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北京雾霾和拥堵需要切实可行的措施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称，北京的交通比较堵是因为北京的房价太低了，如果北京的房价放开，房价足够高，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涌入北京，他们会自动离开，房价自动就可以起到交通疏导的作用。早在2009年，董藩还曾抛出“未婚同居现象刺激购房”的论调。
放开房价治理拥堵，似乎说得通，但缺乏实证支持。除中国之外交通拥堵的城市有很多，限制房价的极少，外国政府无权干预价格。单纯房价并不能阻挡外地人进京，因为高房价往往伴随着高收入、高就业机会。若北京放开房价管制，意味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只会增加北京的吸引力，不会减少。放眼全球，房价高企与交通拥堵往往是伴生现象，两者不说互为因果，至少互不排斥。
我支持放开房价，但反对把房价和拥堵联系在一起讲。这里仿造董藩老师的思维方式作一番推理：北京房价太高，反映雾霾不够重。等到雾霾重到很多人不得不撤离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房价肯定就降了。北京房价太高，反映交通不够拥堵，等到路上动弹不得，就不会有人想在北京生活居住，房价就降了。
主动放毒，主动造堵，可以抑制房价，理论上说得通，照此实施却荒唐透顶。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荒唐的体制当中，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不能做，至少改善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做的。
治堵就专心讲治堵之道，这是专业之家，议论价格的合理性那是专制之家。对价格说三道四反映了危险的思维方式，专家嫌房价太低不对，市民嫌房价太高也不妥。嫌房价高，会给政府提供干预价格的借口。
社会是巨复杂系统，价格是巨复杂系统的指标。市场的功能就是寻找价格，个体以价格为指引决定自己工作和消费。假如价格可以由简单几个因素决定，说明交易成本很低，那么市场可有可无，这种情况真实的社会不可能出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取消市场，等于取消社会，瓦解为一个又一个大院。有形的大院，防止外人闯入。无形的大院，防止里面的人走出去。中国人不会想重温那样的生活，或者说中国继续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院子里，只是高度降低了，翻墙比文革以前容易了。一个人可以不翻墙，但是不能为墙添砖加瓦。
当我们听说有人嫌房价高，应该心里明白，说明这个还不需要房子，他的真实需要是一处住所。住所可以在北京租，若租不起，也借不到，说明这人不需要北京。有人宁愿在北京住暖气井，说明中国有的地方太不可爱了，连北京的暖气井还不如。
为什么北京与外地差别那么大？原因有很多，这里只说一点：央企云集北京。作为中国第三大城市，广州只有两家央企，南方电网和南方航空。央企云集给北京带来巨额财富，也造成了难以负荷的交通压力和人口压力。换个说法，央企掏空了全国人民的腰包，北京又想拒绝接纳蜂拥而至的穷人。一枚硬币的两面，北京不可能只贪其利，不要其弊。
房价可以不予理会，雾霾和拥堵不能不理会。北京治理雾霾和拥堵最干脆有效地办法，就是命令央企总部迁离北京，郑州、武汉，这类地理中心是很适当的选择，广州、深圳这类经济前沿也不错，还可以选择环境压力比较小的厦门、珠海等中等城市。尤其是中国移动这类业务重心、利润重心都在南方的央企，它们赖在北京，无非是高管们想贪图北京的户籍及其衍生福利，为了一己之蝇头小利却给中央添堵，实在要不得。
等到驱赶央企的命令下发，我们会发现北京堵车缓解了，雾霾也轻了，同时房价也会下跌，以事实证明董藩言论的错谬。如果连驱赶央企的决心都下不了，说明北京交通还不够拥堵，雾霾还不够重，迟早会重到下定决心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