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炮仗——岁月划痕之二十
捡炮仗
——岁月划痕之二十
男孩子应该喜欢放炮，可外孙却不喜欢，过年我下楼去拉鞭，他都不跟着去。就说拉鞭没看头儿，那满天的烟花还是很壮观的，可外孙却不为所动。
那些烟花都是邻居们放的，我已多年没买过烟花了，就是下楼拉的鞭炮也是老伴儿买的。其实，我也没有了小时候放炮的那股兴奋劲儿，只是因为老伴儿一再强调，过年不放炮不吉利，我才例行公事的。
小时候就盼过年，过年就盼着父亲给钱去买炮仗。开始父亲给我1块钱，到小学快毕业时才给到2块。
对于父亲给的钱我要精打细算，尽量买性价比高的炮仗。一般要先买两三包100头儿的小红鞭炮（2角一包），因为这是最便宜的炮仗。我从来不用它拉鞭，都是拆散一个一个地放。胡同里舍得用它拉鞭的孩子极少。单个的小红鞭炮只有火柴棍那么大，威力很小，胆大的孩子就敢用手捏着屁股放，可我不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再就是买少量的摔炮、拉炮。摔炮看着像只短香烟，里面装的是加了化学原料的细砂粒，一摔就响。拉炮是纸卷裹着蘸了炸药的折弯的细绳，用力一拉就响。
再就是买一点儿“滴滴金儿”，买一点儿小“起花”和“老鼠屎”。
有时，我会压缩以上品种，再买一包50头儿的小“钢炮”。小“钢炮”就是现在的普通鞭炮“大地红”，可那时觉得小“钢炮”可响啦。有时还会买一两个冒完黄烟再响的烟炮，或者着一会儿火苗再响的“苶灯”。至于“二踢脚”、大烟花等我从来不买，一是太贵，二是不敢放。
虽然精打细算，可我的这些鞭炮还是很快就会放完，这时再看到别的孩子放炮，就只剩下眼馋的份了。
为此，我曾盼着自己快些长大，因为那些爱放炮的大人们放起炮来都是大手笔，比如全哥和安哥，他们放“二踢脚”都论捆，一捆就有10个之多。鞭炮从来不拆开放，都是拉鞭。
我特别愿意看他们拉鞭，噼里啪啦过后，我能从碎屑中寻找到少数没有响的残炮。我发现捡炮仗与买炮仗相比，更让人兴奋，因为这是预期之外的。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机会我就绝对不会放过。
记得1956年公私合营时，街上总有敲锣打鼓报喜的，我们这些孩子会闻声而至，尾随着他们，因此报喜之前他们一定会大放鞭炮。炮声一停，他们念喜报，我们一帮孩子就冲上去捡残炮。
捡炮仗最多的一年是1958年，那时候搞总路线，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放卫星”，喜事是天天有，那也就天天都有报喜的了。
可惜的是刚开始我不能全天候参与，因为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得上课。不过那热闹喜庆的气氛我是感受到了，因为整个社会，包括学校，都笼罩在这气氛之中。
记得宣传总路线的时候，临街的大墙上都画了宣传画，其中有一幅我印象深刻：一个大灯塔光芒四射，数艘龙舟擂鼓竞进，划船者正打起十二分精神，拼命挥桨。我理解画的意思是，在总路线照耀下，人们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喜欢画画，也喜欢研究画儿画得合不合理。看了此画我就想，竞龙舟都是在河里，河边怎么会有海边才有的灯塔？灯塔放着光芒，难道是夜间竞龙舟？后来才知道这是在图解“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的重要指示精神。
总路线也宣传到了学校，我们这些孩子也要背总路线的内容，那时候我还是好学生，自然背得烂熟于心，以至现在我都能张口即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歌唱总路线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唱着特别带劲：“党中央发布总路线，全国人民总动员，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加油干，我们都是促进派，嘿！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干！干！”学校曾多次组织我们演唱，所以我印象深刻。
不过当时没有明白“促进派”是个什么东西，听音辨意，认为是“粗劲派”，这样“干”起来才有力呀。后来听人议论，原来中国还有“促退派”。要求进步才是好学生，退步了张老师要批评，怎么有人还要当“促退派”呢？我很不理解。
