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的人生况味
作者：魏荣钊
编辑：赵应书
贵阳城区有条小街叫指月街，这条小街在清末民初栖居着数十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叫谢朝燮，是江西籍的拔贡生，曾在湖南永新县任知县。拔贡生谢朝燮就是谢六逸的祖父。
谢朝燮的儿子谢天赐，先在湖南沅陵县任知事，后来调回贵州都匀等县任职。1898年9月27日，谢六逸降生在指月街，他的母亲王敬全贤淑温和，虽未曾读书，但凭着个人的修习，精通不少诗文。她不愿随夫宦游，而在留在指月街的家里抚育子女。谢六逸到了入学年龄，按说是要送进私塾求学的，但父亲没有那样做，而把私塾先生请到家里面授。1911年，13岁的谢六逸以家庭教育的方式结束了初小阶段而直接进入贵阳达德学堂（现为达德小学)就读。谢六逸在课堂上不仅能读国文和历史，还可以学习算术、光电等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求知欲很强，放学回家就钻到阁楼上翻着爷爷、父亲的藏书，他不仅能读著名典籍，而且还可以读到当时的报纸杂志。在“父亲的藏书楼”里，他饱阅了不少诗文和具有时代强音的新思想读本。1913年，15岁的谢六逸进入省立贵阳模范中学(即贵阳二十一中)就读，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和文化革新思想对他颇具影响，以致后来成为他学业上的研读方向。1917年，谢六逸从达德毕业，参加了留学(日本)的官费考试并名列第三。那年冬天，就在他接到留日通知的同时，父母给他主张了一门婚事。年轻的谢六逸理解父母的苦心。虽然他不情愿这门婚事，但父母之命不可违，临行前只好与易姓姑娘成了亲。
那年谢六逸20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18年春天，谢六逸与刘锡麟、王若飞等5名同学在黄齐生的带领下于3月8日抵达日本东京。次年4月以谢光燊的名字进入早稻田大学正式攻读政治经济学科，课余却潜心研读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谢旅日求学不到1月，北平学生抗议北洋政府在《和约》上签字，进行集会游行，这是北平学生反对国际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强夺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而作出的抗议。留日学生获此消息后在东京积极响应，王若飞、谢六逸等30余人在黄齐生的率领下回国，并组成“贵州实业教育考察团”，经上海北上山东、河南等地，最后到达北平。7月30日至8月3日，谢六逸在《晨报•副刊》以“麓逸”的署名连载了《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同自然主义的比较》杂文，引起了文化界的强烈反响。
这是谢六逸第一次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文章。
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大约于10月中旬，王若飞等8名同学又在黄齐生的率领下前往法国巴黎勤工俭学，谢六逸与另一部分同学则返回日本继续学习。10月下旬，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长期流刑》又以谢麓逸的署名发表在《晨报•副刊》上。1920年2月25日，《小说月报》刊登了茅盾的《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一文。谢六逸在日本看到后，作了一篇反应文章《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于5月7日见于《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当时由茅盾主编，谢的文章能发表，可谓茅盾是襟怀宽大、广纳贤文。谢六逸从此与茅盾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成归国后，谢六逸将自己在日本撰写的《西洋小说发达史》论著寄给《小说月报》，茅盾审阅后认为很有新意，马上签发，于1922年1月开始连载。这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胡愈之称为“创举”，学者赵景梁评价：“这是一部最初的、恐怕也是现在为止最好且也最详的西洋小说史”。
贵州人谢六逸从此蜚声文坛，成为《小说月报》以鲁迅领先担任文稿主创的17人之一。
如今，谢六逸离开人世已近一个甲子。据了解，他的子孙都分散在全国各地，由于种种原因，只有北京的一个女婿曾来过贵阳。多年前，笔者见到了他生活在贵阳的侄女、73岁的谢晓苏老人，老人说他接触伯父谢六逸的时间不多，且当时年幼，因此好多家事也不甚了解，“伯父远渡东洋一年后，伯母易氏生育了一个妹妹。我的父亲谢竹铭和母亲不仅要赡养年老的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易氏母女，挺辛苦的……”谢晓苏老人对此耿耿于怀。
由此，我得知谢六逸类似鲁迅也曾有过一次包办婚姻。
1922年4月初，谢六逸从日本来到上海，与郑振铎、许地山等人住在闸北宝山路上的一所公寓里，在这里与文友茅盾初次见面。不久，郑振铎帮他在商务印书馆联系了工作。那年的夏秋，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召开“南方会员年会”，谢六逸出席会议，由此，与朱自清、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等众多文化人相识。
不过，在众多朋友中，谢六逸与郑振铎关系最为密切。
