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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几张脸》

2014-10-03 19:30 作者:颉傲不逊  | 7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我很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但却迟迟未能动笔。

个中原因,自然很多,但主要的,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想好怎样去进行选择。我想要站在我的角度去谈谈古人,谈谈华五千年那些代表性的先人,可待我真正想要去开始时,却发现我在论述某一个人的时候却可能忽略掉另一个人,而这些人,都是文化的精英,这样的取舍,实在太难。

直到最近我才恍然,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选择,我要做的,只是把自己心中对于文化的理解从浩浩历史的长河中盛出。我的选择,于是有了答案。

屈原、杜甫、苏轼、还有嵇康。我想要从他们身上去仔细打量一下文化的脸庞,扣敲文化的大门。

正好,恰逢祖国的生日,就用我的方式,为华夏来一声喝彩!(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么,先来看看屈原。

关于屈原,其实我曾经专门为他写下一篇文章,这里仍然第一个选择他,是因为他作为文学创作者的开创性地位。

屈原是中国第一个诗人,在此之前的《诗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自屈原伊始,诗歌进入个体创作时代。单就这一点,屈原都是伟大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众多的文人中,在死后拥有一个纪念性的节日,而且能被一代又一代传扬下去的,也只有屈原。

华夏文学的发展,屈原占据重要一席。

想象中的屈原,是个瘦高个儿,有一股清逸的气度,也有一份高贵的自恋。屈原绝对是个自恋的人,他喜欢在诗歌中夸耀自己的帅气面容,用文字装点自己在现实中没能实现的美政,宣扬自己的清高。

屈原的自恋来自自信,来自华贵的出身,来自对俗世间的鄙夷。屈原从踏入仕途的一刻,就已注定命运的凄婉。他与官场的格格不入,让他显得既超群又碍眼,他的清醒,映照出整个楚国的昏聩,令周遭的人们厌恶。有的人不愿醒,有的人在装睡。

屈原死于那些装睡人之手,假寐者哄着君王,顺着君王,屈原的提醒,便使国君觉得聒噪。

流放,就成了统治者惩罚文人最用的方式之一。

企图埋葬文化的人,都是小人!

可悲的是,这样的小人却往往在历史中成为主流,甚至,屡次改变着历史。

屈原的赴死,是对文化气节的殉葬。泱泱华夏,如屈原这般的文人何其多,他们总是坚守着心中的道德准则,坚守的方式,需要以生命作为代价。屈原对楚国的忠诚,是信仰上的,中国人几千年来所最欠缺的就是信仰。过去是,现在更是。

因为迷失了信仰,华夏文明曾经屡遭侵踏,中国人就在一次一次的跌倒和爬起中找寻着信仰,找寻着精神的丰碑。

屈原便是这样的角色。忠君、爱国,即便遭到流放,仍然心系家国命运。屈原的身上折射出中国文人普遍的命运特征,他们怀才,但也被才气所累;他们大多渴望报国,却总被自己的国家抛弃。他们几番的挺起脊梁,只为撑起渐渐坍塌的道德殿堂,挽回流失的民族尊严,他们,是华夏的脊梁。

打开百度搜索,屈原的资料里,关于他的民族这样写着:华夏族!这三个字的含义远远高过“汉族”,他是中国人气节膜拜的最好代表。这样的说法,令人欣慰。

关于屈原的讲述就先到这里,他作为文人的开端,代表着一种预见性的悲剧,如他一样的文人,数不胜数。

比如杜甫。

这位与“诗仙”李白齐名的大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自不必说,他一生的经历,堪称一部断代史。

杜甫是苦难的文学大师,体味苦难的生活,写下苦难的诗篇,最后,在中国人心中构建了苦难的文学浮屠。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候,出生名门的他,年少时也总算尝过开元盛世的甜美。那时的他,意气风发,是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少年

然而从安史之乱开始,杜甫走上了一条没有尽头的漂泊旅程。中国文人渺小而绝望的命运大剧,又一次重演。这一次,我认为更加极致,更加残忍。

杜甫在漂泊的路上审视着飘摇欲坠的国家,中国古时的乱世几乎都像是为文人而产生的,命运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某个时代,终结一段历史,或者,铸就一副伟岸的身姿。

悲剧,与文化亦敌亦友!

