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家乡话与“听说”——岁月划痕之七
——岁月划痕之七
母亲是在1954年，她26岁时离开家乡饶阳，到古城保定生活的。刚到保定时她一口饶阳话，后来孩子们都说保定话，她的饶阳话中不知不觉也有了保定味儿。到了老年，她的饶阳口音就不那么重了。可一旦老家来人，她与人家交谈不了几句就能“复位”，又说她地道的家乡话。
听着她那浓重乡音，我感觉那样的熟悉，那样的温暖，那样的亲切，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小时候母亲让我吃奶，不说“吃奶”，会说“吃妈妈”，我饿了也就嚷着“吃妈妈”。我大一点儿了母亲让我吃馒头，不说“吃馒头”而说“吃饽饽”，我饿了也就嚷着“吃饽饽”。进县城的时候母亲偶尔会给我买油条，但她不说“油条”，说“麻烫”，我嘴馋了也会嚷嚷着要“麻烫”。母亲给我喂菜、喂汤之前都要尝一尝，淡了她会说“寡”，再加一点儿盐。
小时候母亲教我的话，就这么有特色。我还记得她教的那些有关时间的词，如“黎明”教我是“傍明子”，“中午”教我是“晌午”，“傍晚”教我是“傍黑子”，“晚上”教我是“黑介”，“今天”教我是“今了个”，“昨天”教我是“夜了个”。有关动物的词，蚂蚁告诉我是“米羊”，蜻蜓告诉我是“麻浪”，“知了”告诉是“叽了”，蝈蝈告诉我是“叫官儿”，麻雀告诉我是“大家佬儿”，蝙蝠告诉我是“盐白虎儿”。母亲还说，“盐白虎儿”是老鼠偷盐吃变成的。看我吃了咸的东西，她还吓唬我会变成“盐白虎儿”。(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以上这些词，我现在还能学出当年的味儿，听着都跟唱歌似的，没在饶阳那块儿生活过的，没准会认为是外语呢。
母亲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多多咧”，只要她想强调某事“非常”得怎么样，就会这样说。记得小时候母亲就跟我讲过家乡的烟花“好看多多咧”。
那时候一到过年，邻村都要举办大型的烟花会。我姥爷怕女孩子晚上出去不安全，不让母亲去。可母亲还是和村里的小姐妹们一起偷偷跑去看。
母亲说烟花一放就半宿。有喷一房多高的“大梨花”，有能照亮夜空的“满天星”，有一种半人多高的“花树”，开了桃花开梨花，开了菊花开牡丹，一会儿变一种花，好看极了。最好看的是“小老鼠偷葡萄”。在一房高的架子上绑好了烟花，点燃后，会燃放出满架绿色的葡萄叶，一串串紫色的葡萄，最后是许多吱吱的小老鼠，闪着光在架上乱窜。
母亲虽然是尽量早回家，但还是免不了挨说。她说，那时觉得，能看上那么好看的烟花，挨说也是值得的。
别看母亲没有听大人的话，她却要求我听大人的话，用她的话说，就是要“听说”。在母亲的嘴里，“听说”是好孩子的主要标准，内涵丰富，无所不包。
据我的体会，不无理取闹要算一条，用母亲的话说，你不能“白不央的”就闹。可我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比如我曾坚持让母亲给我梳辫子。
当时我觉得，院里所有人中只有母亲长得最好。而且不知为什么，觉得母亲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她梳着大辫子。
有一天，我的爱美欲望大爆发，非让母亲给我也梳个她那样的大辫子，母亲说：“小小子不梳辫子。”我就在院儿里闹了起来。“我就要梳！我就要梳！”王大娘她们为此笑得前仰后合，我不管这些，见母亲不给我梳就哇哇大哭。“不啼唬（哭）就给你梳。”母亲笑着哄我，还真拿出梳子给我梳了一个辫子。梳好后，我兴冲冲地去照镜子，谁知镜子里的我，头上顶着一个用红头绳扎的“望天锥”，和说双簧的小丑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儿母亲那样的漂亮。我委屈得又大哭起来。妈妈哄我说：“等你大喽再给你梳好看的。”可妈妈说什么我都不听，就是一个劲儿地哭。妈妈也生气了，不再理我，任由我哭。我哭来哭去，感到又晕又累，不知什么时候趴在炕上睡着了。事后母亲就说我不“听说”。
