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峡平湖水滨乡
高峡平湖水滨乡
欧阳克俭
一
友山水，居舟中，游水湄，移渚上，登岗峦。
不曾想到，事隔二十年，我又来到文斗。
当年这个高山上的奇异村落，随着“三板溪电站”的修建及其库区的出现，竟至成了滨湖水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天地景象迥异。高峡出平湖，文斗可无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我顺着激流飞湍的清水江，逆水舟行，去拜访一个名叫文斗的地方。
抵达河口，弃舟登岸。那时的文斗，像一个小家碧玉，还藏在大山的深处，羞于示人。
从河口去文斗，还得爬很多的山路。
我是在与已故台湾著名作家姜穆生前的交往中，开始对他的家乡文斗有所关注的。用姜穆先生的话来说，早年的文斗寨，散落在冲冲岭岭之上，总共不过百十来户人家，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化外”之地。后来，即使纳入了中央的版图治理，上寨隶属黎平府开泰县、下寨却隶属镇远府天柱县管辖，到底还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因为山寨似乎从不依赖外援，也极少输出。自耕自种，自纺自织，自给自足。山寨风光秀丽，百姓怡然自乐，“不知有汉”，俨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可是，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朱桢率30万大军进剿清水江流域侗族人民起义军，蓦然发现此地“干直、坚韧、耐腐”的优质“苗杉”资源异常丰富后，便上奏了朝廷，朝廷遂派员到清水江流域特别是锦屏一带大量征集“皇木”，通过清水江这条黄金水道，入沅水、下洞庭、入江淮，直运京都，用于修建皇城宫殿、亭苑台阁、庙坛陵寝。其时，文斗更是日月穿不透的深山箐野，茂密丛林、古木阴稠，所产苗杉自然在其所征之列。
由此，文斗封闭的山门才得以洞开。
清王朝采办“皇木”，较之明代有过之无不及。从专官采办到商人代办，“三帮”、“五勷”大量外省木商，遂接踵蜂拥，纷至沓来，木材贸易一时蓬勃发展，蔚为大观。
据史料记载，特别是有清一代，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日趋繁荣，而文斗一带赖以山多、杉巨，获利颇多。木值暴涨，官商人趋利，导致“争江”的发生，更刺激了地方势力对杉山林木投机性、赌博性的买卖交易。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地区如火如荼的植树造林活动，从垦地、播种、育苗、栽种、管理、伐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技术体系。人工造林技术的日臻成熟，使其林木资源迅速得到补充，反过来又促进了木材贸易经济的繁荣，使开发利用逐渐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从而带动了一方经济、社会、文化的空前繁荣。
到了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文斗迅速地发展起来，上、下两寨已然连成一体，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千家寨”。
寨中有条“金子街”连通上、下文斗。寨边的古树遮天蔽日，寨中的吊脚木楼鳞次栉比，还开有集市。街旁案桌、店铺林立，齐齐整整。山寨、田园、绿水、青山融为一体，胜如世外桃源。下江的买木客、佃山人、杂货商穿梭其间，一条街车水马龙，灯火通明……
也因此，文斗不仅成了山客、水客逐利的“乐园”，也成了外来寻业谋生者的“天堂”。后来，竟有“黄白冠千家”的巨富，斥资筑路架桥、建宗祠大院、筑寨堡、办团练武装、迎师就读教子求名……这便使得文斗这个小小的苗寨竟出现了一大批能“文”、能“武”之人。
仅清代道光后，这个小小的苗寨，七品以上文职的就有姜吉兆、姜吉瑞、朱达清、姜名卿、姜起渭、姜德相等十余人；而七品以上武职的则有朱洪章、姜毓英、姜毓萃、姜沛霖、姜兆青、姜兆宗、姜玉海、姜述圣、姜灿林、姜恩显、姜玉显、姜开义、姜再富、姜乔卯等数十众。其中，进士出身的有姜德相，举人出身的有姜吉兆、朱达清、姜吉瑞、姜起渭。而如姜载渭、姜荣渭、姜毓芳、姜毓芝、姜贵卿、姜元卿、姜佐卿、姜选卿、姜宗望、曹辰周、姜岩生、姜文助、姜绍魁、姜弘道、姜周隆、姜之彬、姜文炯、姜国昌、姜朝佐、龙文魁、姜安海、曹聚周等二十余众，则皆系入贡选拔之人。
