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无文学的日子
建国之初的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我国的文艺创作陷入了一个意识形态化严重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说有的只是所谓的文，而没有真正的文学。当然这是个片面的说法，不过这一说法也几乎不比当代一些学者的论文片面得多。
第一次文代会在1949年召开，党中央秉着一贯重视文艺为党服务，由党领导的方针，进行此次会议。毛主席到会讲话，朱德致辞，周恩来做了六个小时的报告。随后茅盾总结国统区文学的错误教训，周扬提出延安文学的种种正确，这也确定了文学要成为党领导的政治附属品的方向。当然，这个时候这一方向还不如后来用事实给出的证明明显。
关于共产主义者政治干预文学应该说自我国共产主义形成之初就是一直实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思想意识一步步入侵稍有文化者的脑细胞。1942年文艺座谈会在延安举行，朱德代表党中央发言，随后毛主席进行了比较夸张而又亲切的补充，强调了党对文艺的领导。会上萧军听不进去三次给毛主席递条子，要求去前线，不开这个会。毛主席最后说了句：“萧军同志，你让我把话说完嘛！”在毛主席和蔼的劝慰下，萧军同志坐了下去。随后毛主席讲完了党对文艺领导的重要性（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引言）后提议让萧军同志第一个发言，丁玲也同样附和。萧军便道：“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萧军同志可真是会给毛主席的发言当头棒喝，胡乔木立即起来反对萧军的说法，何其芳也起来反对萧军，于是座谈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到了最后一天毛主席做了一个总结，和前面的引言一起后来被编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日后就成了延安解放区的文学创作纲领。这个纲领就束缚了我们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但在那个政治混乱的年代也就算是无可厚非。然而文学一旦进入了政治斗争可就不这么简单了，毛泽东在萧军讲话当晚就说找到了反动的靶心，同样的话他也用到了王实味身上。王实味本是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者，抗日期间只身来到了延安，但在他眼中看到了延安中的所谓革命者和敌后根据地的诸多问题，于是写了《野百合花》，贴大字报，提出了他眼中的诸多问题，并做好了被批斗的准备。果然他就被当成靶心，逮捕批斗，在撤离延安时候并被下令秘密处决。当然这也是政治形态决定的，当时延安有过整风运动，针对的是一些不良的风气。其中文艺工作者就有许多像冼星海这样说天天吃到鸡才能弹得动钢琴的散漫者。可他们却没有被整得如何，倒是康生带头整了很多其他人，其中也包括了王实味。
还有很多人身在他处的作家也不能幸免，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沈从文在这一阶段和以后略遭批评。第一次文代会上连三流作家都被邀请了，却没有沈从文。沈从文也便识时务的就此搁笔，不再写小说。但是他在他其他一些作品中写出了政治影响下的自己是多么的痛苦。
“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回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灶马悉悉叫着。我似乎要呜咽一番，我似乎并这个已不必需。我活在一种可怕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一代大师停止创作，读罢我不由得潸然。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要授予其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中国又一个最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人在八十年代以前的国内影响力可见一斑。
建国后的政治形态下的文艺并没有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减少恐怖的气息，赤色恐怖在一党专政后还在加剧。
