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善治天下—风云•党崇雅
劝善治天下
—风云•党崇雅 明末清初30年 长篇小说之二十八
杨广虎
皇帝复诏，推辞不掉。特别是顺治皇帝说“朕求贤图治，惓念老成”，又说“宜勉遵前谕，速著来京，君亲兼顾，忠孝两全，卿心可安，朕怀亦慰。”党崇雅无法推辞。
父母，八十多岁，需要人侍候；自己告老还乡，没有锦衣回乡的感觉，反倒是觉得心里很亏欠。党崇雅能理解，自己生在周礼之乡，耕读之家，家风传统，儒家教化，仁者爱人，讲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德目，而自己作为汉人，侍奉明、大顺，清三朝，为村人所不齿，也是情有可原。怪只怪自己，生逢乱世，苟全性命，成了大节有亏之人。扪心自问，朝代更替和皇帝更换有多少区别呢？
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乡有乡约。虽然自己没有犯罪，但回到故乡，回到村里，比犯罪还严重，党崇雅深深地感到自己被故乡所遗弃了，被乡亲所唾弃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村口的老槐树上，那口大钟已经锈迹斑斑。党崇雅记得下时候，跟着老师，每年早晨朗诵北宋学者吕大钧所著的《蓝田吕氏乡约》：“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讫，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老师将《乡约》概括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句话和宾仪、吉仪、嘉仪、凶仪23种礼仪守则。自己村也里有“约正，负责主公道、决是非、息讼争、定赏罚。村子民风淳朴，和睦相处。
看来自己难进党家族谱了。
父母不愿见自己，皇帝又催得紧，无可奈何，虚岁七十的党崇雅辞别好友袁楷，拖着孱弱的身体上京见驾了。
“数行丹诏，徒烦彩凤唧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党兄多保重，我练我的睡功去了。但愿长醉不愿醒。”袁楷说。
“烦请兄弟多去看看我的父母。这次去京，恐要老死他乡了。”党崇雅道。
“我在灵山等你，咱俩还要喝松针茶了。”袁楷说。
“但愿吧！？”党崇雅道。
路过河南孟津，党崇雅去了王铎的坟头墓地，尽管他死前“遗命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后人还是垒起了一个孤孤零零的小坟头，墓北有凤凰山上的大宋会圣宫碑做伴，南有芝田附近的宋陵七帝八陵相陪，风水不错，王铎为自己所修、四个深豁所环抱的拟山园，也无人打理，荒废一片，党崇雅烧了几柱清香，物是人非，无限悲伤。
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写道：“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位明天启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少詹事，充经筵讲官，清兵入关后，任南京福王朝廷东阁大学士，任次辅，六次辞官不做。顺治二年(1645)入仕清朝，官至礼部尚书、弘文院学士，加授太子太保衔的王铎，自己主张“文要有骨，要沉着”，“藻太丰，风骨不起”，可是自己身逢乱世，仕途多变，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始终抑郁不乐，醉心书法，顺治九年(1652)，奉旨祭祀西岳华山，南下入蜀，登览峨眉山，染病归家而死。
王铎有“神笔王铎”之称，入阁拜相后，皇帝让他书写一幅匾额：天下太平。楷书巨匾挂上后，在一片赞扬声中，一个太监忽然发现“太”字少了一点，成了天下“大”平。众人抬头细审，果然是真。正待发问之时，但见王铎不慌不忙地手握颓笔，饱蘸浓墨，将笔向匾上掷去，不高不低，不歪不斜，恰好点在“大”字左下方，遒劲洒脱的一个“太”字，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时一片喝彩，齐夸王铎神功。皇帝惊喜万状，脱口称赞道：“王爱卿真乃神笔也。”
“一臣不事二主。”博采众长，法古入化，笔力雄建，神韵飞动，纵而能敛，放而能收，以险取胜，长于布白，风格独特自成一家的王铎和自己一样为名节不保而懊悔。王铎与倪元璐、黄道周是同年进士，同朝为官，同为好友，相约革新书坛，被称为“三狂人”。倪元璐在清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后，束带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亲，自缢殉国。黄道周则坚持抗清，兵败被俘，宁死不屈，慷慨就义，时年已六十二岁。他们以死报国的壮举为后世所敬仰，而王铎却以南明次辅之职降清，由明朝大臣变为清朝官吏。这些，宛如一块无形的巨石压在他心上，使他喘不过气来，良心上的愧疚，道德上的谴责，难以安宁，直至生命终结。
才华横行的王铎书法达到“戴八纮，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的艺术境界，却和自己一样生于乱世，遭逢奇变，贪生苟活，留下污点，被人羞辱。有人说：“王铎在明清二朝的官场上丧失了自我，在名利诱惑和屠刀逼迫下自毁人格。”
那自己呢？
上京的路上一片茫然。
北宋的东京，开封已无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摩肩接踵，川流不息，人口稠密，商船云集的繁华，一片寂寥。
王铎在诗中《频入》中写道：“频入长安过九衢，谁知幽梦在髭须。只今人路何从说，渐审岩居不可无。屈指箸筹赊日月，伤心戎旅满江湖。此生休外韬真处，锦瑟琪华待醐。”
