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光了，你就是一个真实”
——访老报人、小小说名家司玉笙
可以上网读到的司玉笙
采访老报人司玉笙老师，给他打电话相约，他说：“关于我的介绍，网上有，你可以先上网搜索。”
无论是在百度还是360，“司玉笙”都是百科词条。关于他的介绍我从网上复制、粘贴如下：
司玉笙，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小小说学会副会长，商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北京文学》、《天津文学》、《小说界》、《杂文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作品1000余篇，约230万字。作品多次被《读者》、《小说月报》、《青年文摘》、《微型小说选刊》和大学教材等选用。已出版作品集《巴巴拉拉之犬》、《会走的椅子》、《沉在水底的房间》、《高等教育》等。近百篇作品获得省市以上奖项。多篇作品被译介至国外或改编成电视剧。代表作有：《“书法家”》、《高等教育》、《老师三题》、《错变》、《不倒树》《永远的阳光》、《中国算盘》等。
我早知道司玉笙老师在小小说界赫赫有名，看了以上关于他的介绍我并没有惊奇。让我惊奇的是：他的个人博客访问量高达，关注人气。还有他的作品屡屡被当做高考试卷或模拟高考试卷的素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即使我不当面采访他，凭网上的资料去写他也不单是灌满一个版面的事。但我还是想见他，于是我有了更大的收获。
200多字的一篇小小说让他一夜成名
司玉笙清晰地记得，他是1985年7月从当时的商丘地区计划建设委员会被调到商丘报社工作的，那年他29岁。问及被选调到报社的缘由，司玉笙满怀深情地回忆：“非常感谢当时的报社领导，他们是好‘伯乐’，发现了我在写作方面有特长。”
“我出生在河南开封，从小随父母到新疆支边，在新疆生活二十多年，当过农工、教师，服过兵役。我一直酷爱写作，从十七岁起，我就写稿、投稿，做 ‘美丽的文学梦’。开始时，只是收到退稿函，但我还是坚持写作。1975年底，我穿上军装，到新疆和静县基建工程兵某部服役，在司令部当通信员。1976年夏天，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大沙漠南端的若羌、且末县境内的施工一线，与施工连队的官兵一道经受了酷热和干渴的考验。后来，我写了一个反映基建工程兵生活的短篇小说《最后一个早晨》投到《解放军文艺》。1978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发表了这篇小说，我领到了第一笔稿费。
“1979年2月复员后，我被分配到商丘地区计划建设委员会，当了打字员、办事员。工作之余，坚持写稿、投稿，每年都有几篇稿件被省地级报纸、杂志发表，体裁主要是诗歌、短篇小说、童话、小小说等。1983年，发表在江西《南苑》第四期的《“书法家”》使我一夜成名，给我带来了很高的声誉。那篇200多字的小小说，先后被《小说月报》、《读者文摘》（后改名《读者》）等一百多家报刊转载，并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电视短剧播出。评论界认为，这篇作品是新时期精短小说创作的一个代表作，是最早在内容上跨越小小说文体局限的范例，在中国当代小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文体意义和文学意义巨大。”
随着《“书法家”》的广为人知，司玉笙的个人命运开始有了大的变化。创办刚半年的商丘报社急需“写家”，这个声名远播、常向报社投稿的办事员进入了报社主要创办人、副总编李景亮的视野。很快，司玉笙接到了去报社的调令。
新闻的生命就是“真实”二字
“到报社后，我当上了记者。开始我很害怕，害怕自己干不好，害怕对不起读者，更害怕玷污了‘记者’的名分———因为很多在众人眼里看上去很神圣、很高尚的名分一经玷污就成了被世人嗤笑或戏骂的对象。”回忆起刚到报社做记者的青葱岁月，司玉笙神情严肃，“到报社以后，我如饥似渴，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实践中向老新闻工作者请教。每天记大量的素材和日记，采访笔记用完了一本又一本，很快熟悉了业务，成为报社的骨干。大量的稿件和所做的版面及栏目见报后，受到读者的好评。进报社一年后，我便被提拔为总编室副主任。当上了这个不大的‘官儿’，我更多了份责任感，考虑得最多的就是真实。过去这么多年，我在专刊部、副刊部几个部室干过，后来当晚报副总编、日报总编助理，不管他人如何做，我是按着我的老主意行事：写东西就要写出真实和美丽，编稿件就必须将那些虚假剔掉，毫不留情——虚假害人啊！”
在多年的采访工作中，有一件事让司玉笙终生难忘。那是1992年8月，原商丘县包公庙乡一位12岁的女孩为救一个落水儿童而英勇献身。接到采访任务后，司玉笙“一竿子插到底”，搭个三轮车直接去了事件的发生地。一进村，刚说明来意，乡亲们便接二连三地围了上来。救人献身的女孩名叫江兰英，生前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村里的老老少少都亲切地喊她“小兰英”。小兰英在父母跟前是最大的孩子，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家境贫寒。小兰英很懂事，从小就知道为父母分忧，家务活、庄稼活都干。冬天小手冻得都是血口子，可从来不让父母买一瓶雪花膏。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书包从未换过，补了又补，像麻包片。就是这样一位小女孩，却有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她视村里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为亲奶奶，经常上门给老人洗衣做饭，冬天给老人暖脚。提起她，老人泣不成声。掌握了这些材料，司玉笙走进了小兰英的家，采访了她的父母。
