读书了，四叔一直在支持这个孩子的学费。其实，也不是杭大牛的堂叔无情，他平时供给杭大牛的吃穿用就不错了。这就是邓思辉说的关于我四叔帮助地主孩子的事情。
其实，邓思辉对于四叔更大的成见在于：早在1960年，邓思辉已经在部队服兵役一年多，因为表现突出，部队党组织想发展邓思辉入党，必须的程序是——————部队寄信到考察对象邓思辉老家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当时，四叔担任大队副书记。大队经过讨论以后，考虑到邓思辉的父亲有一些过错：他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考验，在饿极了的情况下偷了集体的一些米¬¬¬¬¬¬¬____虽然只有三斤米，可是那个关口其实是不小的问题。在全国人民受灾的年份，三两米救下一条命的事情也许不止一件，何况是三斤呢。大队讨论的结果是：建议部队进一步对邓思辉进行考察。实际上，就考察邓思辉的问题，大队党组织委婉地给了部队一个不确定的回答。在大队党支部，就数四叔的文化高，所以，大队让四叔执笔给部队回信。大队的回信，让邓思辉入党问题整整推迟了一年，从此以后，邓思辉对于代表家乡人民写回信的四叔产生了深深的误会。
这会儿，邓思辉还在唾沫星子四射，他接着说：“这个吴爱民是什么货色，不学黄帅也就算了，他竟然还说，学习黄帅，道德败坏。你听听，这那是紧跟潮流啊？他简直就是要造反，他是要造我们这些紧跟潮流的人的反啊。我们如果再不对他采取行动，那就麻烦了。”陈丹生犹豫不决地问：“书记，你说采取行动，怎么个行动啊？”邓思辉说：“亏你也在部队混了几年，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逮捕，懂不懂？”陈丹生说：“我们大队一级能够抓人吗？恐怕没有这个权限吧？”邓思辉又说：“谁说没那个权限，你知道个屁。”他招招手，把陈丹生喊到他的身边，和他耳语着说：“你不知道，这世界就是人干出来的，革命不革命，敢不敢当闯将，就看你胆子大不大，想不想紧跟上面的精神办事。王洪文当年才多大的官？不是就这十来年就成了中央的首长吗？再说那个邓小平，死脑筋，常常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着干，官儿大又能怎么样？还算是他识大体，不然啊…………”邓思辉起身看了看窗户外面，看有没有人偷听，毕竟隔墙有耳不是好事情。没人，邓思辉继续耳语着说：“不然啊，他就在我们江西呆到死。”陈丹生像是听到一个大新闻：“真的啊，邓大人在我们江西呆过的啊？”邓思辉说：“你这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他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以前在我们江西可呆过好几年呢。对，就是那个拖拉机厂。你说是在厂里当工人舒服还是当国务院副总理舒服。谁让他以前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呢？我看这个邓副总理啊，还是和毛主席不太一致的，你看他出来以后，这阶级斗争的弦就不如以前更紧呢！你看看以前，我们这里阶级斗争抓得多好啊，这几年上面总是有人提什么又红又专，其实啊，我们最赞成那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倒好，还什么又红又专，这不是和阶级斗争唱对台戏吗？”陈丹生是个没有多少主见的人，他听到书记这么说，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迫不及待地问：“书记，你说得真有道理。我看校长的思想有问题，他说话办事都和当前的形势不赶趟。我也觉得把这家伙抓起来最好，可是，我们要是抓人，我们………我们……”邓思辉把酒瓶往桌上一磕，说：“你这人支支吾吾的，到底要说什么呢？”陈丹生说：“只是……只是我们让谁去抓他呢？”邓思辉说：“亏你在部队呆过那么久呢？我们大队是干什么的？好歹我们也是一级组织啊，我是书记你是副书记，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民兵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为了这支民兵队伍花了多少精力？花了多少代价啊？那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可是，我们什么时候用过这支队伍。你是没有看见，全大队一百多个基干民兵，那都是个顶个的厉害啊。”副书记陈丹生明明知道这支队伍之所以有些名气，主要还是仗着大队民兵营长李广生的才干，和邓思辉这个大队书记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邓思辉和李广生还大吵过呢，要不是公社书记出面保护，邓思辉早就把李广生给解除职务了。可是，陈丹生又是呵呵一笑，说：“这、这全是您邓书记的功劳。我知道，一百多个基干民兵，打靶的话，百发百中的人就有五个，投弹嘛，优秀投弹手就有十几个。当年我在部队也不过如此啊。”邓思辉掰着手指头说：“是啊是啊，射击比赛，我们是全县第二，全县五十多个民兵组织进行比赛，我们是第二啊，强不强？队列比赛，我们是全公社第一。”陈丹生说：“那么说，我们就动员民兵把这个胡言乱语的校长抓起来。”邓思辉和陈丹生的手掌互相一击，算是击掌起誓。邓思辉说：“好，你知道吗？有一年，赣州那地方，杀人都可以不经过上级批准，公社一级都有权杀人。”陈丹生半信半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情啊，那是哪一年啊？”邓思辉讨厌地看了陈丹生一眼，爱理不理地说：“呵呵，那早呢，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一两年吧。”陈丹生讨好似地说：“啊，书记都记得这么清楚，那肯定是真有其事。这么说来，我们抓人还真是小菜一碟。”邓思辉听着这么文绉绉的成语，他也想显摆显摆，好在陈丹生这个老文书面前做出些文化人的样子，就说：“是啊，那时候都可以杀人了，我们现在也不想杀人，我们抓人还不是‘小工见大工’，你说是不是啊？”陈丹生知道邓思辉一定是把“小巫见大巫”错读成了“小工见大工”，可是，他也不好指出自己这个顶头上司的错误，就打着哈哈，头点得和鸡啄米似的。
邓思辉说：“我们不过是抓人，而且抓的是这不跟形势走的反动分子，有何不可？”副书记陈丹生只是觉得好笑，他想：虽然大队书记邓思辉资格老，他曾经参加过原子弹研究的保卫部队，可是，他真没有什么文化，没想到，末尾，他还来了句文绉绉的话，这么文绉绉的话，连他这个曾经得过嘉奖的文书都不敢说。唉，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他想笑，可是他又不敢笑。
为什么邓思辉对于校长吴爱民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呢？上海知识青年顾卢青实在吃不了这里劳动的苦————夏天忙抢收抢种，冬天忙水利冬修。不要说他一个上海来的女知青，就是当地的农民也有吃不消的。
顾卢青在上海家里的时候，因为家庭条件不错，从小娇生惯养，就更是吃不了农村的苦。头两年，因为水利冬修还没有大规模地实行，她倒是还能将就着过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这是顾卢青的原话。后来，水利冬修等等任务越来越重，她终于累趴下了。可是她又是个好面子的人，顾卢青多次偷偷地哭泣。其实，当地的社员对于知青还是很有情谊的，要是他们知道她的困难，一定也会出面照顾她的。可是，顾卢青偏是个累死也不喊出来的人。就连苦，也一定不让别人看见。
顾卢青想着在上海的生活，看着眼下的生活，她想：要是再这样下去，说不定会愁苦死了。于是，她三天两头到大队书记邓思辉这里来求情。一会儿说要请书记照顾照顾，让她到大队的营业部做售货员，一会儿说，请书记恩典恩典，是不是让她到学校里教教书。恩典恩典是她从小说《小二黑结婚》里学来的词语。在上海，顾卢青的爸爸在区图书馆工作，《小二黑结婚》这本书，她就是在图书馆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三天两头的破四旧，很多书籍被没收了，散乱地堆积在区图书馆的走廊上。这对于喜欢看书的顾卢青来说，真如同天上掉馅饼啊。大概越是神秘的、不允许看的东西，越是会吸引人们的注意，顾卢青同样有猎奇的嗜好。在这些看过的书籍中，《小二黑结婚》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她还把一本《红楼梦》带到她下放的知青点呢。 其实，她不知道，所谓恩典恩典这样的词语在南方的农村是很少用到的。可她以为，农村人都是一样的，说话自然都是一样。邓思辉听不懂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就说：“什么恩典恩典？说清楚一些。”邓思辉掏出香烟，抽出一支往嘴里送，顾卢青马上掏出火柴来，嚓地划着了一根火柴，替邓思辉点着了烟。这一点，倒是让邓书记十分受用。