“只今人路何从说”，何处说呀？
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以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清端老练，素所眷倚”被召为国史院大学士。
明朝万历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元称汗。当时正是开创之初，中枢机构很不完备。天命建元前一年(1615)，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同时建立议政会议，成为后金政权的中枢机构，“每五日一次，使诸贝勒大臣聚集衙门议事，是非公断，作为常规”五大臣是集理政、听讼、征伐于一身的，军政不分。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以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理、扈尔汉、费扬古为五大臣，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号后，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设而四大贝勒执政。随着诸子侄年岁增长，于是有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太、四贝勒皇太极，合称为：“四大贝勒执政”及八王敦“共议国政”。 天聪五年(1631)，仿明制始设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以贝勒王主部务，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满汉兼用。天聪十年(1636)，将原来掌管翻译文书、记注国史、出纳奏章、传宣诏令、办理“国书”、撰写功臣敕书的“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任职掌。其基本职掌为：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上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庆贺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撰拟矿志文，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追赠诸贝勒册文。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一应邻国远方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秘书院，职掌撰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各官文；内宏（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清朝更定内三院官制，在衙门中设大学士、学士等官（其中，内国史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设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三院建制上仿效明朝内阁，内三院对臣工奏议无票拟权。即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海，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五月初二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初六日，多尔衮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在此之后，任职内院的大学士们开始承担一些票拟事务，内三院从而具有了部分政府职能，当时内三院所票拟的大多是无关痛痒的“官民奏闻之事”，对朝廷“用人之政”却无发言权，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对清廷权力发出失望和不满之辞：“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之政。臣等备员内院，凡事皆当与闻。今各部题奏，俱未悉知，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夫内院不得与闻，况六科夫？倘有乖误，臣等凭何指陈？六科凭何摘参？按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民陈奏，并各部院复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阁拟票，奏请裁定。”内阁票拟范围一度扩大。顺治二年（1645），“以翰林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内三院旧印俱销毁，照例给印内阁”，内阁大学士俱加殿阁衔，为“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另设翰林院，内阁从此成为正规的政府衙门。