至于清朝一品大臣、名列《清史•人物传》，道光十一年（1831年）生于文斗的朱洪章则是被《清史本传》称为“中兴一时名将”，且有《鹤阳新河诗集》和《从戎纪略》传世的“文武”之人；而文斗台湾籍著名作家姜穆，一生著作等身，更有华语“文坛快手”之誉。
那一年，我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专程走河口、瑶光、文斗一带，就是奔这一特异的“文武”现象而去的。
文斗给予我的馈赠，让我受益至今。
今日再访文斗，所庆幸的是，原来所担心的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的“三板溪电站”，高185。5米的世界级高坝下闸蓄水后，那个桃花源般的村庄是否会随之化着一绺烟云消散弗存；即使抬高后靠或搬迁，原来依附村庄所存在的那些当属国家级的文化遗产，会不会被支离和消解？诸如此类顾虑，已属多余。
日月轮回、兴衰更替。文斗，昔日桃源并未化烟云！
高峡出平湖，文斗滨湖乡。今日文斗，当年村落形貌依旧，风光如昨，繁华依然。
一个美丽神奇的村庄不仅没有沉落、消失，反而以另外一种形式接续未来。
二
当年的文斗，较之山外的世界，可谓弹丸之地。但是，地方虽不大，却有两条让外人羡慕的“金子街”。
说是金子街，其实也只不过是用大青石板铺成的“石板路”罢了。
从河口水码头上山，要爬两座山岭。两条青石板路，就依岭而上，纵铺数里。水码头是起点，终点连接着文斗上、下两寨。
文斗有条金子街
个个姑娘跑进来
自从会说话时起，文斗人都会唱这首山歌，这是“金子街”人的荣耀。
因为在周边四十八个苗村侗寨，像这样的“金子街”，只有文斗才有。
后来，其它村寨把公路修进了寨子，只有文斗人还沉湎在祖先留下来的这份荣耀里。因为有了这样一条街，文斗的媳妇、姑娘们到井边挑水，都可以穿着布鞋。下雨天在文斗寨上转一圈，连鞋底都不会打湿……
这样的地方，周边村寨的姑娘谁都争相嫁进来。你说，文斗人能不自豪吗？
村头寨尾，井边路旁，一棵棵承载了千年风雨剥蚀，苍老如虬龙却依然生机勃发的古树，恍如一个个时光老人和一部部古老的线装书，仍然不厌其烦向我们讲述起一些古老而鲜活的掌故：
“元时，丛林密茂，古木荫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诚为深山箐野之地乎！明时……族人只知开坎砌田，挖山栽杉……”
这是一本古旧、字迹漫漶，难以辨识编撰年代，不可卒读的《姜氏家谱》残本所记录下的只言片语，却真实地记录下了文斗一寨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的场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明代初期，至少在明代中叶，清水江畔的文斗一寨的先民们就已开始山田互补、林粮间作这种循环有序，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了。
“不拘远近杉木，吾等依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违罚银十两。各甲之街分落，日后颓坏者自己修补，不遵禁者罚银五两，日后兴众修补。四至油山，不许乱伐乱捡，如违罚银五两。后龙之阶，不许放六畜践踏，如违罚银三两补修……”
这是一通刊刻于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如今仍显赫、肃穆，伫立于寨旁的《名垂万古碑》。因所禁内容有六，俗称“六禁碑”。
历经了235年的“六禁碑”，为我们留存下了古代少数民族先民们十分珍贵的环保实证。据文物专家鉴定，这通古碑，是清水江流域乃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林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块“环保碑”，是一部以碑刻形式记录下来的较为完整的地方性环保法规。
为什么要刻立这块石碑？文斗寨老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在当地妇孺皆知的动人故事：
