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14）
（承上）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5 “卖女儿只换十公斤米”------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战争
几个月前，于五首次出现在夏家，手里攥着双方朋友的介绍信。夏家刚从租借的住处搬到一个大房子里。大房子在城内，靠近北门，夏家一直在寻找一个富裕的租住户，以得到比较优厚的租金来补贴家用。这时，于五来了，穿着国民党军官的制服，陪伴他的还有一个女人，女人以他的夫人的身份出现，她还带了一个小孩。实际上，女人不是他的夫人，而是他的助手，小孩是她的，她真正的丈夫在共产党的正规军队里，现在正在很远的地方。逐渐地，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他们之后又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原来的配偶又再婚了。
于五1938年加入共产党，他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从共产党的战时司令部延安派到锦州的。他负责为在锦州城外的共产部队收集和发送情报。他的掩护身份是锦州一个区的国民党掌管军事的一个局长，这个身份是共产党花钱为他买的职位。他在这个掩护身份下开展工作。在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岗位，甚至是情报机关的岗位，实际上是可以买卖的，卖给最高的出价者。一些人买官是为了保护家人不被强迫征兵，或者免受流氓的欺负；另一些人买官是为了敲诈钱财。因为锦州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锦州有很多大官儿，这也方便了共产党向国民党机构的渗透。
于五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很完美，他经常开赌局，经常开晚餐聚会，一方面是为了拉关系，为自己编制保护网，不断来往的是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和情报官员，与官员混在一起的是没完没了的是“表兄”和“朋友”的人流。他们总是与众不同，但是，也没有人盘问他们什么。(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么多人来访，于五还有另一个保护层。夏医生的诊所总是开着。于五的“朋友”可以从大街上走进来而不引起任何注意。他们然后穿过诊所走到内院。夏医生能够忍受于五的吵闹的聚会，从不抗议。尽管他的宗教派别——在理会，禁止赌博和饮酒。我母亲有些迷惑，但是因为她继父的宽容性格，她也就放下心来了。只是在很多年以后，当她回忆往事时，她觉得很肯定，当时夏医生知道，或者是猜到了于五的真实身份。
当我母亲听说她表兄胡被国民党杀害了，她接近于五，跟他谈了她想为共产党工作的想法。他拒绝了她，理由是她忒年轻了。
在学校里，我母亲很出色，她盼望着共产党能接近她。共产党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们得花时间来考验她。实际上，他的朋友——舒在出发去共产党控制区之前，就跟他的组织上线谈了我母亲的情况，并且把他的上线作为朋友介绍给我母亲。一天，这个人来到她跟前，出乎她意料地跟她讲，让她某天去一处火车道隧道去会一个人。隧道位于南站和北站之间中段。在那，他说，一个大约二十五岁，操着上海口音，长得很好看的人会跟她联系。这个男人，他后来发现，他姓梁，后来变成了她的上线。
她最初的工作就是散发文学小册子，比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有关于土改，关于共产党政策的小册子。这些得通过走私手段运进城市，通常是藏在秫秸捆里，秫秸是用来烧火的，在城市，小册子又被重新包装，通常被卷起来，塞进大绿菜椒里。
有时玉林的媳妇会把菜椒买回来，当我母亲的伙伴来取文学小册子的时候，她会站在街上望风。他还帮忙把小册子藏在各种炉灰里，藏在中药堆或柴禾堆里。学生们得秘密地阅读文学作品。尽管，左翼小说可以或多或少公开读。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马克西米 高尔基的《母亲》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一天，一本我母亲曾经散发的小册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终因为我母亲的一个校友粗心大意而出事了。她把小册子放在书包里，然后就把这事给忘了。当她走进市场，打开书包取钱时，小册子从书包里掉了出来。两个特务碰巧在那，他们根据书糟糕的黄纸页认出了这本书，女孩被带走审讯，在被用刑后，她牺牲了。
