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我 的 童 年
顾忆人
我的出生日是1953年10月25日。那天8:00时许，母亲生养我在(现)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原川沙县城)中市街45号一幢二层楼的房间里。底层街面房是我爷爷私营的“天伦绸布店”商铺。那年，我父亲19周岁，川沙中学毕业后在绸布店既当学徒又是长子。据奶奶说，我生养后，整条大街好热闹，爷爷分送掉了100多斤红蛋；是年，我在城厢街道举行的健康宝宝比赛中得了第一名。那时，我的两位姑姑抱着我满城游玩，我倍受全家人的宠爱。伹是，这样的好日子不长，二年后父亲独闯天下，单枪匹马地到了上海市区徐家汇永嘉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开了一家俢理电器和自行车的店铺。母亲带着我和大妹居住到了黄楼乡姚家宅的外婆家。
当我刚有记忆的事是在外婆家那里，全生产队数百号人聚在一起吃大食堂。大家坐在长条凳上，围着一张张大方桌，撑开肚子吃饭不要钱。我感觉很好奇、真热闹。长大后才知道这叫“刮共产风”。那时的口号是“思想革命化、劳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吃饭不要钱”；每当秋收时节，为了不让麻雀吃稻田里的谷穗，全县统一行动赶麻雀。只见满田野的男女老少，有的高举着3米长的竹竿，竿头上系着一块破布晃来晃去，嘴里不停地“啰、啰”叫嚷着；有的左手提着铁皮畚箕或小铁桶、右手拿着小木棍敲打着，嘴里也大声“嗨、嗨”地叫喊着，只见麻雀在天空乱飞，也有飞不动而掉落地上的。好一派“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的景象!天将黑时，远处高耸地面的坟山顶上，有一个高大身材的壮年男子，把撑着的一杆大旗放下来，人们这才偃旗息鼓地回家去了。我感觉很好玩，又觉得大人们的这种做法好“傻”呀!谁知，更傻的事还在后面呢!
撑开肚子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象兔子的尾巴一样很短。没多久，仍旧是各人吃自家的饭。每户家庭是重砌炉灶重买锅（原来的铁锅被端走大炼钢铁去了），因为把不要钱的饭吃光了，所以接下去的日子只得吃米糠和草根啦!那时，母亲给我吃米糠加面粉拌和着水草根做的饼，又粗又苦的很难下咽，回味却有一丝丝甜。据说水草根味微甜量又大，故大人们有一小段时期吃的是面、糠和水草根拌在一起做的饼或馍。
我慢慢地长大已5岁，大妹也有3岁，吃糠咽菜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我们居住在外公新建的后房间里。外婆生育了8个子女，母亲是老大，下面有4个弟弟和3个妹妹。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一位姨和我同岁，有两位小舅舅，一位比我小2岁，一位比我小4岁。可想而知，我在外婆家是很难得宠的,但我仍受外公、外婆、大舅、大姨们的疼爱。有一个冬天的响午，母亲在家煮饭，我带着大妹在家后门外河塘边的“水桥”头玩。突然，大妹掉到了河里，她身穿棉袄、棉裤，手脚朝天地向外漂去，我慌忙在河边捡起一根芦苇杆向里拨她，却越拨越远，我慌得大声哭喊着妈妈。这时，只见母亲冲出家的后门口，跳进齐腰深的河中抱起了大妹。换好衣服后，母亲对我又打又骂，又拥抱着大妹痛哭失声。那时，母亲22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母亲带我住外婆家时，奶奶也带着两位姑姑回到了顾家老宅去务农了，仅爷爷一人作为公私合营的私方经理留在本店管理账册。在我三周岁时，奶奶生养下了我的小叔叔顾文元。每当逢年过节或父亲回家之时，母亲就会带着我和大妹到顾家老宅住上两天。那时候，全家祖孙三代九个人和睦相处；父、母待我和颜悦目，爷爷、奶奶和两位姑姑待我疼爱有加，全家非常注重家规礼仪，故使我从小沐浴在伦理道德的阳光之下，生活于高尚情操的鲜花丛中，倍感幸福。
