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

我不是专家，但我曾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专家。

我最早知道专家是在资料上,说的是1960年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在极短的时间内，单方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相关技术资料与图纸，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时，我知道了专家的重要。

我第一次接触专家是在1979年，那时我刚刚到辽宁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当时，省图书馆古籍善本中有一百五六十部明清及民国印谱，由于馆里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人员中没有这方面的专家，这些印谱则一直搁置在库房中没有鉴定整理，更谈不上利用。于是部主任请示馆长，邀请当时的锦州铁路局图书馆业务副馆长、省内著名篆刻家、书法家李世伟先生来馆帮助鉴定这些印谱。我因当时担任善本书库管理员，主任自然就指派我给李先生担任助手。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李先生朝夕相处，生活上照顾他，工作上协助他，相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先生在篆刻方面造诣很深，由秦玺入手，遍临汉印，并潜心钻研明清各篆刻流派风格，最终取法吴攘之、吴昌硕及今人邓散木诸名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印风格，其书法也是独树一帜。有李先生的才识慧眼，馆藏所有未整理印谱准确规范地鉴定、著录了出来。根据李先生的鉴定意见，我为这些印谱建立了基本信息大卡。这次鉴定印谱李先生颇有收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开了眼界，见识了那么多名人名家印谱，有些是这一生也难得一见的，精美至极。先生勤奋好学，白天工作，晚间仍坚持操刀治印，我记得最清晰的是先生刻的一方闲章“团结就是力量”，刻完还铿锵有力地给我唱了那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情绪异常的兴奋。除治印外，先生还用自制的曝光箱，关了房间的灯，将照相纸放在印谱上进行曝光，复制了很多珍贵印谱。当然，我的收获是最大的，和李先生学会了很多鉴定印谱的知识，在先生的启蒙下开始对藏书印的识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展到情有独钟，几年后被古籍部的老先生们称为识别藏书印的“小老师”。当然，李先生还先后为我写了两幅魏碑条幅，刻了两方藏书印，想是弥足珍贵，至今保存着。其中一幅是叶帅的《公关》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用笔老道，遒劲有力，一直伴随并激励着我。

1980年冬天，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在双城县举办了全国首期满语学习班，部主任把省图书馆这唯一的名额给了我，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首次参加专业学习。在为期两个月的满语学习中，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一样，与学习班唯一的老师——穆晔骏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穆先生也是满族，恰喀拉血统，1926年出生，黑龙江省双城县人，满姓穆尔察氏，精通满语，是当代著名的满语专家。我后来知道，穆先生当年是和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金启宗教授（启功的弟弟）、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并列为国内三大著名满学研究专家，而穆先生的满语尤其是满语口语研究则是全国第一人了。1982年8月份，鉴于学术界对满文资料日益增长的需求，省图书馆决定将尘封于书库角落几十年无人问津的馆藏几大木箱满文古籍尽快加工整理出来。于是部主任想到了熟谙满语的穆晔骏先生，责成我代为邀请先生来馆帮助鉴定满文古籍。穆先生虽身为著名专家，但性情豪爽，为人耿直，自是有求必应。在古籍部，先生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每天和我们一样按时上班下班，我则不离他的左右，给他打着下手。每部书先生都认真地翻检，并将书名、卷数、著者、刻书年代等著录要素清晰地记录在小卡片（草卡）上，我再根据先生的草卡，借鉴着相关工具书，详细地填写基本信息卡（大卡）。半个月下来，至9月初，在穆先生的辛勤努力下，馆藏224部满文古籍书名、著者、版本等基本审定清楚，不仅都有了自己详细的户口档案，而且得以悉数上架，重见了天日，为研究人员提供查阅。我后来还专门撰写了《馆藏满文书述略》一文，1986年发表在《新疆图书馆》学刊上。