“文斗寨头有一株大杉树，被当地人称为“杉木王”，尊其为神树。乾隆年间，有人被砍卖杉木的巨大利润所趋，乱砍滥伐，导致杉木资源锐减，特别是村寨周边的古树被大量砍伐，村容村貌一时颓隳。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寨老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但又苦于没有良策制止。不得以之下，就去求助于“杉木王”。人神共商的结果，导演了一出“苦肉计”，以唤醒大家的良知。族长挥起斧头，当众砍伐“杉木王”。几斧下去，“杉木王”流出了鲜红的浆液。老百姓惶恐不已，以为神树流血，恐遭天谴，遂跪求族长停止砍伐。族长抓住时机，要大家面对“神树”发誓，保证今后不再乱砍滥伐。凡事，砍而必种，有植有伐，永续利用。”
寨老遂倡议立碑，以儆效尤。于是，就留下了眼前的这通“六禁碑”。
三
此行前的一些日子，为了“锦屏文书”档案特藏馆的建设问题，曾专程去了一趟锦屏。在县档案馆参观时，正好见了一位工作人员在裱糊着一些发了黄的，有的甚至皱襞、破损十分严重的东西。
睹物思旧，顿时勾起了我二十年前的记忆。
这不正是当年，我们在文斗老百姓家中所见到的“林业契约”么？如今，这些东西已成了该县的“镇馆之宝”。
“……立断卖杉木山场字约人姜凤宇，为因家下要银使用，自愿将祖遗山场一所，坐落土名卧兰山，出卖与下房姜远福名下承买为业，当面议定价银一两九钱整，亲手领回受用，其木山价银交清，不欠分厘。远福名下占一股，凤宇名下有一股，日后杉木山场二股均分。右与岭为界，左与冲为界，上凭岩良为界，下凭田为界。如有房族弟兄人等争论，俱在卖主向前理讲，不与买主相干，今欲有凭，一字二纸，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这是一份于清代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年签定的林木买卖契约，有凭中、代书人、卖主的签名及所押的手印。
“一卖一了，父卖子休；如花落地，永不归枝：水流东海，永不回头……”
这是发现于文斗苗寨的清代康熙末年撰写的一纸林业契约誓愿歌。
……
这些契约，一纸落地，一字千金。有字为凭，约定俗成，反悔不得，有着无上的约束威力。
一些契约，还每每约定：轻则罚银，兼众咒其天打雷劈、绝子绝孙；重则送官治罪或聚众将其焚烧毙命。契约作为一种民间自治工具，具有与现今法律法令同等的地位和作用，违约惩罚是非常严厉的。
文斗苗寨历经数百年风雨侵淫，在各个历史时期留存下来了数以万计的这种民间林业契约。
虽然，对于这些散存即将消失在民间的文化现象，其价值趋向和精神的厚度，我们一时难以用文字来对它进行一个准确的描述或丈量。但是，当我们面对一川河流飞涨成了湖水，从山脚一直漫过山麓，溢向我们心田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和托词来保留个体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只言片语？
表达，永远是写作者不可遏制的愿望。
据说，类似这样的，在清水江流域沉睡了数百年，散落在民间的林业“契约”多达十余万件，而仅文斗一寨就有三万多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保存。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丰富的文化遗存！
正是这些民间“契约”，客观地为我们揭开了古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神秘面纱的冰山一角。
到了清代中期，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人工造林技术已相当成熟。木材采运贸易带来的区域经济繁荣，使栽杉造林产生诱人的经济利益。人们对栽杉造林趋之若骛，乐此不疲。不仅本地苗、侗族人造林，同时湖南、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汉族人也蜂拥而至，争相租地造林。人工造林和木材贸易业已成为文斗等清水江流域林区百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支柱产业。
长期的木材采运贸易和人工造林活动，引发了异常频繁的山林土地权属的复杂转换关系，作为确定经济、土地山林权属的重要凭据——林契文书便应运而生了。
三万多件林业“契约”，使得文斗一个小小的苗寨本来无足轻重的历史，一时得到了学术价值的提升和历史意义的升华。