看着邓思辉那眉开眼笑的脸，顾卢青觉得这事也许有门了，她说：“邓书记，求您开开恩，我可喜欢教书了，您就让我到你们学校当个老师吧！您放心，只要我当了老师，我一定会把学生当成我的弟弟妹妹，好好教他们……”她知道，在这个地方，邓思辉的权利不小，据说，他正准备被提拔为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呢，要是帮人一点忙，估计也不是什么问题。在上海的时候，顾卢青的爸爸妈妈就交代过她，要对当地的人热情一点，就是对四类分子，最好也不要得罪了，对大队干部就更不要说了。几年过去了，顾卢青对于她爸爸妈妈的话还记得很清楚呢。
邓思辉被顾卢青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他想：什么就好好地教他们啊，这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的事情，你一个姑娘家家的竟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叫什么事啊。况且，在这几年来，鱼池沟大队先后来过不少知青，都是来自和顾卢青同样的地方——————上海，他们虽然都很年轻，可是大都表现不错，从来没有拈轻怕重的现象。毕竟，他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在组织面前宣誓过的：扎根农村一辈子。这小丫头怎么会这么样呢？
也是，全大队三十多个知青，女知青就有十二个，凭什么她顾卢青敢于到邓思辉这里求情呢。就因为她顾卢青长得十分标致，那简直就是上海上层社会来的一个大家闺秀。她不但身体颀长，五官清秀，苗条而又丰满，浓而粗黑的眉毛，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像是会说话。而且，顾卢青脸上那对深深的酒窝实在是谁看谁喜欢。
邓思辉也见过不少世面，也多次到县上听过什么关于知青的报告，那些报告，大部分是说知青们和当地的群众如何搞好关系，当地的干部如何关心知青，而且，邓思辉也接触过一些关心知青的好书记，优秀大队干部。可是，他想：天底下的人哪有一般长的，这人有三六九等，现在他没有缠住她这个漂亮女人，是她自己送上门来的。顾卢青她要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好处，他这个大队书记也不能白白给人家好处，再想想自己家里的那个黄脸婆，他就想和顾卢青恋上爱才好——————哪怕就是那么一两次也好。
终于有一次，邓思辉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说出了他自己想了好久的话。他顾不了许多，开门见山地说：“要是我照顾你，肯定要担很多风险，说不定我这顶大队书记的帽子就给弄丢了，你说我都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你该怎么感谢我呢？”顾卢青只是一个十分青涩、淳朴的青年，虽然青春的成熟让她知道男女间的事情，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邓思辉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顾卢青实在不好回答他的问题。看着邓思辉那色迷迷的眼神，邓思辉的如意算盘已经让她猜出了八九分了。顾卢青用丹凤眼朝邓思辉瞟了一眼，嘴巴张了张，又合上了，然后半天也没有什么动静。
邓思辉看着顾卢青那姣好的容貌，又看见她瞟了自己一眼以后并无什么拒绝的感觉，觉得他们之间会有好戏。于是，邓思辉胆子更大了，他不客气地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只要你和我玩玩就行。”邓思辉倒是想多说说他对于顾卢青的爱慕知青，好得到顾卢青的理解，但是，他又一想：言多必失啊，万一对方没有同意的意思，岂不是弄巧成拙吗？什么喜欢顾卢青，做梦都想和她在一起，其实，这些不都是废话吗？一个土里土气的大队书记，快四十岁了，面对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姑娘，而且是一身洋气的上海姑娘，能不馋涎欲滴吗？什么爱不爱的，纯粹是多余的。所以，他也只好三言两语地说了上面那一句。
说完，邓思辉深情地看了看这个水灵灵的上海姑娘，他恨不得用眼神和顾卢青来一场爱的交汇。应该说，邓思辉并没有强迫顾卢青的意思，他用自认为是公平买卖的方式说出了这个要求。他既没有搂着顾卢青的腰，也没有抱住顾卢青的身子，甚至没有碰这个上海妹子的手一下。他又何尝不想一下子就抱住这个秀色可餐的姑娘呢，他还恨不得马上和她一起睡觉呢。但是邓思辉还是害怕，他怕他的粗鲁会引起这个漂亮姑娘的反感甚至是反击。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不是不想马上占便宜，他担心的心急吃不到热豆腐，所以他必须采用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方针。再说，在邓思辉看来，眼前的好处足以让眼前这个离乡背井的姑娘臣服，根本用不着动粗。
尽管这样，顾卢青还是想给这个禽兽一样的书记一个耳光。
是啊，仅仅两年过去了，这个当初道貌岸然的大队书记怎么会变得这么无聊又无赖呢？那还是1969年，第一批上海知青，也就是那五男五女的小年轻从上海来到鱼池沟的时候，大队组织社员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们的到来，给知青们准备好住房、准备好简单的娱乐场所，吃住当然更不是问题——————除了劳动强度大，这鱼池沟其实比许多知青下放的点都要好些。许多地方的知青点和鱼池沟恰恰相反，劳动强度倒是很小，也没有多少农活可干，可是，生活却很成问题。仅仅是两年过去了，这个一向对知青们关怀备至的大队书记怎么说变脸就变脸，成了一个没有廉耻的禽兽了呢？顾卢青想不通。
说实话，凭着她的形象，凭着她的文化，要做一个小学老师实在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再说，一个在生活上受到挫折的弱女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也不算过分。退一万步说，在顾卢青看来，作为一个大队书记，既然一个出门的姑娘提出来了，如果你觉得行就行，不行也就拉倒，你干嘛说出这样流里流气的话呢，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还布下一个陷阱让人家往里边跳。顾卢青还想：论年纪，你都差不多可以做我爹了，而且要文化没文化，粗皮粗骨的，你这些龌龊的思想都是怎么来的，难道毛主席让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据说接受你们农村干部侮辱的？亏你还是多年的大队书记，亏你平时还想一个正人君子那么样地道貌岸然，你这不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吗？你要是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说仅仅是给我一个轻松些的工作，就是再大的好处，我也不干。顾卢青越想越气愤。
顾卢青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虽然从小娇生惯养，可是，她的骨子里还是有很多傲气的。为了从长计议，顾卢青也不想马上得罪这个恶棍。毕竟，以后还要在这个大队呆下去，毕竟，自己也不能马上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于是，她还是不动声色地对邓思辉说：“邓书记，这个问题你实在说得过于匆忙，要是早说我也许有些准备，可是，现在这样，我实在转不过弯来。”听着顾卢青这并不反感的话语，邓思辉心里都乐开了花。他马上深情地看着顾卢青说：“不急不急，我等你的消息。”邓思辉以为他的沉着能够让顾卢青就范，至少能有个回心转意的机会，可是，他错了。
回到知青点，顾卢青左思右想。她总觉得邓思辉这交易太不要脸了。她心里十分气愤，就和邻居————————当地的女社员牡丹说出了自己遭遇到的事情。牡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农村妇女，可是，好人却没有好报——————结婚十多年，她竟然没有一儿半女，不但没有孩子，她连怀孕的滋味都没有体会过。一个结了婚的女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一个人心里能好受呢？
牡丹是个热心人，平时，她经常来到知青点给年轻人送些好吃的，比如黄鳝啊，甲鱼啊，泥鳅啊。他老公不但是个能工巧匠，要是捕鱼捉虾也是个行家里手。他自己会做鱼笼、泥鳅笼，家门口那些竹子是他做鱼笼、做泥鳅笼的好材料。有一次，他们一家用五个泥鳅笼竟然抓到二十多斤泥鳅，他用一个木脚盆将那些泥鳅养起来，要吃一些就从脚盆里取出以一些，他们小两口竟然吃了半个月。至于，每次捕捉到三五斤泥鳅的时候就更多了。吃不完，他们就拿到县城的小集市去卖，用卖泥鳅的钱买些肉啊或者蔬菜吃。
做小买卖不是资本主义苗头吗？应该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在中国其他地方是不少，但是，鱼池沟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倒是给了社员生活带来不少新鲜的空气。买卖鱼虾啊，甚至买卖小猪的市场其实在文革后期还是慢慢有了的。
