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5)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乡村老羊翻译

我的家庭生活平静而充满爱意。不管我母亲多么地怨恨我父亲，她很少和他吵架，至少不在孩子面前吵架。现在我们长大一点了，我父亲对我们的爱很少通过身体的接触体现出来。对于一位父亲来说，用胳膊楼孩子，或者通过亲吻他们，拥抱他们来表示喜爱，这不是中国的习俗。他会经常让男孩子骑在肩膀上，他会拍他们的肩膀，或者揪他们的头发，对我们女孩，他很少这样做。当我们长到超过三岁，他会把手放在我们的腋窝下小心地把我们举起来，他严格遵守中国的习俗，习俗规定避免与自己的女儿亲昵。没有我们的批准，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不会走进我们的房间。

我母亲和我们的身体接触也不多，尽管她很愿意和我们身体接触。这是因为她处在另一套规定的限制之中：那些共产党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人献身革命和人民是那样地彻底，任何对自己孩子钟爱的表示都不招人待敬，被认为是双面效忠的表现。每一个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属于革命，都得花在工作上。任何被认为与革命无关的事情，例如用胳膊抱孩子，都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处理完。

起初，我母亲发现很难习惯这个。她的党的同事总是批评她“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最终，我母亲习惯了不停地工作的习惯。晚上，她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早就睡着了。我们睡着的时候，她会坐在我们的床边，看着我们的脸，听我们均匀的呼吸声。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她一有时间，就会拥抱我们，轻柔地挠我们，捅我们，特别爱碰我们的胳膊肘，碰胳膊肘特别地惬意。感谢上苍，我可以把我的头放在她的大腿上，让她给我掏耳残。掏耳残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享乐的方式。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见以掏耳残谋生计的人挑着担子，担子的一头是一把小竹椅子，从担子的另一头垂下很多微小的带绒毛的掏耳残的工具。

从1956年开始，官员们开始休礼拜天了。我父母带我们到公园和操场，在那里，我们玩荡秋千，捉迷藏，或者沿着长满草的坡子朝下滚。我还记着翻着跟头滚下山坡的惊险刺激，滚山坡的意思是冲进父母的怀抱，但是，实际上是撞到两棵木槿树上，先撞一棵，再撞到另一棵。

对我父母经常不在家，我姥姥依然感到很震惊。“这是什么样的父母啊？”她会摇着头叹息说。替他们做补偿，她把她的全部心思和能量都用在我们身上。但是，她不能仅靠她一个人对付我们四个孩子，所以，我母亲邀请俊英姑姑搬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和我姥姥相处很好。融洽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1957年初，一位和雇主住在一起的女仆加入到我们当中。这恰巧与我们搬进新宿舍同时，新宿舍是一位前基督教牧师的住宅。我父亲搬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这还是第一次，全家人住在一个屋顶之下。

女仆十八岁。她刚来的时候，穿一件宽松的花棉袄。对这种穿法，城市居民会认为太过俗艳，她们穿素花的衣服，即可迎合城里人势利的眼光，又能适应共产党的清教主义。城里的女士还像俄国妇女那样穿短上衣，但是，我们的女仆穿传统的农民式样的服装，在服装的一边扣上纽扣，纽扣是用棉布打结而成的，而不是新式的塑料纽扣。她不用腰带，而是用一条棉布绳系裤子。很多来城里的农村妇女都会改变她们的装束，以免得看上去像个乡巴佬。但是，她对自己的衣服完全没有自知之明，这充分彰显了她的性格。她长着一双又大又糙的手，阳光晒黑的脸上总挂着腼腆而诚实的微笑，一副酒窝挂在玫瑰色的脸颊上。我们家的所有人都一下就喜欢上了她。她和我们一起吃饭，和我姥姥，我姑姑一起做家务。我姥姥特别高兴，我母亲不在的时候，她有两个最亲近最可信赖的朋友。

我们的女仆出身一个地主家庭，她急着想从农村逃出来，从她面对的无休止的歧视中逃出来。1957年，又能雇佣出身“坏”的家庭背景的人了。1955年的运动已经结束，气氛总体来说宽松多了。

共产党制定了一项制度，在这项制度下，每个人都得登记他们居住的地方（户口）。只有那些登记为城市户口的人才有权利分到口粮。我们的女仆是农村户口，所以，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粮食来源。但是我们家的口粮绰绰有余，养活她根本不成问题。一年之后，我母亲帮助她把户口迁到了成都。

我家还付给她工资。国家的津贴制度在1956年被废除了，那时我父亲也没有警卫了。警卫由一个男仆替代，男仆为多个官员服务，他在办公室里为我父亲做杂务，例如端茶和安排汽车。我父母挣的工资是按行政级别固定下来的。我母亲是17级，我父亲是10级，这意味着我父亲挣的工资是我母亲的两倍。因为，基本生活用品非常便宜，当时还没有消费型社会的概念，他们的收入放在一起绰绰有余。我父亲是特殊类别的一员，被称作高干，“高级官员”，高干是对13级和13级以上的人的叫法，这样的人在四川大约有200人。10级和10级以上的人在全省不超过20人，现在，四川全省大约有七千二百万人口。

1956年春天，毛泽东宣布了一项被称为百花的政策，百花来自短语“让一百朵花开放”（百花齐放），这意味着，艺术，文学，和科学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党要争取受教育的中国公民的支持，国家需要受教育的公民，因为国家正在进入工业化“后恢复期”。

