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散文读书岁月

▲散文

读书岁月

双峰/游延年

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县城里读过的，那是一个狂热动荡的岁月。如今回想起来，依稀只能闪现出一些片段，但它们毕竟记录着我人生中不能抹去的一程轨迹和一个缩影。

片段之一：入学启蒙

“你为什么要读书？”这是我上小学第一天报名时，班主任提的第一个问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想都没想，顺口应答：“我长大了。”

老师和妈妈都楞了一下，然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笑，但我说的可是实话。因为在我的心里，上学与不上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走进校门以后就不再是光着屁股随地撸灰的“玩童”，而是一个能够读书识字的“学生”了。

班主任叫晏质新，她家离我家很近，只隔着十来户人家。然而，我们平时都不敢上她家去玩。大人们都说，这一家的成分不好。年幼的我们虽然不懂得这句话政治后果的严重性，但做了她的学生之后，只觉得她轻言细语的并不像她家的成分那样地令人可怕。

启蒙教育只有《语文》和《算术》，都是班主任教的。《语文》的前三课还记忆犹新，就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好象是关于“新学期”的，大意为“春天来了，我们去上学。见到了老师，我们齐声说：‘老师好！’老师高兴地回答：‘同学们好！’”《算术》更简单了，1～100的整字加减法。

两科第一次考试，我就打了“5分”。那时的“5分”，就是现在的“100分”。老师当时只表扬了两个字——“聪明！”于是，以后我对读书都聪明着。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的《语文》考了92分，《数学》比《语文》还要多5分。

片段之二：报纸惹祸

小学二年级的下学期，迎来了大革命。课堂里，没有再见到班主任老师。以后两年的时间里，校门照样开，课本照样发。但是，学生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可以走。

新换的老师是一个男的，温和的性情与他高大的身材有点不对称。不知他说过自己的名字没有，反正我是记不起来了。他才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守在教室里，却不会干涉我们的来去自由。

有一天，他悄悄地问我：“别人都去玩了，你为什么还坐在教室里呢？”我告诉他：“妈妈说是用辛苦钱送我读的书，如果回家发现我没做作业就要打我的。”他“哦”了一声，便每天走上讲台上起了课来，哪怕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坐着松松散散的几个学生。

班主任老师被开除的消息，我是以后知道的。

她妈妈家是地主出身，解放初期由于主动将家里的财产全部交出，加之平时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故而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她考上女子师范的时候，学校因为成分问题曾经犹豫过，是街政府出具了“服从改造，悔过自新”的证明后才被录取。她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不仅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质新”，而且还将眼睛也读成了高度近视。

这次之所以受到株连，是因为红卫兵操她家时，在妈妈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张被弄皱了的写有“最高指示”的报纸，于是认定她家对社会不满，并且全家被清洗去了农村接受触及灵魂的劳动改造。

从此之后，我的启蒙老师就像在人间蒸化了一样，再也没有了她的任何音讯。

片段之三：越墙偷书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虽然学生们都已经回到了课堂里，但教学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老师们都成了“臭老九”，他们的头整天都是低着的，连说话的语调也变得有气无力。

我们每天只上两节语文和两节算术，课本上的前几道题目是课堂作业，后几道是家庭作业，不会再增加任何课外读物和补习题目。放学回家后，我必须先做好家庭作业交妈妈验收，这是她的规定。妈妈只读过一年的扫盲夜校，所以从不指点题目的对错，只是看一看老师布置的几道题做没做，字写得好不好。

然后，我就会来到离家不远的房管会大院内，和同学曹跃新在球场上抽陀螺，比谁旋得快转得久。还有滚铁环，看谁溜得远玩的花样多。人多的时候，就一起玩捉迷藏。谁输了，就要伸出手来给赢家打。

一天，我们正在捉迷藏，曹跃新把我拉到旁边悄声地说：“等他们走了，我带你去一个秘密地方。”他神秘兮兮的样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好不容易等游戏做完，小伙伴们都各自散去，曹跃新才说：“走！”我跟着他左转右拐地绕过了几栋办公楼，来到了最后面的一栋平房处，门上挂着“档案室”的牌子。我茫然地看着曹跃新，他说：“这里面有好多书呢！”