有时候，鱼啊，虾啊，泥鳅啊，在城里卖不完，牡丹就拿给知青点的上海小年轻吃。牡丹的确大方，可是，她老公很小气，常常反对牡丹送东西给知青们。一来二去，知青们和牡丹的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喜欢和她说。
牡丹得知顾卢青的遭遇，她突发奇想：要是自己满足大队书记的要求，和他爱一次，那既可以免除顾卢青的烦恼，说不定还可以让自己怀上孕呢。想到这里，三十多岁的牡丹竟然像以一个少女一样害羞了。都说三十六计走为上，可是，牡丹突然想到的是三十六计中的偷梁换柱。要是搁在以前，牡丹这样朴实的社员怎么也想不起偷梁换柱这样的把戏来的。自从她和顾卢青这个上海妹子成为好朋友以来，她也开始看《红楼梦》了。顾卢青告诉她：这是一本禁书，让她千万小心一点看，否则要受批判的。牡丹其实小时候很喜欢读书的，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她爹只让她读了个小学毕业——————总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得到顾卢青给她的《红楼梦》，海誓山盟般地发誓，一定不让别人看见。她真的啃起了这部名著来了。在《红楼梦》里，给牡丹教益最大的就是王熙凤用的调包计。牡丹想从大队书记那个命根子那里借种子，谁让牡丹的老公自己没用，不能让她怀孕呢，同时，她也要让顾卢青免受祸害。
在农村，特别是鱼池沟这个偏僻的水乡，牡丹其实也不算丑的，可是，毕竟人老珠黄，三十好几了，加上长期的劳动，她无法和顾卢青媲美。她决定把自己的调包计和顾卢青说出来。
牡丹说：“ 顾卢青妹子，我和你商量个事情怎么样？”顾卢青赶紧说：“好啊你说吧。”牡丹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地把她的调包计和顾卢青说了。
刚刚听到牡丹的叙述，顾卢青惊得目瞪口呆，她神经质似地看着牡丹，她万万想不到这个看似十分朴素的农村女人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她问牡丹：“什么？你说什么？调包计，什么样的调包计？”牡丹心想：大妹子，你也别怪我心狠，不正是你那《红楼梦》让我知道了调包计吗？
牡丹干脆来个当面锣对面鼓，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调包计不就是《红楼梦》里告诉我们的吗？”顾卢青这才如梦方醒，说：“原来是这样啊。”什么是调包计，牡丹是要让顾卢青带把邓思辉带到一个少人的地方，然后她和顾卢青设计让邓思辉把眼睛蒙上，最后，让邓思辉和她牡丹一起玩玩，这就是调包计的全部内容。有《西江月》评论这事：莫道狗急跳墙，只因没有主张，无良书记胆包天，破坏上山下乡。 色字头上是刀，无数须眉喜好，开心时刻乐淘淘，纵是火海敢蹈。
天啊，天下还有这么出主意的人。看着顾卢青那惊恐的样子，牡丹实在过意不去：“你，你要是不愿意呢，就算我没有说好不好？”停了停，她又对着地下“呸呸呸”地吐了几口唾沫，算是取缔自己的计划。
看着眼前这个好心人，看着这个十几年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顾卢青心软了，现在，好像求人帮忙的已经不是她顾卢青了，反而是眼前这个土生土长的女社员了。
顾卢青心想：嘿，别说牡丹说话粗鲁，要慢慢地想想，这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这一来，既满足了那个流氓似的大队书记邓思辉，又解除了顾卢青的难题，说不定，还能让牡丹这个从来没有怀过孩子的女人有做妈妈的希望呢。这样看来，至少是一举两得，说不定还是一举三得呢，这不是还让邓思辉终于有了阿Q的感觉吗？顾卢青再也不像刚刚那么惊恐了，也不像刚刚那么愁苦了。可是，她想起了牡丹的老公，还是觉得有些缺德。可是，这个节骨眼，哪里还能顾得了许多呢.。
人要是逼急了，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顾卢青也觉得容不得她细想，再说，她想起了牡丹的大方和友好，想起了牡丹老公的小气，顾卢青觉得现在也只有这个法子最好了。谁让牡丹老公那么小气，要是换了别人，她还真的有些不忍心呢。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平时老实巴交的牡丹现在是兔子急了也咬人——————虽然她这是帮助好人，同时也算是惩罚坏人，可是，她却把自己 卷进去了，这以后能说得清吗？
按照顾卢青的约定，邓思辉像是猪八戒看见了花姑娘，猴急猴急地来到了一个僻静处————————那是大队的砖瓦厂。那里很隐蔽，平时极少有人从这里经过，而且周围不少绿油油的草地，那草地像是一片极好的地毯，要是想在那上面畅想幸福或者爱情，对于乡村的人们来说，还是不错的地方。他们当然不会在这草地淫荡，这儿只不过是里边那房子的铺垫。砖瓦厂的有一个不错的休息室，那里原来是砖瓦厂头头的卧室，那头头就是邓思辉的妻舅，他还兼着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最近被邓思辉派到山西大寨学习取经去了。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卧室就成了邓思辉和顾卢青宽衣解带的地方。可是，邓思辉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大队书记将会被两个女人戏弄。
来到砖瓦厂休息室，邓思辉一下子扑过来，他紧紧地抱住顾卢青，说：“我的小宝贝，我想死你了。”顾卢青赶紧推开他，生气地说：“急什么，来都来了，也不靠这一会儿。”邓思辉刚想辩解，可是顾卢青不等他说话，仍然拉长连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土气，根本没有前几天好看。你个乡巴佬、土包子。”邓思辉也顾不得她说什么和上海年轻的姑娘相比，自己还真是个土包子，有什么好说的。他心想：只要你这个水灵灵的姑娘满足我一次，别说是让你骂一次，就是为了你去死也甘心。他恬不知耻地说：“嘻嘻，娘子，我想死你了，快来吧。”说着话，那粗黑的大手就朝顾卢青那高耸的胸脯伸去。还不等邓思辉的黑手触摸到那片女人最神圣的地方，顾卢青忙推开了他的手，笑嘻嘻地说：“邓书记，你这就不对了，告诉你吧，我家里来信了。以前我是怕你，那是因为我爸爸是老右派，现在，我爸爸摘帽了，他再也不是右派了，我胆子也大了。实话告诉你，就算是你要和我亲热，你一定要满足我的一个条件。”其实这些话都是顾卢青欺骗邓思辉的，为的就是让邓思辉这个土皇帝老老实实地听话。邓思辉还真就信了，作为大队书记，他知道，三天前是有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寄给了顾卢青。可是，他不知道，这封信说的是顾卢青的妈妈动手术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摘帽的问题。
邓思辉那饱含淫秽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他说：“快说，什么条件？”顾卢青说：“你必须把眼睛蒙上。”邓思辉用手把眼睛一蒙，像是很听话的样子，说：“好，蒙上就蒙上。”他理解这个下放知青，毕竟对方是那么年轻。邓思辉用眼神示意顾卢青躺下来，他让她躺在那软和而又嫩绿的草上。顾卢青假装坐下来，她想搜寻在不远处早已经躲藏好的牡丹，可是她又怕引起邓思辉的怀疑，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邓思辉。这时候，邓思辉一边解裤子，一边用手蒙着眼睛。顾卢青说：“这算什么？这样不行，我非要拿布蒙住你的眼睛。”被情火烧的快要疯了的邓思辉也不想多加劝阻，只要得到这个含苞待放的姑娘，别说是蒙着眼睛，就是蒙着整个头部又有什么不可呢？他苦笑了声，说：“姑奶奶，你快点好不好？我都等不及了，你太美了，我的宝贝。”顾卢青三下五除二地给邓思辉蒙了个严严实实，不要说眼睛，除了留下个出气的鼻子，嘴巴都看不到多少了，邓思辉竟然服服帖帖，没有半点异议。什么是色令智昏？这不就是吗？有《西江月》说得好：自古色令智昏，为色几个是真？各怀鬼胎陷阱多，到底是谁愚蠢。 偷情都是扯蛋，良心也要遭难，妻离子散是恶果，何必明知故犯。
就在邓思辉被顾卢青蒙着了双眼的时候，躲在不远处的牡丹很快就来到了邓思辉的身边，这大热的天，她只要随便一扯，身上那件蝉翼似的衣服就脱了个溜光。这时候，顾卢青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牡丹像是抱着一个能够给她播种的播种机，两个人很快就缠绵在了一起。任凭邓思辉怎么用话来撩拨他身下的女人，牡就是不发出一点声音，因为，稍微有些声音，顾卢青和牡丹筹划的调包计就会露出马脚。邓思辉也理解自己身下的女人不出声，那个女人会在遭到侮辱的时候说话呢？差不多十分钟过去了，邓思辉汗淋淋地从牡丹的身上下来，穿好裤子，还等不到他穿好衣服，牡丹消失了，顾卢青又像是幽灵一样地来到了邓思辉的身边。这时候，牡丹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切都做得那么天衣无缝。
