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国四大奇葩”
闲话“中国四大奇葩”
陈宣章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人太多，奇鸟、怪鸟就多。
“奇葩”本意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奇：罕见的、特殊的、非常美丽的，出众的；葩：花。“奇葩”常用来比喻珍贵奇特的盛貌或非常出众的事物。不知何时，“奇葩”成了多义词：1.奇特美丽的花。明•朱鼎《玉镜台记•庆赏》：“只见万种奇葩呈艶丽，十分春色在枝头。”现多指奇特而美丽的事物。例如：这位小姐，真是比奇葩还美。2.比喻出众的作品。例如：这一幅画真美，在画刊里十分显眼，真是一朵奇葩。3.客家民居被誉为“世界民居奇葩”。4.网络含义：奇特的人或事，超出常人理解，世间少有；也可以理解为：奇特的人、异于常人的人、犯二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异类。奇葩多用来形容离奇生物，例如：你认为不可思议的人，是中性词，多用于贬义；也用来形容“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不切实际”的人，不一定贬义。所以，真正要说它是贬义还是褒义，要看一个人说这句话时的语境了。
现今，“奇葩”这个词汇多带有调侃和讽刺意味，与原本美好出众的事物不同，奇葩多指像一些正常人行为和思维以外的，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在网络上频繁出现的奇葩，大家对此短语也是深感喜爱，对于一些与众不同、夸张、在某领域有着独特的代表方式的称呼，含义多为贬义；对于一些反于事实常规的过激方式、则为讽刺含义。网络词汇界说含糊性较高，奇葩可用作戏弄，也能用作挖苦，无特定意义，依据用词环境不同能够不同了解。大多指与群众习气有着小不一样的一类人，大家称之为“奇葩”。这大概就是80后脱口秀王自健所说的“奇葩”。本文所说的“奇葩”与之不同。
一、中国人中间的“奇葩”首推汉奸卖国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汉奸指投靠侵略者，通敌卖国，或者引诱异族侵略中国之人。大多情况下泛指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人，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辞海•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现代汉语词典•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引申义的“汉奸”出卖国家疆土、资源，卖空国家利益，给当代人民、后代子孙造成损害的叛徒、败类！例如：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等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奸。
《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有“汉奸”一词，其原意与如今使用方式相差甚大。“汉奸”两字始现于清朝，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考证，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被清室皇帝骂为“汉奸”；这意义下的汉奸指的是“汉族奸细”，其所损者乃满族统治利益；相对汉人来说是褒义词，第一批汉奸被押送刑场时，高唱：“人人都来当汉奸，还我大汉好河山。”后来，一部分汉人留了辫子，当上了奴才，就骂其他汉人为“汉奸”了。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这顶大帽子不再属于汉人专利，反被广大理解为勾结外国势力的背叛者；此意义下的汉奸，不分满汉，指的是叛国奸细，其所损者乃中国整体利益，比较接近当代的流行说法。到了同盟会搞革命，因敌人是满清，凡是帮助维持清室政权的汉人（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被称为“汉奸”。此意义下的汉奸，回归到汉人专利本位，其所损者乃中华汉族利益。
非“正史”中，宋末“功罪石”典故中已经出现“汉奸”一词。元军在崖山之战灭宋，张弘范自鸣得意，派人在厘山北面石壁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妄想功垂千秋。而中原和南国人民却时刻思念“大宋左丞相陆秀夫殉难于此”。没多久，石壁上出现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功罪不由文人学者说了算，而是人民说了算。
因为宋末沦为蒙古族统治，才有了“汉奸”一词；明末沦为满族统治，才有了汉奸吴三桂。真正意义的“汉奸”为抗日时期，为日寇作战、危害国民的伪军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而且比日本鬼子更加恶毒，这个现象的确令人深思。
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其实，不但汪精卫为汉奸；汪蒋合流后，陈公博（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那个周佛海（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后来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周佛海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汉奸”一词后来成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处理汉奸条例》（1945年），以此作为打击政敌（主要是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的主要工具。但是，那个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发动皖南事变的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保护侵华战争主要战犯冈村宁次，发动国共内战，现却被人树为抗战领袖，英雄。1946年，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据说，中国历史上十大汉奸排名：汪精卫、吴三桂、秦桧、梁鸿志、陈公博、周佛海、周作人、胡兰成、洪承畴、蔡京。现今，为吴三桂、秦桧开脱罪责者有之，周作人传记已经出版，而且《周作人全集》也已经出版。有人说：“前一阵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在大陆卖得火热，可能以后连他为汉奸张目的《山河岁月》也要拿来火一火，十足让人感叹，不知今夕何夕！”还有那个伪满洲国儿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因为后来改造较好而未列入十大汉奸排名。