当我七周岁时，母亲生养下了弟弟。那时，父亲已经进入松江机电厂工作，故把我的户口迁到了他身边。在迁变户口时，父亲把爷爷给我起的姓名顾礼彬、大妹顾礼芬、弟弟顾礼民，更名为顾忆人、顾忆萍、顾忆明。
我到了松江县城后，进入永丰小学读书。我们借住在一座全是格子门窗的四合院内，很是气派。家里有一张精美的铜床，是父亲从古董店铺里买来的。夜里，我在这张床上坐拥在父亲怀抱里听他讲故事。四合院北门外是一条横穿松江城的潮水河，父亲买了一张“扳针网”捕鱼。有一次傍晚，捕到了一条15斤重的大草鱼，放在一个大水盆里，我围着这条大鱼直转转，家里的地砖被这条大鱼的尾巴把水泼湿了一大片。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有一次，父亲拿回家一瓶工厂里配发下来的炒熟了的米糠（据说可以治疗浮肿病），我竟然偷吃掉了半瓶。吃了以后非常后怕，生怕父亲发觉后会骂我、打我。谁知，当天夜里父亲发觉后，非但不打不骂我，反而笑着问我“香不香、好吃不好吃、是否还要吃?”有一天早晨，我起床了而父亲伋在睡觉。按以往习惯，我从父亲的裤兜里摸出饭票到街道食堂去买粥。当我摸饭票时，发现父亲的裤兜里有好多钱角子。于是，我顺手拿了六分钱角子，在街头店里买了六粒糖，只一会儿就不知不觉地吃光了。到了晚上，父亲下班回家，第一句话就问我偷了多少钱角子?我起先想抵赖，但见父亲很火的样子就承认偷了六分钱。于是，父亲叫我写检讨书。
第一张检讨书我写道：“爸爸：我错了，今后改过。”父亲看后说我写得油腔，必须重写。第二张检讨书，父亲看后说我写得既不深刻又不规范。于是，我写了第三张检讨书：
爸爸：
经过这几天的反复思想，我认识到六分钱是小事，但大事情都是从小事不注意发生的。这次偷了爸爸的六分钱，下次会偷六角钱、六元钱、六十元钱......现在偷家里的钱，今后会发展到偷别人家的钱、偷集体的钱、偷国家的钱，走上犯罪道路。爸爸对我的严历批评教育，是为了我好；打我、骂我是恨铁不成钢；不给我吃饭，是为了使我把这次教训记得深刻一点。
爸爸，从今以后我一定认真读书，不再嘴馋，为爸爸争气，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儿子：忆人写
爸爸看了我的这份检讨书后，对我说：“拿别人家的东西是偷。这次，你拿了爸爸的六分钱不要再说偷了。今后需用钱不要自己拿，应该向爸爸讲清用途后由爸爸给你。”
自此以后，堂堂正正做人成了我的立身准则。
当时母亲和大妹、弟弟仍然居住外婆家，父亲多次努力，却没能把他们的户口从农村迁到松江城里来。故而在1962年，国家鼓励工人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时，父亲就申请下放支农，带着我回到了浦东的老家--孙桥人民公社长园沟生产大队顾家生产小队（现张江镇长元村）务农，后被东邻的黄楼人民公社请去办厂搞副业生产。生产队里给我们借了房子，把我们全家的户口落在了黄楼人民公社栏杆生产大队徐家生产小队(现川沙新镇栏杆村)。一九六三年，母亲在那里生养下了小妹顾静雯。一九七二年，因借住房被收回，故我们全家搬回到了顾家老宅居住，而户口仍留徐家队。
顾家老宅在“大圣寺”庙前偏东南一公里的地方。座落于上海市区东南方三十多公里，东海滩往西十五公里处。