顺治皇帝福临十四岁亲政以来，发奋苦读，博览群书，重视文教，以儒治国。顺治九年（1652），皇帝亲自率领诸王大臣等到太学祭奠孔子，行两跪六叩头礼，并对学官、诸生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赞美说：“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他认为“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顺治年间，内忧外患，西南有南明永历帝、东南有郑成功等抗清军事力量，顺治皇帝一方面借助于军事剿杀招抚共用统一中国，一方面也注重文化建设，依照明代科举制度正常地实施之外，在“正人心、醇世俗”的道德教化方面，大力提倡忠孝节义。顺治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顺治九年（1652）他谕“命诸王宗室内有孝友义顺及守节贞烈者，宗人府核实具奏，礼部照例旌表”。从此开始在八旗中旌表忠孝节烈。十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满汉臣工尽忠尽节，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连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也称道他“目击艰危，从容就义”，特为立碑致祭赐谥为“忠”，以“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
于是，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面对一次次的忠孝运动，党崇雅不问其他，只是专心协助编写皇帝《资政要览》。皇帝通过此书，要使：“俾朝野咸知激劝，百官躬奉职守，万姓仁厚风俗。”
一日，顺治皇帝福临经过紫禁城内的国史院，问党崇雅“朕以尧舜之心为心，而天下未平，何也？”党崇雅答道：“在善推其所为而已。”顺治皇帝福临听了若有所思，开始编写《劝善要言》，内秘书院大学士傅以渐协助。
顺治十二年（1655），《资政要览》编撰完毕，《资政要览》又称《御制资政要览》，共三卷，后一卷，共收文三十篇，分为三十章，计四万余字，每篇各自标目，以大字阐述其理，以分注核定其事一章，篇幅相当，正文之下是注解，引讲史，夹叙夹议，讲明道理，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清顺治帝福临亲自写序称：
“朕惟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如大匠以规矩而成方圆，乐师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
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之不悖于圣经者，莫不根极理道，成一家言。
但卷帙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末能一时尽解其义，亦未能一时尽得其书。因思夫记事宜提其要，纂言当钩其玄。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
又虑其涣而无统，于是每篇贯以大义，联以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尚、悸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炯然。加之训诂，详其证据。譬之萃众以为裘，范六金而成鼎。旨约而易明，文简而易阅，名曰《资政要览》。
观是书者，熟思而体之，可以为笃行之善人；推类而广之，可以为博雅之君子。毋徒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朕谆谆教喻之心，庶乎其不虚矣。”
明太祖朱元璋曾尊奉孔子，对有仁政思想的孟子非常厌恶，把孟子从孔庙中都赶了出去，删掉了孟子的名言，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等等。而顺治皇帝福临在“爱民”中写道：“大道之行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亦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夫上之视民犹赤子也，赤子有欲，呱呱弗能出诸口，父母已意及之，谨其乳保，而察其寒燠，赤子之欲斯适。治民者亦然。养其生而弗伤，厚其财而弗困，节其力而弗极。不烦不扰，民自美安。如鸟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持家之长，惠及子孙。抚运之君，泽流天下，率斯道也。天之爱民甚矣。一物失所，元气为之舛戾。故人劳则星动于天，政乖则石言于国。为人上者，慎之哉！唐尧加惠于民，西伯施仁于无告，汉文帝赈恤于孤寡，明帝存养于笃癃，可谓知先务矣。武都绥聚，桐乡恩遇，清河涕沱，怀州收瘗：古之遗爱也。 彼郡无犬吠，人称卧虎，诬民为叛，违诏征租，所谓狼牧者欤？大鸟穷则啄，兽穷则攫。故财尽必怨，力尽必叛。周官六养，齐政九息，悦以先民，而民从之。
惠盎所以贵爱利者，可思已。”注意到了勤政爱民，加惠于民。
顺治皇帝福临苦读历史，深解其意，观察禹夏，透视殷商，深知胜国失败的原因，因此叮咛告诫，亲自撰写此书，使朝野皆知其所激励劝勉之事以共享太平，御题书名为《资政要览》。可见，明治官之术，崇尚喻世教化，是保国安邦的当务之急。
成克巩、党崇雅、金之俊、王永吉、傅以渐、陈之遴等做了后序。党崇雅在《资政要览》序言中写道：“臣闻汉儒有云：‘言之匪难，行之为难。’宋人又云：‘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自古至今，惟躬行实践谓之德，即谓之政也。皇上生知好学，固自卓越百王。臣更愿一动一静之间，较然行之不疑，断然行之不阻，慎终如始，久远行之而不易，将见皇建有极。彼为会为归者思近天子之光，实一时而万世之。”