1922年11月，文学研究会决议，“特请谢六逸先生为主任编辑”，主持《文学旬刊》的编辑工作。不久郑振铎接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文学旬刊》的主编人选经文学研究会成员推荐，谢六逸担当起了重任。不到一年，工作受挫的谢六逸又被推荐到神州女校任教，同时，茅盾又邀请他去暨南大学(按钟点)讲授西洋文学史。直到他担任神州女校教务长后才算有了正式职业。应该说谢六逸的正式职业是从教育开始的。
1926年2月，神州女校因故停办，复旦大学借此聘任谢六逸担任中国文学科教授，讲授《西洋文学史》和《日本文学史》。这年谢六逸年方28岁。次年还兼任大夏大学教授。
这期间，谢在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各类文章和翻译了多部外国作品，在读者和学术界受到极大关注和好评。1929年9月复旦大学经过3年的准备(先是在中文系设新闻组)，新闻学系正式成立，谢六逸出任首届系主任。这是中国高等学校成立的第一个新闻学系。新闻学系在谢六逸的主持下，制定编撰了必修课20余门，谢六逸可谓是我国新闻学的开拓者之一。
1924年春，谢六逸到神州女校任职后，认识了该校一位叫鲍歧的女教员，谢六逸对她颇有好感，而鲍歧对这个性格稳沉而内秀的贵州人也很敬重。日久天长，两人相互产生了爱情。然而谢六逸的内心非常痛苦和矛盾，家乡贵阳毕竟还有个妻子，并为他生育了一个女孩。
此时的谢六逸心情很复杂，他为了宣泄胸中的苦闷创作了一篇《H与其友人》的小说发表于《文学旬刊》。讲的就是一对青年男女被爱情煎熬的故事。
小说结尾这样描述：H接到兄弟从家里寄来的信，说母亲盼望他回去已经等了7个春天……
这何尝不是谢六逸的内心写照。
就在谢六逸陷入极度苦闷和彷徨的时候，家乡的妻子易氏不幸病逝。消息传到上海，谢六逸非常悲伤。妻子似乎成了他怨怼的牺牲品，这个结也许到他1945年病逝时都没有解开。
1937年上海沦陷之前，复旦大学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分成两部迁往内地，第一部迁到江西庐山，第二部迁到贵阳，因谢六逸坚守《国民》及《立报•言林》编辑工作，故未随校西行。11月上海沦陷，谢六逸被迫携妻带女转移香港，打算在香港出版《立报》，但由于诸多原因未成。生计所迫，谢不得不拖儿带口辗转广州回到一别20年的故乡贵阳。次年《立报》由茅盾负责重新在香港复出时，谢六逸也在家乡与蹇先艾等人组成每周文艺社，创办了《每周文艺》，蹇先艾任主编。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口成立，谢六逸被选为理事。并推选谢和蹇先艾等人为贵阳分会筹备员。1940年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正式成立。此前，复旦大学因故从庐山迁至重庆北碚，谢前往重庆述职了一段时间，返回贵阳专任大夏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文史研究室和社会部主任。1942年应贵阳文通书局华问渠聘请，出任编辑所副所长，主编《文讯》月刊，汇集抗战后方的知名学者、作家先后出版了各类书籍数百部，对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回到故乡生活的7年多时间里，谢六逸不仅担任大夏大学教授，还任贵阳师范国文系主任，同时在贵州大学中文系开设讲座，并兼任贵阳中学、程万中学教师，为贵阳的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培养了大批仁人志士。
谢六逸的工作十分繁重，这除了为了文化教育事业，一方面也是迫于生计。
谢六逸回到故乡，由于子女较多和时局动荡，生活每况愈下。一次病倒后，蹇先艾登门造访，见一群孩子在家里走马灯似的打转，而瘦了半个人的六逸却坐于床上仿佛参禅。境况令人心酸。尽管如此，他却拒绝了中央日报社社长王亚明送来的10万法币。他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是知识分子的骨气，但也是知识分子的迂腐和悲哀。
1945年8月8日上午，著作等身的谢六逸在凄风苦雨中离开了人世。就在他带着遗憾离去的第7天，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这年谢六逸47岁。
谢离世的噩耗传出后，远在异地的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余南秋等生前文朋友好纷纷撰文悼念……
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和谢六逸的侄女谢晓苏老人前往黔灵公园后山寻见谢六逸之墓。老人说她已有很多年没去山上看望伯父。她说，小时候奶奶去伯父家时，由她陪着去，印象中伯父是个慈祥的人，从不吼骂孩子……
在青山的苍松脚下，谢六逸的坟上生长着4棵槐树，大的比碗粗，土堆前立着一块不大的墓碑，碑的正中刻着“谢公六逸之墓”。左下方为立碑人男：开荣、女开志、开华、开德、开明、开新。然而却没有(易氏所生的)大女儿谢开仁的名字。
谢开仁的名字为何没上石碑？谢晓苏老人一声叹息。她说，伯父去世前，她的父母已搬迁到了平塘县，只有她留在贵阳。伯父去世的第二年，伯娘鲍歧带着亲生的6个子女去了上海，之后由于时局动荡，解放后加上“文革”混乱，大家都失去了联系。据说，他们有的在上海、北京，有的在宁夏、武汉，但从没有回乡看望过伯父。1988年，贵州省有关部门纪念谢六逸诞辰90周年，在北京的谢开志的丈夫沈岳儒受邀来了贵阳。他是谢六逸子女中第一个作为女婿身份到贵阳祭拜谢六逸。
谢晓苏老人说她特别想念谢开仁(又名谢芬)大姐，如果健在的话，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她们相处的时间长，感情较深。解放前，开仁结婚后与丈夫去了福建，据说定居在南平市，但一直没有音信。
老人还说，如果有生之年能和这些失散多年的亲人们相聚一次，该有多好。这不由让我想起郭沫若当年在一篇悼文中写道的：(郁)达夫的儿女很多，现在也弄得东零西散，有的不知去向……谢六逸先生的眷属我不知道，大约总不至于像达夫和抱一这样吧……
然，事实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