很多人都死在国民党情报机关手里。我母亲知道，要是她被抓到，她就的冒着被用刑的危险。这个事件，远远没有吓到她，只是迫使她反抗更坚决，她现在觉得她自己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想法促使她在道德层面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在国内战争中，满洲里是关键的战场。锦州发生的事情，对于全中国的战局来说，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就单一的战争防线来说，这里没有固定的前线。共产党掌握着满洲里北部地区，还掌握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国民党掌握着除北部的哈尔滨以外的主要城市，再加上海港和绝大部分的铁路线。到1947底的时候，第一次，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军队人数超过了它的对手。就在那一年，他们让国民党的30多万军队无法正常运转。很多农民加入共产党的军队，或者偏向于从后面支持共产党。唯一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农民觉得支持共产党，是保住他们土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时，共产党控制着锦州附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不愿意进城销售他们的产品。因为，他们得通过国民党的检查点，在检查点，他们被欺负，收费高得离谱，几乎就是敲诈，或者干脆他们把农民的产品没收，城里的谷物价格火箭一样向上蹿升，一天比一天高，奸商和腐败的官员乘机操纵市场，情况变得更坏了。
国民党刚来时，他们发行了一种新货币，被称作“法币”。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夏医生总是担心，他死后，我姥姥和我母亲会怎样，------他现在快八十岁了。他一直都在储蓄，储蓄的方法就是攒法币，因为，他对政府有信心。过了一段时间，法币被另一种货币所取代，金圆券，金圆券不久就变得那么不值钱，当我母亲交学费时，她得租一辆黄包车，把一大堆钞票运过去。（为保全颜面，蒋介石不准再印刷票面价值大于一万的钞票），夏医生的全部积蓄都随风而去了。
1947到1948年的冬天，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反饥饿、反物价欺诈的抗议运动迅猛发展。锦州是重要的供应基地，供给北部的国民党军队。1947年十二月中旬，多人的人群哄抢了两个囤满粮食的仓库。
一项生意繁荣起来了。贩卖年轻女孩到妓院，或者卖给富人做女奴。城市里到处都有乞丐，乞丐们卖孩子换食品，在我母亲的学校外面，有那么几天，我母亲看到一个非常消瘦、非常难看的女人，她穿着破烂，跪在冰冷的冻土上，一个大约十岁的女孩站在她旁边儿，女孩脸上的表情满是苦难和麻木，一只草签插在她的后脖领上，草签上有一个标识，标识上七扭八歪的字体写着“卖女儿，换10公斤稻米”。
在那些入不敷出的人们当中，就有教师，他们一直在要求涨工资，政府对此的反应就是涨学费，这样做实际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学生的父母不可能再付出更多的钱。我母亲学校的一个教师食物中毒死了。他吃了一块从街上捡回来的肉。他知道肉已腐烂了，但是，他忒饿了，他认为他可以侥幸过关。
现在，我母亲已经是学生会主席了。她的上线，梁，指示她，要像争取学生一样地争取到更多的教师。我母亲着手组织一场战役，让人们为教职员工捐钱。她和其他一些姑娘来到电影院或剧场，在演出开始之前，请求捐赠。他们还会演出歌舞节目，还会做义卖，但是，回报总是微不足道，人们不是忒穷，就是忒吝啬。
一天，我母亲碰见她的一个朋友，她是一个旅长的孙女，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官员，这位朋友告诉她，那天晚上在城里的一个漂亮的饭店将举办一场大宴会，五十名官员和他们的夫人将出席宴会。那时候，在国民党的官员当中，流行着很多娱乐活动。我母亲赶紧跑到学校，联系到尽可能多的师生。她告诉他们下午5点在石鼓楼前面集合，石鼓楼是这座城市的最地标性的建筑，它建于十一世纪，有六米高。当她赶到那里，在一个相当大的队伍的前面，有超过一百个女孩在等着她的命令。她跟他们说了她的计划。在大约六点钟的时候，他们看到很多官员或坐马车或坐黄包车来到这里。女人们穿着考究，丝缎衣服上面的珠宝叮当作响。
当我母亲判断，食客们已经开始享用食物和饮品的时候，她和一些女孩鱼贯而入饭店。国民党如此堕落，安全保卫松懈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母亲登上一把椅子，她身穿一件深蓝色棉袍，置身于靓丽的刺绣和珠宝之中，显得那么的节俭、朴素。她做了一个简单地演讲，告诉大家，教师的处境有多么多么地困难，最后，她说，“我们都知道，你们是慷慨的人，你们一定非常高兴抓住这个机会，敞开你们的口袋，展示你们的慷慨大度”。
官员们都在现场，没有人愿意显得吝啬。实际上，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想炫耀自己。当然啦，他们都想干掉这些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姑娘们绕着摆满丰盛佳肴的桌子，为每位官员作登记，登记他们准备捐赠多少。然后，第二天上午第一件事，他们挨个地串官员的家门，收取他们的“诺言。”老师们对姑娘们的善行非常感激，是这些姑娘们把钱第一时间送到他们手里，这笔钱得赶紧花，要不然，钱的价值就没了，几个小时之内就可能一文不值。
没有人报复我母亲，也许是由于那些进餐者因为像这样被逮到而感到羞耻，他们不想再给自己招来更多的窘迫-----尽管，当然啦，这件事立马儿传遍全城。我母亲成功地改变了游戏规则，让规则反对那些官员。百姓饿死街头，而国民党精英们却肆意浪费，这让我母亲感到震惊，这甚至也使她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