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文化

编者按：一只小小的鸣虫竟然可以在历史上如此活跃，是虫子的幸运，还是历史的不幸。而当这些成演化为一种文化时，是令人欣慰还是令人心痛，也许虫儿是幸福的，也许不是，尤其是当它进一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后，这样的追求有点像如今疯狂地追求养生大师的信条，社会有点病态，如文中提到《促织》那篇小说，重物而轻人。其实这只是一只虫子，在它不经意间闯入人类社会后，它的命运改变了，因此，一部分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此篇文章展现出一种“文化”，是一篇不错的文章!

蟋蟀文化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那是很早的事情了,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自然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

汉朝初期成书的《尔雅》，把蟋蟀释解为蛬，亦写作蛩，蛩是指蝗虫一类的昆虫。汉魏时期，人们称蟋蟀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蟋蟀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相近。促织、趋织、蛐蛐的得名都是因为蟋蟀的鸣叫之声而起的。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人们从蟋蟀的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为它们好斗，而是由于它们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叫声。

蟋蟀的鸣叫声，在不同境遇的人们心目当中，往往能引起人们不同的感受。妇女们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会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蟋蟀的鸣叫声是在催促她们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深宫佳丽，异乡游子们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会感觉着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杜甫就曾经触景生情的感叹吟咏：“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畜养蟋蟀，静静地听其鸣叫声音的，这已经难以稽考了。现在可见的最早的是五代人王仁裕所书写的《开元天宝遗事》，书中说：“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宋代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蟀之风是否是从此开始的呢？他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没有详细解说。(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现在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蟀当始之于唐朝的开元、天宝年以前，虽然没见什么书中说过，但也未必民间就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从当时长安斗蟋蟀的盛况来看，不可能是在短期之内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俗游戏。因此可以说，斗蟋蟀迄今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南宋在斗蟋蟀史上是最著名的时代。那个时候斗蟋蟀已经不仅是限于京师，也不仅是限于贵族豪门，一些市民百姓，甚至就连一些僧尼闲来无事也喜欢斗蟋蟀取乐。相传活佛济公就曾经为了自己养的一只名叫铁枪的大蟋蟀死了而倍感伤心，并为之安葬，还作悼词、祭文以作纪念。甚至一些喜欢养蟋蟀的人，蟋蟀死了之后，把养蟋蟀的用具都一起埋葬。镇江南宋古墓中就曾经出土过这类蟋蟀笼子。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里藏有一幅儿童斗蟋蟀情景的中国画，就是南宋时期的产物。

南宋出了一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贾似道不以军国为重，政无大小，什么事情都在西湖葛岭的私宅里裁决。襄阳被蒙军围攻了好长时间，他竟然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全力援救，整天就在家里与群妾斗蟋蟀玩。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作为一个斗蟋蟀的爱好者，他却积累总结了一些实践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这本书堪称是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促织经》原著早已经失传，现在见到的是明朝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洋洋万言，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蟋蟀的方式方法，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多年，斗蟋蟀之风经久不衰，尤其以明朝宣德年间最为盛，因为其间出了一位酷好斗蟋蟀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事情出现不少，可谓是中国民俗蟋蟀文化史上的血泪篇。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精心地将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写成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促织》。这篇小说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昏庸荒诞，堪称是一篇蟋蟀佳作。

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有关蟋蟀的专著又相继出过多部。例如明代刘侗著的《促织志》，清代石莲写的《蟋蟀秘要》，朱翠庭编辑的《蟋蟀谱》等等，等等。这些著作，大都是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基础而编写成的。近代李石孙、徐元礼等人又编辑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谱》，全书十二卷，为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这本书的内容，仍然是没有突破前人的窠臼。

纵观历史，北京斗蟋蟀之风可谓是源远流长，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文献当中都有记载。例如，明朝袁氏的《畜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清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讲：“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开始嗜好斗蟋蟀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斗蟋蟀赌博。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织造府发表告示规条，兴师动众，北京城则成了一座以斗蟋蟀赌博为乐的大赌城。

解放前，北平庙会上的蟋蟀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天，京郊周围田地、草丛、乱石堆和废墟当中，扑捉蟋蟀的人，老少皆有，成群结伙，兴致之浓，不亚于打猎和钓鱼。北京平民百姓斗蟋蟀大多数都是属于游乐性质的。据一些北京老人们回忆说，早年规定以二十四罐为一桌，即一组。斗前先比较双方蟋蟀的体型大小，如同现在的拳击比赛，不是同一等级的不相斗，蟋蟀的个头大小相当才能放入盆中一决雌雄。斗蟋蟀多数以月饼、花糕、水果等食品为赌注，胜利一方的主人及围观者均可以大饱口福，以求一乐。

斗蟋蟀的游戏大约从唐朝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前几十年，社会上斗蟋蟀的游戏几乎渐近绝迹。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民间斗蟋蟀的古老风俗又复发起来。据说上海已经出现了几万人参与的蟋蟀市场，天津、济南等地的一些城市也都先后建立起了蟋蟀协会，组织斗蟋蟀大赛，斗蟋蟀已经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了，已经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民俗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蟋蟀民俗文化吧。

蟋蟀文化，说到底不是蟋蟀的文化，而是人类历史的社会文化，如何看待这种社会文化，反映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是一个富有深厚底蕴的国家，蟋蟀文化作为华夏古老的文化之一，有它的起源和发展史，自然也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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