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是南方人，虽然在北方出生、长大，或许是父母在家中的腔调带有浓浓的乡音，加上生命本身蕴含了故乡情结，我的发音不南不北，平卷舌不分，导致常常出现口语上的失误。女儿上学后，曾指出：“爸，你肯定没学好汉语拼音，要不然，你怎么能发音这么混乱呢？”别说，孩子猜得还真对，我真就没学好拼音，除了“a、o、e”，你再考我，我指定不及格。这得说不完全怪我，谁让我赶上了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呢？
1971年，我在上了半年的“五.七小学”后被分到哈尔滨市宣化小学上学，相比之下，能坐在真正的教室里学习，感觉非常知足，甚至是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来到学校。那时，我们学年有6个班，我被分在一年二班。
开学的第一天，我早早来到校园，校园不大，大约有一千平方米，全是沙土地。在校园的右侧操场中间有一个乒乓球案大小的由水泥砌成的石台，其实就是个简易主席台和领操台。后来知道了它的用处：每当开大会或集体做间操，校领导或领操的同学就会站在上面居高临下了。
我们作为新生，按班级和大小个在操场排队，然后，班主任老师点名。班任老师看上去有三十一二岁，一米六左右的身高，梳着当时流行的女战士式的短发，圆脸，大眼睛，白净的皮肤，一看就很干练。点完名后，大家按班级顺序走进教室。学校的教学楼有五层，我们班的教室在二层。进入教学楼内，只见走廊大厅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当时，学校正响应上级指示进行批林批孔运动。那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每个老师和同学都得参加。
进入教室，老师先自我介绍，她叫赵文芳，然后挨个点名与每个同学认识。那学期我们开了五门课程，语文、算数、政治、音乐和体育。每天上四节课，上两节课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
开学不久，老师告诉我们，“为了参加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为增加对这项运动的认识，每个同学至少交一首诗，写一篇大字报。诗交给班长，大字报贴在学校走廊上。”我们当时什么也不懂，连批林批孔，批的是谁都不清楚，哪还能会写诗和大字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放学后，可愁坏了我。啥叫诗啊？咋写呀？没招了，只好找来报纸，照着上面的诗抄上一段。大字报则更难了，只能由家长代笔。
二年级时我加入了红小兵，就是后来的少先队，当我带着红袖标，走在街上时感到无比的光荣，好像那条本该属于我的胳膊都牛气得不想认我了似的，要飞起来的样子。
学校搞运动，连居民委员会也没闲着。我们家的社区当时根据电影《向阳院的故事》也成立了什么大院，并组织我们学着电影里的情形，在院内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当时，心里特别想遇上一个“敌人”、“特务”啥的，要不然，不是白白站岗了吗？可是，那些红缨枪就像墙上贴的年画上的美人儿，到底都没派上什么实际用场，它们只是作为一种道具装点了我们那段特殊的年代。
此后的几学期，除了批林批孔，学校经常搞运动，什么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批刘少奇、批高岗、姚漱石串党夺拳。批宋江是投降派，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个五花八门的名称把我们搞得一头一头的雾水，以我们当时的年纪是无法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项运动的实质的。可是，每次都要我们写心得体会，在写心得时很多同学都把孔子、宋江当成了现代人，认为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应该批判他。
我班有一个同学叫杨春生，他父亲是单位革委会的，平时上课不听讲，和老师对着干，老师让他罚站，他回家后告诉了他父亲，他父亲告到学校，老师受到领导的批评。从此，他成了班级的一霸，任何老师都管不了也不敢管他了。
社会上出了个张铁生考试交白卷，被树为正面典型，作为红小兵的典型又出了个黄帅，学校让我们写心得，要我们向他们学习。考试从此不再打分，而是以优，良，差，或及格、不及格代替分数。但不是老师说了算，由班级同学评，就像现在有时昧着良心评奖、评先进一样。
在学校里，我们除了搞政治宣传，唱革命歌曲，参加游行、批斗会外，文化课基本没学。尤其是革命样板戏，每个人必须学唱，还要参加比赛。当地电台播放的内容，除了新闻，其他的频道都是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至今我还能唱出其中的很多段落。
五年的小学生活，没有一本正规的教材，我们一直在各种运动陪伴下一天天长大。当我们从知识的层面知道了孔子是谁的时候，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悲哀并不比当初不知道孔子是活人还是古人的那种懵懂更轻松。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光阴的意义，知道了知识对于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可是，面对“z”“zh”和“c”“ch”不分的我，真的还想再学一回我们古老民族瑰丽语言的引信——汉语拼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