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黑------军医李可
严塘村的李文、李武、李可，都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李文是团长，李武是伙夫，李可是军医。湖南宣布和平起义以后，他们都解甲归田，重新又当上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荷锄扛犁，生儿育女，日子倒也过得安稳。但毕竟这三个人成分高，属于“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运动一开始，便免不了戴高帽，挂胸牌，跪黄桶，游大街的批斗。
记得最清楚的是批斗军医李可。
有人举报李可的妻子，在生产队集体挖收过的红薯地里又刨出半筐红薯，竟然没有交公，偷偷拿回了家。这可是性质恶劣，问题严重，有关阶级斗争的立场！我看见生产队长老黑匆匆的拿起锃亮的口哨和一个有点上锈的喇叭筒，大步流星的登上了后山岗。在一阵急促的哨音后面，从喇叭筒里扩出老黑厚浊而高扬的声音：
“都听好了，今晚吃完饭，都到生产队开会。男主不能缺席，不来扣一天工分。”
接着，换了一个方向又喊了一遍，而且加了“后果自负”四个字。
“都听好了，今晚吃完饭，都到生产队开会。男主不能缺席，不来扣一天工分。后果自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老黑所说的生产队，其实就是我和阿华家所共有的堂屋。我早早看到老黑和阿华的父亲，在堂屋中间摆上了一个倒置的打谷桶，我们叫它“黄桶”。不过是是“黄桶”还是“皇桶”我也说不清，小时候只耳朵里听、嘴上说，没有见人写过，老师也没教。长大了，出去了。收割早用机器了。只是我跟这黄桶有一段不解的缘。于是深深地烙刻在心中。
那晚天刚擦黑，老黑就点亮了那一盏煤气灯。整个屋子都照得通亮通亮。檐角的蝙蝠惊起又落下，落下飞起，吱吱叫着；一群不知道名字的小飞虫，密密麻麻地乱飞着。
三姐和大哥都有任务。
三姐糊纸帽；
大哥负责写字：斗私批修。
我羡慕的看着。一会儿跑到这，一会儿窜到那，就像那汽灯旁的小飞虫。
每次开批斗会，李可都来得最早。他总是低着头，也总是自觉地带上高纸帽，自觉地跪在那倒置的打谷桶上。
批斗会如期举行。
先是批。
大人们是口诛笔伐，群情激奋；
小孩们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动。
然后斗。
大人们高声呐喊：
打到李可！
孩子们冲到黄桶跟前，在李可的后背上一顿乱拳。
打乱拳的孩子们中也有我。在我伸出我的小拳落在他那软绵绵的身上时，我分明听得见他哼哧哼哧的喘气声。正在我纳闷不解时，早已被后面的人推搡到了前面。匆忙的一瞥，发现李可的脖子上挂上了那半筐红薯，脸上的汗，像露珠，在煤气灯下亮闪亮闪。
我突然有了一阵惭愧的感觉。正如母亲对我说的，谁都可以批斗，唯独我不可以。只是我害怕有人到学校举报我，然后全校写我的大字报。
李可是我以及外甥小兵的救命恩人。母亲说，做人要知恩图报。
这简单的道理我懂得，母亲常说，老黑也常说。
那是一个咋暖还寒的春天，生产队刚刚用打谷桶浸泡完谷种，撇在池塘里待用，我和阿华趁无人时跳到里面玩闹起来。闹着闹着，打谷桶倾翻了，然后倒扣过来严严实实把我俩罩在水里。恰巧李可路过，跳到池塘里把我俩拎出来，要不早到屈原那里做学生了。也有人说是海魁救了我，海魁自己也这么说。大概是两人一起下池塘捞的，只是那年代李可是低头做人。人家问他，他只是嘿嘿一笑，不置可否。有人问我，到底是谁救的。我也是嘿嘿一傻笑，不知所云。就是到现在，绞尽脑计的想，似乎懵懵懂懂醒来时，看到一张比黑炭还黑的脸。
外甥小兵确系李可所救，我目击了全过程。
那是小兵两三岁时。突然有一天夜晚，大姐和大姐夫惊惶失措地抱着小兵来到我们家。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我看见躺在凉床上的小兵，小肚子隆隆鼓起，双眼慵慵地闭着，脸发黄。大姐哭着说，都好几天不吃不拉的，今晚是有出气没进气，哭也不哭了。怕是熬不过去了。母亲也陪着哭，母亲哭我们姊妹兄弟全哭，一屋子嗡嗡的。老黑也红了眼，只是他没有陪我们娘儿哭。他叫出大姐夫，寻来一束松木火把，点着后出去了。大门支扭的响了一声。
过了一会，隐隐听到远处的狗叫声。
又过了好一会，听到自家的狗叫声，老黑的轻叱声。接着，大门又支扭的响了一声。
先踏进房门的竟是李可。他直奔到小兵躺的凉床边，一手提灯，一首翻看小兵眼皮。然后把灯交给我，让我拿好，便顺势坐在凉床边，一边给小兵把脉，一边问大姐一些细节。见大姐一直哭哭啼啼，双眼红肿，李可看着大姐，轻轻地说了两个字：“没事.”
