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也站街摆过摊儿

网上传来城管队员业余摆摊儿的新闻，舆论哗然。有称之为“业余经商的”，有称之为“卧底”的，也有称之为“换位思考”的。舆论所以惊愕，是因为城管队员一直是小贩的冤家对头，何以混迹于被自己不齿的摊贩之流？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想参与城管形象之争，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完善，所有的争议自会风平浪静，如同改革开放初期争议不休的“投机倒把”、“黄色歌曲”“自由化思潮”……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都有摊贩。没有摊贩的城市是没有活力和生气的。试想，如果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等没有“冰糖葫芦儿”、“青菜辣青椒”、“油炸臭豆腐”、“大小金鱼儿、蛤蟆秧子……“的吆喝，所有的旅游景点没有商贩摊点儿和五味杂陈的小吃，所有的城市只剩下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我们和外国的城市还有什么区别？难道就只剩下那些不同肤色不同毛发的人？

对小贩，我一直有一种天生的同情，不管他们是卖什么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怀念小时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杏仁茶的老爷爷、学校转角处卖酸磨糕、杏干和果丹皮的麻子大爷、在便道上出租小人儿书的大妈、推着车一边吆喝一边鸣着汽笛叫卖“熟梨糕”的大哥，还因为我也曾站街摆过摊儿，知道站街摆摊儿的酸辛。

1991年冬天。我在某区计委（现在叫发展改革委）当科长。那是个严酷的冬天：改革遇到难题，政府财力困难，年度预算赤字，大批产业工人下岗，摊群市场林立。当时有句民谣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啊！

有一天，政府主管领导找到我们主任说，你们的开支要自己想办法。现在政府各委办局自己动手解决人头开支，有的单位已经走在你们前头了！

领导走后，老实巴交的主任满面愁容地召集副主任和科长们开会。会上大家喷云吐雾，牢骚满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主任问我，你是从企业来的，你有什么好办法赚钱？这一年20多万办公费从哪里弄啊！我说，我们想想办法。主任说，我们一没有本钱，二没有经验，还能去摆摊儿吗？

我想反驳; 难道我们不能摆摊儿吗？只有下岗工人能摆摊儿吗？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卖点什么，所以没有说话。

我召集全科人员开会，研究既没有本钱又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赚钱的妙招。

副科长老巩是某领导的女婿，原是某银行支行的副行长，默不作声；

科员老王原是某运输场的副场长，听了我的话连连摇头：我就因为单位发不出工资才调入政府，怎么今天政府也发不出工资了？唉！

科员小胖，某领导的儿子，也一言不发。只有科员小黄，一个机灵得像个猴子似的大学毕业生，他说：我找我舅舅，赊点货来卖！

一周后，机关大院开来一辆集装箱货车。小黄的舅舅给我们运来5吨黑米，据说是省农科院在他们的田里试种的，质量很好，黑紫色的，闪闪发亮，算是赊欠给我们销售的商品。

下一步怎么办呢？

我派小黄到大胡同批发市场买来一批塑料包装袋，从物价局借来一个台称，把整麻袋的黑米分成一公斤的小包装。

工人出身的老王弄来一根废锯条，一根蜡烛，指挥小胖把锯条烤热，把装好的黑米封起来。

老巩脑子好，提前从报刊搜集了黑米的营养成分、对身体的益处处以及黑米粥的熬制方法，打印在一张小纸上，分别装进包装袋。这样，原本整麻袋装的黑米就变成了小包装的精装营养米。

最大的问题来了：谁去摆摊儿？

老巩说：我不能去，我岳父在市里工作，我老婆也在机关，要是看到我摆摊儿，非得跟我急了！

老王说，我当了多少年场长，好容易进了政府，要是让原来的部下看见了，我岂不成了“修脚的扒袜子，越干越倒行市了”！

小胖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和小黄面面相觑。

我说，现在黑米已经分装完了，不干也得干！每个人200袋，承包，自己找地方销售！

下班了，我带头用自行车推着一大包黑米回家。老婆以为单位分了福利，空欢喜过后又是一顿埋怨。

上哪里卖呢？黑米是价格很贵的杂粮，我住的这个地方，劳动人民居多，没有人买这种东西。那么，去有钱人居住的“五大道”附近试试！我仔仔细细地看了关于黑米的科普介绍，然后睡觉。

