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13）
（承上）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国民党刚来锦州时，玉林十五岁。他一直跟夏医生学医，夏医生认为，他做医生会有好的前程。到这会儿，我姥姥承担起做家庭女家长的职责。因为她母亲、妹妹、和弟弟都得依赖夏医生过活。她觉得玉林该娶媳妇了。她很快就选定了一个妇女，她比玉林大三岁，出身穷人家庭。这意味着，她会很勤劳，很有能耐。我母亲跟着我姥姥去看未来的新娘；她走进客厅，向来访者鞠躬。她穿一件绿色的平绒长袍，长袍是她为这个场合借来的。1946年，两人登记结婚，结婚时，新娘穿西式的白色丝绸婚纱。玉林十六岁，他媳妇十九岁。
我姥姥请求汉臣给玉林找个工作。盐是至关重要的商品，当局禁止把盐卖到农村。当然了，他们自己却在做贩盐的勾当，汉臣给玉林找的工作是护盐的卫兵，有几次，他几乎卷入到激烈的战斗当中，有的战斗是与共产党游击队作战，有的是与想抢盐的国民党其他派别作战。战斗中，很多人都牺牲了。玉林觉得这个工作太可怕了，他的良心也备受折磨，仅几个月的功夫，他就辞了这项工作。
到这时候，国民党逐渐地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而且，他们发现，征兵变得越来越困难，年轻人都不想做“炮灰”。国内战争变得愈发的血腥，伤亡数字巨大，被征募或者干脆就是强迫参军的危险与日俱增。要避免玉林穿上军装，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购买某种形式的保险，所以，我姥姥请求汉臣在情报部门给他找份工作。让姥姥惊奇的是，汉臣拒绝了，他告诉我姥姥，情报机关里没有体面的年轻人的位置。
我姥姥没有意识到，汉臣对他自己的工作也深感郁闷，像“忠实”裴五变成大烟鬼一样，他也嗜酒如命，而且经常逛妓院，他明显地消瘦下来。汉臣一直是一个很自律的男人，有很强的道德感，很难想象他会让自己走这条路。我姥姥想，古老的药方，结婚也许能把他从这条道上拉回来。但是，当她对他提这事时，他说，他不能娶妻，因为他不想活了。我姥姥震惊了，强制他告诉她为什么，但是汉臣哭了，痛苦地说，他不方便告诉她，无论如何她也帮不上忙。(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汉臣恨日本人，所以他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事实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卷入情报机关就意味着，他的手上就会不可避免地沾上无辜中国同胞的鲜血。但是，他又不能洗手不干，发生在我母亲大学学友白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任何想不干的人身上，汉臣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但是，自杀是表示抗议的传统姿态，这会给他的家人带来麻烦。汉臣一定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唯一可做的就是，要死得像“自然”死亡一样。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如此疯狂地走极端毁自己的身子骨，也是他为什么要拒绝治疗的原因。
在1947年中国新年的除夕，汉臣回到义县老家，和他的兄弟和年迈的父亲一起过节。节后，他依然呆在家里，似乎觉得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了。他病得越来越重，夏天的时候，他死了。他曾跟我姥姥说过，他死后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尽孝，他不能为他父亲大办丧事了。
但是，在他死之前，他尽到了对我姥姥和她的家庭的义务。尽管他拒绝把玉林带入情报工作，他却给他搞了一张身份卡，身份卡上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长官，玉林从未给特务机关做过任何工作，但是，他的会员身份保证他不被征兵，他能够留下来在药店里给夏医生帮忙。
一个姓康的年轻人是我母亲学校的老师，他教中国文学，他非常聪明，非常有学问，我母亲特别敬重他，他告诉我母亲和其他一些女孩，在中国西南的昆明，他参加了反抗国民党的运动，在一次示威中，他的女朋友被一枚手榴弹给炸死了。他上的课明显是拥护共产党的，这给我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7年初的一个早晨，我母亲在学校门口被门房老人叫住，他递给他一张纸条，告诉她康已经走了。我母亲不知道康是被人告密的，他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却秘密的为共产工作。那时候，我母亲还不太了解共产党，也不知道康就是共产党的一员。她只知道，她最仰慕的老师，因为要遭逮捕，不得不逃走。
纸条是康写的，里面只有一句话“沉默是金”我母亲明白这句话可能有两层意思，这与康的一首诗有关系，这是他为纪念女友而写的诗“沉默------意味着我们正在积聚力量”，也就是恳求不要灰心。但是，这个纸条也是一则警告，告诫不要鲁莽行事。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名声在外，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她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支持率。
