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乡间小路上
把姥爷和毛泽东牵扯在一起，是从一幅油画开始的。
古玩市场上那张著名的油画在寒风中微微作响，似乎在诉说着什么。画面上身着长衫的毛泽东手握雨伞神色肃穆地疾行在乡间的小路上，身后风雨如晦，下书六个黑字：毛主席去安源。这是一张曾经家喻户晓的油画，据说它的印数为当时世界之最。
其时，在同样风雨如晦的中国北方，同样是瘦高个儿的一个年轻人，也如年轻的毛泽东一样行囊里装着一腔壮志雄心勃勃地走在乡间小路上，这年轻人后来成了我的姥爷。可他还没有从村庄的视野中消失，就被他父亲气喘吁吁追来的两耳光打掉了一半雄心壮志。父亲喝斥：“兵荒马乱的你还出去凑啥热闹，还嫌不乱啊？”于是姥爷就跟着他父亲乖乖原路返回。从此，铁了心要砸烂旧世界的毛泽东一步步走出了乡间小路，成了照耀新中国的红太阳，而软弱的姥爷却一辈子在乡间小路上奔波徘徊，成了不折不扣的“向阳花”。
虽然我也是从“向阳花”中走出来的，可参加工作后，看到同辈们因为祖辈父辈的“阳光雨露”一个个茁壮成长，自己却干巴巴原地发蔫，就常常想起姥爷的这段往事，就有些恨姥爷的父亲。否则，姥爷即使不能与毛泽东一样成为滋润万物的红太阳，就是成为星星月亮，也能让我以名人之后的身份跟着沾光发亮。因为在我所有亲友中，姥爷是惟一有可能成为给我阳光雨露的人，可姥爷没有让我这份虚荣梦想成真。否则我也不会在蒙受种种挫折之后，萌生回到乡间去的心灰意懒。那样，姥爷一生在乡间小路上奔波的故事又会在我身上重复，这可是姥爷和我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姥爷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系，除了泽被了毛让他“当家做主站起来”的政治恩荫外，还有一条就是与毛泽东同岁。不过他出生的时候就已家道衰落，家里是咬牙撑着让他上了几年私塾。就因这几年的之乎者也，让姥爷常常以读书人自居，自视甚高，出口就是子曰诗云，对田地里的庄稼从不关心，三十亩祖产薄地拴不住他年轻的心，整日捧着《诗经》《论语》在乡间小路上边走边诵。等到他父亲去世，他也被成群的儿女彻底拴住了腿，想走也走不开了。后来我分析姥爷没有干成大事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游移不定造成的，
姥爷一生都没有改掉小知识分子的臭毛病。从40岁腰杆笔直的时候就拄拐杖，其实那时他不是拄着而是拿着拐杖，是用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道具；冬春天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不管后来政治运动中如何服装革命，姥爷都不管不顾，直到1983年去世，这身行头都没变过，就像咸亨酒店里特立独行的孔乙己，是十里八乡的一景。他走路极快，两腿高频幅地撩着长袍的下摆，两脚踢踏出的尘土在身后轻轻飞扬，总是急匆匆有重要事需他处理一样，在这点上远没有毛泽东那沉稳的大将风度。(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年代与红太阳一同升起是很荣耀的事情，我邻居奶奶也与毛泽东同岁，见人就主动夸耀：“俺与咱主席同岁哩！”那种幸福感好像毛泽东与她有血缘关系一样。而姥爷从不这样，如有人问他年岁，他就如实相告，当对方算出他的出生年代时，惊喜地说；“呀，你与毛主席同岁哩！”姥爷则淡然相对：“人家是伟大领袖，我是平民百姓，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闩而语。”姥爷的神情绝没有对方想象的一脸幸福状。
有一张《库尔班大叔见到了毛主席》的黑白照片，说的是新疆一个老人骑着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照片上两个人笑得都很灿烂。姥爷的相貌与库尔班酷似，都是瘦高个、白胡子、一脸沧桑，只是民族不同，库尔班戴的是维吾尔族小帽，姥爷戴的是瓜皮帽。姥爷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远没有库尔班那么热切。否则，我们老家距北京仅八百里，比新疆近多了，姥爷想见毛主席，从京广线坐上火车用不了一天就到北京，根本不用骑驴风尘仆仆的，可姥爷一辈子都没进过北京。那时悬挂领袖像已成为表忠心的一种方式，可姥爷住的东屋冲门挂的却是一幅“关公读《春秋》”，那画黑渍渍的一直伴姥爷到老。后来此画不知去向，要是现在拿到古玩市场去卖，价钱肯定不会低于《毛主席去安源》。