杜甫在唐朝那些伟大的诗者群体中,像极了一个苦行僧。他承受苦难,用自己人生的无限愁苦去接纳世间的悲惨,转身,哀叹,写下对别人的同情,却忘了自己一样可怜。

佛的涵义,杜甫用尽一生去诠释。

在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这样写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不动安如山!”一个文人的忧心、良心,亲切朴实。

文学的顶端,往往超越文学。

关于杜甫,我想将来总要专门为他写下一篇文章,完成一次详谈。现在,姑且来说说苏轼。

苏轼是宋词文学家的代表,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个可爱的哲学家。

苏轼的哲学命题是人生,他以自己毕生的遭遇实践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命题。他深陷政治的漩涡,成为政党们斗争的牺牲品,几番遭到罢黜却仍旧把人生过的那么潇洒,那么写意,那是真正的乐观,是真正的安然。

苏轼真性情,率真,自然。文人的雅他能雅出极致,诗词书画样样精通;普通人的俗他也俗的真切,亲手烹调的东坡肉成为传世名菜。苏轼,是文学世界中少有的让人觉得亲近的一位文学大家。

热爱生活,热爱文学,崇尚天性。苏轼在最艰难的处境中,亦能悠然从容,这种力量来自苏轼内心深处激昂的生命蕴含,来自他对人生的宏伟审视。

我想,苏轼之所以成为宋词的一大代表,是因为其真实质朴的平民化生活态度让他贴近广大群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中国很多文人一样,苏轼饱受政治的捉弄,从“乌台诗案”的险些丧命开始,苏轼一生都行走在政治的边缘。在朝廷中,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中间派”。一方面,苏轼支持王安石变法革新,这就得罪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有些过于激进,这又令王安石厌恶。两面受敌的苏东坡,恐怕自己都觉得无奈。

但苏轼与杜甫的苦禅佛心不同,他身上颇具道家风范,苦难来了,他微微一笑,坦然面对。

六十二岁时,苏轼遭遇他人生最悲惨的一次政治打击,被发配海南儋州。但这位已是经过无数风浪的老人,再一次高昂着头颅,向苦难发出挑战。他把海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开学堂,垦荒地,甚至利用自己的医术为当地百姓治病。可以说,海南的开化,苏轼记一大功,他是海南的教育先驱。

这段谪戍的岁月里,苏轼这样说到:“我上可陪玉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拥有这等胸怀的人,真是不凡。

最后,去聊聊嵇康。

嵇康是个异类,才华横溢,但终其一生不愿做官,甚至,对官场显出极度的厌恶。他与和他一起的几位名士号称“竹林七贤”,也都一样的怪异,放浪。

嵇康性情最为懒散,他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平日里和文友们喝喝酒,写写诗,打打铁。嵇康是擅长打铁的,尤其擅长用打铁来冷落官场中人。一次,魏国大臣钟会前来拜访嵇康,嵇康却无视钟会,自顾自打着铁,钟会讨了个没趣,灰溜溜走了。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对钟会不会陌生,这是个十足的小人,后来与邓艾分兵,灭了蜀国的就是他。灭蜀之后,他又竟想据蜀自立,结果为部下所杀。这样的人,心胸自然不会开阔。

嵇康后来因为为朋友抱不平而触怒了统治者,结果,当年那位遭遇冷落的钟会落井下石,好好的报复了嵇康一次。

嵇康被判了死罪,行刑那天,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要求赦免嵇康。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文化的力量既伟大也渺小,在政治面前,文化是任人践踏的小草,往往只有在毁灭之后,才变得不朽。统治者容得下杀戮,却不愿宽容文人手中的纸笔。

华夏几千年来的政治哲学,令人难过。

嵇康最终奏响千古名曲《广陵散》,潇洒故去,死时三十九岁。

嵇康的结局,重复上演… …

嵇康于法无罪,他只是生活在一个错误的年代。魏晋时期,政局动荡,统治者的斗争往往波及各个阶层,而文人,尤其是嵇康这样的,太显眼。

嵇康鄙夷礼法,身上透出的是道学的超逸自然。文人的不做作,讽刺着统治阶级的虚伪。我行我素,怡然于一隅之地,这是嵇康所愿。

然而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却始终没有读懂过嵇康。山涛后来举荐嵇康做官,这侮辱了嵇康的品性,玷污了嵇康的志向。于是,语文课上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诞生了——嵇康与山涛绝交,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其实是与官场彻底的绝交。

有意思的是,在嵇康死后,负责抚养嵇康幼子的人,却是山涛。文人间的友情,绝对纯粹,绝不做作。

那封绝交书,或许名义上写给山涛,实则写给世俗。

历史更替,百转年华。

如今,这些历史上或伟大,或亲切的面容早已褪去,但我们仍旧记得,他们是文化的主人。

这些文人身上,都是有些傲骨,他们有时用冷峻的目光审度历史的沧桑,有时又一心纯朴的执拗于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往往处在激流当中,一面矛盾迷茫,一面清醒而义无反顾。理想,会成为他们登上文化顶峰的垫脚石,也会成为他们一生冲不破的桎梏。文化让他们辉煌,青史留名;也让他们被政治与世俗彻底抛弃,深深埋葬。

文化,成了枷锁!

细看这些远去的身影,屈原、杜甫、苏轼和嵇康;忠君、爱民、豁达和桀骜。他们当中或是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或是戏弄着传统中可憎的肮脏一面。他们是真正的英才,理当如此。

当然,除过他们,还有许多这样的文人,从精神的层面上完成自己的屹立,这些人,都是文化的忠魂。

历史,因他们精彩而曲折。

谢谢他们。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日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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