也正是有了这些保护村寨环境、山林树木的乡规民约，才使得文斗的古木大树、古道石阶得以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寨中有两株古银杏，相传早在清初就已经是浓阴大树了。其中，雌株树已经空心，腹内空阔，可摆一张供七、八个人吃饭的桌子，现每年尚能收获白果数百斤。更令人惊叹的是村中有近百棵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的珍稀树种红豆杉，其中有20多棵，须三、四人方能合抱。像这样的古木大树，文斗苗寨周边就保留了700多株……走进寨中，竹木相映随处可见，虫鸣鸟语声声入耳。寨上后龙山，浓荫蔽日，俨然森林公园。因此，当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柯大卫来到文斗时，由衷地赞美：这里是他“所见到的人与自然最完美结合的村落”。
四
村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是数百形成的。翻阅文斗那本残缺不齐的《姜氏家谱》，从乾隆年间的《序》、嘉庆年间的《记》，到道光年间的《祠堂序》、光绪年间的《世系纪略》，我们惊奇地发现，文斗的先民们，早在明朝初年就懂得“开砍砌田，挖山栽杉”（即人工造林）了。村中“正月栽竹，二月种木”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每年二月二，寨中还举行植树节庆典。文斗人保护古木的意识甚至不为金钱所动。九十年代初，曾有来自台湾、广东的富商出资上百万购买村中的红豆杉，遭到村民一致的强烈反对，文斗村民们的环保意识和人文传统可见一斑！
“上山栽树，下河放排”。木材逐步商品化的结果，加剧了人为砍伐的速度，导致了对山林的过伐。为保持山林的可持续性利用，文斗人开始了栽杉造林，间伐轮种，合理有序地利用自然资源。到明代中后期，当地百姓已熟练地掌握了一整套山田互补、林粮间作的有效生产方式。
“明时，黎平北路之清水江……众兵丁散落四境，各相地掘垦田土，专以挖山栽杉为业……。”
这是一本于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年），始抄成书的《三营记》，在记录自明朝成化至清朝光绪四百多年间，连天烽火、狼烟滚滚、征战不断的历史战事的同时，为我们为所提供的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有关“林业”生产的信息。
长期大规模的木材贸易和人工造林生产活动，导致了异常频繁的山林土地权属和劳动利益的复杂转换和分配关系。同时，人们买卖山林田土、租佃山场栽杉造林、伐运林木、管理山场等社会行为，无不通过签定林契、刊立碑刻、编写族谱等方式来记录。
这些林业历史文献资料，对于确定不同家庭、家族和村寨的山林、土地权属，调节管理林业市场，规范约束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人工造林活动长期进行，使得自然资源得以长期合理循环利用等等诸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功用。
探秘这些被大山精心收藏了几百年的古代林业文献，你会由衷地对生活在那里的苗族人民所创造的文明而肃然起敬。
文斗苗寨大量的古代林业文献资料的发现，对研究人类环保史有着特殊的、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还对今天退耕还林，以及今后人们如何协调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着很大的启迪和重要借鉴价值。
五
时值初冬，阳光依旧灿然。仰望文斗，山寨却不把自己深沉的季节写在天空，而是写在大地之上：
“……遵刊府主示：凡姑亲舅霸、舅吃财礼、掯阻婚姻。一切陋习从今永远革除。如违示者，众甲送官治罪。
众遵示禁勒：凡嫁娶聘金，贫富共订八两，娘家收受外，认舅家亲礼银八钱。如有违禁者，众送官治罪。认亲礼在郎家，不干娘家事。
众遵示禁勒：凡女子出室，所有簪环首饰，郎家全受，娘家兄弟不得追回滋事。如违示者，送官治罪。
众遵示禁勒：凡问亲必欲请媒，在庚书斯为实据。若无庚书，即为赖婚。如违治罪。在未请示之先已准之亲，虽无庚书，一定不易。岩寨竖碑之后，必要庚书方可准行。
众遵示禁勒：凡二婚礼，共议银两两两，公婆、叔伯不得掯勒、阻拦、逼迫生事。如违，送官治罪。若有嫌贫爱富、弃丑贪花、无媒证而强夺生人妻者，送官治罪。