后来我想，如果当年姥爷像毛泽东一样从乡间小路上走出去，说不定毛泽东和姥爷还会经常商讨国家大计哩。但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姥爷本家一个叫谢林的兄弟在姥爷回村不久，从乡间小路上走出去时还是一个大活人，回来时却变成了一张烈士证书。姥爷曾指着对门谢林家“烈属光荣”的牌子说；“当年我要是出去了，说不定咱家门上也是这个牌子。幸亏我没出去；”从这句话看出姥爷的小农本性。所以我推断，即使姥爷当年走出了乡间小路，未必真的能像毛泽东一样百折不挠，说不定半路当了逃兵或叛变革命，那给我们这些做后人的带来的不仅不是福音，甚至是灾难，想到此，我心便也释然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他当年真的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子跑到了台湾，今天重返故土依然是威风八面，许多类似的人都成了统战部门的贵客，如此同样能让后人沾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谁能说得准呢？可姥爷既没有红得让人羡慕，又没有白得让人发恨，这大概是中庸之道在他身上的最好体现。他的中庸让我这个后人多了一份世俗的遗憾。
毛泽东为革命牺牲了几位亲人，姥爷虽然没有革命，可他在情感上遭受的打击并不比毛泽东少。我的亲舅舅，也是姥爷四个子女中惟一的儿子，中学毕业后要与同学一起参加革命工作，结果被姥爷像当初他父亲对他一样给阻拦了回来。18岁娶妻生女，21岁时患阑尾炎，因农村医疗条件差而不幸早逝。舅舅的同学后来大都成了国家干部。舅舅要是参加工作，这种小病至少不会因为医疗条件而丢掉性命。为此，姥爷捶胸顿足：“是我害了俺青子。”青子是舅舅的小名。这种负罪感，姥爷在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没事的时候就到舅舅坟上拔拔杂草，坐一阵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呀！毛泽东听说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还泪流满面，何况姥爷一个凡人；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舅舅死后不久，姥娘也因想子心切而气病身亡。那阵子姥爷像疯了一样沉默寡言地在村里村外不停转游。因距我村仅二里路，他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有时一句话也不说，吸着旱烟默默坐上半天。舅舅死后，—年轻守寡的妗子耐不住寂寞，与后街一个有妻室的村干部厮混，被姥爷的谢家族人捉奸成双，五花大绑在村头槐树上。姥爷是个极爱面子的人，对男女苟合之事一向睥睨不齿，但在族人请示如何处置我妗子时，姥爷流着泪，旱烟一袋一袋接着吸，沉默半天，宽容地说；“咱青子不在了，别再为难他了，让她走，以后别再登谢家的门。”于是妗子带着女儿改嫁他乡，却始终不忘姥爷的宽宏大量，过年过节总是派女儿来风火村探望。要知道，如果不是当年姥爷放她一马，这种有辱门庭的事情，族人至少会把她的腿打断。
心地善良的姥爷，尽管对农活儿并不精通，由于识字，为人正直，在村里威信极高，谁家生气打架请他去调解，红白喜事请他当去主事。尽管是富裕中农，一个仅次于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成分，可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安然无恙。在队里干的是最轻巧的活儿，如看场、看青、看果园，队里有了事，队长总是找他出主意。上初一时我曾和同学逃课，一起骑自行车到二十五里外的县城，第一次进县城就在县农林局门外橱窗里发现了姥爷与下放到他们村的教授在农田里查看庄稼的照片。那个下放到风火村的河北农大教授，因为那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在村里很受冷落。而姥爷对读书人却非常敬重，经常找教授聊天下棋，雨后教授门前泥泞不堪，很少干体力活儿的姥爷用挎篓一趟趟从远处背来干土填平，感动得教授直抹眼泪。、姥爷却搓着手上的泥土安慰教授：“你是有学问的人，对国家有大用处哩！”风火村是学大寨先进村，在姥爷的带动下，村里对那教授逐渐重视起来，后来那教授也成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又红又专的先进典型。看了照片，同学羡慕地说：“你姥爷真不简单。”那时破旧的县城在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们眼里不亚于现在的北京上海；而在当时的我看来，姥爷的这张照片不亚于库尔班与毛泽东的合影。
姥爷在村里受人敬重，不仅因为他人晶好、有文化，更主要是他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姐姐哥哥也戴上红袖标要出门造反，却被姥爷喝住：“你们造啥反，这又不是旧社会。”哥哥说：“这是毛主席让造反哩！”姥爷就来了气：“那也看毛主席说得对不对，大食堂你们没挨过饿？那也是毛主席让搞的，后来咋样？毛主席自己就承认错了。”这话现在听来稀松平常，可那时是一个什么年代呀？怪不得后来说起此事，哥哥总用赞赏的口气对我说：“咱姥爷不是一般的农民，有头脑。”
