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园澡堂——岁月划痕之十二
清和园澡堂
——岁月划痕之十二
由于我们相府胡同的公共厕所最初只有男厕，没有女厕，各院一般都建有一个小厕所，以供女人们方便。我们院的小厕所就在南房和西房的夹角处。那时院里的厕所与公厕一样，就是埋个大缸当便坑，所以非常不卫生，不但招来苍蝇，还散发着臭味。尤其是进城农民来清掏的时候，臭味尤烈。而且他们的清掏时间不定，有时赶上我们吃饭，他们也若无其事地挑着粪担在饭桌中穿行。
那时住杂院的人还特愿在院里吃饭，只要天不太冷，家家都把饭桌摆在院中，围着自家饭桌就餐。大家都不在乎隐私，好像很喜欢这种可以互相观望的氛围，常常是一家改善四邻香。这么好的吃饭场面，一旦赶上农民来清掏，就遭殃了，不怕麻烦的要手忙脚乱地转移，怕麻烦的就只能坚持着享受粪便的臭味了。
虽然我们对农民的这种做法很不满，但也不敢抗议。因为他们是义务清掏，不收费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模范，他们的清掏是为了获得上等肥料。据说，政府为了防止农民无序争抢这种免费资源，还给郊区各村划分了“势力范围”，他们只能在自己规定的地段清掏。可他们一旦因故不能及时收走他们的资源，比如忙于麦收、秋收，我们就会更为遭殃，大便溢出便坑，臭气弥漫全院。更麻烦的是女人无处去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肆无忌惮，只能忍气吞声。
院里的厕所，虽然没有规定女人专用，但因胡同口有公厕，男人们往往不用院里的厕所，当然小孩儿可以例外。可我自从听了“鬼顶灯”的故事之后，就只去公厕，因为那里经常有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公厕离我们家比较远，一内急我就得跑。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清和园澡堂，那儿上坡就到，而且全天候有人。
清和园澡堂进门是个影壁，东拐是一个大院，大院的南北东三面都是直接相通的平房，房子面向院子的这面都是到顶的玻璃窗，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光着屁股的人。
这个澡堂只有男部，女人不能进。后来听澡堂的人说，日本鬼子占领保定时，日本女人就敢明目张胆地到这里来洗澡，澡堂的人不敢管。洗澡的男人们都尽量避开她，只有胆大的才敢跟她一起洗。人们一开始以为是日本鬼子仗势欺人，后来听说日本女人在她们自己国家也是这样洗。她们感觉不让女人进来才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也是听澡堂的人说的。不知是不是当时的保定人仇恨日本人才故意这么编派的。
在澡堂大院的西北角有一个门，门里是一个大院，院里堆满了烧水用的煤。在这个院的西部有一个只有棚子没有门的厕所。这里只有两个蹲坑，但这就足够我用了。棚子边上有小便用的坑，但我从痕迹可以看出，人们都在进门处的煤堆上方便，我自然也就服从了多数。
最开始我来这里解手，澡堂的人还会干预，后来知道我是下坡邻居的孩子，也就任我方便了。
澡堂营业到很晚，这对我十分有利，因为晚上我更不愿去胡同口上的公厕。更让人欣喜的是澡堂后院里的灯总是亮着，可以为我壮胆。
后来我听说，解放前这个澡堂也闹过鬼。先是一个伙计因为什么原因上吊自杀，不久便传出晚上闹鬼的事。再后来还真有一个伙计被吓死。那个伙计死在了澡堂的大穿衣镜前，嘴里吐着长长的舌头——不过是假的，据分析是他自己装上的。深更半夜，他装上假舌头要干什么呢？可能是想吓吓别人。人们猜测，有可能最初的闹鬼就是他在装神弄鬼。他为什么这么干？人们说他就爱搞恶作剧，还总充大胆。那他怎么会被吓死？有人说是前边自杀的那个人生气了，来找他算账。也有人分析，是他走到穿衣镜前，看到了里边那个自己装的鬼，自己吓死了自己。
虽然说的是陈年旧事，但我还是害了怕，不但不敢去澡堂解手，而且夜里也不敢看镜子，怕里边真的出来个什么鬼东西。至今我对夜间看镜子都心存忌惮。