很快社会上、学校里又开始宣传“大跃进”，虽然当时我不明白它的准确含义，但知道它大致的意思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慢慢腾腾，要飞速前进，一日千里。记得当时街上的醒目标语口号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还有一幅经典的漫画，画在了不少地方的墙上。画中一个精神焕发的中国人，骑着骏马飞奔，把一个骑毛驴的大鼻子老外，甩得远远的。那老外戴着拔火筒似的长筒礼帽，穿古怪的燕尾服，面目猥琐，正气急败坏地抽打毛驴，而鼻孔里喷着气的毛驴却已寸步难行。不知画中的老外是美国佬，还是英国佬，反正那时的口号是“超英赶美”，谁都一样，一丘之貉。
“大跃进”开始后，报喜进入高潮，经常能在街上看到敲着锣鼓，举着红旗，放着鞭炮，去给上级报喜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跟赶集似的。
那时市委的办公地点在西大街西边，报喜的人们往往从税务角进入西大街。税务角离我们家很近，星期天不上课我会和一帮孩子一起跟着看热闹，当然主要是为了捡炮仗。
除了市委门前锣鼓声不断，专署和市人委也是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后来我从一些资料中得知，7月2日市委、市人委还组织22个单位的报喜队伍奔赴天津，向省委、省人委报喜。报喜的新产品有：万能拖拉机、万能汽车、万能蒸汽机车、电力自行车、玻璃钢、钢锭、车床、醋酸纤维、鸡毛线、刺绣等28个品种。
不知是否与“大跃进”有关，那年春天河北省省会迁出了保定，落户到了天津。
那时候政府不叫政府，而叫人民委员会。省政府成了省人委，市政府成了市人委。保定市是在1955年改的。为什么这么改呢？要与苏联保持一致？要体现政府是人民的？不得而知。
人们报喜，好像是因为争了“元帅”，放了“卫星”。据说，市里已经定出了“元帅”“卫星”的标准，比如粮食、棉花、蔬菜达到亩产多少就算放“卫星”。
一说放“卫星”，我就不由地想起苏联老大哥放的卫星，那是货真价实的卫星，是大科学家们劳动的结晶，怎么我们种点萝卜白菜也算是放卫星呢？他们说放了就算放了吧，要不我们怎么有机会捡炮仗呢？
除了农民进城报喜，工人们也报喜，当然报的工业新产品了。父亲所在的商业系统也报喜，想不起他们报的是什么喜了，反正是大红纸上写了好多的字，贴在了市委、市人委的大门口。
报喜的人们都由衷地高兴，年成好，风调雨顺，地里丰收，农民自然喜气洋洋。保定的工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八个大型工厂在西郊开工建设，有全国最大的胶片厂，有中国第一座化纤厂，有中国最大的变压器厂，有军工企业蓄电池厂，有保定自己的热电厂，还有河北第一座现代化造纸厂，保定第一座棉纺厂，大型的铸机厂。据说，其中几个还是全国的重点建设项目。想想保定市的西部将出现一片现代化的工业区，人们能不兴奋吗？
听说，保定能够争取到这么多重点项目，是因为保定有北方少见的好水源——一亩泉。一亩泉在保定西部偏北的地方，是保定一亩泉河的源头。保定西部是山区，从山区来的地下水至此涌出，形成泉群，其中大者“泉涌出，其阔一亩”，故称一亩泉。一亩泉泉水清洌甘甜，比其它地方的水都好喝，保定人常引为自豪。不过一亩泉的水早就没有了，保定市都得引西大洋水库的水喝了。
学校里怎么搞“大跃进”，我已没有印象，好像没有“一节课等于二十节课”，我们还是规规矩矩上完所有课程，才放了假。
一放假就好了，我可以天天跟着报喜的队伍捡炮仗了。
我们一帮小孩儿，一起捡炮仗，一起燃放捡来的炮仗。那些捻儿长的可以像买的炮仗那样放，捻儿短的就比较麻烦，因为一点就响，容易崩到人。于是就从炉子里点燃一根长木棍，把头儿烧出红炭，用那红炭去点短捻儿的炮仗。还有的炮仗完全没有捻儿了，我们就把它撅开放“刺溜花”。
报喜的队伍除了拉鞭，有时也放二踢脚。二踢脚也有残炮，就是下面这声响了，上面那声没响。能捡到这样的二踢脚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可算得上是重大收获，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自己买过二踢脚。
捡到了这种二踢脚的孩子会兴奋向小伙伴们显摆，并小心翼翼地包出当中的捻儿，之后再给它接一根小鞭炮的捻儿，把它放了。这一声响，听着比在空中更为震撼。
