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
酒
最近，一个朋友问我，您知道当今中国一年酿酒的产量是多少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中国现在一年酒的总产量，可以为十三忆人口每人提供一百五十瓶酒。除开不喝酒的儿童、少年和老人、妇女，人均可以达到每天每人一瓶酒。对于酒的产量，我无从考证。听了这话，我既为人们的健康感到担忧，也为当今的物质极大丰富而感慨。
我不是一个酗酒的人。没有酒瘾，在家里吃饭从不沾酒。只是过年过节家人团聚，那是要喝点酒的。遇到外面的应酬，也可以端几杯。
按照习俗，过年一定是要喝酒的，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可是，在“文革”时期，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很多酒厂都“停产闹革命”了。当时的四川省巴中县清江区，近十万人口，辖九个乡镇，仅有一个清江酒厂，还是国有企业，都停产关门了。更不允许私人开作坊酿酒，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私人也没有粮食酿酒。我记得，有好几年过年，是没有酒喝的。白酒都是凭票供应，而酒票是不发给农村和农民的。的确有酒瘾的人，只好用自己家里做的醪糟当酒喝。也有人托熟人从医院弄回消毒酒精，兑水以后当酒喝。那个年代，城里乡下都见不到酒疯子，应该是我们国家戒酒最彻底的时期。
我从学校回到农村的第二年，大概是1969年的春节，乡上通知，给我们生产队分了三十斤过年酒。听说这些酒，是清江酒厂“抓革命、促生产”，用苕干酿出来的。这真是一个天大喜讯，迅速传到家喻户晓。可是，分酒，却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人提出，按照户口数量平均分配，可是马上被其他人否决，说各家各户人口有多有少，那样不公平。有人提出，就按照人口数量分配，也被其他人否决，说是人口有大人小孩，男人女人，而给不喝酒的小孩、女人分酒那是不公平的。也有人提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不应该分酒，社长、会计、组长、记工员等社干部应该多分酒，有人就说，“黑五类”也是人，都是同祖同宗，都是同样劳动，过年酒都不给他们分，未免太绝情了。争来争去，社长没了辙，只好说，那就先由生产队集体把钱垫起，派人去把酒买回来，办法想好再分配，大家都同意了。
于是，社长就派了一个比较可靠，身强力壮的人，第二天去乡供销社买酒。被安排去买酒的人，是一个强壮如虎、憨厚如牛、心细如猫、胆小如鼠的人。他得到这个任务，深感责任重大，压力憋在心里。他专门把自己家里装着泡菜的一个能够装下三四十斤水的大菜缸腾了出来，找出一个背谷子的篾背篼，背篼里面垫上谷草，在谷草窝里再放下菜缸。他还详细的检查了一下背绳，看到是十分牢靠的，这才放心地背上酒缸，上路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从家里到兴文乡供销社，大约十五华里。那时农村没有一条乡村公路，赶场都是走山间小路。特别是要从碓窝梁下山，经过断桥河的跳凳子过河，跳过大约高两米、间距六十公分的石凳子，再爬上万家梁一段险路。河谷到山梁，自然高差近两百米，荒无人烟，野草丛生，坡陡路窄，道路蜿蜒而坷坎。常言说，下坡脚杆短，上坡脚杆软，一下再一上，汗水都流光（光就是完的意思）。但是对于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的他来说，真如家常便饭。
他早饭后出发，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乡供销社的门市。他放下背篼，拿出村上开的介绍，顺利的开了票，交了钱，开始提货。供销社装酒的是一个能够装三四百斤酒的大瓷缸，营业员先用称称了大叔的菜缸，作为皮重记下，开始用一个铁皮做成的手动的抽水器，用手上下摇动，把酒从大缸往菜缸里抽，大概够重量了，两个人就把装了酒的菜缸抬起来称，用勺子添补，直到斤满称平。称好后，用塑料薄膜结实的封好缸口，再把酒缸装在背篼里。他庆幸的感到，今天办事十分顺利，背起酒就上路回家了。
冬腊月的天，差娃子的脸。早上出来还是好好的天，突然下起毛飞细雨。路上开始有些滑了。他百倍细心地前行着，他知道全社的几十户人家，一百多号人，都在期盼他背的过年酒。想到这里，他的脚步迈得更加扎实了。脚趾都要把草鞋抓穿，一个脚印就是一个坑。 不知不觉走到了万家梁，开始走下山路了。他更是如履薄冰，步步把稳。眼看快要到跳凳子了，突然脚下一滑，他连人带缸滚了下去。菜缸拌碎了，白花花的酒就直往河里流。他的脸上、脚上、手上，都被路旁的荆棘划破好多伤口，鲜血直流。他痴呆的坐在泥泞路上，没有哭声。眼泪从他的眼眶里倾泻出来，直往脸上淌。他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自己的胸膛，然后捡起背篼，猛地摔倒河里。
他清楚地知道后果，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已经绝望了，几乎是瘫痪了，仰卧在泥泞里。他恨这个鬼天气，他恨社长为什么要派他来买酒，他恨那个菜缸怎么如此脆弱，他恨这条路怎么这样滑，他恨自己不争气，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从没有跌倒过，怎么今天跌倒了？他该怎样去给家人和乡亲交代？满腹的怨恨变成满腹的恐惧，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给社长交代，怎么样去给乡亲们交代。。。。。。
眼前，几年没有喝酒的乡亲们渴望喝上过年酒的一个个眼神，充满责备和怨恨的一声声谩骂，家里人感到丢人和伤心的一张张面孔，需要全家人辛苦一年才能挣到那么多钱的巨额赔款（那时一个主劳一天挣十个工分，算作一个劳动日，其价值就只值一毛二分钱)，都像催命鬼一样直向他轰来，他一下子傻了，痴了，疯了。他颤惊惊的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河边，猛然跳了下去。。。。。。
到了下午，家里人见他没有回家，开始打听他的去处。问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只好沿着赶场的那条小路，细心地寻找。当他来到出事的地方，闻到满地的酒香，看到摔破的菜缸，找到河边落下的草鞋，望着漂浮在河水里的背篼和谷草，他知道，父亲已经随同流逝的河水，默默地走了。
全生产队的人都来到断桥河，沿着河边往下游寻找。快到天黑，终于在河中的一个乱石堆里，找到了他的遗体。说是凶死的，不能进堂屋，就只好把遗体摊在院坝边上。家里没有棺材，更没有可以做棺材的木材，只好用篾席把遗体卷起。没有粮食请人办理丧事，生产队就借给了一点粮食。好心的人说，他是因公，于是由生产队安排人去帮助安排后事。第二天，没有烧纸，没有鞭炮，也没有香腊,更没有花圈和送葬的锣鼓唢呐，他的遗体就被安埋了。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发生一切。
没过几天，就过年了。听说临近的大队、生产队的社员过年，都喝上了苕干酒。可是我们生产队各家各户的团年席上，都没有摆酒杯，都没有酒喝。大家都害怕说“酒”这个字眼，祝酒词更是犯了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