时隔多年，司玉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2005年，适逢全国记者节征文活动，他以《脱光了，你就是一个真实》为题，写下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后来这篇征文被评为二等奖。
“可以说，那不叫采访，叫感受。感受普普通通的人家那种常有而不被人所注意的美德，感受那种蕴藏在悲痛之中的朴实。没有过多的语言，却有大义；没有做作，却有直言。有一句话让我流泪，那是一个母亲说的：‘俺兰英走时连一身新衣裳都没有啊！’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忽然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在一个母亲面前，在一种力量面前。我决意要去那条小河，那条造成悲剧而又显现人的崇高的小河。
“这时，乡村干部闻讯赶来，他们说，该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了，时间也不早了，不必再看了。
“ 不，不，不是看那条河，而是追寻小兰英最后的身影。
“我和乡村干部一起到了河边。下午的阳光拂照在水面，波光粼粼。问起当时的情景，谁也说不清，再问这一片水有多深，都面面相觑。于是，我将采访包一丢，宽衣解带。周围的人都愣了，眼光直往我身上瞅，好像我是那脱衣舞女。其实，他们错了，我不是冲动，而是虔诚，对一个英灵，对一个真实———在伟大面前你必须真实，在美德面前你必须虔诚！
“采访回来后，我连夜赶出3000多字的通讯——《永不凋谢的花朵》，次日交给编辑编排。在付印前，校对老张一边校对一边掉泪，他说，这是我遇到的最难校对的一篇稿子，看着眼睛不知怎么就模糊了。事后他问我，你咋写这么好？我说，这篇稿件是有很多眼泪在里面的——你自己都不流泪，怎么能使读者流泪？你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能感动社会？”
正是凭着对新闻事业的这股子劲，司玉笙在新闻领域收获颇丰，先后有十多篇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如：作品《有雪不是冬，巧剪一片春》获河南省1986年度好新闻三等奖；特写《新房子，旧房子》获河南省1989度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一等奖；《延误的晚餐》获《中国青年报》“将军杯”三等奖（1988年）；消息《夏邑县万人写信恳留金仰高》获河南省1992度好新闻一等奖；编辑的《苏老诗心》获河南省编辑一等奖（1996年）。2003年抗击“非典”时，他带队到第一线采访，采写的通讯《来自一线的感动》获河南省好新闻二等奖。
小小说小中见大，要的也是“真实”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从事新闻这一行当的共识。我深刻认识到，生命的可贵在于真实。小小说的可贵，也在于表达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无论是写新闻还是写小小说，尽管表达形式不同，但都是要写出真实来。” 谈到他的创作，司玉笙说的最多的就是“真实”二字，“有些作者或记者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你首先是个人，真实的人，真正的人，你才能写出真实和美丽———作文先做人啊！你连个人都做不好，还奢谈什么作文？”
司玉笙回忆起当兵的日子：“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最后一个早晨》投到《解放军文艺》能够发表，是因为写得‘真’。我到施工一线，在那一顶顶帐篷内，看到官兵们只穿着短裤，可还是汗水淋漓。他们黝黑的身上被晒得不知褪了多少层皮，一圈圈不规则的白印儿就是证明。生活用水是从几十公里或上百公里以外拉回来的，且很混浊，像牛奶一般。烧开之后，有一股咸味儿还发涩……这些都是亲身体验啊。
“我喜欢小小说创作，是因为小小说可以写出个大世界。小小说能以最短的文字、最快的速度反映现实中的千变万化，表现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在表现人物、开掘主题、剖析灵魂深处的另一个世界方面，小小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如果没有‘小’，何来‘大’，何有‘奇’？我有一个比喻——芝麻虽小，榨香油非它不可。在社会转型之际，作为作家，应对商品时代价值重构、中西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一些人精神危机崩溃、价值观彷徨迷失之时，我用手中的笔去刻画一个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小小说创作就是要将复杂深刻的现实生活简洁化、明晰化。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是放大人性，浓缩篇幅。一放大、一浓缩，意在强化人们对简单而复杂的社会生活本质、人性本质的认识——这就是我的创作思想定位。”