我一直盼着自己也能捡到一个这样的二踢脚。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捡炮仗时一个只响了一声的二踢脚竟然就落在了我的脚下，我毫不犹豫地踩上去，并在确认它熄灭后，快速地拿到手里，生怕别人抢了。
捡炮仗回来后，我在小伙伴的围观下开始包这个二踢脚，可包开后人们都失望了，它已经燃尽中间的那根捻儿了。
小伙伴们走了，我还是舍不得扔掉这个二踢脚，回家继续包剩下的纸皮。包到最后，露出了黑色的火药。那火药真，放花一定好看，于是我就把火药包在了一个纸包里，并带上火柴，兴冲冲地去找小伙伴儿。
可这时胡同里正好没有小孩儿。活该他们没有眼福，我就自己放给自己看了。
我打开火药纸包，放在了12号院门口的石头台阶上，然后蹲下身来，划燃火柴，小心地投向火药。
就在我将要起身的那一霎那，一团火焰砰然而出，整个吞噬了我。那火焰的光贼亮，刺得我两眼什么都看不见，随之而出的浓烟，则呛得我几乎窒息。等我的眼睛能看清东西的时候，我发现石头台阶上的火药没有了，只留下一片黑印，而我的右手却红肿了。此时，我还闻到了毛发的焦糊味儿，肯定是燎到了我的眉毛和头发。
我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就想假装若无其事，可我的手太疼了，火烧火燎的，实在无法忍受。我小跑着回了家，在脸盆里舀了半盆水，把右手放到水中。凉气顿时就带走了疼痛，好舒服啊。可我很快就发现不妙了，手背上起了馒头大小的水泡。
奶奶看我平白无故地洗手，就过来看究竟。奶奶是新近从老家饶阳来保定的。她发现我的手起了那么个大泡，吓得脸色都变了，紧张地问我怎么回事。这时凉水的刺激已失去作用，我的手又重新疼痛难忍，听奶奶一问我就委屈得不得了，不由地哭起来。我一哭又惊动了母亲，她也过来问怎么回事。
我只好实话实说。母亲听说我是烧伤了，立即带我去了离我们家不远的卫生局门诊部。大夫给我挑破了水泡，上药后包了纱布。还给开了自己抹的药，药的名字好像叫獾油。
回家后母亲又训斥我“发废”，不好好写暑假作业，就光想着玩儿。并着重说我一门心思去捡炮仗，不干正事。我听着心里不服气，你小时候不是过年捡炮仗还烧了新衣服口袋吗？
母亲还数落我说：“你整天冒冒失失的，不知道个深浅，就会闯祸，你什么时候才能稳当了？”
这时我疼得要死，母亲不安慰我还数落个没完，我哭得更委屈了。
奶奶赶紧给我解围，说：“这是命里注定的，早来早了。”她又补充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一辈子有多少福，有多少祸，老天都给定好了，前边多受罪，后边就少受罪。”
后来奶奶又跟我说，这是“消灾”。听她的意思，就是人的一生的灾祸是一个固定值，经历多少就减少多少，所以经历的过程，就是“消灾”。
奶奶这是第二次来保定。上一次是1955年初来的，住了有半年多。这次来了住得时间长，一直住到了1960年的秋天。
奶奶在保定的时候，正好赶上闹自然灾害，家里还入了公共食堂，经常吃不饱，于是就挖野菜吃。这也是上边支持的，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瓜菜代”。我们常挖的野菜主要是人心菜、马生菜和刺儿菜。这里边数刺儿菜不好吃，可我们挖的野菜中就数刺儿菜多。
那时母亲已经上班，都由奶奶料理家务。奶奶一般是将刺儿菜和玉米面拌在一起烙着吃，烙过之后那菜的尖刺儿更硬了，一吃就扎嗓子眼，我看到这玩意儿就皱眉头。
于是，奶奶就又跟我讲起了她的“消灾”理论，还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历一些苦难，很难成大气候。
那时候我在老师的教导下，已有了初步的判断能力，觉得奶奶“福祸天定”的说法是在宣传封建迷信，“人上人”的说法是在宣传封建糟粕，所以对奶奶的说法颇为抵触。
我成年之后，炮仗肯定是不捡了，奶奶的“消灾”理论也已忘得一干二净，可我发现自己无形中还是受到了奶奶的影响，就是总把“意外之财”与“无妄之灾”联系起来。认为得了不该得的，就可能失去应该得的，所以对一切“意外之财”一概排斥，彩票不买，赌场不入，传销更不干，对“天上掉馅饼”的事一律保持高度警惕。
我的这种警惕，让我在后来的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了必要的清醒，抵御了诱惑，识破了骗局，这也算是那次烧伤后的意外收获吧。这样看来，奶奶的“消灾”理论也还得到了验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