1981年初，我在对馆藏古籍善本明初刻《自警编》进行复查时，凭借所掌握的版本知识和经验，发现该本与馆藏宋端平元年九江郡斋刻本《自警编》有很多相像之处，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经反复核对和考证，我从相同处着手，如：两部古籍善本的版刻风格相同，均为大字精刊、体近颜柳、开版弘朗、雕印绝佳、序跋行款雷同，重要的是，日久天长出现的几十处书版裂痕，在两部书中都是如出一辙，最终确定两部《自警编》均为宋端平元年九江郡斋刻本。又从不同之处着手，如：两部《自警编》有十余处文字不同，经考证，一部是经过校订、改正补刻的本子，一部是原刻初印的本子；版心所标卷数不同，经考证其中一部系书商作伪，欲以残充全做了挖补。自此，辽宁省图书馆又多了一部宋版书。然而，这毕竟仅仅是一个刚刚接触古籍善本两年多的年轻人的研究结论，馆里有的老先生也还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为了把握起见，部主任领着我，带上两部《自警编》的首卷，坐着火车专程去了趟北京。在北京，我和主任先后拜访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冀淑英（女）老先生、中国书店的魏隐儒老先生、中国古旧书店的张宗旭老先生，他们都是毕生致力于古籍版本学、藏书整理、文献目录学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饱览了大量古籍善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堪称当代全国古籍界的方家鸿儒、泰斗人物；见到了他们，我也就算是拜到了真佛。几位老先生认真核对了版本，冀淑英先生还亲自领着我坐上公交车，去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与她们馆藏的同种书进行了核对。几位老先生在对两部书进行版本确认的同时，也对我的研究结论给与了充分肯定，对我来说他们给出的肯定都是一言九鼎的金口玉言。从小酷爱作画，曾师从李苦禅、齐白石等大家并与李苦禅为生死患难师生的魏隐儒先生还专门为我作了一幅螃蟹图，题曰：“世有横行者，当捉而烹之”，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好。之后，我撰写了论文《馆藏宋刻自警编著录考》，发表于1982年第三期《图书馆学刊》。

有了与这些大家、专家得天独厚的工作上、生活上的交往，我尽管没能也不可能把他们那精深独到的学问学到手，即便是皮毛上的，但却感受到了他们身上、骨子里为人厚道、热情真诚的人格魅力，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进取精神。我由衷地敬佩他们，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专家，是专家中的智者，是专家中的杰出代表。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也开始朦朦胧胧有了做专家的梦想，甚至为了这“专家梦”在心中暗暗发誓，要从事一辈子古籍整理业务，绝不改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可偏偏像命里注定的一样，人这一生很多时候是由不得自己安排的。正当我踌躇满志地一步步践履着我“当专家”的梦想时，一个偶然的变故彻底击碎了我的梦想。省图书馆新任馆长两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出任馆长办公室主任。已担任了两年古籍部副主任的我，那一刻，为了已小有成就的古籍专业的终止，为了古籍专家梦想的半途而废，竟是流下了遗憾和不舍的眼泪；也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也是感动着馆长的充分信任，我说不清是以怎样的心情应走上了图书馆综合管理的岗位，那年恰好是首批专业技术职称评聘。两年后，因工作需要，我又离开了省图书馆，到省文化厅工作。在日后的那些年月里，随着每年一届的专业技术职称评聘，越来越多的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相当于教授）不是一个个，而是雨后春笋般一批批的脱颖而出，我的心绪也会出现阵阵的浮躁，时不时的后悔着当初的选择。这些年也经常会听到有人和我说：“你如果当初不离开古籍部，早就是专家了”、“你如果当初不离开省图书馆，早就评上正研了”。对此，我只能是报之一笑，但也无须否认，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专家不敢说，正研的标签恐怕早就戴上了。可我偏偏离开了，不仅离开了古籍部，最终还离开了图书馆，自然也就离开了那个能够帮助我实现专家梦想的专业、岗位和平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福不福姑且不说，这专家的事情还得说回来。到了文化厅后，脱离了事业单位，担任的是行政职务，成了地道的政府公务员，不再走职称系列，按理说应该与这“专家”彻底无缘了；可事实上却又偏偏不是这样，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仅不是无缘，而是长年累月的时不时就让你搅在这“专家”的圈子里。