纵观司玉笙几十年的创作，总的来说，他的创作主要侧重小小说。其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书法家”》为标志，意味着他的出道。第二个阶段以《高等教育》为始。1996年2月14日，《高等教育》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篇1500多字的作品，刻画了一个当代青年人美好形象以及他得追求和美德，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追求和美德，反映了在市场大潮中当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这篇小说发表后，被数十家报刊转载，《青年文摘》两次转载了该文。第三个阶段以《中国算盘》开局。《中国算盘》发表于2004年第7期的《百花园·小小说》，《小小说选刊》第12期予以转载。
他的作品篇幅短小，内涵大于文字，善于小中见大，结构精巧，角度新颖，在有限的字数和篇幅中，最大限度地留给读者想象空间，读其作品，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由于他在小小说创作上的建树和取得的优异成绩，2002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中国小小说风云人物”。 2013年，司玉笙以《蝴蝶庄之秤》、《寻犬》、《无卡手机》、《红哥》、《孝心》、《孙子》、《最亮的灯》、《夜礼》、《烂账》、《净手》等作品参评，获得我国目前小小说界最高奖项第六届“金麻雀奖”。评审会认为，司玉笙笔下的小小说人物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他透过特定的生活场面和小小说人物的历史故事，将小小说立意或者朝现代官场的反腐主题去发挥和引申，或者朝人性深层的善恶美丑等内涵去开掘。这就使他的小小说立意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哲理感。高质量的小小说作品带有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特征后，仍然可以机智地与政治生活的大主题、与人性意识的深内涵建立起艺术联系，显出小小说文体特有的艺术正能量。
采访感言：
低调做人 认真做事 勤于写作
用“脱光了，你就是一个真实”这个题目来写司玉笙老师，有“标题党”的感觉，我也相信这个题目如果放在网络上应该有很高的点击率。但我不是为了追求点击率，我只是为了追求真实的感觉。
他于我是陌生而熟悉的。
我第一次接触“司玉笙”，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老商丘县二高读高二的时候。有本杂志似乎叫“微型小说选刊”，封二上刊登了他的照片和介绍，内页有他的作品。那时我知道他的工作单位是商丘报社，就很想到报社去见他。
我的老家是老商丘县刘口乡的，上二高时骑车回家、上学经过凯旋南路，每次都要多看路东边的商丘报社（现商丘市印刷厂）几眼。有一次，我忍不住推着车子进去了，但不敢上那个两层的办公楼。在院子里等了好久，终于见到了他——那个从封二上走下来的“司玉笙”。我远远地看到了他，回到学校对同学们谝：“我见过真的司玉笙！”
1995年6月我大学毕业后，考到了报社。那时，他在编《青春舞台》版面。有一天，我找了一篇高中时写的自以为语言很美、其实是拼凑的习作投稿给他，他看了后直言不讳：“怎么写的像中学生？”稿子没有发表，我暗叫惭愧，同时佩服他目光的犀利。再后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编《精美文学》版面，我写了一篇逾万字的短篇小说请他斧正，一周后他约见我当面退稿。他用红笔修改了好多处，称赞文笔不错，有文学潜质，印象最深的是教我注意“炼”字，为文一定要精炼、精准。
我和他工作当中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不过，每次见到我，他总是 “阿浩、阿浩”的喊，显得那么亲切。我知道他在小小说创作领域很有成就，因为他出版的每部小小说集，都送我一本。但并不是每部集子我都能耐下性子用心读完，有的作品读了我当时并不太懂。
这次采访，让我对他和他的作品有了更深的了解、理解，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读懂了他的世界，得到了诸多启悟。比如再次读他以前写的《沉在水底的房间》，我捉到了如诗歌里面的意象，有了“人很难走出自己的心灵世界”的类似感悟。他听了我的感慨微微一笑说，好的作品是耐读的，多年后还有人读、还值得读才是经典，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去读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无论是读他的新闻作品，还是读他的小说，我都能感受到一种文字功力。他的创作态度很谨慎，他说，写新闻和写小小说都讲究能短则短， “炼”字很重要，要一字一句反复推敲，直至满意为止。“读者是上帝，自己不满意的，上帝怎么能满意？再说，我们写稿子不是为了挣稿费，而是为了自己的一颗心！”在文体上和形式上，他不拘泥于老套子和表演形式，怎么好便怎么写。形式服务于内容，荒诞、变形、跨连、意识流、传统笔法等都用，使作品呈现出斑斓和绚丽色彩，并具有厚重感，读起来有后味儿、余味儿并富含哲理。
