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的往事
一段尘封的往事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正在贵州师大旁的相宝山上散步，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原贵州工学院的孙笃强打来的，说当年的“四一一”战友在贵州财院的餐厅聚会，邀请我参加。于是我便应邀前往。到了那里，已经来了不少人，孙简略地给我介绍了一下，在座的都是“文革”期间四一一派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甚至还有一位叫通江的和尚，是某寺院的住持。大家把盏闲聊，回忆往事。
这次聚会，勾起了我对一段尘封往事的回忆。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不久贵阳师院（今师大）发生了“六六事件”，被贵州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向贵阳八大院校派驻了工作队，开始在学生中大抓“反革命”。我也无端被打成了“反革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当时，所谓的“红色恐怖”弥漫全国，人人胆战心惊。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8月8日，中央又颁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提出要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破四旧、立四新”，“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北京的影响下，全国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的揪“走资派”行动。8月18 日，毛泽东 接见首都百万红卫兵。周恩来宣布全国大学生、十分之一的中学生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不久，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来到贵阳，在他们的煽动下，开始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同时也开始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活动。这时各类人群也开始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中。9月6日，我随大家去到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紧接着开始了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联。
1967年，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的权，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4月11日，省“红代会”在贵阳六广门体育馆召开，遭到各院校红卫兵的冲击和抗议。嗣后，举行大游行，并在邮电大楼召开大会，成立各院校联络站，“四一一”由此产生。第二天，“支红派” 也形成。至此，两派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
我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发配到一个偏远的山乡当教书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