4月29日，顺治皇帝福临尊清朝家法，“法祖为先”，依照《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命开馆编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使皇帝“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恪属遵无斁。同时，以大学士冯铨、车克、成克巩、刘正宗、傅以渐为总裁官，麻勒吉等七人为副总裁官。
在帮助皇帝编写《资政要览》之时，内秘书院大学士傅以渐改任内国史院大学士，充文、武殿试读卷官。又承旨撰写《内则衍义》，逢户部呈进《新编赋役全书》，也命傅以渐复核。
善行天下。顺治皇帝福临一方面倡导行善，一方面对陈名夏处绞刑，南北党争，满汉之争仍然继续，言官纷纷弹劾陈名夏党羽，一些官员也乘机翦除异己，冯诠借陈名夏案弹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汉官，以致人心惶惶。党崇雅身处党争，急于回家。傅以渐多次劝留，只得帮着把《劝善要言》编完。
明太祖朱元璋还3次颁发“大诰”，共235条，禁戒劝诫百姓。顺治皇帝福临以因果报应警戒世人，并劝谕平民以善立身，希望由此获得天下稳定。他在《劝善要言序》写道：
“朕惟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赋之下民。故人之生无有不善，其或有不善者，皆因内蔽于私欲，外染于污习，遂失其继善成性之本，而日远于天矣。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以上天鉴察，降以灾祥。其降祥者固以显祐善人，其不得已而降灾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过而迁于善也。从来报应昭昭不爽，讵不可畏哉？古人原天垂训，以教天下，正论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易通言之，简者又不能尽。朕恭承天命，抚育万方，深念上之教世，劝善为先，人之立身，为善最乐，故取诸书之要者，辑为一编，名曰《劝善要言》。语不欲文，期于明理。词不厌详，期于晓众。欲使贤愚同喻，小大共知。读此书者，当深思其义，体之于身，省之于心。善者则益当加勉而进于淳良，以求吉庆。其或无知而误染于不善者，尤当速改而归于无过，以免灾戾。庶几不负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虚矣！凡我人民，其敬勉之哉！”
顺治皇帝福临爱看戏曲，只要劝善，有些可以宽容。《大清律》：“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面对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置酒宴会，优人演剧为乐”的劝告， 顺治皇帝福临发怒道：““我国肇兴，治弓矢，缮甲兵，视将士若赤子，故人争效死，每战必克，以成大业。朕常恐子孙弃我国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蹈淫。今汝等为此荒乐，欲求国家兴隆，其可得乎？”
“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
《劝善要言》必须先翻译有关汉籍、格言，才能供他选用。是“取诸书”之要，共收录格言式的语录264条。主要从伦理正面说，如“积爱则福，怨积则祸。”“福贵在天，得之有道。” “势不可用尽，福不可享尽，话不可说尽。”“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当止，终生不耻。”“兴必由于积善，亡必由于积恶。”“功顺乎天则天佑之，功逆乎天则天弃之。”“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等。不谈“ 恶目”，而且基本没有鬼神报应。《劝善要言》当时仅有满文本，可以说是给满人看的。满汉合璧颁发异始于王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各一部。
后有党崇雅.图海.傅以渐三人撰后序3篇。
党崇雅在《劝善要言》序 中写道：
“《劝善要言》书成，皇帝制序于简端，命臣等作序于后。臣等谨稽首上言：
夫天之生人也，同此性善，习则远矣！非天心也。人日远于天，天日劝于人。作善降祥者劝，作不善降殃者，虽曰非劝，亦成其劝者，此天心也。然天有是心而不能言，智者明之，愚者昧之；善者修之，恶者悖之，未尽善者非天心也。皇帝体天心、布天道，以化天下而作是书，代天言、代天劝也。臣捧读之，下先以劝己，虽未能骤然为善，亦何敢不勉焉！夫天下人之恒性皆同，孰不可与为善？诚能诵言力行，寻要考精，劝己而复劝人，则智者愈智，愚者亦智；善者愈善，不善者亦善矣！习俗雍和，尽归于善，则天心帝心皆不违矣！臣愿与天下共勉之！
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实支正一品俸、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臣党崇雅谨序。 ”
顺治十二年（1655年）冯铨母丧，未守孝，遭顺治皇帝福临斥责，次年以年老离职。皇帝宣布：“以后论人论事，只许指实直言，不许再借陈名夏亲戚、党羽进奏。若有违者，定行重治。”党派之争才暂缓一时。
傅以渐不光在写，而且付诸实践。