打一进门，我就感觉李可和平时判若两人。原来的低头哈腰、畏畏缩缩、战战兢兢不见了。仿佛今晚他就是老黑队长，刚刚把完脉，就命令起一屋子人：母亲洗锅，连洗三遍，锅里不得留半点油腥；老黑寻蜂蜜，要够二两，一两也行；大姐生火，要文火……
一切准备妥当，李可就自己动手把蜂蜜倒进锅里，煎了一会儿，又把蜂蜜铲出，放在一个盘里凉着。几次伸手试探，又几次缩了手。最后看他把盘里的蜂蜜搓成细条，叫大姐夫脱掉小兵的裤子，把小兵抱起来，像平时大人给小孩把屎把尿那样。李可走过去，把那搓成条的蜂蜜小心翼翼的插进小兵的肛门。
一屋子的人都眼巴巴地瞧着。
等了多久，记不得了。后半夜，我瞌睡巴巴的，一直在半睡半醒状态里。只记得小兵后来屙了一堆子虫，屙完了就哭，哭完了就闹着要吃，吃完了全家人都笑，李可也笑，那是我见到的他的唯一一次笑。
大姐和大姐夫千恩万谢，母亲忙塞礼物酬金，老黑也发话叫拿，李可慌忙拒绝。连声说，不敢，不敢。给得急了，李可就哭了起来。只听他边哭边说：
“不能拿的，不能拿的，要是别人知道了，又不得了啦。我已经很领情了，这么多年不是你老黑哥，德香嫂罩着，我李可怕早做死鬼了。”
既然如此，母亲也不好强塞了。老黑吩咐大姐夫送李可回家，大姐夫说一个人回来怕，又叫上了我。
再回到家，小兵睡了。我屁股刚挨到床板，鸡便叫了。
批斗会的次数多了，其中的机关我就识破了。我现在知道每次批斗会总是李可第一个来，为什么李可能那么长时间跪在打谷桶上了，为什么我的拳头砸过去落在他的身上是软绵绵的，为什么李可脸上的汗珠是那么粗。
俗话说，只要你做了，就要露出蛛丝马迹。几次跟踪，我发现李可先到我家穿上一件棉夹袄，戴上一副棉护膝。怪不得啊，原来如此！
我不敢相信这是老黑策划的，一向铁面无私的他，哪道也会立场不坚定？我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去告发，我知道，一个是生我的人，一个是救我的人。爷爷和母亲说，人要知恩图报。
就在我侦破秘密不久，李可就溺水死了。
那天，我在水库边游玩，看到一条草鱼要死不活的游着，我下到水里一把就逮住了他。我兴奋地把那条足有两斤重的草鱼那回家时，老黑对我说，李可死了，你去送送他。插秧的时候犯癫痫，趴在水田里，憋死的。
葬礼很简单，没有几个花圈。送行的人却很多，大姐和大姐夫带着小兵也来了。那天下了一天的毛毛雨，松树针上，灌木叶上，都滴着露珠；送行的人的头发上，都有一层白色的水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落实政策，李文和李武都得到了政府补贴。而李可的坟墓上早已杂草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