门是锁着的，我们顺着房子转了一圈，在屋后的墙壁上看到了一个通风口。我比曹跃新要瘦小，于是他用肩膀顶着我从那口子爬了进去。里面黑漆漆的，模模糊糊地能看到遍地是书。我不敢往前走，就在脚边顺手捋起几叠丢了出去，心里有点发慌，身上还渗出了冷汗，我知道这是在做贼。

哆哆嗦嗦地攀着墙壁滑到了屋外的地面上，我匆匆地和曹跃新分了书，用衣服裹着书跑回家中将它们藏在了枕头下。记忆里，有连环画《水浒传》，李逵墨黑的连嘴胡须，背上插着两把斧头，他杀死了几只老虎，因为它们吃了他母亲；有厚厚的字书《西游记》，石头里蹦出的猴子打了三次白骨精，胖乎乎的猪八戒喜欢吃西瓜。哦，对了，每个妖精都想要吃唐僧肉，可是全死在了孙悟空的金箍棒下。

这些书后来不知流落到了哪里，唯一留下的只有一本《王羲之墨宝•草诀歌》的线装书。它至今还藏在我的书柜里，成为了我学书法时临碑习帖的范本。有几个朋友曾经想花钱买它，尽管价钱还不低，但都被我谢绝了。并不是有钱不知道赚，而是因为这本书见证着我一生中的一次鲜为人知的不光彩的事情。仿佛卖了它，我的丑闻也将会随之而传遍天下似的。

片段之四：街头学字

我们小学升初中，是不要进行升学考试的。按照“就近读书”的政策，我被分配到了县城关第二学校的初八班，班主任是吴玉珍老师。

她家是“体育世家”，丈夫是县体委的主任，她读师范时学的是体育专业，儿子在县排球队当队长。全班同学最羡慕的，还是她那身印着“体委12”字样的运动服。那时，我们的着装简单明了，男的解放服，女的列宁装，颜色是“纯三色”：黄、黑、灰。只有过节或者演出的时候，我们才能穿上白衬衣蓝裤子的盛装。

吴玉珍老师虽说是班主任，但不教我们的主课，只教政治和体育。

政治课就是每天学一篇毛主席语录，要求是会读会写会背。如果哪个同学放学时被留下了，那肯定是他没有背诵好当天教的毛主席语录。

体育课每个星期才两节，项目有三个：做广播体操、沿操场跑步和分组打球。吴老师的排球打得好，就经常要我们进行排球比赛，输了的队被罚为扫球场和教室。

放学回家后，我们还有一项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五个学生组成一组，在街上要拦住三个行人背毛主席语录，并且要做好记录：被拦的人是男是女，背的是哪一条语录。

我是组长，常常拦一些左邻右舍，要他们背一些最简单的，比如：“要斗私批修”、“要文斗，不要武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等。我还创新了这项活动，被评为了全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优秀分子”。

邻居里有一个姓邹的爷爷，是在街头摆摊子卖斗笠号斗笠的。“号斗笠”，就是卖主给买斗笠的人用毛笔写上买主的名字和买时的年月日，然后用桐油涂在这些字上使它永不掉墨。这样，一来可以起到实名制的作用，斗笠一旦丢失根据上面的名字就能找到失主；二来可以为斗笠增添文采，字写的越好看买主就越喜欢。

我来到邹爷爷的身边，一边看他号斗笠，一边说要是再写上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更好了。他想了想，说了三个字：“好主意！”之后好像还有什么要和我说，但又把话咽了回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号斗笠是按字数收钱的。他写上毛主席语录之后，字数多了很多但没有加一分钱。我说：“可以加啊。”他说：“不行，毛主席语录是不能卖钱的。再说，这是我主动写的，要别人加钱不是在强买强卖吗？做人要老实厚道哦!”

