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过的的路

我们走过的的路

我出生在1951年6月21日，妻子胡玉梅出生于1953年1月20日。我们庆幸后半生过上了富裕生活。但我们的前半生是极其坎坷和艰难的。

人的命运与社会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虽出生在新社会，但建国初年，人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物质的匮乏使大多数人仍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贫穷生活。特别是五八年大跃进后，饭锅练了钢铁，粮食糟蹋殆尽，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们庆幸当时没有饿死。

胡玉梅家家庭很特别，她有同父异母的一个姐姐，同母异父的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六十年代初，她母亲的第一任丈夫去世，母亲带着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改嫁到了古城，之后又生了胡玉梅。不幸的是在她四五岁时，母亲去世了，从此失去了母爱，父亲拉扯她六年。在她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从此她跟哥嫂生活了几年。以后因不堪恶嫂的冷眼，开始了自己生活。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有时晚上还浇地，那时只分口粮，没有钱，没有办法，她就利用中午时间采蓖麻叶养蚕，挣几块钱用于买煤油火柴，买布料自已做衣服做鞋，十几岁的孩子本应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她却担起了自己生活的重担。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她断断续续读了四五年小学，但以后靠自学认识了大多数的常用字，能读书看报，浏览电脑新闻。

我们是在1972年经人介绍订婚的。她当时的愿望是找一个有文化明事理的人。当时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很快就把婚事定了下来。那时我家姊妹兄弟很多，生活也很贫穷，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败志，一边当民办教师，还担任村里的团支部书记，秋假在广播站学写通讯报道，1974年我因教学成绩突出，又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被推荐上了大学。三年的大学，没有花家里一分钱，花也没有，全凭每月三元的助学金支付来回路费。那时吃饭是免费的。三年中，胡玉梅给我做了好多双鞋，织了一件毛衣。当时两个姐姐已出嫁，母亲年迈多病，没有她的省吃节用，为我做鞋，根本就没鞋穿。后来得知她多次卖掉了口粮，为我做鞋。她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强者。

1977年我大学毕业安排到寿光一中教学。当时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除了生活费，所剩无几。同年年底我们结的婚。当时根本没有条件结婚。只好让济南的宋玉娟同学帮忙联系了一家招待所，免费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坐车返回，算是结了婚，在济南也没舍得吃一顿饱饭。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学校里几位要好的老师，每人凑了五角钱，由张万春老师负责买了一面镜子，骑自行车送到我家。亲戚中只有三姐夫给卖了一床被单。住在老家的一口破偏房里。结婚后为了生计，托人给她联系了麻纺厂干活，每月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她每月只花一两元钱买饭吃，剩下来的钱为我买了自行车，手表，还做了一件大衣，因为那时的天特别冷，每年都下很大的雪。(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79年村里实行包产到户，她回家开始种地。置办了简单的家具，买了农具。种了五年棉花。但没有房子住是第一难题，于是跟我三弟商量一起盖两口房，他也到了结婚用房时候。但最难的是没有钱，没有粮，我借钱买了石料、秫秸，找朋友亲戚乡亲帮忙盖起了土屋。 80年玉梅有了身孕，但扒屋，帮秫秸敦子，每天都干到晚上十点以后，推着车子去田柳换面，来回近二十里路，没有舍得买饭吃。秋后收玉米我没在家，她一个人带着八个多月身孕，一车一车往家推玉米。以后有了孩子，又要带着孩子下坡种棉花，打农药、拾棉花。在此期间母亲生病住了多次院，先是在王高医院，后有转到田柳医院，最后又转到寿光人民医院，当时家里没有经济收入，就靠我那微薄的工资。当医院发给我母亲病危通知，要求出院回家时，我一个人在医院的院子里失声痛哭了好长时间，痛恨自己没有能力治好为儿女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的病。母亲在春节前回家 ，春节后就去世了。不久父亲又病了，因没有能力让父亲住院治病，不久也去世了，我现在还在悔恨自己没能给父亲治病，让他多活几年。多年都在想给父母立碑，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以后等王涛、王建和王璐都有了孩子一定要立碑的。

直到1985年我才把他们接到城里。先是在校办工厂干了几年，以后又转向卖衣服。在店里一站就是一天，中午花几毛钱买个火烧吃饭。最累的是去淄川提货，每周一次。通常是凌晨三点坐车，天亮前赶到淄川，背着大包一件一件地选。那时冬天特别冷，淄川的露天服装城冰雪覆盖，冻的人打颤。有一次她滑倒了伤了胳膊，回来还要照常出摊。那时就想把日子过好，不让孩子再受贫寒。整整十年，我们挣的钱买了一中的宿舍楼，为孩子挣了学费，以后又为孩子在济南卖房付了首付。 一直到孩子结了婚，有了稳定的职业，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近几年随着全国经济的提高，我们的工资也提高了。 儿子儿媳都很优秀，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每年春节孩子们开车回家，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欢度新年时，我们感到很温馨，毕竟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经常满意的说，我们很幸运，赶上了太平盛世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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