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服饰的“蓝”在《边城》中的文化意义
蓝色是静默，巨大的寂静，也就是靠近无限的颜色，同时也是人体内代表忧郁、感伤及初始体验的颜色。倘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中有关于颜色的一则阐述的话，蓝色代表的就是原始乡愁、理念的颜色。
1890年7月，凡高作了一幅名叫《麦田飞鸦》或叫做《乌云密布的天空和麦田上的乌鸦》的画，在作完画后，凡高说：“我不需要故意表达凄凉与极端孤独的心情，我完全被衬着群山的广大无边的麦田吸引住了，平原辽阔如海洋，美妙的蓝色，温柔的绿色，一小片犁过与播下种子的土地的紫色——在这一切的上面，是带着美妙的蓝色、白色、粉色、紫色调子的天空。”就是在蓝色遥远而忧郁的天空下，乌云密布，飞舞着群鸦；正是画中迎风飞窜的群鸦和天空中蓝色忧郁的压抑，不久以后凡高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孤独、贫困的一生。
而苗族历史过程，何尝又不是在孤独、贫困中挣扎呢？《边城》里的主要人物老船夫与翠翠，何尝又不是也在这样的孤独、贫困中挣扎呢？
据民国《铜仁府志》摘自前志的资料说明，这块过去被称为“红苗腹心”地区，自“前明设府以来，其遥远者土司不能辖。顺治十五年，知府梁樊宸率众至铜鼓滩攻杀之，追逐数里，苗始知惧”。后来苗族起义反抗，雍正“七年讨平之”。乾隆嘉庆年间，石柳邓起义被镇压，“改松桃为直隶厅，更设苗弁，自守备选外委一百余名，录以苗兵，听其约束。由是风俗顿改，饮食衣服与汉无殊”。镇压这次苗族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总理苗疆边务”大臣的傅鼐在“善后事宜”中就强制苗族“发则不论生熟苗人，皆令剃之”。比起清初“唯寨长剃发来更加严厉”。因此，湘西、黔东“红苗”地区，自嘉庆元年以后，“男皆剃发，衣帽悉仿汉人，惟项带银圈一二圈，亦多不留须者。……近城女苗闲学汉装”。时至清末民初，过去的“红苗”地区男装几乎全部消失，女装也逐渐“满服”化，没有了过去用斑丝，红布作著的褶裙。服饰色彩也由过去的尚红到光绪年间以后的尚青（光绪《铜仁府志•苗蛮》：“青布裹头，衣尚青……近则少妇多用浅蓝亦名月蓝”）。
苗族，在被镇压过后服饰由红变蓝；而蓝，这种无限遥远的颜色，代表忧郁、感伤、孤独、贫困，于是苗族离生活的自由更加遥远，只能在挣扎与反抗之中更加孤独、贫困。而《边城》，就“边城”两字，并不是指一边地小城，而是指为了镇压苗民起义而修筑的城墙，即现在作为游览观光的南方长城。南方长城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把苗族分为“生苗”与“熟苗”。一垛用巨石堆砌起来拼接而成的高墙，从此将骨肉同胞分离，将亲情隔断，成了良民与蛮匪的分界线，也成了苗族定居与漂泊，生与死的风水岭。被同化的“熟苗”已经安顿下来，在长城以东耕种着朝廷分给他们的土地；而不服王化的“生苗”则被赶出边城以西更遥远的地方。因此，有了长城就有战争，就有杀戮与死亡，就有噩梦与诅咒。苗族作家伍略说：“长城的出现揭露了一切，权力的用处是可以使自己成为正统而使他人成为非法，就是可以明目张胆地以私欲为出发点去诠释一切。一方千秋霸业意味着另一方的流离失所，一方的捷报意味着另一方的噩耗。”由此可以看出，“边城”是战争的城墙，是杀戮与死亡的城墙，是噩梦般的城墙，然而“边城”里的人们却要依然过着世上最苦难、最受压迫和欺凌的日子。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是个边地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当然，边城的时间概念，总是与苗族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文化概念，朱光潜说：“《边城》表现出受到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边城》的这种孤独感，是那种沉忧隐痛，似乎能让我们触摸到的历史感的空间。
苗族，在被镇压之后，服饰由红变蓝；而蓝的忧郁与压抑、孤独与隐痛，沈从文“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时，来看《边城》里的开头是怎样叙事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硐”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
这简短的开头，一连用了七个“一”。从“一”的基调里就可以得知，以后的故事情节也只能剩下“一”：翠翠独自一人在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一”不光是在故事情节表现为这一层面，它更多的是表现为孤独与隔膜，封闭与落后。《边城》的问世，湘西就上升到人类学的高度，是一个堪以约克纳帕塔法和马贡多媲美的想象王国。于是要理解《边城》，就必须上升到人类学的角度，这不光是要了解这一地区的地理状况，人们的生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心理状况，而且要深入到历史之中去探讨造成这种文化心理的原因。于是造成这种“一”的孤独感，是这个少数民族产生的自卑心理特征，沈从文从而想在这种自卑的孤独感中建立一个想象王国，对这一个王国进行牧歌般的挽调。