童年时的“大圣寺”古庙，大殿正梁高有六米，庄严宏伟。庙门前是一片三十米开阔的场地，相联着一条东西方向数公里长的大路，顺着大路边缘是一条二十多米宽的河，俗称“寺前港”； 庙宇西侧是一个南北方向宽约二十米的河塘，塘西岸有一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宅村；庙前“寺前港”河边杨柳依依，往东三十米处有一座跨越“寺前港”的古色古香“高石桥”，南岸是一片数公里方圆的农田。远处散落着几个村宅。
每当阳春四月，金灿灿的一大片油菜花，间隔着麦浪翻滚；晌午或日薄西山的时候，家家户户屋顶上的烟囱炊烟袅袅；宅村里牛羊犬声相闻，母鸡带领着一群鸡仔遍地觅食；河中央鹅、鸭正在戏水，一条小船划过，惊得它们“哦哦”“嘎嘎”地叫唤着、扑腾着向河边芦苇丛游去。
秋天了，田野里全是忙忙碌碌的人们在割稻摘棉，大家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蔚蓝的天空里，朵朵白云象棉花絮一样飘浮着，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朝向太阳的那边缘，折射着银白色耀眼的光芒；远空中，一群侯鸟往南飞，它们就象小学课本里写的那样“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童年时的我，走在这柳水相吻、黄莺鸣啭的河边树下、古桥乡路，感觉如诗似画、悠雅神怡。
拾级而上，越过“高石桥”往南一百米，走过一座“小石桥”，前有一条三十多米宽的“新娘子港”，河道深深，西通去往上海的“横沔港”，那里曾有往返上海市区的小火轮班船；向东绕过水路“十八湾”连接川沙县城的护城河。跨越“新娘子港”的“大石桥”，再经过一条“河堤”往东一百米，有一个近百户人家的村落，称谓长元村大顾家宅。
我的老家宅基地就在大顾家宅的中央地带，面南四间矮瓦房，却有着大阶沿石的“壁脚”，中间一间房安有木格子玻璃门窗，古色古香、别具一格。大阶沿石往下一踏步是一块空旷的往南有二十余米宽的场地，同时亦是西通“桥头”小镇、东往川沙县城的大路。场地的南边缘有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河浜，河边有树和冼衣、冼菜的“水桥”； 河对岸是百亩良田，其间小河纵横交叉，水系发达。东来西往的人们均在我家老宅门前经过。现在，大顾家宅仍在，那“大圣寺”却在一九六七年“文革”时期被拆毁了。
老宅那里河流特别多，隔不了几亩田、几条路就是河浜或水塘，特别是离老宅东北方向一里路远的新娘子港“十八湾”，手摇小船绕来绕去，犹在原地。传说古时候，有一条迎娶新娘子的船经过“十八湾”时，遇到暴风雨船翻了，新娘子被淹死在这条河里；后来有人摇船经过“十八湾”时，每当暴风雨来临前，就会见到河底泛起新娘子穿的红鞋子给人预警。这就是“新娘子港”称谓的由来。
无独有偶，一九六三年，在“十八湾”南岸的张家宅，有一位二十一岁的张生，共青团员。未婚妻是我母亲的堂妹，他（她）们俩一个是英俊潇洒，另一个是美丽大方，真是恩恩爱爱、郎才女貌。可是，就在结婚前的三个月，生产队派张生同另两个大男人摇着、撑着八吨的钢筋水泥船从“十八湾”起锚，西出“新娘子港”到上海石晖港装“黑泥”； 三日后，他归途新娘子港“十八湾”时却已命归西天——张生在“六里桥”流速湍急的潮水河中，为避免船头撞向桥墩而奋力撑篙，就在船体与桥墩相擦的一瞬间被反弹落水。事故的发生牵动了上千号人心，出动几十人救捞了两天两夜却没有踪影。第三天，大家无奈地撑开停泊岸边那张生落水的船准备离开时，张生的遗体竟在船边浮出水面。我皆童友前往张家宅观看，只见张生遗体停放在他家客堂里，头南脚北脸朝天，躺在一块由二条长板凳搁起的木门板上，张生的母亲双手搂抱着张生的头颈、脸贴着脸，呼天抢地、号啕痛哭,号啕中诉说着"阎王爷错捉了黑发儿,为啥不捉我白发人......"。这种撕心裂肺的号哭，人人听之落泪！这是我今生所遇见过的最悲戚的一幕，至今我再没听到过比她哭得更凄惨“动听”的悲声。张生的未婚妻更是被婆婆所感动，发誓终生不嫁别家，张生的母亲是她终生的婆妈！