姥爷有时也很幼稚。小学老师向他请教珠算问题，临走时谦让了一句：“要不你去给学生讲讲？”姥爷却当了真，穿着脏兮兮的长袍果真就上了讲台。他用自己当学生时的语调，“我们”念成“俄们”，白胡子一翘一翘的，笑得学生起哄乱喊“俄们”。及至姥爷拿出绝招双手在算盘上翻飞舞动，学生们看得眼花缭乱，都被镇住了。姥爷这一课竟在村里引起了学珠算小热潮，姥爷为此很是得意了一阵子。
我上小学时整天泡在背语录大批判政治浪潮中，看到我的作业本错字连篇，姥爷就吵；“就你这样儿将来能成啥事？”每次吃罢晚饭我提着灯笼送他回家时，姥爷就教我背一些名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不进则退、非进退也，彼进而我不进。是为退也”等等，他教一句我背一句，然后连起来背，等我完全记住后他再解释什么意思，鼓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月光如水，春夜寂寥，姥爷和我的声音像满地游走的鬼火一样，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闪烁。那是反潮流交白卷如日中天的时候，几乎所有传统文化知识都成了封资修，人们也许没有想到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悄悄跟他们唱着对台戏。
晚年的姥爷，在我印象中总是在我村与他村之间的小路上奔走。那时我母亲己病重在床。姥爷白天来时提着用玻璃瓶自制的灯笼，加上他一身不合时宜的长袍瓜皮帽，很滑稽，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他精神有毛病。他每天来后坐在我母亲一侧，默默吸着旱烟，有时劝导我母亲几句，暮色四合时我提着那昏暗的灯笼把他送走。有时他不让我送，我就站在村口树下默默看着那微弱的灯火和姥爷在远处消失。当时年少的我不太理解姥爷每天的奔走，现在想来，一生坎坷的姥爷那时他的内心是如何孤独和痛苦呀！因为他将再一次面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情，他担心这可怕的现实又要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姥爷彻底病倒在床不久的1980年春末，我母亲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52岁的年轮上。为了不使风烛残年的姥爷伤心，我们所有亲友都订下同盟，对他封锁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怕他承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1982年，我师专毕业参加工作后，经常去看望他老人家，每次见面，他总是竭力打听我母亲的病情，我总是支吾着避开话题，拿出点心让他吃，他却推脱说：“我不吃，拿回去让你娘吃吧！”我说家里还有，我母亲吃不完，其实我母亲已去世二年。我不想哄姥爷，又不得不哄。临走，姥爷对我说：“让你娘别结记我，等我病好了再去看她！”我转身跑出了屋门，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终于喷涌而出。
姥爷比毛泽东多活了七年，于1983年春去世。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我终于从乡间小路走进了城市。但我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少出息，总觉得有愧于姥爷的期望。假如毛泽东和姥爷一样长寿，姥爷能否看到我这一天呢？我不敢想。
去年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这位至今仍在发光的红太阳时，我马上想到了安葬在老家荒野中的姥爷。如今除了至亲，还有几人能记得这个一生在乡间小路上徘徊奔波的沧桑老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一生没有走出乡间小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沦落乡间的知识分子，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个人行为，没有呼风唤雨影响历史进程的号召力，自然也就没有让人们记住他的理由。
我村与风火村地连着地，姥爷的坟和我母亲的坟仅隔一条土路，父女俩永远相望相守，常常令我心痛。所以每年的清明节，我在祖坟上烧完纸，便再到姥爷坟上烧纸，既是替我母亲尽孝心，又是感激姥爷对我人生的影响。所以，我漂泊在城市的喧闹中，家乡的那条小路就漂泊在我牵念中。有时我认为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早已走出了那条乡间小路，可不曾想那条小路又尾随我走进了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