第二天早上五点，天还黑乎乎的，我就起床了，叫醒老婆，和我一起用洗衣服的大铝盆把黑米抬到借来的三轮车上，径直奔往天津高级住宅区附近的农贸市场早市。

虽然天没大亮，已经有很多摊贩在占位了，我占了一个路口，把三轮车停好。市场管理员过来收走两元管理费。我站在三轮旁边等待顾客道来。可是一直没有人理我。偶尔过来几个人看看，问我，是蚕砂吗？也有人问，是荞麦皮？黑豆？

天渐渐亮起来，买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就是没有人买黑米。我想，不行啊，9点早市就要散了，我也要去上班，不能把这一车的东西再拉回去啊！

于是我登上三轮，用有生以来最厚的脸皮吆喝起来：

“瞧一瞧看一看啊，我们是浙江农业科学院啊！

“这不是蚕砂不是黑豆，不是一般的黑米，是中科院试验田出产的乌金稻啊！

“这种米含有人体不可缺少的氨基酸和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含有大量的粗蛋白。粗脂肪啊！

“清朝的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吃了这里的紫米，将这种米列为贡米，这是皇家高贵的象征啊！家里有婴幼儿、中老年人、孕妇的，这就是营养的最佳选择啊！”

人们在我面前站住，问我，多少钱一袋？我说4块钱2斤！有人把钱递过来，我收了钱把一袋米递过去。

接着吆喝：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高层次的人吃高档次的米！这是试验田的品种来货不多，机会不要错过啊！”

买的人更多了。我几乎忙不过来了。

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挤过来，对我说：我是汽车研究所的，给我们送200袋可以吗？我说：好，你给我留个地址电话！又一个人挤到我面前说，我是建筑设计院的，给我们送200袋行吗？又一个人说，我是核物理研究院的……

我的天，原来知识分子是最好忽悠的！

一会儿的功夫，一车黑米卖完了！

我兴奋地数着钱。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位白发老者站在我的面前。他和蔼地问我：小伙子，你像个文化人啊？我是刚退下来的区委书记，能告诉我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吗？我不好意思地说：老书记，您好，我是某区政府的科长，中文系毕业的，今天第一次来练摊儿！

老书记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今天你这通吆喝不是谁都能喊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最在乎的就是这层脸皮，你让他在这儿摆摊儿吆喝还不如打他一顿！你能豁出来站摊，将来能干大事业啊！我也紧紧握住老书记的手，心情很激动。

一周过去了，我卖出1000多袋黑米。

老巩不肯出摊儿，通过朋友联系了几个单位毫无成果；小胖和小黄去了警备区干休所大院，卖出十几袋。最惨的是老王，去了一个偏僻的不会遇见亲友和同事的菜市场，又赶上下雪，一天只卖出一袋儿，中午还花了五块钱吃饭，亏了！

我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弟兄们异口同声地说“学不了”，因为实在张不开嘴。我把他们带到自己初战告捷的早市，我来吆喝，他们卖货。一个月以后，库存售罄。还清货款，净赚一万多元！

当我把一沓子钞票交给主任，主任目瞪口呆，说：你真的去摆摊儿了？我说：是的！主任说：以后千万不要这样了，咱丢不起这个人啊！我说：我一不偷二不抢，丢什么人呢！主任不语，但脸色很难看。

一周后，小黄告诉我，有人检举我们没有每天把钱交给单位财务科，有挪用公款的嫌疑；还有人议论，我们上交了一万多元，但是没有账目，只有个小本儿，那么上交的是不是全部利润？是不是有私分或贪污行为？主任再次找我，让我在适当的场合“说清楚”。

我气坏了，真是百口莫辩啊！怪不得人说：“干事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

一个月以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开发区的朋友邀请我到一家新成立的合资房地产开发公司任总经理。于是，我从政府辞职了。

记得到这家公司报到以后，政府“有关领导”专程派一位副主任坐着长途汽车去开发区找我的上级人事部门，说我临走的时候已经领了半个月的工资共92元，请人事部门转告我的香港老板，在给我发工资时千万不要给我发重了！当然，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直到今天，有人说小贩粗鄙、贪财，我一直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由于生活所迫，小贩当然重视每一分钱；但我更知道，所谓小贩的“粗鄙”和“贪财”，比起某些“国家干部”的心灵，实在要干净得多……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3544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