国家的总体教育水平一直非常低。人口众多----当时超过六亿----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享受到像样的有水准的生活。国家一直采用独裁专制的体制，独裁专制体制靠让公众愚昧和顺从来运行。再有，就是语言问题：中国文字非常难；文字基于成千上万的单个字，这些字与发音无关，每个字都有复杂的笔画，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记下来，数以亿计的人是纯粹的文盲。

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任何人，只要接受了任何一点程度的教育都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共产党的政策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特殊的，要是模糊的话，类别，这个类别包括护士，学生，演员，还有工程师，技术员，作家，教师，医生和科学家。

在百花政策下，国家享用了大约有一年的相当轻松的时光。然后，在1957年春，党敦促知识分子批评官员，批评延伸到顶层官员。我母亲认为，这是为了鼓励进一步解放思想。毛泽东百花齐放的讲话之后，讲话传达到我母亲的级别，她是那么的激动，整夜都没有睡好觉。她觉得中国真的将拥有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政党，一个欢迎批评来激励和完善自己的政党。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她感到非常骄傲。

当我母亲的级别被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征求对官员的批评意见，他们却没被通知他在大约同一时间所做的另外一些评论，“引蛇出洞”-----揪出任何胆敢反对他和他的政权的人。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讲话”中诋毁斯大林，这让毛泽东非常震惊，毛泽东将自己等同于斯大林。毛泽东更加恼怒那年秋天发生的匈牙利政变，第一个成功的，----如果是短命的----推翻一个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的尝试。毛泽东知道，中国接受过教育的人的绝大部分是支持中庸和解放的。他要避免“中国的匈牙利政变。”后来，事实上，他实际上告诉匈牙利领导人，他的征求批评意见是一个陷阱，在他的同事建议停止征询意见之后，他还在延长征询意见，目的是要确信，他把每一个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用烟熏了出来。

他不担心工人或者农民，因为他确信，他们感激共产党，是共产党让他们吃饱肚子，过上稳定生活。他也根本看不上他们----他不相信，他们有智慧来挑战他的统治。但是，毛泽东总是不信任知识分子。他们在匈牙利扮演了一个大角色，他们与其他人相比更容易为自己着想。

不晓得毛泽东的秘密手段，官员和知识分子之类的人忙着征询批评意见，提出批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应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言无不尽。”我母亲在他所照看的学校，医院，和娱乐团体中热情地反复地重复这句话。各种意见在有组织的研讨会和墙报上被鼓噪出来。著名人士在报纸上提批评意见，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我母亲和几乎每个人一样，征询到一些批评意见。一条主要的意见来自学校，说她偏向“重点”学校。在中国，有一些官方指定的中学和大学，国家集中有限的资源投向这些学校。这些学校得到更好的教师，更好的设备，选择最聪明的学生，以此保证它们有很高的升学率，让学生升入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特别是“重点”大学。一些来自普通中学的教师抱怨说，我母亲在开支方面一直都太注重“重点”中学了。

教师也是分级的，好教师被授予荣誉等级，依据荣誉等级拿到更高的工资，在食品短缺时得到特别的食品供应，得到更好的住房，得到戏院的赠票。在我母亲管理下的大多数有级别的教师都出身“不良”家庭背景，一些没定上级的教师抱怨说，我母亲太注重职业优点，而忽视“阶级背景。”关于“重点”中学，我母亲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缺乏公平，但是，她坚持说，她把职业优点做为晋升的原则没有错。

还有一条令我母亲厌恶的批评，我母亲只当做耳旁风。一所小学的女校长1945年加入共产党----比我母亲早----她得听从我母亲的命令，对此她很不高兴。这个女人攻击我母亲基于这样的观点，说她得到她的职位完全是靠我父亲身份的影响。

还有其他一些抱怨：校长要求权力来选择他们自己的教师，而不是由更高的权力机关分配教师。医院的主任要求能自己购买草药和其他药品，因为国家供应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外科医生要求口粮多一些：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需要付出的体力和传统戏剧里功夫演员付出得一样多，但是，他们的口粮却比人家少四分之一。一个低级官员表达了自己的失望情绪：一些著名的传统商品，像“王麻子剪刀”和“胡胡子毛笔”从成都市场上消失了，这些都被那些低档的、批量生产的替代品取代了。我母亲对多数观点都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存在的问题她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政策，她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观点汇报给高一级的权力机关。

批评大规模爆发。批评往往是个人的牢骚，或者是实用的、没有政治意义的要求改进的建议。批评在1957年夏初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遍地开花。六月初，毛泽东关于“引蛇出洞”的讲话被口头传达到我母亲的级别。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说，“右派”进行了一场对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疯狂进攻。他说，这些右派由全体知识分子的1%到10%构成----他还说，他们必须得遭到粉碎。把事情简单化，取毛泽东两个极端的中间，一个5%的数字被建立起来，并被做为必须得抓的右派分子的数额。为了达到这个数额，我母亲被期待在她管理下的组织中找出一百多个右派分子。

我母亲对她遭到的那些批评感到不怎么高兴。但是，批评她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可以被认为是“反共产党，”或者是“反社会主义，”这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她从报纸上阅读到的东西得出判断，似乎有一些对共产党专权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但是，在她的学校和医院里，没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她到底上哪去找那些右派？

除此之外，她认为，惩罚那些开口说话的人是不公平的，他们是在被邀请后，实际上是被敦促，才这样做的。况且，毛泽东曾经明确地保证，不会对开口提意见的人实施报复，她自己就曾经热情地号召人们提出他们的意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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