1993年全国公共图书馆首次评估定级试点，文化部图书馆司组成三个评估组，分别由司长和副司长带队，在全国抽调了几名省图书馆资深馆长，抽调了两名图书馆处处长，我成为了幸运者之一。之后的历次评估我几乎都是以同样的身份参加评估组。本省历届图书馆评估就更不用说了，每次自己都要牵头组成专家组，完成对全省图书馆的评估。这些年又加上了三年一届的全国文化馆评估，我大多也是作为专家参与其中的。91年开始，每三年一届，厅里均要评选一次全省公共图书馆优秀服务成果奖和公共、高校、党校系统图书馆应用科研成果奖，我均是专家评委会实际的召集人、牵头人和参评专家。97年开始，因处室合并管了几年文化科技及艺术科研，除文化系统外，还包括教育系统的美术类、艺术类院校，每年都要涉及文化科技创新和艺术科研课题评审论证，我自然成了专家组的牵头人。07年后，厅里先后成立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和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我均担任副主任委员。2000年开始，全省每隔三年组织一次的“群星奖”（群众文化政府最高奖）评奖，由于领导的信任，作为评委会副主任委员的我，几乎也都是诸艺术门类评委会的实际牵头人。近年来，国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我也成为了首批39名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3名处长专家中的一员，并进入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库，有机会参与文化部组织的相关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及课题的研究及评审。此外，这些年我还隔三差五会被邀请去参加一些课题的研讨会、论证会或是给行业上或是各市的培训班讲个课，也还经常着手相关科研课题的研究。难怪时间长了，经常有人们会称我是专家或是专家型的干部，包括我的领导。

如此说来，难道我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专家？我有时也会这样怀疑的问自己：你是专家么？但问归问，却一直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说是专家吧，自己由于多年在政府部门工作，至今没有获得也没有机会获得和自己业务相匹配的类似研究馆员那样的专业技术职称，尽管很多比自己资历浅得多或是很多不如自己的人早已成为了研究馆员。单凭这一点，有时自己觉得真还是个遗憾，说你是专家还真的是名不正言不顺，职称都没有，那叫啥专家呢？讲课时主办部门主持人都不好介绍你，还得硬说你是某某方面的专家，弄得自己还要专门解释一句：“我不是专家”。可说自己不是专家吧，还经常会被有的部门、有的市、有的单位当做专家请来请去，用来用去，履行着只有专家才会有的职责，发挥着似乎是专家才能发挥的作用，有时还会参与审个什么项目、写个论证意见什么的。想来想去，一时想不明白，自然也就得不出结论，姑且不想了；你说我是专家我也不兴奋，你不说我是专家我也不郁闷，我就是我，只要人家心里有我，知道用我、尊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名分上的事情自是无所谓。

这样一来，我倒是明白了一个问题。这所谓的专家呀，其实就是指对某一事物精通或者说有独到见解、较深造诣的，在某一领域有较大影响、具有引领作用的人。一方面是在名义上，但凡有了某个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我认为应该就属于这个行业专家的范畴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名义上的专家了，尽管其中有些人事实上未必就是专家，因为现在这样在名义上属于专家的群体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越来越不纯正了。另一方面是在事实上，大多数专家自然地拥有了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也可以说很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在事实上是无愧于专家称号的；而那些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在名义上肯定不在专家范畴，但其中有些人由于在某一领域有较大影响、起到了引领作用，他们无疑也是事实上的专家。

如此说来，这专家是有标准的，高级职称就是标准，又是没标准的，在高级职称队伍中实际水平和能力是那样的参差不齐；这专家既是实的，要有高级职称，又是虚的，重要的是水平，是软实力；有些人名义上是专家，这是由他所具备的高级职称决定的，但事实上在人们眼里他又不是专家，因为他并不具备专家的水准，起不到专家独到的作用；有些人名义上不是专家，但他在某一领域或对某一事物具有独到的见解，甚至起到了领军的作用，他就是实际上的专家；即便你又有职称又有水准，既在名义上又在实际上均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专家，但若不刻苦学习、不断充填知识，过一段时间你的“专家”身份或许就缩水了，你或许在人们心目中就不再是专家了；专家还具有鲜明的行业性和实效性，你在这里是专业对口、所学所用，你在这里就可以是专家；当你到了那里，若专业不对口，由所学所用变成了所学非所用，那你在那里就不一定是专家了，或一定不是专家了；今天在这个岗位上你是专家，明天不在这个岗位时或许你就不再是专家；组织上或是相关部门、机构看重你、聘用你时你是专家，当哪里都不需你要时你或许就不是专家。

归根结底，真正的专家不是仅仅名义上的，更不是自诩的，而是凭真本事、真功夫等真才实学闯出来的，是具有权威性的。而无论是名义上的还是事实上的，都需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都需要行业上的认可。说到这，我又想起了本文先前提到的冀淑英、魏隐儒、张宗旭、穆晔骏、李世伟等可亲可敬的老一辈专家们，没有人在意他们是什么职称，但他们却是铁打铜铸、货真价实的专家，他们在各自行业的辉煌篇章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为后生晚辈们所追思、折服、景仰，似参天古树永远耸立在人们心中。

（秋实于2015年元月4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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