等邓思辉打开眼睛一看，出现在他眼前的一幕是多么甜蜜的图画：顾卢青那红扑扑的脸蛋正在流汗，她正在往自己的短裤上穿长裤呢，那白皙的大腿让邓思辉看呆了。他后悔不该让这个稚嫩的姑娘给蒙上了眼睛，不然，那不是更加春色满园吗？可是，看着刚刚睡过的床，邓思辉十分不解：本来，一个没有没有碰过男人的女人，第一次是要见红的。但这床上竟然没有一丝红色。邓思辉不解地问：“你说，这，这，你怎么不见红啊？”顾卢青一听，举起巴掌朝邓思辉的脸上狠狠打去，恶狠狠却又压低声音说：“我一个黄花闺女都给了你，你竟然还说这话，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她其实并不担心这一巴掌会把邓思辉的承诺打飞了，在她看来，一个男人获得了一个女人的芳心，即使是挨上几巴掌也不会有什么反感，倒是如果没有这一巴掌，也许这个仗势欺人的书记会怀疑顾卢青不纯洁，甚至会怀疑更多的东西，比如调包计。顾卢青毕竟是上海姑娘，见多识广，她听过塞翁失马的故事，那其实是一个辩证法的故事，现在，这一巴掌里也包含着辩证法。顾卢青还听过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故事，据说，毛主席一边去重庆，一边交代留在延安的部队，说，要是有国民党偷袭，只管打，打得越狠，去重庆谈判将会越安全。她觉得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要有些出人意料的东西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
人就是奇怪的动物，正是有了这一巴掌，邓思辉竟然十分满足，因为他想：假如顾卢青不是个处女，她会这么气愤吗？也许不见红有其他原因的。邓思辉心里一阵窃喜，他想：自己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和这么个嫩嫩的洋女人睡觉了，而且是一个纯女人，不要说给她安排一个不算好的工作，就是为她死了也值得。
就这么一次媾合，十几年没有怀孕的牡丹竟然有了做妈妈的迹象。这种子就是大队书记邓思辉播下的。她固然担心孩子生下来以后会让自己的老公发现蜘丝马迹，可是，与其一辈子不 能做妈妈，就是有离婚的危险甚至更大的不幸在等着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她看着自己逐渐隆起的肚子，非常高兴，以至她每天向摆在厅堂显眼位置的毛主席坐像致敬，而且是一天三次。这现象，引得牡丹的老公兴奋异常，他也跟着牡丹一起向主席像致敬。
这一次交易中，邓思辉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桃花运的人，顾卢青很快便被安排在鱼池沟小学教书了。想着以前和当地的社员一起出工，一起风吹雨打，一起烈日暴晒，一起挥汗如雨，现在，走上教师岗位的顾卢青能不高兴吗？三个月以后，顾卢青成了我四叔的儿媳妇——————顾卢青嫁给了我的堂哥吴武汉。因为我堂个是服役军人，他们的婚姻几乎是以闪电的速度成就的。
最近，在鱼池沟，有两个女人都十分开心，一个是顾卢青，一个是牡丹。顾卢青，最近成了老师，而且嫁了个部队里连级干部，而且我那个连长堂哥还是个美男子哦，顾卢青能不开心吗？
是的，牡丹也很开心。牡丹的脸上最近常常挂满了幸福，其实这种幸福，更多的是侥幸。这除了她自己已经怀孕，还因为牡丹隔壁家的一个女人，牡丹更是感到自己是多么侥幸。在她看来，倒不是要看别人的笑话，但是她知道，幸福或者说侥幸都是比出来的。半个月前，牡丹隔壁的一个女人死了，是跳河死的。那女人十分美丽 ，就像是传说中的西施，只因为她是一个地主家的姑娘，不得不嫁给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本来这该是很不公平的婚姻，可是，只是因为那男人家是贫农。对于这个美丽的女人，除了这男人很满足，男人的亲人竟然都恶脸相向。那男人有个已经嫁出去的妹妹，这女人本来就要被发展为党员，就是因为她有个出身为地主的嫂嫂，入党的事情卡壳了，这女人就把所有的厌恨发泄到她那个出身为地主的嫂嫂身上，她竟然跑回娘家对着这个美丽的嫂嫂破口大骂，而且，骂起来就是半个小时，什么难听的说什么。第二天一早，女人失踪了，结果在附近的河边上找到了这个美丽女人的鞋子，然后又捞起了这女人尸体————女人跳河了。
看着顾卢青高高兴兴走上工作岗位的样子，邓思辉觉得顾卢青是捡了个大便宜，不然，她怎么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呢？邓思辉觉得太便宜了顾卢青，他想继续纠缠于她，只有这样才能平衡一下他那颗骚动的心。顾卢青毫无疑问地要拒绝。邓思辉竟然威胁她说:”不多，我只要求你和我再好两次，就两次好不好？”顾卢青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大队书记竟然是一个恶棍。从报纸上，从收音机了，顾卢青听过太多的好书记的故事，那多半是支持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运动的好干部，可是，自己面对的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书记呢？人倒霉啊，喝了凉水都塞牙啊。
顾卢青斩钉截铁地说：“哼，两次？！半次也不行！”邓思辉想：她 已经是老师了，如果擅自撤销她的老师资格，不但师资力量不允许，全大队的人会怎么看他，不都要说他神经病吗？朝令夕改的人多半都是有神经质的。邓思辉只好威胁顾卢青说：“你要不答应我也可以，我就把你和人胡搞的事情说出去.。”顾卢青明知故问地说：“和谁胡搞？你自己才搞破鞋呢.。”邓思辉狡黠地一笑，说：“对了，还真让你说对了，我就是搞破鞋，搞的就是你这个破鞋。”顾卢青又要举起巴掌打过去，这一回，邓思辉敏感地躲过去了。他一边跑，一边扭头说：“你自己乱搞，我可以作证。你能否认吗？”这一次，顾卢青忍无可忍，她向邓思辉招了招手，邓思辉又在想他自己的好事，他以为顾卢青妥协了，他又淫笑着走过来了。顾卢青想了想，她只好把调包计详详细细地对邓思辉说出来了。邓思辉恼羞成怒地问：“什么？调包计？根本不可能，你瞎说。”这回轮上顾卢青开心了，她说：“我是上个月结婚的，我是不是处女？你要不要去问问我的丈夫？”邓思辉看着顾卢青那拼命的样子，害怕了，他终于退缩了。
邓思辉从此恨透了顾卢青，他总想着要出这口恶气，他要让顾卢青知道土皇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谢天谢地，牡丹生下了孩子以后，八分像牡丹，还有两分看不出像邓思辉还是牡丹老公。如果是这孩子像邓思辉，那么，他这个大队书记就当到头了。作风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为引起群众敏感的问题，不要说是让人怀孕，就是有任何一丝风吹草动，比如猥亵女人，调戏女人，也是要严加审查甚至是判刑的。
想起顾卢青成了我四叔吴爱民的儿媳妇，想起在部队时候入党的情况，想起吴爱民帮助地主的孩子读书，邓思辉就想恨不得吞下吴爱民。
第三章
五个民兵荷枪实弹地真的来到了我四叔吴爱民家，说着话就要把他抓到县里的大牢里去。吴爱民一看那么多荷枪实弹的人来到家门口了，他毕竟有些紧张。他不知道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一问，才知道是大队书记邓思辉和副书记陈丹生决定来逮捕他。
五个民兵中，领头的是村民兵连副连长何丽安。刚刚到吴爱民家的院子时，何丽安就迫不及待地把盒子枪拔出来。配备盒子枪本来只有民兵营长及其以上等级的武装人员才能有的资格，何丽安虽然不在这个范畴，但是，他在全县民兵大练兵的比赛中获得过全县第一的好成绩，所以，县武装部破格给他配发了一支盒子枪。等他看清了要逮捕的人竟然是吴爱民时，他略微想了一下，重新把盒子枪收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邓思辉赶来了。他本来是安排陈丹生来督促这工作的，但是，他想了想，觉得还是自己来更放心一些。
看着何丽安那犹豫不决的神态，邓思辉满脸愠怒地说：“干什么？为什么不逮捕他？”何丽安惴惴地说：“不是，是这样，是……”邓思辉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呢？到底是还是不是？”何丽安看着邓思辉那恼羞成怒的样子，觉得那副嘴脸实在可恶。他决定快刀斩乱麻，不给邓思辉以瞎指挥的机会。于是，何丽安转身对着邓思辉，说：“这事情你还是安排别人来做吧！”然后他又看了看四个民兵，说：“走，我们走。”说完，他对那四个人挥了挥手，四个民兵跟着何丽安真就要离开这里。