外勒：凡娶亲，必上娘家备席，下帖请房，分众还席；毕值，依时候入门，不许守夜及中途会席……”
“……一勒：凡接亲礼只许五钱；定亲酒礼，小则一两五钱，大则四两。如多，罚充公。
一勒：凡拆毁、拐带、强夺、有妻子弃妻子再娶者，罚钱30两充公，照礼劝息。若不听罚，送官治罪……”
这是现今保存在文斗村脚四里塘原杨公庙的《恩垂万古碑》和《千秋不朽碑》，两块古代石刻碑的主要文字。
第一块碑刊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距今217年。
第二块碑刊刻于嘉庆十一年（1806），距今202年。
从内容上来看，这两块碑文，纯然是两块“婚俗改革碑”，相当于一部地方性“婚姻法”。从时间上来看，“乾隆碑”当是原创碑，相当于现今的试行办法。经过十五年的试行后，当地人又对它进行了一次修正和完善，于是便有了“嘉庆碑”。嘉庆碑，其措施更加具体化了，增强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两块碑文，明确规定了在婚姻方面减少聘金（凡嫁娶聘金，贫富共订八两）、限定彩礼（凡结亲礼只许五钱；定亲酒礼，小则一两五钱，大则四两），禁止近亲结婚（姑亲舅霸）、主张婚姻自由（男女订婚，必由两家情愿），允许寡妇改嫁、主张再婚自主（凡二婚……公婆、叔伯不得掯勒、阻拦、逼迫生事），不允许重婚（有妻再娶），限制酒席节礼（不许守夜及中途会席）等一系具体的条款。
自后，清水江畔文斗附近的苗村侗寨所有百姓，便在这部地方性的“婚姻法”的规范下，一直自觉地恪守着这婚姻缔结和生育、蕃衍的信条。
这些条款，具有与今天的法律法规相等同的地位，在当时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首创革除陋习和弊端，减轻婚姻负担等一系列举措，是弥足珍贵的。同时，古碑也见证了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婚俗改革进程，对今天和今后的婚姻制度变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块禁碑所明确的禁止“近亲结婚”、主张“婚姻自由”等等一些做法，完全符合现代社会先进的婚姻观和优生学的观点。历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都明确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令我们惊叹的是，早在200多年前，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文斗苗寨就提倡了这种先进的观点，并以“款约”的形式确立并镌刻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贡献。
六
我一直在关注着大山里的这个苗寨，关注着这个族群乃至这个
族群的后代的一些悲欢、梦想与求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甚至有些不解人意地对一个拼命挣脱山寨的束缚来到城市谋求发展的年轻朋友进言：
当这个世界像梦幻一般光怪陆离、浮躁虚伪时，文斗一寨当是我们疲惫心灵栖息的最后一块净土。她那么原汁原味、浑朴自然，又那么自律睿智、宽容大度……她是一支乡村甜美悠然的牧歌，是一曲山国林农的绝唱，更是一部族群筚路蓝缕、瓜瓞连绵的创业之史。如果我们想要在文学乃至文化上有所成就的话，不如归去。那里，注定是我们的目光和创作根基永远魂牵梦绕的地方……
那真是爱之切肤，痛之切心啊！
如今，文斗一寨，追溯起来，应该有700多年历史了。
遥想有清一代，三江水热，湘、楚、江、淮商贾络绎于道，挂挂木排漂流直下江淮抵达中原，进入京城帝都。文斗寨人赖以广袤的山林资源和成熟的人工造林技术，以土木为本，以山为家，以林为命，一边植树造林，一面伐木放排，顽强地蕃衍、生存、发展……这里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不为人知，又该有多少神秘独特的人文历史不为人道啊！
直到今年的秋天，当年的那位年轻朋友将一部洋洋十余万言的《文斗志异》书稿送到我的案头时，我为之震惊了。这位于文斗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在这部《文斗志异》的书稿中，采取记实与合理虚拟的手法相结合，把未确定的人物和事件投放到合理的历史时空里予以展开，灵活地还原其一个历史村寨的原貌；对有记载的史实，则力求真实地还原其本来的面目。实属难能可贵！