同时也是对这种孤独感的反思，对强势文化的厌恶。“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者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如此“一”的孤独感，道出了一个地方的封闭，一个民族的受压迫，以及这个民族内部中生活着的人们那种互不理解，交流单一的状态，甚至道出了历史文化的根深蒂固与人生命运的变幻无常。翠翠在固守着纯净无暇的爱的世界的同时，却在遭受着悲惨命运的席卷。由于爱的惟“一”，以致造成天灾人祸、出走破灭的人生道路。在人生道路上的坚守与漂泊，凌宇概括为“常”与“变”。他说：“作者笔下的‘常’与‘变’主要包括四种历史因素：依旧保留在湘西原始民性中的‘朴素人情美’，下层人民世代承袭的可悲的人生命运（常）；新旧军阀横征暴敛，烧抢屠戮制造的悲剧，侵入湘西下的现代文明，带来的乡村经济破产与人性的沦落（变）。”可见《边城》是作为坚守“朴素人情美”的“一”部分。
蓝色是宁静的，宁静如天空，如湖面；而《边城》也是宁静的，是一部宁静的田园牧歌。沈从文在里面写道：“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如一座一座宝塔。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浆洗的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着白布花围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与世无争固然好，但是生活中的“变”，这种日子也只是在想象王国里度过的。从历史上看，在这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要过着如此宁静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宁静的描写背后，却在潜伏着一种生命的悲哀。“但这些人想些什么？谁知道！”“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显然，沈从文“他没有认识到，新的人与人关系的诞生，必须孕育于社会根本变革的阵痛之中；也未能看到，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萌发，生长。”同时，他也没有深刻地描写到这个少数民族的苦难挣扎史，即使他看到了杀头，了解这个少数民族的被镇压，然而真正的痛楚与苦难他没有深刻地挖掘，他把它们隐入到了心中，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他“对社会人生的忠实，使他没有盲目地奏起乡村人情美胜利的乐章，有意做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他始终出于这种人情美被毁灭的颤栗之中”。是的，他只是对人情美被毁灭有一种颤栗，而他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被压迫、被剥削、被杀戮始终保持着冷静。于是他只能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于是，他的乡村人情美的乐章就奏了起来。这种乐章，只能在他的想象王国奏响，那在现实与历史之中，这乐章却映衬着沉郁隐痛：生命的孤独、隔膜。蓝色而遥远的天空，使人产生孤独、渺茫、忧郁的心理。《边城》的田园牧歌调子背后，总是隐藏着一种孤独感。
从翠翠的形象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翠翠就是那样的“一”个人时，我们却又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呈现出了一种弊病：野蛮和天真。在没有受到文明驯化的人，自身具有着自然属性，而社会属性是短缺的。天真，这本身就是一种病。“她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不是她从不想到，而是她根本就想不到，因为她是生活在一个闭塞孤独的自然之中。在没有受到文明社会的洗礼，她永远是“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个小兽物”。在人性与动物性之中，当然她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只是她的无知，天真活泼，限定她只能在自然属性中接受命运。她超越不了这种命运：一个男人为她而死，另一个男人离家出走。她只有在等待中接受事实，因为她是属于这一自然之中，她是无法离开这个地方的，她的命就是纯真地生活在这狭小的空间。她是悲哀的。因为她代表着这个民族的妇女形象，只能在承受苦难下顽强地生存下去，于是她的纯真又是一种生命的反抗。因此同时，她又是伟大的。当然，这种反抗不光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表现，而且是对历史命运，人生命运的等待与坚守。于是沈从文只能无奈地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他只能如此而已了，因为历史在发展，这个民族的命运该将如何？那只有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