再就是“不让干么儿就不干”，也得算一条。在这方面我做得也不好，母亲曾多次数落我。在母亲数落我的事例中，“丢粮本”的事我印象最深。
大概在1955年秋天，我们家发了购粮证，老百姓都叫它粮本。政府给每个人都规定了一个月吃多少粮食，干重活的多些，干轻活的少些。只要干一样的活儿，不管高矮胖瘦，胃口大小，都给一样的粮食。没有粮本，不仅从粮店买不了粮食，就是到了饭馆也吃不上饭，饭馆里的窝头、馒头、米饭、面条都要收粮票，而粮票要凭粮本从指标内支取。所以，粮本成了人们的命根子。
发粮本后不久，母亲带着我去买面，回来时我偏要拿着粮本。母亲不给，我就哭闹，母亲烦了，就把粮本给了我，还一再叮嘱：“拿好了，别弄没（mu）了。”
可粮本还真让我丢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扔掉的，母亲带我回去找也没有找到。这下可给父母惹了大麻烦，他们要东跑西颠地补办粮本。不但没买完的粮食泡了汤，连补办期间的粮食指标也作了废。那时是否还有农贸市场我不清楚，但父母还是弄到了粮食给我吃，我没有感到挨了饿。用母亲的话说是没有“摆着”（饿着）我。
与之对应的，“让干么儿就干么儿”，当然也就是“听说”了。
母亲很注重对我进行劳动教育，很小就让我干力所能及的活儿。什么倒水啦，倒土啦（胡同每天有收垃圾的人拉着车过来，听他一吆喝，就得赶紧把垃圾端出去），抬水啦，攥煤球啦，打酱油啦，打醋啦，很多很多。
我要是不愿意干，母亲会生气地说：“可求着你野勒盖子（额头）晒大粪了。”或者说：“少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了槽子糕了？”
记得有一次去打酱油，我竟然把钱给丢了，气得母亲说：“你就是奏（做）醋奏不酸。”
对于母亲的批评，我很反感，有时反感就流露到脸上，母亲会说：“你看你那个模样，气死木匠，难死画匠。”当然有时也会表扬：“这回做得不赖呆。”
不能“发废”，不能“割业”，也是母亲要求我听话时经常提到的。这两个词到底该怎么写，我不知道，反正我明白它的意思。不能“发废”就是不能调皮捣蛋，其中含有不能损坏东西的意思。“割业”看着像个佛教用语，其实不是，它指的是小孩打架，不能“割业”就是不能打架。
我知道母亲也曾“发废”过。她说她去看烟花时，捡未响的炮仗装在口袋里，结果把过年的新衣服烧了个大洞，并因此挨了我姥爷的训斥。这说明孩子“发废”是天性，我当然也具备这样的天性。
我们家有一个很精巧的小闹钟，Ω形外壳线条柔和流畅，黄铜壳体上有精致繁复的西洋纹饰，表蒙子微微外凸似乎有放大的作用，连背后上发条的钥匙都是铜柄钢头儿。上面的数字不是我认识的数字，而是一种怪怪的符号，父亲说是罗马数字。有一天我发现闹钟不走了，就决定动手修好它。我们院里心宅的父亲就是修钟表的，我觉得那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另外，我还听说，科学家小时候就喜欢拆东西，拆了研究里边的结构，所以才成了大科学家。于是，我趁母亲外出的机会用父亲的改锥打开了闹钟的后盖，里边全是黄铜的大小齿轮，一个咬着一个，我根本弄不清是怎么个关系，就用改锥拨来拨去。拨拉了一通没有效果，我便决定把零件全拆下来，再重新装回去。拆着拆着，突然“哗”地一声，发条全都崩了出来，并乱七八糟地卷在一起。我顿时傻了眼，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想把发条盘回去，可没有成功。我没有了研究的心情，把拆散的闹钟一股脑放到了抽屉里。
母亲发现后，愤怒地训斥我“发废”。我心里不服气，你小时候不也“发废”吗？