我想，文斗的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年轻人。
既而，又想起四十多年前，如今已是耄耆之年的杨友耕先生年轻时，与他的同人们深入文斗，走村入户，遍访民间，所写下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文斗苗族地区的明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明清王朝在黔采办皇木史略》等著作和文章以及他所收集到的200多份林业契约与一些族谱资料，并逐步向外界推介；三十年后日本学者武内房司先生连续三年专程到贵州清水江流域文斗一带收集整理锦屏林业契约，并结集出版了《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来，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人类学专家、教授，国内清华大学、北大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大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贵州大学的一些学者相继自天南海北汇聚锦屏，涌入文斗等这些坐落在清水江畔的苗族村寨开展田野调查和科学考察。接着是引起新闻界的关注，法国《欧洲时报》，国内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数十家媒体相继报道文斗的林契、环保文化，引起世界轰动。
早年，姜穆先生从文学的角度描写了文斗，锦屏县志办的同志们从方志学的角度记录了文斗。继后，又有张应强先生从历史学、人类学的角度剖析了文斗；罗洪洋先生从法学的角度诠释了文斗……。不一而足，他们都是文斗走出大山的历史见证人。
如今，文斗一寨已是蜚声在外了。
仅此文斗珍藏下来被官方文书和史学界定性为“锦屏文书”的林业契约，如今已被誉为中国及至世界现今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最集中的林契文书，成为我国继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文献和“徽书”之后的第三大珍贵历史文献。
而文斗也因其无山不秀、无水不清、无处不流淌着绿色的史诗，以其独特的古代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而享誉于世，被法国《欧洲时报》，国内《中国民族报》，《中国绿色时报》等媒体誉为“中国苗族环保第一村”。
如此说来，文斗又的确已是“昔日桃源起烟云”！
七
走出文斗，山外还有一条比文斗的“金子街”更为宽敞、平坦和遥远的大路，山外还有一个比文斗寨更大、更繁华的世界！
如今，当我们伫立于河口，虽然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条可以从码头直接通向文斗的“金子街”了；当年“金子街”脚下的清水江，万缆横系、排筏蔽江；湾塘木坞、码头木行林立。数十丈之宽的江面，常年泊满木材，无须舟楫，踏木即可过河的历史也已然远去。
然而，我相信，文斗及其“金子街”的灵魂和精神却并不曾被埋入深窅历史的湖底。
续读文斗，我们还能找到那些古老的民间传说、石碑林契、家乘谱牒及其国史典册上的符号，这些古老而神秘的符号仍然可以还原一个我们所认识的清水江畔近500年来以生态环保见长的林区的社会生产、生活原貌的文斗，我们仍旧能从这些符号和信息中触摸到文斗永远跳动不息的脉搏。
二十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可以消蚀、溶解，也可生发、创造。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形，消蚀、溶解的，正像一首岁月的老歌蛰伏在脑沟记忆的深处；生发、创造的，也终将如时间的密码般封存起鲜活的大形末节。
仰望文斗，回望文斗，直觉得自己的眼力与心力都不济。她没有河口的不幸，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大幸。
大幸文斗！
大哉文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