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
母亲有两个妹妹，我们叫她俩大姨和岁姨。大姨小母亲十一岁，七零年秋天姨父探亲的时候结的婚，第二年夏天就有了表弟永忠。姨父是一位高大威武的军人，在宁夏银川部队当军官。亲戚邻居都很羡慕大姨，说她有福气命好。
七二年夏末，大姨又要抱着小表弟去宁夏找姨父，母亲知道了这个准确消息，打发正放暑假的我和妹妹桂琴带着礼物去绛帐火车站送行。
大姨很喜欢我们，每次见到我们，都会把我搂在怀里猫儿狗儿的疼爱，还会给我们买好吃的香东西。去年大姨出了月子后由别人带着去了一趟姨父当兵的地方，这次她独自一人带着表弟去银川。那时候社会风气好，治安状况也好，试想一个不识字的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独自一人抱着幼子，千里迢迢坐火车去找丈夫，中途还要换几次车，换成现在，早就被人拐卖掉了。
对于母亲的决定，我很高兴，也很愿意去。见到大姨能看到虎头虎脑一岁多的表弟，我们都很喜欢他，大姨肯定还会给我们买香东西吃。最主要的是我还可以去火车站，进去看看要坐车的人是怎么排除买票。火车票是什么样的，怎么坐在候车室里等车，怎么出站检票。又幻想着跟着大姨出了检票口走到月台，她抱着表弟上了车，从窗口探出头来，不停的和我们说着离别话。火车开动的时候，大姨招手和我们说再见，回去吧！我和妹妹流着泪挥着手跟随着火车跑一会儿，最后看见火车走远了，我们才不情愿的停下来，依依不舍的返身回去。这种场景只有在课本和在电影里看到过，现在即将就要在我身上发生，我很激动。以后也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我见到火车了，我还送过亲戚上火车……。一路上就这样兴奋的胡思乱想着，急匆匆的赶到了火车站。
站上就一条东西街道，我们从站东双庙坡下来，走到街道一直往西走。火车站就在站东街道南边，不到一米高的台阶上是一个不大的广场，广场南侧就是几间不是很大的候车室兼售票处，候车室南门打开就是火车站月台，月台前面就是东来西去的陇海铁路了。
那时应该是八月底，天气很好，已经没有七月份那么炎热，是一个瓜果飘香的季节。火车站前面的马路上很热闹，东来西去的车辆和行人很多。我带着妹妹走进候车室，里面人很多，闹嚷嚷的。没有看到大姨，就又退出北门，下了台阶，站在路边等候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柏林！柏林——”有人在喊我。
循声觅去，大姨从东面走了过来。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很新，打扮很朴素。怀里抱着表弟，身上只背一个很小的布包，再没有其他东西。也没有看到有人送她，不知十几里的路她抱着一个孩子是怎么走来的。她脸色显得很苍白，神情很憔悴，是不是走之前和家里人闹矛盾了我也不知道，显然没有以前看到我们的时候那种高兴和喜爱劲。
我和桂琴高兴的走过去，站在路南的台阶下，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总感觉大姨那天情绪不是很好，心事重重的样子。
“看！看！看！……”大姨突然惊叫起来，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怎么回事，就感到一个庞然大物向我猛撞了过来，我被撞飞了，狠狠的摔在水泥路面上，头被磕在路面上，觉得很疼很痛。
大姨惊呼的扑过来，把我拉起来，痛斥了起来：
“你是是怎么骑的车？长眼睛没有？这么宽的路怎么往人身上骑？……走！走！带他到医院看病。”她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泼辣的拉住那个人的衣服，不让他走。
我头上脸衣服上沾满土，挣扎着呲牙咧嘴的站起来，这才看清是一个黑红色四方脸膛，脸上长满小疙瘩，中等个子的小伙子骑车从东向西撞翻了我。
他也吓坏了，闯下这样的大祸，面对大姨的怒斥和责问，唯唯诺诺答应一起去西边绛帐地段医院检查看病。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就觉得刚才碰得头很疼，这样被人押着去医院象犯人一样很难不好意思，难为情，我不愿去。
大姨看到我头上流血，才看到我后脑勺被磕破了，就让那个小伙了带上我去附近的小诊所涂点药水消消毒。我、妹妹，那位小伙了，大姨怀里抱着小表弟，一行五人找到附近一家小诊所，给我的后脑勺磕破的地方涂了很多红颜色叫做红贡的消毒药水。完了后大姨还一定坚持要他带我去医院再检查，看还有没有撞出其他毛病，那个小伙子答应了。可我坚持不愿去，最后大姨才极不情愿的放走了那个小伙子。
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使我变得狠狈不堪而自卑起来，后脑勺上红红的一片，头发乱蓬蓬的象鸡窝一样，衣服和裤子很脏破很旧，脚面黑漆漆的很脏，脚上穿的圆口布鞋两只大舅也钻了出来。由于刚才被撞倒在地，头上、脸上、衣服、裤子，鞋面上全是黄土，并且还哭丧着一副嘴脸，样子非常非常的难看和丑陋。
我们站在路边，沉默了一会。大姨突然接过我手里的东西对我说：“你两个回去吧，回去吧！”她那天显得很烦躁，心情很不好。
我站在那里没动，我不想回去，她还没有买姨好东西给我们吃，我还没有看到她买的火车票，我还没有送她上火车和她挥手告别呢。
“你两个回去吧，回去吧！”大姨一个劲儿这样说，催促我们回去。今天我们的送行，给她凭空增添了很多的麻烦和不便，成了她的累赘和负担。
就这样，我们来送大姨坐火车，却连火车站候车室的门都没有进去，就极不情愿的被她打发回去了。
回到家后，母亲一个劲的追问，是不是送大姨送到站台上，看她坐上火车走了，才回来的。我不想让她失望，也想给自己保留一个虚假的美好回忆，就对她说假话。是的，我们是看到那天大姨坐上火车走了，我们才回来了。桂琴站在旁边看着我，没有戳破，不吭声。
母亲觉得这个结果太过完美，后来又一次追问那天的事情，我还是一口咬定说假话，等大姨坐上火车走了，我们才回来的。在一旁一直偷偷笑着的妹妹，再也憋不住，突然大声笑着说：
“才不是这样，我哥说假话，我们还没有看到大姨买票就被她打发回来了，根本就没有看到她坐上火车。”
我无话可说。
直到现在我后脑勺上一块不长毛发的疤痕就是那天被撞后留下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于昆明昆阳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