有人说：“1.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2.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3.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从宏观分析，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把某人沦为汉奸的原因归结到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和文化教育的失误，这是错误的。上海黑社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在民族大义面前拒当汉奸，而且在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除奸工作自此轰轰烈烈的展开。上海黑社会“三大亨”中的老二张啸林也被清除。杜月笙说：“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王新衡接口说道：“论江湖义气，张先生就更不该去当汉奸，做那出卖国家、欺压同胞的勾当，而且，杜先生一再劝他拦他，他都不理。”这里，江湖义气应该让位于民族大义。
从1938年初到1939年底，陈默领导的行动小组共制裁62名日本人、大汉奸。在上海工作站指挥下，他们发动22次造成敌人重大损失的行动，斗日寇的胆子大得吓人，炸仓库、烧机房成了家常便饭，即连重重戒备、停泊江心的日本军舰，他们也敢摸上去破坏爆炸、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在杨树浦瑞熔造船厂刚修好，便被他们一把火烧掉，接下来他们焚毁的日本运输舰还有顺丸、沅江丸、南通丸，音户丸；至于水上运输的军用小汽艇，被他们烧毁20艘之多。
同样的社会、政治、文化，为什么杜月笙能够深明大义，而张啸林却死心塌地当汉奸？张召忠：“汉奸现象是中国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历朝历代都有，只是满清入侵中原、日本入侵全境的时候表现最为充分而已，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这样的现象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我希望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研究中国汉奸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来研究，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出现大量的汉奸？是文化方面的问题，教育方面的问题，体制方面的问题，还是人性贪生怕死的问题？”
汪精卫集团成员被定为汉奸，因为它投敌叛国和出卖中国利益，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且承认满洲帝国独立。其实，汉奸产生的基础是汉奸文化、汉奸理论，例如：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茅于轼的“汉奸才是民族英雄”论，还有“外国月亮总是比中国的圆”论、“民族同化”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等。
现实中，为了一己私利而误导政府、误导民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所谓“精英”确实不少。目前，在我国严重存在着“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的恶毒现象，一些所谓的学者甚至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哪还有一个中国人的的良心？哪还有一个中国学者的良知？如果说历史上的许多汉奸在出卖民族利益时，有时还讳言自己的汉奸行径的话，这些现代汉奸们连他们的汉奸祖宗仅有的一点羞耻心都丧失殆尽。他们的现代汉奸理论赤裸裸地表现出汉奸本色的话和所干的事连他们的汉奸祖宗们也会自叹不如。
有人搞现代十大汉奸排行榜：人民日报社主编马立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红，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朱峰，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余桂圆，上海国际问题所日本研究室主任吴寄南，女艺人赵薇，台湾女艺人杨丞琳，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我认为：“藏独”头目达赖喇嘛，台独元凶李登辉（其实是日本奸细）、陈水扁，“民运”分子刘晓波，“疆独”头目热比娅，法轮功头目李洪志应该列入现代十大汉奸排行榜。另外，还有像茅于轼那样的“经济学家”也应该列入现代十大汉奸排行榜。