他在多年前就提出，新闻语言切忌俗套. 刻板、腐旧，要重视新闻语言的艺术化。要让新闻既有思想性，又富有艺术性。那时报社创办时不遗余力地“搜罗”有名气的作家“入伙”就是明证，他也是受益于此。从历史上看，一些老报人本身就是作家、文学家——这好像是我国新闻界的一个优良传统。这种艺术实际上是来自生活、来自大众。生活和大众才是艺术的源泉。有才华和个性的新闻工作者，善于从生活中、大众中汲取营养、捕捉灵感，借鉴各种艺术表现手法，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语言风格。从另一个角度说，越大众化、越通俗易懂，你拥有的读者观众就越多。艺术只有大众化，只有为大众所接受、所喜爱，才能真正成其为“艺术”。
他送给我十二个字，说这是他的生活真谛，希望我也能从中受益。
一是“低调做人”。他说，作家也好，记者也罢，谁也不高人一等，都是普通老百姓。你首先是个人，真实的人，真正的人，你才能写出真实和美丽。作文先做人啊！如果连个人都做不好，还奢谈什么作文？
二是“认真做事”。认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精神，是职业责任感、使命感。新闻贵在真实，生活贵在真实。写作是要反映“真”的东西。他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基础就是真实。坚持真实原则，就是固守道德家园。要坚持职业操守，爱岗敬业。工作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要认真对待。他不仅举了《脱光了，你就是一个真实》中的那个例子，还回忆起当晚报副总编的日子：“2002年6月，我在报社一人连值三个星期的班，加上在此期间母亲突然偏瘫卧床，签了付印，不管再晚，赶紧往母亲身边跑，在床前尽所能之孝。那一段时间，我忙里忙外，心绪纠结，难以释怀。总怕误了工作，又怕不能尽孝道。酸甜苦辣，味味尝遍；公事家事，事事上心。莫道办报千般苦，风雨送得墨香来。”
三是勤于写作。在他的书柜里，珍藏着203封退稿信。文学是他年轻时的梦想，他为这个梦想一直在努力。这些年来，无论再忙，他都坚持写作，每天都要将所见所闻记下。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天才就是勤奋。这是他总结出的创作法则。
这十二个字，让我不由扪心自问：到报社工作近20年，是否能够做到？对照前八个字，自我感觉还算做的不错，至于写作方面，谈不上“勤”字，没有什么成就可言，虽出了本诗集，不足挂齿，“欢颜终少汗颜多”，应加倍努力！
谈到写作，最能引起我思想深处共鸣，同时也让我感到最受益的是他下面的一番话：
他说，思想决定态度，态度左右成败。作家本来就生活在社会各个层面，生活在各种环境中。作家观察到的现实，不得不令他们感悟、思考、思索，并加以提炼。他们是快乐的，也是孤独和痛苦的。说他们快乐，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别人不曾发现的；说他们孤独和痛苦，那是因为他们有独特的思想和忧患意识——孤独和痛苦是思想的孪生姐妹。为什么？因为作家已经意识到：尽管作家本人可以在思想上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人，但时代和人一样，却不能超越自己在生活中的阶段性存在。社会形态总是落后于意识形态，沉重的现实总要落后于美好的理想，这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而作家写作的本质便注定不只是盯着眼前的现实，而是为了理想中的现实而写作。这情形如同杜鹃啼血，孤独、凄苦而不绝望，永远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作家的思想可以和哲学家一样遨游宇宙，但他思想的根基却永远深植于充满烟火气的人间。作家要在短暂中追求永恒，就不能仅仅是时代的良心，凡俗生活的秘书，而更应是人类心灵史的记录者。面对思想深邃无垠的天空，作家在人间的最佳位置不仅仅是站在人类思想的珠穆朗玛峰上，而是同时走进人类心灵的大海。因为从本质上讲，如果说历史是人类的生活史，哲学是人类的思想史，那么文学便是人类的心灵史。三位一体，作为人类的精神记忆，文学作品才能更好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
至于如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他的见解也有一定的深度：媒体是一种形式，是一种载体，核心的东西是人，人才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人的思想才是发展的原动力。比如拥有博客的人很多，但他的博客访问量那么大，主要还是因为有可看的内容。传承和创新并不矛盾，即使将来有一天纸质媒体消减了，但“报”是会活下来的，报人永在，报人精神不灭，“报”会以更好的“融媒体”形式得以展现。
诚哉“司”言！我汲取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