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贵州籍的两位中宣部长张道藩和朱厚泽（文：赵应书）
贵州自古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古迹名胜较多。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历代都不乏俊杰之士，特别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许多杰出的贵州人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潮流中，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较为典型的是身为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
在现在的地理沿革上，贵州的六盘水市盘县与毕节地区的织金县 都属于黔西北地区，盘县在盘江的上游，过去叫普安州。而织金在乌江的上游，过去叫平远州。
张道藩（1897年7月12日－1968年6月12日）字卫之，贵州盘县人（城关镇张家坡），美术教育者。历任广东省政府秘书，贵州省党务指导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1930.4-1930.10.18），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大会”选举事务副总干事，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长期从事官办文化教育事业，参与控制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 曾于1952年3月11日－1961年2月24日担任台湾立法院院长。
朱厚泽，男，贵州省织金县人。1978年10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99年2月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
贵州籍的两位中宣传部部长，虽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不同，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事业贡献都比较大。张道藩在任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对国共两党的抗日宣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和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关系协调得都很不错，比如田汉、郭沫若等，并且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组织成立“国际文化合作协会”。组织发起和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的文物保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作为政治家和画家的张道藩，可以说是个多方面的才子。他不但能写会画还自编自演了电影《密电码》。张道藩不旦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著名政治人物，而且也是民国时期著名文艺理论家，著有《近代欧洲绘画》、《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三民主义文艺论》等。 晚年，张道藩在台北写过一本回忆录《酸甜苦辣的回味》，其中一首题画诗有“红云出岫非有意，落叶归根实有情”的诗句，表现了他对故乡的难舍之情。而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朱厚泽来说，他在任职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的“三宽”政策，更是使很多人念念不忘，于是朱厚泽也得了个“三宽部长”的美誉。他的告南国友人书又名《山之骨》更是影响巨大。朱厚泽曾撰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在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泽写道：“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要掩盖自己的过失。坦荡真诚地改正错误，终会有光明的前程。”“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二十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想用人类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行政命令经济制度）来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会问题上，就是国家吃掉社会。作为人群聚集的社会，如果没有自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要支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和文化持续的繁荣创新，要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比较稳定，都办不到。"“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识当作一种功利来学，培养了一批手艺匠人，而且知识面非常窄，这是非常危险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他的一系列思想主张也逐渐的被中共高层接受，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思想和国家对贵州发的“国发二号文件”，很多的具体意见和实施，朱厚泽先生早年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期间早已经提出。
可以说，贵州走出去的两位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和朱厚泽，对得起国家和民族，也对得起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多才多艺，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身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