现代汉奸“心怀异志”，总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投靠外国主子，总是无耻地丑化新中国及其缔造者毛泽东，甘当外国主子的工具。他们企图分裂中国，让中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但是，这些现代汉奸终将与它们的前辈一样遗臭万年。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受到广泛批评：1.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2.汉奸界定不明确。我不明白：难道《宪法》允许汉奸言论自由？至于“汉奸界定不明确”，为什么不成立“汉奸界定研究所”和“汉奸界定委员会”？为什么现今为汉奸翻案的“学者”很多？许多“学者”对历史上的大汉奸认为是“情有可原”（例如：吴三桂、秦桧、周作人）；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
现今的汉奸，常常因为缺乏“收受外国主子钱财”的证据（这常常是秘密的）而未能被确认。因此，“汉奸界定研究所”和“汉奸界定委员会”应该重效果、轻动机，并且征求广大公众的民意。例如：茅于轼2007年就已提出：“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是错误的。”放弃粮食自给自足，依赖进口，就是要让中国受控制于外国，以便被外国掐住脖子。
中国历来产量世界第一的大豆，现今受到外国转基因大豆低价冲击，已经有九成东北大豆产农面临破产。其中有没有现代汉奸的参与？值得研究。
二、中国第二大“奇葩”是裸官。
裸官指配偶、子女、父母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裸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增强，这和反腐败力度逐渐加大成正比。最近消息，贪官外逃有向下弥漫的趋势。对于这种给自己留后路的官员应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时应特别小心。加强监控限制“裸官”是阻止国内或某些外派机构的官员腐败犯罪后携巨款潜逃海外、逃避打击的措施。
“裸官”、“逃官”现象有六大原因：1.某些官员信仰上出现危机；2.监管制度不健全，给贪官们可乘之机；3.官员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4.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存在；5.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给贪官们“可持续”钻空之机；6.大量贪官被发现后，因种种关系不被处理或轻微处理，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
事实上，“裸官”未能出逃而落网者，远少于成功出逃者。“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已成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而成功外逃，说明贪官的准备是行之有效的。
裸官行为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国家，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裸官”现象频繁出现，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影响。
裸官是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领域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1995年中国出台《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006年修改《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但是实际效果不理想。需要申报的是官员，负责登记备案的也是官员，于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大行其道。这就给“裸官”制造了便利，甚至为官员转移财产提供了方便。
为什么不认真清查三个代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中的裸官？为什么不实行谁“裸”谁下台，那些裸官一边在国内做官，一边大搞腐败，捞个盆满钵盈并观察动向伺机脚底抹油——做逃跑的黄粱美梦？
2012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谈到裸官问题时气愤地说：“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有 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对这些官员，他们应该及时向组织汇报，其配偶和子女到国外去定居留学，费用从何而来，是谁提供资助的？”
2003年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官方数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数字应比这个庞大许多。
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边国内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
最近网上有消息：“身在俄罗斯的斯诺登今天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款达4.8万亿美元，约为30万亿人民币。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和南亚。按现金持有占总资产（现金/房产/股份/基金/收藏证券等）的三分之一算，贪官们的海外资产达100万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1600亿，贪官们的海外资产可以搞中国全民免费医保625年！”这里有三种可能：1.有人借斯诺登的名义造谣；2.斯诺登造谣；3.这是真实的。如果是前两种可能，政府应该追查谣言的责任，并予以澄清。如果是后一种可能，政府应该追回这些民脂民膏，充实国库。但是，30多年来被追回了多少？