我对邹爷爷十分地敬重起来，同时提出要跟他学写毛笔字。他答应了，先在纸上写了50个常用姓和50个常用字，要我每天练习。第二天，我带了那本《草诀歌》给他看。他说：“这应该是你家的传家宝吧，一定要好好保存哦。”我不敢和邹爷爷说出这本书的来历，只问了“羲”字怎么读。他告诉我，王羲之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大书法家，这本帖写的是草体，一般的人都看不懂。他又指了指斗笠上的字说：“这是欧体，方正规范，只要是读了书的人就认识。”

我在纸上练了三个月之后，邹爷爷就要我到斗笠上去写。可是，我总觉得自己写在斗笠上的字不如写在纸上的好看。他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斗笠是个锥形，上面窄下面宽，所以每个字的排版要上紧下松才能有均衡感。你的上下一样大，如果写在纸上写是对的，但写在斗笠上就会显得头重脚轻呢。”

邹爷爷和我后来成为了忘年之交。在他的身边，我不仅学会了书法方面的惜帖、识体、结构和章法，而且还懂得了为人方面的实诚、心善、无欲和纯真。

片段之五：红色礼教

读初中的时候，每天还有一个政治礼仪是我至今难忘的，那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是在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响过之后，班长大声喊着：“全体起立。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全班同学仰望毛主席像，右手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班长又喊：“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同学齐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接着，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班长指定翻到“红宝书”的第几页，然后大声说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就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一般是因势而读。比如，常读的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如果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就读：“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如果要完成某项任务，会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果要整顿纪律，则少不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晚汇报”是在放学之前，大家齐读一些与批评、自我批评有关的语录，之后高唱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活动才告结束。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位亲密战友没有永远健康，而是坐飞机叛国外逃时被摔死在温都尔汗，“早请示晚汇报”活动也随即嘎然而止。

还有，在我们那个年代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的。只有当县属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晚上就会在露天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挂银幕放电影。开始看的是《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都是黑白影片。后来，看到了彩色的，主要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样板戏。

只要一有电影看的消息，我们兄弟三个就会催奶奶快做晚饭吃，然后在爸爸的带领下每人拿着小板凳去大礼堂占位子。不管是看过的还是没看过，我们每场都看，因为大礼堂离我家只有300米。

片段之六：英语老师

高中的班主任叫尚立礼，虽然也是女老师，但不是本地人。她的祖籍在哪儿，好像没有听她提起过。只知道她是随军家属，丈夫是新疆部队的军官，他们一家刚刚转到地方来工作。

我是在十四中读的高中，一看高六班就知道它是一个新办的学校。走进教室的时候，尚老师有三点就吸引住了我们：一是说普通话，可以说在此之前在我们县城里还没有听到过这么好听的声音；二是穿部队军服，虽然没有领章帽徽但这是那个年代最令人羡慕的时装；三是教英语课，我们高中才开这门课自然富有新鲜感。

我们坐好之后，只见她在黑板上写着：I am an English teacher Shang Lili。接着，她指着那些歪头歪脑的符号读了一句英语，然后说：“将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我是英语老师尚立礼。”

老师说，英文有26个字母，单词由字母组成，读音按国际音标来发声。从一个语系跑到另一个语系，我们一时难以穿越，只好采用自己的方法来学习。这就是，在单词上面标着中文，读重音时在前面加“∨”，读轻音时在底下划“—”，遇到问语音调上升时就在后面打“↗”。比如，“Who do you love（你爱谁）? I love chairman MAO（我爱毛主席）！”，就标成：“∨窝欧∨都∨优∨拉府↗？ ∨唉∨拉府∨穿们毛！”

不管这样的读法是准确还是不准确，但我们就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地蒙混了两年。恢复高考时，英语成绩虽然不计入总分，但它作为了加分的因素。我记得我是加了30多分的，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还高呼了一声：“∨赛嗯克∨优∨绕依∨玛齿∨应克里史（非常感谢英语）！”

《高中毕业证》上这样写着：“姓名：游延年；性别：男；年龄：17；班级：高六班；学校：湖南省新化县第十四中学（公章）；校长：王梅薰；发证日期：1974年12月31日。”这本红色的证书，不仅真实地证明了我的高中学历，而且也为我的中等教育阶段打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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