首先是一部反映平民为祖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根据清末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讲述武训自幼行乞的武训，小时候为了上学将攒下来的200文钱送进了私塾，结果被赶了出来。他便立志要为贫苦学生办学，于是含辛茹苦要饭几十年办起义学，被赐予黄马褂……这部应该被放在中国传统美德典范里面的片子一上映便好评如潮，可我们的伟人一向以伟人的形象，不同凡响的思想出现，结果《武训传》遭到批判，理由竟然是武训这种人动不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一根汗毛。结果愈演愈烈，成为全国典型的文化斗争，很多人违心的评判武训其人和武训传。祖国上下一派文艺的倒行逆施。这让我想起了庄子的一段文字，说的是混沌之死，倏忽这两个来自不同海域的一海之主不受到中央海域的主人混沌的盛情款待，二者要报恩，见混沌没有七窍，于是为混沌开凿七窍，结果混沌死了。也许拍摄《武训传》的人就像是混沌一样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在这之后还有很著名的胡风事件，对今天文艺理论还有重要影响的胡风思路不同于伟人的思路，于是被批评。胡风还傻了吧唧的写了三十万言的文章为自己辩解，结果被伟人公开，诬其为反革命集团，一下子牵连了2100多人。胡风也两次入狱，在监狱里度过剩下的大部分岁月。二进宫竟然是因为自己写诗写在了毛主席头上，在主席头上题反诗，其实只是在报纸的空白处练笔，谁想当时的报纸处处都有毛主席。文革过后若干年到了1988胡风死了三年后才全面平反。（前面还有一个不全面的平反）我们自古就愿意给私人平反，诸如岳飞、袁崇焕……总之比没有平反还是要强点的。
在胡风之前还有俞平伯，这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却可以说是这里面最有骨气的。他研究《红楼梦》本着自己的学术路线，不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多次被警告，要求改稿，可他却从不听从，在他看来《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为了对封建制度批判而创作的。对于党的指导，俞平伯不以为然，终于激怒了党，山东的两个今天被称作红学家的跳梁小丑也开始酝酿笔墨，受到嘉奖，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批评俞平伯。但是俞平伯就是俞平伯，他是学者，受到错误批判不能阻止他研究的步伐，他还在默默的研究、工作。文革开始后，他的工资也变成了最低生活保障，这却还是没有摧毁学者的风骨。在1972尼克松访华时，随行的美国学者要拜访俞平伯，此时俞平伯还在劳动改造。政府不得不把他找出来，并补发工资。俞平伯对来人竟说，这里的是本来的工资，利息在哪？来人都很惊诧，俞平伯接着说的是，以前不给工资今天给了就是知道错了，理应付给利息，他并不在乎这些钱，而是怕有人贪污。来者全都面红耳赤。1975的一次参观乾隆皇的罪己碑，本来无精打采的俞老听说是乾隆皇为自己的错误道歉的马上到前面瞻仰这块碑，并说“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全场肃然，不知道是不寒而栗，还是肃然起敬。
当然这些也不能全怪我党，我党学的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态度。葛兰西提出共产主义文艺的方向，直译过来是cultural
hege monyhegemony
“文化霸权”。在文化霸权的领导下倒是还有些干绩。被毛主席宠爱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当然本来中央选送的是赵树理的作品，不过因为赵树理还了解大众的需求并未百分百奉召而为，固而斯大林的同志们看不懂，这也给中央提个醒，一定要重视模式化的小说。于是建国后马上就有了激情澎湃的诗歌，听着题目都要感到浑身振奋《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时间开始了》，小说也是慷慨激昂，有《西沙儿女》还有所谓三红一创保林青山及其一类的作品，写作内容大同小异，搞得祖国上下的民众摇头晃脑津津乐道在革命斗争的漩涡中。到了文革更是厉害，是个文人要么去昧着良心或本着歪心批斗人，要么就挨批斗，无论先前你怎么爱国。马思聪是我国天才小提琴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两次去请他在大陆解放前去美国讲学他说我要留在我的祖国，我要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建国后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文革来临了，他被打的遍体鳞伤，但是他还坚信只要自己创作《思乡曲》还在对海外公开播放，这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结果不幸被言重，1967年《思乡曲》改成了《东方红》。其女从香港潜回，看到父亲如此垂危，要带父亲赴港，结果父亲说不去。其女骗其称去广州养病，审批通过后，到了广州又辗转到了江边，拉着马思聪上船。马思聪就这样偷渡到香港，随后又客居美国。大陆宣布马思聪叛国投敌，到了1985年才彻底平反。不知道我们在学着《中国少先队队歌》时候有没有想过他的作者是一个对社会主义祖国寒透了心的人。类似的还有萧也牧，死后连尸骨都找不到的悲剧，甚至是巨匠老舍也要投身北海喂鱼。哎，熬得过国民党反动统治却熬不过49年后的幸福生活。
这段有文在同行着的日子里，却没有了文学没有了文艺。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是“莫须有”；也让我知道了一个伟人，在该和蔼时候果真和蔼，在该严肃时候严肃得令人胆寒的程度。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王福来2011-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