听长辈们说：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为阻断新四军淞沪支队的给养，就以“新娘子港”为界，筑起了一条东西方向数十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禁止“封锁线”南北之间运送粮、油、盐、药、军火等用品。侵略者对偷越“封锁线”的百姓砍下头颅后悬挂在竹篱笆上；1943年，曾有七、八个乡民在“十八湾”被日伪军砍死，头挂篱笆，陈尸两日，不准收殓，其中二个是那张家宅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罄竹难书。至一九四四下半年，沿线群众在抗日武装的领导下，一夜间拆除了竹篱笆，最终打败了侵略者。
听父亲说,大圣寺的修造者是我们顾家宅的老祖宗顾帮宪，他原是元朝命官，任“当山孤峰提点”。元朝末年，元顺帝命我祖往广西采办木料，回归途至大圣寺东海滩时，遇到强风暴而致使大部分木排漂散海上。为避“失期”之罪，他只得弃官携家眷隐蔽在大圣寺附近，后买地造屋定居下来。当时的大圣寺破败不堪，我祖顾邦宪就捐重资修造了大圣寺，终进大圣寺落发为僧……子孙在寺的周围繁衍，世代相传。
又听父亲说,我的曾祖父顾梅江，是一名乡村中医师，老宅那间安着格子门窗的房屋是他给乡亲们医病的诊所。我的这位祖太爷生养了顾殿梁、顾殿雄兄弟俩。解放前，我的大爷爷顾殿梁生养了顾文耀、顾文佐、顾文仙兄妹三人；我的爷爷顾殿雄生养了我父亲顾文辉、大姑顾云仙、小姑顾玲仙。整个大家庭十几口人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和睦相处、没有分家。我爷爷兄弟俩团结一致出外做生意挣到了一些钱，商量着要造房砌屋；两位奶奶也要求购置一些金银首饰。但我的祖太爷坚持要买田，理由是财宝会遭强盗抢，房屋会遇天火烧，唯有买田地才是最好的。故把全部钱财购置了田产却家住矮房、使用旧家具，到头来土改时被评为了地主人家。据说我爷爷感到很“光荣”， 因为这证明了他们的业绩啊！这是历史环境所造成，不予评判对与错，倒是我的叔叔顾文元，一九五六年生，虽比我小三岁却能吃苦耐劳、幽默风趣，乐于帮助我这个大侄子，爷爷奶奶在“土改”后给我送来了一位好叔叔。
那时候，上海浦东农村的天空湛蓝湛蓝。夏季，朵朵白云在蓝天里悠哉游哉；大片的农田一块又一块地错落有致，河浜、水塘特别多，真是纵横交错,水乡泽国；农田里没有拖拉机，只见耕牛在吃草、或犁地。
那时农村没有通电，故没有电灯、电扇等家用电器。到了晚上，家家户户点亮了幽暗的煤油灯，灯火随微风而摆动，使照映在墙壁上的放大了的物影摇晃不定，平添了一份诡异。
我喜爱夏天里的夜晚，整个宅村每家的老少全都聚在屋前场地上纳凉。当然，也有串门走户的。大家有的坐在竹椅上，有的躺在由二条长凳搁着的木门板上，手摇着蒲扇赶蚊子，谈说着乡村趣事。蟋蟀等昆虫的鸣叫和蛙鸣声犹如歌唱、倍感悠雅。半夜里有时会听到“嘘嘘哗哗”的“鬼”叫声，它们有的来自河岸边，有的来自天空，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地逝去，听到时怕得毛骨悚然，其实都是鱼类、鸟类的嘶鸣声。使我难忘的是听那些“背娘舅”“黑罩、白罩”“狐仙搬财”“蛇精”“棺材里伸手”“鬼打墙”等故事。特别喜欢听，听后却怕得不敢单身进自家屋。宅村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乔爷爷，他说得有声有色最好听。例如“蛇精”的故事：