这时候，何丽安满脑子都是那一次遇救的情景。那是1972年8月底的一天，何丽安刚刚成为基干民兵，那是他最高兴的一天。一些贫下中农的子女都没有从普通民兵转为基干民兵，而他家是上中农的成分，只是因为他的军事素质不错，大队经过研究之后才将他发展成为基干民兵。为了对得起基干民兵这个荣誉，何丽安比别的民兵更早来到训练场，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投弹的技术。虽然练习投弹用的是教练弹——————不管怎么扔它始终都不会爆炸，可是他仍然十分认真，就像那些手榴弹真的能爆炸一样。也许是练习次数太多的缘故，他的手臂开始感到有些发酸。更要命的是，就在这时候，突然接到县武装部一个通讯员的通知，说是县武装的领导很快要来视察鱼池沟大队实弹投弹的训练情况。鱼池沟地处偏远，县里的领导能够来这个地方实地视察工作，无疑是给对鱼池沟的民兵以极大的鼓励。民兵们高兴得欢呼雀跃，个个人脸上都笑开了花。是啊，好容易有一次实弹投弹的机会了，多少次画饼充式的训练终于要见真效果了，大家能不高兴吗?何丽安更是一蹦三尺高,因为这一天对于他是双喜临门啊，他不但成为基干民兵，还可以实弹投弹。半个小时后，一辆吉普卡把县武装部副部长和五十个手榴弹送到了民兵训练场——————鱼池沟小学的操场。那时候正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除了四叔吴爱民，就全部是民兵训练人员。这一天，四叔有些杂事来到了他办公室。
轮到何丽安投弹的时候，也许是紧张，也许是手臂发酸，何丽安在投弹的时出了故障。何丽安先拧开手榴弹盖子，然后拔出导火索————这是他梦想过多少次想拔出的导火索啊，今天终于有机会练真的了。他多么高兴啊！就在那根引线滋滋冒烟的时候，他的手臂痉挛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的脸上马上变得煞白，像个毫无血色的死人，豆粒大的汗从额头上冒出来。这情景被从这里回家的吴爱民看见了，眼看手榴弹就要爆炸，吴爱民一个箭步冲上去，迅速夺下那个手榴弹扔了出去。手榴弹在不远处的河里爆炸了，十几条白花花的鱼被炸晕了，很快浮出了水面。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故避免了，何丽安激动地看着吴爱民，深深地对他鞠了一个躬。
看着凶神恶煞的邓思辉，何丽安又回到了现实中。
邓思辉大喊一声：“我看谁敢走？何丽安，你听着，本来我是安排你们的民兵连长李广生来的，没有想到是你来了。我知道你是念旧情，但是，你要走的话，我也不拦你。但是你不能带其他的人走。你滚，滚！”
何丽安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转身走了。
吴爱民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他说了一些关于学习黄帅的话，竟然要派民兵来逮捕他。他知道，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毕竟在鱼池沟，邓思辉就代表法律，虽然他知道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可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能怎么办呢？仅仅在五年前，地区的行署专员被造反派从省城抓回来批斗，然后又送到鱼池沟这个地方劳动——————收割早稻，结果还不是活活地热死在了太阳底下。
这时候，吴爱民反而镇定了很多。他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仅仅是说了几句话，就引起了大队的强烈不满，竟然派出那么多民兵来抓人，那真是有些滑稽。这大队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前几年了，不是文化大革命开初的那几年了。文革起初的那几年，斗这个，批那个，武斗多于文斗，很多人受不了无端的批斗，只好选择死亡。老舍。杨朔、赵树理死了，严凤英、上官云珠死了，吴晗死了，傅雷死了 ，田家英死了，邓拓死了，，言慧珠、罗广斌死了。
那几年，是有不少随便抓人，随便法办人的事情。自从后来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以来，逮捕人的程序不是慢慢恢复正常了吗？邓思辉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一个大队书记竟然敢于开口让民兵来抓人，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吴爱民知道，他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错，关于学习黄帅的话，在外人看来是有些过头，可是，不管什么世道，天地君亲师，这已经是中国人奉行了很久的天条，不说是金科玉律吧，最起码，任何时代，老师还是很受人尊敬的人。现在这是怎么了？老师的地位已经是低微得很，难道连最后的一点尊严都要剥夺吗？真要这样，以后是谁还敢当老师啊？老师难道要成为臭老九中的老九吗？那样，中国的教育界不是让人寒心吗？吴爱民想：自己只不过是为老师说了些公道话，还用得着民兵来逮捕吗？他想了想，只想发笑。吴爱民这样的气魄倒是把民兵们震住了，他们都不敢来抓人。这时候，大队书记亲自出面，说：“你们都愣着干什么？上，抓人！”
这时候，公社革委会主任何丽全骑着自行车来到这里，他大手一挥说：“我看谁敢？”何丽全是何丽安的哥哥，那一次的手榴弹事故，他其实早就知道。他也深深地记下了吴爱民这个名字。他本来是要骑车去公社的，半路上他听到何丽安向他反映邓思辉抓人的事情，所以，他急匆匆地赶来了。
邓思辉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局面出现，他十分尴尬地笑了笑，说：“不是，是这样，何主任，是……这人犯罪了，他……他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学习黄帅的最高最新的指示。”
公社革委会主任何丽全说：“吴爱民同志是个好同志，他的事迹其实早就该宣传。可是，在你们鱼池沟，不但不宣传这样的好人，你还要法办他，还要抓他，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这是犯罪！学习黄帅的事情，上面已经做了安排，说暂时不再提学习黄帅的事情了，所以说吴爱民是有远见的同志，也是最有勇气的校长，是个好校长，是最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校长。”何丽全还说，谁要是再提学习黄帅，我就让谁赔全公社损失的所有玻璃。在学习黄帅这一个月内，全公社损失玻璃两千多平方米。邓思辉看着怒气冲冲的何丽全，顿时软下来许多，他蔫头耷脑地让那几个民兵赶快离开。是啊，就是这样，他都怕动作迟了要吃亏呢。
两天以后，关于吴爱民被公社革委会主任救下来的事情传到了县里，一个副县长听到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话，把何丽全主任传唤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你小子是不是拿经济压制革命啊，不就是几百块玻璃吗？哪怕什么？学习黄帅是全国性的事情，谁要是反对，我让人审查你，审查属实的话，我还要让公安局逮捕你。”两天以后，公社何丽全主任倒是没有被逮捕，因为到大寨学习取经的县革委会主任金怀玉回来了，金主任十分支持何丽全主任的意见。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副县长挨了金怀玉狠狠的一通剋。金主任把那个动不动训人的副县长喊到办公室。一听金怀玉传唤他，那个平时威风十足的副县长一下子硬不起来了。金怀玉对那个软得像个老柿子似的副县长说：“我们党历来是下级服从上级，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金主任也有说这个话的资格。想当年，金怀玉可以说是战功赫赫。是他，跟随方志敏带领一个营的战士作战，一次就消灭了好几百国民党匪徒；是他，在强渡大渡河的时候冲锋在前；是他，一个人深入鬼子的窝点，端了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他，带领二十多个敢死队员打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是他，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坚守在上甘岭的山洞里。听老辈的人说，在我们这个地区，行署专员都和他称兄道弟，有时候，还要看他的脸色行事。这到底是夸张还是真有其实，谁也没有考证过，但是，几乎是全县人民对于金怀玉还是十分信服和敬佩的。
金主任一锤定音，他让人把何丽全找到县革委会去，对他说：“学什么黄帅？黄帅是一个多大的人？他现在不过是一个孩子，孩子造反？那成什么体统？我们这几年造的反还不够吗？还要让小孩子参与造反吗？你们要知道，黄帅写的日记其实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就是想树立一个榜样，就把黄帅的日记小题大做。我知道，小黄帅现在的确很吃香，她还参加过国家的国宴。可是，那又怎么样？我想，这么大的场面和不该得到的荣誉，对于小黄帅来说，也许不是她自己所愿意的，也许对她是一种痛苦呢！”也许在那时，一位县一级的革委会主任在我们中国来说实在是太普通，太一般了。可是，他参与的那一次强渡大渡河，有多少后来成为高级将领的人对他终生难忘，所以，他的消息渠道可以通向中南海。正是靠着这个消息渠道，他得到了许多人不可能知道的内部消息。
