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快乐的孤独者
——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感
邱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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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我仿佛看到了一地苦闷的鸡毛，没有一丝阅读后的愉悦与畅快，有的只是憋屈、沉重、纠结与苦涩。
小说弥漫着一种苦，所写的人物没有一个人是不苦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苦。也不是不说自己苦，而是这种苦没有人说得着，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道说什么。
刘震云继续延用他讲故事的特色：绕弯，一件事带出八件事，每一件都是琐事，每一件又都惊心动魄。其实，不是刘震云“绕”，而是生活本就如此，许多人的一辈子就在这绕来绕去的琐事之中被桎梏、被操纵。(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这“绕”中，让你深深陷进作者呈现的世界里。让你陷入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曾改变的人情乡土社会；在这“绕”中，激发你在苦闷中对宣泄的向往，在绝望中对寻找的渴盼，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辛苦和心苦。
书名《一句顶一万句》，当你把这36万多字书读完之后，基本上也就能理解到书名的含义。
在人和人的交往中，有些人说得着，有些人说不得着；有些人现在说不得着，将来或许能说得着；有些人现在说得着，将来未必能说得着；有些人这一辈子也说不得着。找一个能说得着的人过一辈子是福分，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亲人。
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若干年后，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个出走，一个回归，他们寻寻觅觅，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试图表达内心的矛盾与无助。牛爱香在自己42岁才结婚，她说她不是为了结婚，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说话。两人若是能说得上一块儿，哪怕是一句话，都能抵得过一万句。
“说话”是人和人交流的工具，“说得上话”就成了摆脱孤独的奢侈品。于是，当说话成了唯一的沟通方式，语言又无法直达核心，孤独便永远如影随形！
重视“说话”，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因为中国人永远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永远无法摆脱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影响，家庭、朋友、领导、圈子……只要在中国生活，躲也躲不掉。有时，一句话，能让陌生人成为朋友；有时，一句话，也能让朋友成为仇人。很多时候，有些话不敢说，是因为有现实的利益羁绊着；有些话不能说，是因为有礼仪道德约束着；有些话不想说，是因为有认知水平比较着。
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早已经渗入了中国人的血脉，“知人知面不知心”，“话到嘴边留三分 ”。人心叵测和诚信的缺失，能够说几句贴心话、安抚受伤灵魂的朋友并不多。于是我们喜欢在上找陌生人聊天，反正是，谁也不认识谁，反倒是，什么心里话都能说。我想，一旦网络实名制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聊天又只能“呵呵”了，随后便无话可说。
当吴摩西最后看到自己的老婆吴香香和老高之间，那自己从未触及到的亲密时，他突然不恨了，也不再寻找了。他开始了他自己的生活，他不再是“杨百顺”，他也不是“吴摩西”，他成了“喊丧”的“罗长礼”。他要在“喊丧”特有的呐喊声中，摆脱寻找吴香香过程中那份苦涩与孤独。
小说中唯一不觉得孤独的就是意大利传教士老詹，他背井离乡，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日子也过得非常的艰苦，七十多岁还东奔西走发展信徒，苦口婆心地让人们信主，“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尽管他一生也只发展了八个信徒，或许那八个信徒还不够虔诚，但老詹绝对是从心底信了主，直到最后，客死在异乡破庙的草铺上，身边还放着自己设计的教堂草图
我想，他的不孤独，是因为有一个一直“能说得上话的”与他终身相伴，这就是他的主。
这就是他的信仰，这也是信仰的力量。
曹青娥说，“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活在当下，我们还有希望，我们可以选择快乐地孤独着。
西方人信神，我们信的是人。神是有定性的，可人是没有定性的。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改，如果能改，当然是好。关键是 ，大多数人改不了，这是我们的本性。信仰真的是中国人摆脱“百年孤独”的一剂良药？或许是，但我以为，我们还有我们千百年来孕育的文化，儒道佛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宗教。南怀瑾说，儒家是粮店，道教是药店，佛家是百货店。当找不到“说得上话”的朋友时，你不妨去逛一逛这“三家店”，做一个快乐的孤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