不过，跑公厕实在是不方便，最终我还是壮着胆又去了澡堂。澡堂后院的灯由一个陶瓷外壳的开关控制，有时他们没人打开，我去方便时就会打开。后来开关上的那个上下扳动小疙瘩掉了，还总没人修。这让我大为不满，可又不敢去找他们理论。便找了一颗小铁钉，准备插在开关上替代那个掉了的小疙瘩。
那晚，我兴冲冲到了澡堂后院，伸手便把铁钉插了进去，我还没来及扳动，就觉得有人重重在我胳膊肘上打了一拳，打得我倒退几步，几乎要倒在地上。我惊恐地环顾四周，感觉没有任何东西。有鬼！我吓得尿都没了，一溜烟跑回家。
后来，我把此事告诉大些的孩子，说澡堂有鬼。他们都笑我没知识，不知那是被电着了。以后我上了学，了解了电的知识，才知道当时是很危险的。
这是我生命历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涉及生死的危险。
由于离着近，我自搬到相府胡同，就一直在这个澡堂洗澡。洗一次好像是两角钱。在进门处的小柜台交钱买了牌儿，收钱的人就会喊：“一位！”马上就有人过来收你的牌儿，并给你安排铺位。
澡堂铺位的设置，很像火车车箱里旅客座位的格局，房子两边是铺位，铺位中间是通道。两个铺位是一个单元，单元与单元之间有一米高的木板相隔。单个铺位就是一张单人床，单元内的两个铺位之间，像火车一样也有一张小桌。客人洗完澡可以要壶茶，茶壶茶碗就放在这小桌上。
服务人员带你找到空闲的座位，你就可以脱衣了。脱下的衣服可以放在铺位下边的箱子里，这样你的东西会更安全些。因为就发生过有人来时穿身破烂，走时故意穿走别人的好衣服。如果衣袋里还有钱，那他会更高兴。不过我从不在乎，都是把衣服往铺位上一扔，就直奔浴室。
去浴室可以穿澡堂准备的木底趿拉板儿，也可自带拖鞋，但那时候很少有人这样做，人们并不在乎被传染上脚气。文明人还会用铺位上提前准备好的浴巾，围上下身，到浴室口再解下来放在筐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嫌麻烦。在浴室入口处有人会发给你一条热毛巾，是从蒸锅里拿出来的，可以放心使用。当然，自带毛巾澡堂的人也不反对。
浴室里有凉、温、热三个泡澡的大浴池，另外就是一排装在墙上的洗脸盆。来洗澡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分别进入这三个大水池。水池四周有一圈儿可以坐的台阶，新进去的人会找个地方坐下来。人多时，有人会主动挤一挤给你空出个地方。
像我这样的小孩儿一般洗凉水，老头们一般会洗热水，多数人选择温水，所以温水池里总是人最多。在池里泡够的人会玩命似地搓泥，顿时，他周围的水面就会出现一层泥卷。人们都是这样的洗法，池里的水到不了中午，就已浑浊得难以看到自己的身体。那时人们没有条件在家洗澡，洗澡只能去澡堂，所以并没有人抱怨澡堂的卫生条件不好。
澡堂门口虽然也有标牌提示：皮肤病患者禁止入内，但服务员并不检查。有一年春节前我去澡堂洗澡，回来腿上就长了癣，抹了一阵水杨酸软膏才好的。王大娘的孙子小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也是有一年春节前去洗澡，把脚给感染了，后来还化了脓，只好去医院。医生给他实施剜除手术，还处理得不好，竟然影响了脚的功能，走路都有点儿别扭了。
春节前人们都想讲讲卫生，可这时候去澡堂洗澡，池子里跟人粥似的，满池子病毒细菌，是越洗越不卫生，所以此后我尽量不在春节前那几天去洗澡。
澡堂没有淋浴，人们只能在洗脸盆里洗头，人多时排队不说，还没有热水，洗头的热水要从热水池中去取。而热水池虽热得我连手都不敢伸进去，可硬是有老头敢在里边洗澡。取水的人对此并不介意，照样用里边的水洗头。
有的人洗完澡，并不告辞，还要睡上一大觉。我是没有这样嗜好，洗完就走。
由于经常出入澡堂，很快就熟悉了里边的情况。澡堂里除了一般服务人员，还有搓澡工，不过全部是男的，没有异性服务。要想搓澡还得另外付费，我没有搓过，也不知要多少钱。还有修脚工，也是男的。顾客在躺椅上一躺，把脚在支架上一放，修脚工就可以把着脚丫子操作了。他用锋利的修脚刀，修指甲，片脚垫，挖鸡眼，感觉不像在修脚，倒像在雕刻什么艺术品。我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此项服务。