金怀玉不光知道像那样学习黄帅是不对的，他还知道，黄帅本人只是一个小孩子，她连自己的信被人们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都不知道，她怎么能够知道未来的前途呢？金主任还知道：我们党有一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不然的话，许世友等等那些老将为什么有一段时候会怄气不去上班，不理朝政。要不是林彪倒台，他这个县革委会主任肯定还会在五七干校劳动。因为当年他说过很多林彪的坏话。
金主任的话一级一级往下传，传到了吴爱民这儿，吴爱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来抓他了。金主任讲话的精神给了吴爱民大力的支持，也给了全县许多校长和老师以力量和勇气。过了大约一个月，学生造反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不光是我们学校，全县所有的学校都没有过。
第四章
到了1976年八月底，我所在的小学升格为初中附设小学。“一座学校六百烟，几处村落排两边，门前大河长又宽，除了农庄全稻田。”我不知道这么描述能不能大致地反映我们那所小学的环境。“六百烟”当然是说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有六百个人。哦，对了，说小学已经是委屈它了。现在已经是初中附设小学了，也不知道这和打倒四人帮有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是道听途说的————说是公社党委开会，经过两天的反复讨论，决定在我们这个远离公社但是生活水平算全公社最好的地方开办初中。
刚刚开学不久，突然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听到这个噩耗，我们都很难过，我们这些刚刚读上初中的学生，虽然大都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很多人都哭了。
1976年9月中旬，我们学校开追悼会，隆重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班长吴文章拿着一本屠格涅夫的书《猎人笔记》出现在教室。张小和问：“班长，你好，你这是什么书啊？”吴文章说：“哦，这是一本屠格涅夫的书籍。”
整个会场哭成一片，哭得最厉害的应该是数学老师刘金山。刘金山是1950年出生的人，1966年，正在读高中的刘金山去北京串联。在北京住了几天后，他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现场，人们激情澎湃。刘金山想起他爷爷悲惨的一生，想起他父亲在岁月中慢慢强壮起来的身体，想起了一家人的日子慢慢好起来，自己能够读上高中，后来又上了师范学校，那都是多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啊。解放以后，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免费为刘金山的爹治病，要不是人民政府，他爹也许早就死于血吸虫病了。想到这些，刘金山就热泪盈眶。广场上“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刘金山喊得比谁都响。可是，他多次喊了万岁的毛主席竟然就这么离开了大家。他能不难过吗？
我们这地方叫什么呢，为了表达我大半生的感情，我全部用真名，我们这地方叫鱼池沟。听听，多么好听的地方，鱼池沟，我们这儿沟沟汊汊，大河小湖，可到处都是鱼啊。用一句文词来说，我们这里真是鱼米之乡啊。还有一句老话说，我们这里比沙家浜还沙家浜。
那时候，我们鱼池沟大队有七个人在外地当兵。有两个人就有过同样的故事：他们在部队和他们的战友拿着小马扎一起看电影《沙家浜》，就有几个来自山区的兵，他们不要说是看沙家浜，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看过平凡的湖泊和港汊。在他们看来，沙家浜美极了。他们看着沙家浜那么美丽的风光，就和鱼池沟的子弟兵商量，说是等到以后有机会，无论如何要去沙家浜看看。这两个鱼池沟的子弟兵说什么呢。注意，这两个鱼池沟的子弟兵不是在一个地方当兵的啊，他们几乎有心灵感应，他们说：“还用去沙家浜看吗？战友们，以后你们到我家乡看看不就等于到了沙家浜吗？甚至比到沙家浜还要过瘾。”这话传到老家鱼池沟，慢慢地变成了鱼池沟比沙家浜还要沙家浜。
就地读初中，这对于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娃娃们来说，当然是最好的福音，至少我们不需要跑到十多里外的地方上学。现在，鱼池沟人有了自己的初中了，多方便！远的人家四五里地，近的也就是一、两百米。虽然有个别的小傻子说什么读书其实离开家越远越好。但是，据我观察，说那样的话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学习成绩都是不太好的半吊子。半吊子是我们这里骂人的话，其实在我们这里，半吊子比二百五，比十三点，比二流子还要难听。
1976年10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姚老师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他连夜写了好两首诗歌，一首是：《垮台的小丑》：“ 张牙舞爪终垮台，跳梁小丑何其坏，王张江姚想夺权，一枕黄粱梦沉海”；另一首是《骂四人帮》：“迫害多少好干部，无数忠良冤魂哭，拨开乌云见太阳，王张江姚死有辜。”我还记得四叔写过好几首诗歌，到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两首：“豺狼哭泣人民笑，善恶到头总有报，作恶多端四人帮，不是不报时未到”，“结成四人小帮派，今天一起大垮台，踩人终于被人踩，人民高歌向未来。”看得出，四叔的前一首诗歌是有所借鉴的，在1976年的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广场涌起了一股纪念周总理的热潮，人们用诗歌、大字报来抒发他们对于总理的感情。其中就有类似的句子，哦，对了，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说实话，无论是姚老师还是我四叔，原来是写不出诗歌的，毕竟他们长期都是小学老师。是1976年公社决定将我们学校扩大————————将小学改成初中附设小学，他们才教上了初中学生。我们这里有个高人，他就是老右派——————刘胜先，他原来是大学文学讲师，文学造诣很高，是他的热心帮助，姚老师和四叔才慢慢学会了写诗歌的。
看看姚老师和我四叔的这些作品，写得也不错吧，虽然有些斧痕，可是意境还是好的。
四叔虽然读书不多。在万恶的旧社会，四叔是我祖父家最小的一个人。1947年，爷爷去世了，当时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奶奶拉扯着四个孩子，这还没有渡过最为尴尬的日子，没有等来政府的救济，却等来了一场大火。一把火，把父亲那个只有四十多户的村子烧了个精光。
政府在干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正在打得不可开交呢。共产党倒是想救，可是，救得过来吗？他们自己都立足未稳。国民党有义务救，可是，国民党有那么好吗？可怜的救济也不是没有，可是，杯水车薪，村里的老人只好哭，死命地哭，似乎只有哭泣才能够用泪水把大火浇灭。奶奶带着伯伯、父亲，三叔，四叔，一家人的生活很穷。全村着火，却难以得到政府的救济。这就是旧中国的现实。父亲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据说从抗洪前线返回家以后，发现家全烧光了，他已经没有眼泪了。我爷爷死的时候，他几乎把眼泪哭干了。
本来就是破破烂烂的家，这下更加没有立足之地了。天啊，这不是水深火热是什么？村子的四周全是水。这里是水乡，有的是水。要是有了消防车，再大的火也能扑灭。离开村子十公里之外就是浩瀚的鄱阳湖。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远吗？村前的湖泊只有十五米，而且有取之不竭的水，竟然让一把大火把全村烧光了。
村里人为了给这次惨痛的灾难中得到深刻的教训，给他们的孩子取名都和“火”字沾边。男孩子叫火生，女孩字就叫火花。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孩子取了个名字很有个性——————火发。虽然很多人不理解，可是，这名字寓意很深————火是红彤彤的意思，有火一样的东西，虽然眼下的日子难过一些，可是，不久的将来，那日子必然会像火一样，红彤彤地，必然会越来越兴旺发达。1949年，中国，不，是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终于就像是那个名字——————火发，像火一样发达，兴旺。有国才有家啊，这句话真是千古不变啊。1954年，同样的一场铺天盖地的一次灾难，五四年水灾。让地处水乡的故乡如同被大水洗过一样。可是，因为有了政府——————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好政府的引导、帮助，家重新建起来了。