由于我“发废”后母亲总训斥我，所以我“发废”了尽量不让母亲知道。我有一把折叠小刀，是母亲买来让我削画画的铅笔的，可我总把它想象成是锋利的匕首，还用在它门口的土坡乱扎。一次扎的时候用力不当，小刀拆了过来，把我的手割了个口子。看着鲜血不断流出，我不敢去找母亲，而是去找小儿的妈妈。小儿的妈妈没有训斥我“发废”，而是心疼地直喊“宝贝”，并赶紧给我抹上药水包扎。所以我不怕小儿的妈妈知道我“发废”的事。
至于“割业”那更是孩子的天性。我跟院里的心宅、小儿、喜子都“割业”过，打完架又好了，不就得了。可母亲不这么看，“割业”了还是要说我的。
另外，母亲还把讲卫生放入“听说”范围，用她的饶阳话说得“格介”。她要求我眼上不能有“吃麻糊”（眼屎），鼻子上不能有“能带”（鼻涕），还嘱咐我上院里的“茅子”（厕所。我们院原有一个小厕所，后来废弃，成为南屋的杂物间）一定把纸扔到茅坑。我不能完全达到她的要求，她就说我不“听说”。
母亲还要求我吃东西前要洗手，我是经常忘了。一旦我肚子疼，她就会数落我不“格介”。不过她还是心疼我，会说：“我给你揉揉。”还会哼一个莫名其妙的歌谣：“肚子疼，找老赢，老赢没在家，找老八，老八不会扎，扎一肚子鸡把把。”
在母亲“听说”的范围中，还包括“稳当”。她总表扬小儿“听说”，好多情况都是指小儿“稳定”。对此我也不太服气，觉得女孩比男孩“稳当”那是应该的。
不过，我也可能比别的男孩子更不“稳当”一些，比如喜子。喜子就不像我总是慌慌张张的，没有稳当的时候。
我因为不“稳当”也挨过母亲不少的训斥。吃饭的时候，我爱端着碗乱跑，母亲就总要求我坐在“板床儿”（板凳）上稳稳当当地吃，我当然听不进去。一次吃饭时乱跑，就把碗给掉到地上，摔出了大璺。
还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玩得又热又渴，进门就找水喝。可暖壶是空的，我转脸看到了炉子上的烧水壶，上去对嘴儿就是一口。在奶奶的惊叫声中，我被烫得跳了起来。幸亏水还没有烧到要开的程度，不然我就得满嘴是泡了。后来，我的上膛还是掉了一层皮。那时奶奶正好在保定，她一直埋怨父母没有给我进行足够的安全教育。
母亲对奶奶非常尊重，我听她和父亲交谈提到奶奶时都是一口一个“咱娘”，她对奶奶的批评自然会虚心接收。不过母亲并非没有对我进行安全教育，只是对此没说而已，因此她根本就想不到我会那样做。
她曾一再警告我，不要到远处去瞎“磨丢”（好像专指孩子玩儿或散步），尤其不能跟陌生人走。她说有“拍花”的，专“拍”小孩。让“拍花”的“拍”了，就会迷迷糊糊地跟他们走，最后让他们卖了。
我很害怕，就把母亲给我说的“拍花”事跟胡同的孩子们讲了，不少孩子说他们早就知道。
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叫三模的孩子说，让“拍花”的“拍”了，就会看到两边都是水，只有脚下这一条路，而且后边有老虎在追，只能跟着“拍花”的走。“拍”的时候，“拍花”的人手里拿着一个装了药粉的布包，用这个布包在小孩头上一拍，药粉就进了小孩的鼻子，小孩就会出现幻觉，听“拍花”人的话。
他还说，“拍花”的要用小孩做药。做什么药呢？他说做“迷糊药”，用来“拍”小孩。可我想不明白，这么做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他们怎么会冒险杀人呢？
母亲还曾让我提防小偷，说有“奏（做）贼的”到了保定，专门偷人家的被褥衣物。进门后发现没人，就会把炕上的被褥衣物都裹到床单里，然后打个大包袱逃走。他会叫个三轮直奔火车站，让人没有追寻的机会。当我一个人在家时，就很害怕，担心“奏贼的”的上门。可他们一直没来，我觉得是我们院门儿的缘故，因为我们的院门很隐蔽，小偷可能难以发现。
母亲已经走了，她再也不会絮絮叨叨地让我“听说”，可她这个“听话”才是好孩子的观念，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我的观念，我也要求我的女儿“听说”，我也要求我的外孙“听说”。这个观念可能与现代教育的观念并不完全相符，可中国人有几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