接着，我母亲又了解到一件事，一名新校长来学校了，新校长是个女的。他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她因与保密工作有关系而闻名。跟着她过来的还有几名情报人员，包括一个叫姚汉的，他是政治督查员，他的特殊任务就是监视学生。学校的学术督查，是国民党的区委书记。
这时候，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她表兄姓胡，表兄的父亲在锦州、沈阳和哈尔滨都有连锁商店，他有一个夫人和两个小妾，他的夫人给她生了个儿子，也就是表兄胡，两个小妾，没有生养。表兄胡的母亲也就成了小妾们极度嫉妒的目标。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外出了，不在家，小妾们把她的食物和一个年轻仆人的食物下了药，然后把他们放到同一张床上。当胡先生回来，发现他的妻子，显然是喝的烂醉，和一个仆人睡在一起。他勃然大怒。他把夫人锁在一间小屋里，小屋位于他家院子的最遥远的一个角落里，而且，不许他儿子再去看她。他私下里怀疑，整个事情可能是两个小妾策划的阴谋，所以，他没有休妻，没有把她撇出家门去。那样的话，（对他和她）都是最丢脸的。他很担心，小妾们也会伤害他的儿子，所以，他把儿子送到了锦州的一所寄宿学校。我母亲就是在学校碰到他的，那时候，她七岁，他十二岁。因为被独自监禁，他母亲不久就疯掉了。
表兄胡长大了，成了一个很敏感的男孩，他不与人交往，不能从发生的事情中走出来，只是偶尔地和我母亲谈谈这事。这个故事让我母亲联想到自己的家庭，她感叹女人的命贱，感叹那么多的悲剧发生在那么多的母亲、女儿、妻子和小妾身上。女人的无助，古老传统的野蛮被所谓的“传统”、甚至是“道德”所掩盖。这让她非常愤怒。尽管已经有所改变，女人们仍然被过分强势的偏见所淹没，我母亲急切地盼望发生更根本的变化。
我母亲在学校了解到，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保证利好的变化------那就是共产党。这个信息来自我母亲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十八岁的姓舒的女孩，她已经和她的家庭决裂，呆在学校里，因为她的父亲包办婚姻，强迫她与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结婚。一天，舒和我母亲说再见,。她要和她私自恋爱着的男人一起逃走，去加入共产党。“他们才是我们的希望”，这是他们临走前留下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和表兄胡关系更近了。胡意识到，当他嫉妒小刘先生时，他已经爱上了我母亲，他认为小刘先生是个油光粉面的没用的家伙，我母亲与刘断绝关系，胡非常高兴，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母亲。
1947年三月的一天晚上，他们一块儿去电影院。电影院有两种票，一种是坐票，另一种要便宜得多，是站票。表兄胡给我母亲买了一张坐票，却给自己买了一张站票，他说，他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我母亲觉得这有点儿奇怪，她不时地会向他站的那边儿瞟一眼。电影放到半截，我母亲看到，一个穿着考究的女子朝他走近，并慢慢的溜到他身边儿。然后，一眨眼的功夫，他们的手彼此碰了一下。我母亲立即起身，坚持要离开。当他们走到外面时，我母亲要求他做出解释。起初，表兄胡企图否认，说没有发生任何事。当我母亲明确的表示说，她不能忍下这口气，他说，他今后会给她一个解释。他说，有很多事我母亲都不会明白，因为她还年轻。当他们到达她家门口时，我母亲拒绝让他进家。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来拜访，但我母亲拒绝见他。
过了一段时间，她准备向他道歉，并重归于好。她总是向门口张望，看看他是否出现在那。一天晚上，雪下得很大，她看见他走进院子，还有一个人陪着他。他没有朝着她住的房间的方向走过来，而是径直地朝着夏家的租住户的方向走去，租住的人叫于五。过了一会儿，胡重又出现，轻快地朝她的房间走来。他对她说，他得马上离开锦州，因为警察正在追捕他，说话时，他的声音很急促，当她问他为什么，他只是说“我是共产党”，然后，就消失在雪夜里。
我母亲逐渐领悟到，发生在电影院里的事一定是胡的一次秘密使命。她忒伤心了，因为她现在没有时间来补偿他了。她意识到，他家的租住户，于五，也一定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表兄胡被带到于五的住处，原因是要把他藏在那，在这个晚上之前，表兄和于五彼此互不认识对方的身份。他们两人都意识到表兄胡呆在这里会很危险，因为他和我母亲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要是国民党到家里来捉他，于五也会暴漏身份。就在那天晚上，表兄胡想去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共产党控制区位于距城市的边缘二十英里的地方。过一段时间之后，当第一朵春蕾绽放的时候，于五得到消息，胡在离城时被捉到，护送他的人被射杀，再之后，有报道说，胡被正法了.
很久以来，我母亲变得越来越反对国民党，她知道，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承诺，要结束对妇女的不公正，我母亲被这个承诺所吸引。直到现在，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她也不愿意公开表态，但是，表兄胡的死促使她下定决心，她决定要加入共产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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