爷爷去世的时候，虽然奶奶很苦，但是，奶奶很有志气，她看着扔下她和孩子们而去到天堂的爷爷，一边哭泣，一边赌气似地发誓：“你走吧，你一个人走吧。你走了我也要活下去，我不但要活，我还要好好地 活下去。我还要让我的儿子读书，让我的孙子读书（那时候，我最大的堂哥————奶奶的大孙子还在我伯母的大肚子里呢）。我还要看到以后翻身解放的日子。”村里人都以为奶奶气疯了。因为奶奶和爷爷的感情据说很好，要不是疯了的话，奶奶怎么会骂爷爷呢，以前他们可是举案齐眉的夫妻啊，何况是已经死去的爷爷呢，何况，那时候离开解放还有两年多呢。
气话归气话，可是，让孩子们读书真是奶奶的肺腑之言。奶奶发自内心里想让家里出一个读书人。因为只有有了文化才能不受人欺负，甚至还可以为穷苦的人们讨公平。四叔也很争气，读了四年书，全部靠着他自己自学——————就像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一样。他通过自己修养，抓住一本书就顽强地读下去，读到天黑，读到没有了光线，读到别人全部睡了。于是，慢慢地，他这个读过四年书的人竟然当起了初中附设小学这样一个学校的校长。
四叔很喜欢看各个朝代的历史书籍，什么明朝的历史啊，清朝的历史啊。他可以说出明朝和清朝任何时代的皇帝的名字和年号。那时候，我还年幼无知，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问四叔：“你为什么只是知道明朝和清朝那些皇帝的年号和名字，却不知道其他朝代皇帝的呢。”四叔无奈地笑笑，说：“因为明代的和清代的离开我们的时代近一些，所以也就好记一些。”生姜还是老的辣啊，我不知道四叔这样的回答对于我有什么意义，这不是绕开了我问的问题吗？
那时候，除了毛主席语录和马克思列宁的书籍，几乎很少有什么好书的看，很多好书都被带上了封资修的帽子。四叔很有心，他通过和红卫兵的头头套近乎，这样，才获得了一些当时被禁止的书籍，像《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曾经被毛主席赞扬过的书籍他都看过。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抓住四叔看过的书不放，说是要告到县革委会去。如果真是被告状，那四叔可就惨了。而且他们随口就能说出当时的罪状：“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可是四叔很善辩，他对造反派说：“你能说这些书是反动的嘛？连毛主席都说过这些书都是好书呢。”造反派不甘心，一定要追根究底，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会夸《水浒》呢”。四叔不慌不忙地说：“1953年底，毛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初稿，有那么一天，毛主席让罗瑞卿把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找来，说是要打几圈麻将。玩兴正浓的时候，毛主席笑着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虽然四叔说得有板有眼，有时间有地点，可是造反派一听到有四旧之一“麻将”，他们像是猎犬闻到了肉味，顿时兴奋起来。大家都知道，麻将已经在社会上消失了很长的时期了。而四叔竟然引经据典地说那么绕嘴，说麻将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并且说这话是毛主席说过的，这不是对于伟大领袖的无端攻击和陷害吗？造反派想出了一句当时最流行的话，说：“你也不想想，你凭你，凭你这么个小人物，还想陷害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不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吗?你说说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啊？”据说，那时候，四叔几乎被气哭了，他知道，要是没有真凭实据，和这些无知的小年轻是说不清楚的。四叔一边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一边说：“我是一个贫农的后代，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了我翻身解放的机会，给了我做教师的机会，我感谢毛主席他老人还怕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说着话，他已经从里边拿出一本记录毛主席关于《红楼梦》、《水浒传》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贡献的一段原话。
四叔写的第一首诗歌，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首嘲讽乾隆皇帝的诗歌：乾隆诗歌名不扬，风花雪月无痛痒，李杜随意能流芳，皇帝万首又怎样？
看得出，四叔寄托在这首诗歌里的思想是：通过讽刺皇帝的诗歌不如李白杜甫的诗歌来说明，任何文学作品都是需要深入生活的。应该说，四叔的这首诗歌还是比较粗糙的，可是，作为第一次写诗，作为一个只是读过四年书的人，能够这样是不是也很好了。
四叔可以一字不少地写出三十六计，他还可以随口说出一百个姓氏。我常常对他很羡慕，我夸他的时候，他总是很谦虚地说：“这其实不算什么，你不知道呢，你们的姚老师比我厉害得多呢。他可以一个不少地说出五十六个民族，还可以把从汉朝到清朝的几百个皇帝的年号说清楚。”
那一年的下半年，我读初一年级。那时候，我和四叔家是最近的邻居。某个星期天，当了小学校长的四叔在家里念台词。
四叔念念有词，我因为好奇，就走到他家来听。我知道四叔喜欢我，所以，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怕他。其实我以前怕他是因为我敬畏他。
四叔拿起那张稿纸，轻声背诵道：“……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我也许是因为没有听清楚，就问四叔：“叔，华主席那么厉害的人，他也贪玩吗？”四叔笑中带怒道：“说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小孩子家家的。”我说：“你不是说华主席玩久了吗？不贪玩的人怎么会玩久了呢？”四叔彻底收起了微笑，一脸严肃地说：“去去去，什么玩久了玩久了？”自从我读五年级以来，因为我个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四叔对我比以前客气一些了。有好长时间，他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过，怎么了？今天这么不客气，我被他的愤怒吓怕了，飞也似地逃到家里去了。
五天以后，也就是11月初，我们学校召开了一次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全校大会。
四叔面对坐在操场那六百学生说：“同学们，大家知道，最近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正在纳闷，怎么了，以前开会，每次都要唱歌，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要不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可是今天没有，什么歌都没有唱。也许，这个我有史以来最大的批斗会不适宜唱歌吧，天知道。
四叔接着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现在，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号召，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好事，是我们国家的大好事。具体来说，也是我们学校和学生的大好事。华主席号召我们，要以大批促大干，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把已经浪费的时间夺回来…………”我觉得，四叔的这些话好像是从哪里抄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睡觉了。读五年级以来，我得出一条经验，一个报告或者讲话是不是抄来的，就看我听了以后想不想睡觉，如果想睡觉，就是抄来的；不想睡觉，而且越听越有味，就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其实，这也不能怪四叔。那年头，大批判会，小批判会，斗争会，忆苦思甜大会，现场会，群众大会，可以说是大会套中会，中会套小会。会议一个接一个，而且每一次开会总要弄上好几个人发言。这还不算，一发言，大家就好像个个都是文学家，人人都是演说家一样，一说就说好久。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五十分钟的报告其实不算长，还有比这个长得多的呢。公社书记的发言，县里局长、主任的演讲，县委书记的动员令，县长的报告据说要说上四五个小时呢。报告长，怎么办？那也就只好抄，有道是：各人抄小报，小报抄大报，一直抄到想睡觉。