上海城里来了一个外地山区的杂技团。有一位漂亮姑娘“软功”不得了，表演节目精妙绝伦。国家杂技团看中了她，为重用她一个人而收并了她那整团人马。国家杂技团要出国访向演出，故全体人员须做体检。医生在给姑娘胸透时发现她没有人体的心、肺、肝、胃等脏器，却只是直肠一根。经动物学专家会诊，她的内脏类同于蛇的内脏。于是派人到姑娘老家调查其出身，姑娘的父母说她不是亲生，是当初在山路里捡到的婴儿。于是，怀疑她是蛇精所变，将她关进了特殊的牢房。姑娘的男友悲痛欲绝，偷偷前往探望时说穿真情。姑娘原先对自己的遭遇莫名其妙，现经男友说破身世后，恍悟自己是蛇类所变而返归原形，实是一条金色大蟒蛇。金蛇从窗格里蹿出去向南逃去，到了“金山卫”海边见“追兵”渐近，就跳入海中游到了“大金山”孤岛栖居至今。现每当八月中秋夜，驻岛官兵会见到一条金色大蟒蛇，盘伏在高高的灯塔上眺望着北方。“她”是在思念、牵挂着杂技团里的恋人啊！
乔爷爷又说，如果一个男人在田头场角看到雌雄两条蛇交媾--这叫“蛇相联”，这时拿一块手帕盖在它们身上，于是这块手帕就会有魔力，你拿着这手帕对你喜欢的姑娘挥舞一下，她就会对你笑。还说，夜里在室外黑喑中不能直呼人名，更不能听到呼叫自己的名字而回答。否则，将有“鬼”附身，被“鬼”吸吮精气而致死亡等。
有一夜，我在屋前场地上，躺在用二条长木凳搁着木门板的临时“床”铺上，仰脸看着宇宙星空。哎呀！繁星点点，有三颗星排列一线的“扁担星”，有象勺一样的“七斗星”，有闪亮着划过长空即逝去的流星；看那银河星群，横空、宽宽一长条，在夜空中显得最密、最亮，使我想到了“牛郎织女”和七月初七的“鹊桥相会”。突然，我的脚边有东西在悄悄地爬上来，我以为是小猫而惊恐地抬腿伸了出去，随着那东西的落地传来了我四岁弟弟的哭声。我忙翻身下地抱起弟弟，心疼得不得了。
那时期的夜晚，荧火虫非常多，一闪一闪地在眼前发光飞舞着。我用蒲扇拍下它装在一个玻璃的小瓶里，满满的真亮、真好看。到了夏末秋冬之时，我们一群儿童还经常相约在生产队的仓库场上，在场地中心划一条分界线，全体孩童分为两队，在月光下玩那“冲那窝摸那蛋”的游戏。
记得我十一岁时的正月十五“元宵”夜，喧嚣的“炭茅柴”声已过，宅村里那些十七、八岁的姑娘们承袭旧俗，要举行请女神活动——俗称“扛三姑娘”；她们选中我担当请神的“童男”。当时，上海浦东的我家农村没有通电，月光下，乡村幽幽。
这临近深夜的月亮，在天空中犹如高高挂起的一面大圆镜，洒向乡村大地一片寒光。月光素裹着人字屋面的农舍、纵横交叉的河浜与小桥、光秃秃的竖立在宅头村边的树木，还有那被一层厚厚的河於泥浇盖着麦苗的农田......整块乡村大地，冰冻寒冷、无风无声、没有人影，象凝固在浩大的、透明的玻璃或冰块里似的。
这时，在村外田埂上悄不言声地行走着一行5人，其中有我走在中间，另外4人均是未婚的大姑娘，俩前俩后；最前面的一位提着红灯笼，最后面两位手抬着用“杭州饭篮”盖正中穿插一根竹针、上面盖着红头巾组成的“轿子”，前往农田请女神——“田角三姑娘”，要把她“扛”到宅子大客堂去作客。
我们到了一垅三亩大的麦田，在西南角停下来，用火柴点上一柱香插在田角泥土上，先由我这位“童男”向田角跪拜三个响头。紧接着是下面一段对话。姑娘甲：“一姑娘在吗？”姑娘乙：“不在。”姑娘甲：“二姑娘在吗？”姑娘乙：“不在。”姑娘甲：“三姑娘在吗？”姑娘乙：“在哟！你要找她做啥？”姑娘甲：“我要请她吃喜酒和看红灯。喜酒就要散了，红灯就要息了，请三姑娘快快上轿！”众人合：“喜酒就要散了，红灯就要息了，请三姑娘快快上轿！”
于是，灯笼开道，两位姑娘抬起“轿子”紧跟其后，我和另一位姑娘在后押阵，急步疾走，不准说话，直奔宅村大客堂。那里早有一群男女老少等候着。
走过宅东的木桥，穿过宅子的“墙门间”，越过天井，进入了徐宅东房大客堂。一盞汽油灯高高挂起，发出轻微的“噝噝”响声，白炽通亮；屋中央放着一张红漆“八仙桌”，桌上有一个竹编的铺滿着雪白糥米粉的“团箕”；周围挤满着人。大家见我们进来纷纷让道。抬“轿”的两位姑娘一东、一西，相对而立在“八仙桌”两旁，各伸出一只手，用食指掂着“轿”的相对两边缘，让“轿”正中的竹针底触在“团箕”里的糯米粉中间。