三、中国“奇葩”还有“三开党”，不管谁当政都吃得开。
以前有专有名词“运动健将”、“不倒翁”、“变色龙”，即不管政局怎么变化，他都转得快、跟得紧、说得好听。我居住的小区有个78岁的退休（区党校）干部G，几十年来一直“转得快、跟得紧、说得好听”。不管什么时候，他都能“自圆其说”。这已经成为看家本领。
有人问他：“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是硬道理有什么不同？”他答：“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指发展必须符合客观规律，不能一提发展就认为是硬道理。那些造成两极分化越演越烈的胡乱发展，那些把改革红利落入贪官、奸商、明星私囊的发展，那些不顾国计民生长远利益的畸形发展，就是不科学的发展。”他答：“发展是硬道理就指科学发展。不科学的发展是下面的人搞的，与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关系。科学发展观就是突出发展是硬道理就是科学的发展。”
有一次，他在党员大会上作报告，大谈两极分化严重和党群关系恶化。但是，他说：“这是下面的个别人搞的，与路线、方针、政策无关。”如果向前追溯G在每一个政治运动中的态度、言论，不难看出G忽左忽右，一切是见风使舵，有奶就是娘。
这种人其实并不少见。从思想根源分析，变色龙与汉奸有共同点，只是条件不同而已。如果把变色龙放在伪满洲国，肯定是个汉奸。
四、中国“奇葩”还有“常有理”，嘴皮子翻来覆去，都是他有理。
我居住的小区有个78岁的退休工人X。他有个口头语：“反过来说……”刚才他说：“城管打人可恶。”当周围人都骂城管时，X却说：“反过来说，小贩也实在可恨，影响市容不说，诱使城管暴力执法。”刚才他说：“股市中机构投资者操纵股价可恶。”当周围股民都骂庄家时，X却说：“反过来说，股市中最贪婪的是股民，自以为可以战胜机构投资者，非要把牙缝里省下来的钱扔进股市。”刚才他说：“贪官以权谋私可恶。”当周围人都骂贪官时，X却说：“反过来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叫你当官，你也肯定是贪官。现在社会是全民贪墨，只要有一点权力，就要捞取好处。所以，谁也不比贪官好一点，只是没有条件而已。”刚才他说：“中国足球腐败，从足协、裁判、球星、俱乐部都是一丘之貉。”当周围人都骂中国足球时，X却说：“反过来说，足协、裁判、球星、俱乐部都是为了利益，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叫你去踢足球，暗中给你10万，你也会朝自己球门里踢。”诸如此类的言论不胜枚举。
我送给X一句话：“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有人送给X一句话：“上嘴唇顶天，下嘴唇立地，还要脸干什么？”以前有一种“流氓文人”（这里的流氓与性乱无关），就是那些为了不被社会甩掉、不受社会奚落、不愿孤寂苦闷的知识分子，以自己某种知识与文化优势、特长参与社会舆论。他们就是“怎么说怎么有理”。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实不然，当中国知识分子放低姿态为五斗米竞折腰时，“三俗”之风就越刮越烈。当知识分子不再是文化领域中流砥柱时，道德滑坡、世风日下自高层向下“落势化”的移动趋势就不可避免。
按常理，文人应是“知书识理”的人，是理性的、讲理的、文明的、遵纪守法、信奉道德规范的人。但是，如今的“流氓文人”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有点权、有点势的知识分子。他们常用权势莫视、践踏党纪国法和社会道德规范。
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客与流氓是一类。流氓得势变政客；政客失势又变回流氓；在每一政客周围，都有一些流氓。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者与骗子（流氓的变种）是一伙。骗子需要官僚主义者作掩护，官僚主义者需要骗子撑门面。当知识分子迫于生存压力首要考虑吃饭问题，又迎面撞上权力的铜墙铁壁，就不能不患软骨病而直不起腰来，于是才盯住下半身不放，用身心实践着《金瓶梅》，演绎的是官宦文化，用手一摸却是宦官心理。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还没有哪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如此缺乏朝气，而一味见钱眼开。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崩离析，换来的是整个民族的道德沦丧。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曾几何时，知识分子居然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置于工人阶级之上。于是，各种什么反动说什么，人民反对什么就主张什么的牛鬼蛇神，所谓“知识精英”就尿了出来。他们除了标新立异，不顾社会效果，结果是祸国殃民，怨声载道。贪污腐败，国防失修，道德沦丧，社会悲剧，有教无质……桩桩件件，哪个问题最初没有专家学者的“大声疾呼”、“建言献策”功劳。
工人阶级实在“被代表”怕了，他们“被代表”得一无所有。如果让他们表达意志，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们宁可要自己当家做主的公有制，而不要什么“产权明晰”的有股无份制、减员增效下岗制。
“流氓文人”的“常有理”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为社会“治病”，头不痛了胃痛，胃不痛了肝痛……问题百出了，于是就归罪于改革不够，鼓吹要学西式民主，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出现的根本性问题。到那时候，如果还不行，那就推说“西式民主没有学习彻底”。这时候，他们的汉奸面目才彻底暴露。
花卉中有“世界十大臭花”。汉奸、裸官、变色龙和流氓文人可以称为中国四大“臭花”。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不同条件下表现不同而已。2013.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