服务人员中，有一个高高胖胖的人，人们都叫他“老拧”。可感觉他并不像很“拧”的人，也可能是他姓“宁”吧。
还是一个装了一只假眼的人，人们说那只白浊的假眼是狗眼，不知是真是假。这个装了假眼的人总从澡堂里边的一个小门向外背炉灰。他背灰的工具是一种单肩背筐。他弓着腰把炉灰倒到澡堂院子的角院，再把煤背到那个小门里边，一趟又一趟。
那个小门有向上的台阶，里边有什么？我很好奇。一次洗澡时，我的座位正好就在小门边上，我趁门开的机会蹬上台阶，向里边张望。原来里边竟然是一条深沟，沟的一侧是一排炉膛，炉膛里都炉火通红。我猜测这里是澡堂烧水的地方，并想当然地认为那些炉膛就在我们洗澡的池子的下方。以后洗澡我总是嘀咕，池底千万别烧漏了，让我落到炉膛里。
清和园澡堂的西边，也就是我们门口上坡的拐角处，有一个向南开门的小院。是相府胡同10号，印象里它和澡堂共用这个门牌号。院里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一个叫小五儿，一个叫小六儿，一个比我小的孩子，叫小七儿。
后来知道，他们是清和园老板的孩子。老板姓刘，娶了两个媳妇。大媳妇生了四个孩子，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二媳妇生了三个个孩子，就是我们上坡的小五儿、小六儿、小七儿（后来又有了小八儿）。
老板有时住在二媳妇这儿，我偶尔能碰到他，是一个胖老头。小五的妈妈虽有些驼背，但很白，也比老板年轻。
后来，保定时兴公私合营，清和园澡堂也紧跟运动浪潮，刘老板就不再是澡堂的老板了。
我很想跟小五儿、小六儿玩，尤其是小五儿，听说他很会画画。但我不知怎么和他接近，他也从来不注意我，好像我并不存在。小六儿则喜欢练武。学武功一直是我的梦想，所以也总以一种羡慕的眼光看他。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他们家了，因为小七儿大了，我可以去找他玩儿。
他们家的院子不大，房子也只有一间西屋，虽然面积不小，但很矮，地面很低。房砖也不齐整，有大有小，感觉好像是用澡堂的建筑余料盖的。屋里光线不好，什么时间进去都黑咕隆咚的。还很阴湿，地面总是灰黑的深色。里边的家具都是旧式的，应该已用了很长的时间。梳妆台上的镜子，个别地方的水银已经变色，但上边有西洋磨花儿图案，让人感觉到它曾经是时尚物件。
大概在60年代的某一年，刘老板出门时跌了一跤，竟摔得昏迷不醒。家人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可他住院之后再没有回来，听说是死于脑溢血。
那时我对小五儿特崇拜，因为我喜欢画画，小五儿画画好，就成了我的偶像。小七儿曾跟我讲过他哥哥去西藏采风的事，还说了好多他哥哥的西藏奇遇，让我觉得新奇得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还看到小五儿在街上画两三房高的毛主席画像，画得跟画报上的一模一样。
我一直想找机会接近他，可是后来他们搬走了，搬到哪儿不知道。
搬走的原因是澡堂和他们家都成了危房。这些房子拆除后，那儿成了空地，有一角儿还竟然通到了枣儿胡同。枣儿胡同的孩子来空地玩儿时欺负我弟弟，我还因此跟他们打过一架。
1969年我去兵团时，那儿还是空地儿，1971年我借开会机会探家时那儿竟然冒出一个大院。一问母亲，原来是专为有钱有势的人盖的，里边住的大大小小都是官儿，还全是外边来户，没有我们胡同的一个人。
大概在90年代中期，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才重新见到小七儿，他是来投稿的。他在保定一个大厂的宣传部门工作，负责摄影，要在报纸上刊登照片。
他说，他哥哥（小五儿）在经营书画社，他妹妹在搞装裱。
后来得知，他哥哥是保定市人民艺术社社长，兼保定艺苑院长，兼保定市工艺美术学会副秘书长。他是保定市摄影家协会理事。他妹妹是保定知名的装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