远在山东聊城的父亲因儿子在朝廷做了大官，巴结恭维之徒络绎不绝，久而久之，就有些飘飘然，耻高气扬，眼里瞧不起人。一天，邻居来到他家，一揖到地对他说：“傅老爷，有件事想与你商量……”傅老太爷没等人家说下去，就大声地说：“商量什么？”邻居因有求人家，只得低声下气地说了下去。原来邻居是为三尺房基，想与他商量。傅老太爷不听犹可，一听便呼地站了起来，虎着脸说：“这是我家祖宗的遗产，有什么好商量的？”邻居碰了一鼻子灰，只得灰溜溜地出了傅家。邻居的两个儿子想想气不过，就找上门去与傅老太爷评理。可是，傅老太爷没等两兄弟开口，就叫家人把他俩赶出门去。两兄弟一气之下，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请来泥水匠用干石灰，把傅家的三尺场地勾划了进去…… 傅老太爷见邻居胆敢到泰山头上来动土，气得火冒三丈，连忙叫五六个家西拿了棍棒上前阻挡。邻居的两个儿子并不买账，急忙跑回家拿出了锄头、铁耙……一时两家争执不下。前来围观的人见傅家仗势欺人，都不服气，纷纷指责傅家蛮不讲理。县老爷见此情景，也只是在两家中间用好言相劝，傅老太爷回到家，越想越气，给在京城当大官的儿子傅以渐写了信。要儿子写信到县衙，打赢这场官司。十天半月以后，傅以渐接到家书。他拆开一看，不禁坦然一笑，立即挥笔写了回信，并附诗一首：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傅老太爷看了回信，又细细体味了儿子附上的那首诗，感到儿子说得对。当晚，他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他主动找到邻居门上，表示愿让出三尺屋基。邻居见傅家主动相让，也让出了三尺屋基，结果各让三尺。邻家房子造好了，这六尺地方就成了一条小巷，后人便称为“仁义胡同”。傅以渐一封家书，使干戈化玉帛的事，一直被后人传为美谈。
“一善虽微，为人有益；一恶虽微，于己有损。”
同年，顺治皇帝福临谕吏部：“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前因郝浴一事。或降三级。或降二级。自降处之后。勤慎有加。办事无误。且恩诏又有宽宥之条。著各复原品。以后须益殚公忠。以图报效。无负朕赦过任用至意。”
党崇雅心里最清楚不过了，郝浴是顺治六年考中进士，担任刑部主事，自己是刑部尚书。郝浴主持正义，刚直过人，不畏强暴，向皇帝汇报了吴三桂统兵观望的情况，吴三桂深深记恨他。大学士冯铨等人交替上奏推荐郝浴，吴三桂就摘取郝浴保宁奏捷的奏章中，有“亲冒矢石”的话，指摘是郝浴冒领军功，论罪弹劾，部议要获罪处死，皇帝下令宽恕郝浴，把他流放到了奉天。明明是吴三桂栽赃陷害，冯铨等人推荐，反被降职，现又恩诏宽宥，是非颠倒，无非是为了笼络吴三桂而已。
二月，党崇雅引年乞休，得旨：“卿清勤练达，佐理著劳，览奏情辞真切，特允所请，著加太保兼太子太傅，驰驿回籍，休息颐养，以副朕优眷至意。”
以户部尚书陈之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户部仓场侍郎王永吉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补吕宫、党崇雅病老告退之缺。
傅以渐却没有这么幸运。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京察，傅以渐上疏自陈，乞罢归乡，皇帝亲批御旨：“卿辅弼重臣，醇诚朴慎，勤劳密勿，倚任方殷，岂可引例求退？著益抒猷念，佐成化理。”
党崇雅将回籍，在南苑拜见皇上。皇上赐衣、帽、鞾袜，说：“党爱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服朕赐衣。即如见朕。”崇雅老泪纵横，回皇上说：“臣因年老不能效力于皇上。引例辞归。念此衰朽余生、有何报效。复蒙皇上破格优待。加以宠锡。臣更何言。臣老矣。生既不能图报。惟衔结圣恩于地下耳上命坐赐茶饭。”皇上恋恋不舍，告诉党崇雅临行时、再来陛见。
元明清三代，限购房产，“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国家对养老进行补贴和资助，明太祖朱元璋问鼎皇位之后，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其一个儿子的所有徭役，专职赡养老人。再次规定，全国各地所有80岁以上的老者，只要品行善佳，都要记录在政府档案中，以备国家财政补贴和资助。其中，80岁以上的贫穷老人，当地政府每月要赠送大米近100斤、猪肉5斤、低度酒60斤。政府下令，或强制或引导，让富人出钱，在全国各地建立公共墓地，使那些死后无钱买坟地的老者能够落叶归根。还有，养济院和施棺局等救济机构的运行资金，很多都是民间大户人家和官宦贵族捐助的。清朝初年仿此执行。
没有任何挂念。党崇雅准备回家。
闻听到西安府属、陨霜杀麦的消息，他更坐不住。赴南苑和皇上辞别。皇上召见，赐茶，温语慰劳、良久。马上殿试，皇上劝党崇雅充汉读卷官。党崇雅不愿意再出现坐师门生之嫌，执意回家。皇上没说什么，命大学士车克送别。
走了之后，顺治皇帝福以殿试充天下贡士。命大学士车克、额色黑、学士叶成格、能图、石图、禅代、张长庚、麻勒吉、铿特、祁彻白、侍郎、苏纳海、觉罗额尔德、恩格德、觉罗科尔昆、郭科、启心郎对喀纳、通政使喀恺、大理寺卿吴库礼、充满洲读卷官。侍读学士索诺木、侍读穆成格、充蒙古读卷官。大学士金之俊、王永吉、成克巩、傅以渐、学士张悬锡、胡兆龙、梁清宽、李霨、詹事陈爌、尚书李际期、侍郎卫周祚、王弘祚、李呈祥、袁懋功、左都御史龚鼎孳、通政使朱鼎延、大理寺少卿霍达、充汉读卷官。
别人做官都骑马，只有党崇雅和傅以渐爱骑毛驴。傅以渐曾扈从皇上出行，在骑驴归帐时被皇上看见，因作为画幅，题“状元归去驴如飞”句，送给傅以渐。
党崇雅拒绝任何人相送，不顾酷暑，一个人骑着老驴回老家。
这次，真正回故乡了，一直到入土为安了。
2014年7月18日夜于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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