这时，有人问：“三姑娘，今年的棉花收成怎么样？”于是，“轿子”在两位姑娘手指的对掂下，顺其自然地左右移动，在糯米粉上画出了一朵硕大棉花；又问稻子怎么样？“她”画出了一枝稻穗；然后，又画出了麦穗、高梁穗、玉米棒、花草树木等等，问啥画啥、逼真好看。最后，有人按着我的肩膀问：“三姑娘，这位请您到这里来的男孩叫什么名字？”只见“轿子”左右前后移动，在“团箕”里的糯米粉上写出了三个空心连笔大字：顾忆人。龙飞凤舞的字体引发人群发出惊呼声，人人赞奇。现在想来，可能是两位掂“轿”姑娘的心理暗示起的作用。但如此秀美绝妙的字迹，应不是两位农村姑娘能够模拟的啊!
子夜已过，该把“三姑娘”送回去啦！仍是我们5人，提着灯笼抬着“轿”，把“三姑娘” 送回了原地。
父亲回农村后，帮助生产队创办了瓶套厂和五金厂，穷队变成了富队，实实在在地辉煌了一阵子。但他紧接着经受了“小四清”“ 大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磨炼。那时期，父亲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而挨批斗，家里被抄家，我们兄妹四个连饭也吃不饱。家中口粮缺了半年多，无米下锅了，父亲被迫拿出了从松江带回的那张“扳针网”，深夜里出去捕鱼，凌晨把鱼拿到上海市场卖，卖掉后就到大饭店里买议价米饭带回家给我们吃(那时的物品计划供应,购物都要凭票证)。他和母亲经常整夜不睡。父亲说：这是他做爹的责任！
在我13岁上小学6年级时，有一件辛酸事，实感冤枉！那年，我和一个大我6岁，又同住一个生产队的男生成了同班同学。因为，这个同学每一个年级要留学一年，所以当我上六年级时追上了他。
那个年代是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工商业兼地主的成份，所以那位大我6岁的同学叫我“大地主”。
这一天放学后，轮到我与大6岁的同学打扫教室的清洁卫生。在回家路上，他挑衅我说：“你的爷爷、奶奶是地主。解放前，他们喝我们穷人血汗，是吸血鬼。”我就学着他的样子反驳他说：“你的爸爸是生产队长，他贪污集体钞票天天吃饭，使我们社员是天天吃粥，他也是吸血鬼。”谁知到了明天，大我6岁的同学到学校对老师说：“‘大地主’在说反动话。他说解放前他们家天天吃饭，解放后是苦得天天吃粥。”
于是，我被教导主任关进了办公室，整整一个星期不让我上课，他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笔，要我交待是家里大人教唆而说的。又传话叫我父亲来到学校进行讯问。那时，父亲正为“四清”运动的事心烦意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更给他添了乱。我天天以泪洗脸，而那位大我6岁的同学，却被校长在大会上表扬，成了敢于揭发坏人坏事的好学生，革命的接班人。
这件事，不知何故在一个星期后不了了之。但是，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度的伤害，头脑里想的是除了冤枉还是冤枉！好长一段时间，我感觉这世界不再是美好的，竟然有一种厌世的心态；我精神恍惚、混混沌沌、无心听课、考试出现了零分。
那个大我6岁的男同学太过份了；小学校的老师对我也太不负责任。今后，冤枉的事情不准落在孩子的身上啊！
一九六六年，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大人们做出了更"傻"的荒唐事。我从童年到现在（六十周岁）这五十余年里，我的家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事，待另写文章去说吧!
金色的童年也有灰色的时候，她使我思恋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