虽然，四叔的报告不是很精彩，可是，他是校长啊，他每说几分钟，操场上就会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呢。我常常会在这片掌声中被惊醒过来。我常常想：你们也真是的，批评“四人帮”的大会都已经开过五次了，还有什么好鼓掌的呢。你们要是不鼓掌，也不至于惊醒我的美梦。不过，我对这些掌声也不只是嫉妒恨，也有一些羡慕呢。我想：啊，当校长真好，别看四叔在家里一切都要听四婶的，可是在学校四叔却是那么神气，每说几句话都要受到欢迎。啊，当校长的感觉真好，今后，我长大了，也一定要当校长，真的，哪怕先当几年副校长也行。我听我爹说：当干部都要一级一级上进的，就像人吃饭一样，也得一口一口慢慢吃。哪里有一口气吃成胖子的啊？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个老师走到我身边，在我手臂上轻轻地碰了一下，小声说：“不要没精打采的，专心听大会。”我心想：什么啊，四叔的这报告我在家里都听过很多遍了，我差不多能背诵下来。我连看也不看这老师一眼。我知道这老师对我还是网开一面的，因为他知道我是校长的侄子不给我面子，总要给四叔一点面子吧。看看，在那边，噢，就是靠近学校菜地的那个地方，一个学生想睡觉，立刻就被罚站————而且是站在几个女同学的身边，那得多么丢人现眼啊。我为了证明我对于四叔的报告很熟悉，台上四叔大声做着报告，我在台下小声背给那老师听。那老师听我背得和校长一模一样，真有些哭笑不得。他还是严肃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不是啊？”这下我彻底闭口了。我读了五年书，共十个学期，课文上的文字，老师说的，校长教育的，哪一个学期不是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啊。我谁的话都可以不听，我爹妈的话我都会不听，要是觉得他们说得没道理，或者胡说八道，我甚至会反驳。可是，我很听毛主席的话。虽然他老人家走了已经五十多天了，我心里总觉得毛主席就在我心里。和你说句悄悄话，毛主席刚刚去世的那时候，我得知毛主席不在人世了，我在一个有很多人的场合，竟然大声地问：“毛主席去世？不可能，毛主席怎么能去世呢？”当时在场的人觉得我这话其实很可笑，可是，在那么一个全国人民都十分严肃的时候，谁敢笑啊？再说，谁有心情笑啊？五年以后，当毛主席被大家重新评价的时候，大家说起我关于毛主席不可能去世的那段话，大家都哄堂大笑，而且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做“不可能”。五年以后，我读高二，已经十七岁了。
还是回到批斗会的现场吧，我被那老师说了一通以后，会场上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秩序非常好。
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都高喊口号，“打倒王洪文，大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抓纲治国。”我也跟着高喊，打倒四人帮，抓纲治国。
开完会的那天晚上。我在村里看了电影《地雷战》。听说现在在城里有很多新电影看了，什么《暴风骤雨》、《英雄虎胆》、《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天仙配》、《红楼梦》……我纳闷，这乡下就是乡下，城里能看到的，乡下还是看不到。唉，看来看去，就是这么几个老片子————《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沙家浜》、《红灯记》…………不过，现在好像比以前还是要好一些，以前看电影，一个月最多只能看到一次电影，现在，一个月可以看到两次甚至三次电影了，这是不是也和打倒四人帮有关系呢。也许有吧。
虽然电影不太好看————严格地说是因为看的次数太多才不好看的——————再好的电影要是看上十次八次也会乏味的。不过，这一晚上有两件事情让我兴奋：一是我整晚上都是在电影放映员的身边看的电影。呵，电影放映员可是我们这里吃香的人物，能够和他那么接近，我感到十分荣幸。有一个故事说：三个同学都在夸耀自己的爸爸厉害。第一个说：我爸爸让人跑东决不跑西，我爸爸让人跑西，决不跑东。原来这人的爸爸是司机。第二个说：你爸爸也没什么出息，我爸爸才厉害呢。我爸爸让谁低头就低头，让谁仰头就仰头。人们猜测，那不是公社书记吗？批斗四类分子的时候，公社书记是最神气的。让抓谁就抓谁，让怎么批斗就怎么批斗。可是，第二个人却说：什么啊，我爸爸要是公社书记就好了，可是我爸爸是个理发的。第三个人不屑一顾地说：你们的爸爸都不行。我爸爸才是说一不二的，他说在城东，全城的人都得往城东跑，他说在城西，全城的人就得往西跑。原来，他的爸爸是个电影放映员。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有了拾金不昧的机会了。
我在那天晚上，捡到了一支钢笔，金灿灿的钢笔。刚捡到那钢笔的那一刻，我就像是拾到了一块金子一样，差点高呼毛主席万岁————虽然毛主席他老人人家不在了。我想：谁要是丢了钢笔，心里一定很着急。我必须想办法还给人家。这钢笔可不是一般的钢笔，一看就知道是比较贵重的的。在我们这个地方，谁能用这么好的钢笔呢。
钢笔上面还刻了毛主席的语录：要斗私批修。我读了五年书，可是从来也没有过这么漂亮的钢笔。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支这么漂亮的钢笔啊。我拿着那支钢笔摩挲了又摩挲，还把它一会儿贴在我胸前，一会儿靠在我脸上，我似乎听见了用它写字时发出的沙沙的响声。我知道的，我们班上的同学，自从开学以后，人人都有一支钢笔，可是，他们的钢笔不是英雄牌的就是永生牌的，谁有过这么好的钢笔啊，没有，从来没有，这可是金星牌的钢笔啊。
钢笔啊，钢笔，我多么想把这钢笔据为己有啊。不是吗？鲁迅先生也在他的文章文中称赞钢笔比毛笔好，简便实用。何况这是个名牌钢笔啊。可是，我又一想，这个钢笔就是再漂亮，就是再好写字，我也不能把人家的东西贪下来。不然，自己成什么人了。 我想：一定要把这个钢笔还给人家，不然，老师教导我们学雷锋不是瞎忙活吗？再说，还给人家后，人家也一定会谢谢你的。我又对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恶心，连忙呸呸呸地朝地下吐着唾沫，算是对自己思想的厌恶。可是，我总想这是自己第一次做好事的机会，也马上丢失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钢笔竟然不翼而飞了。我捡着钢笔，连最要好的朋友张大和都没有说过，这怎么就会丢了呢？
有人举报我，说：“报告老师，有人捡到钢笔了却不交公。”刘老师：“谁啊？”举报人说：“就是校长的侄子夏友明。”刘老师：“去，把夏友明叫进来。”
我被人喊进了刘金山的卧室。刘金山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同时他担任着五年级的班主任。刘老师以前在部队当过兵，满脸的络腮胡子。他是一个很帅气的人，有点像潘冬子的爸爸。那时候，许多电影还在禁锢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反映红军在苏维埃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却十分火爆。我对于潘冬子他爸印象不深，也忘记了他叫什么，反正，对于小英雄潘冬子印象十分深刻。真的，刘金山老师要是年纪再大一些，就是活脱脱的潘冬子他爸。
刘老师的那个卧室我看真不算是卧室，其实只有五个平方米，除了摆下一张床之外，就没有多少转悠的地方了。可是，刘金山老师却常常显得那么满足而又充实。
刘老师说：“大家都在批斗‘四人帮’，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怎么？你竟然捡到东西不交公了。”
我嗫嚅着说：“报告老师，我……我……”
刘老师说：“我、我什么啊？我知道校长是你的四叔，可是，这就更加要求你要学雷锋见行动，用实际行动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再说，就是我想顾及你的面子，可是，你四叔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了，可要对我不客气。”天啊，我还不还钢笔竟然还和四人帮产生关系了，我真的感到很无奈。我说：“刘老师，我昨天晚上看电影的时候，的确是捡到一支金星牌的钢笔，看样子起码得四、五元钱，可我不知道怎么弄丢了。真的让我弄丢了啊。”前天晚上捡到是事实，可是丢了也是事实，现在，我怕跳到黄河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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