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父亲与他的写作
那天我对儿子一本正经地说，儿子，你将来可以写作，但不能拿写作当饭吃。你将来可以学理工类的东西。其实儿子尚小，并不明白理工是什么。我说这话，是想起了父亲。
父亲是具有文学或者写作的天赋的，他自己说，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当我渐渐懂事，父亲给我印象最深地是，经常讲故事，背诗，发牢骚，也写作。他写的是一种叫茂腔的地方戏。伏案写作，自己禁不住恩恩呀呀地哼。写完了还要找人演。父亲不是文化馆的正式职工，也不能请动县剧团为他演戏，他只能到村里去自己组织那些戏剧爱好者，导演他的戏。哼哼呀呀，二胡，板琴，排戏。父亲没有音乐天赋，他唱出来的调子总是走着歪门邪道，但他的感情拿捏地很准。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他的一些不满，他的一些不如意，有时企图在自己编排的戏中反映，但这不行，剧本写好了，排演了一个冬天，往往被领导的一句话给否定了。我记得他写过一个叫《生辰泪》的小戏，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悲苦。一个老太太过生日，村子里的人（包括村干部）都来贺寿——说白了是白吃白喝，为了这个生日，儿子没有办法，东凑西借弄来钱摆宴席，在宴席上，一个村子里的混混公然调戏这家漂亮的姑娘，主人希望村干部给主持公道，但他们竟然瞎起哄。姑娘不堪侮辱而企图自杀……父亲写得非常动情，我读了以后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但这个戏在汇演期间，让领导一顿抨击。说他侮辱社会，给社会主义抹黑，看不到光明，只看到黑暗。别说村干部是党员，不可能有如此低下的觉悟，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不会有如此恶劣的表现。我们党多年的教育就是如此的成果吗？！父亲一个冬天的心血不但白费，写作应该的原则和现实的原则都使他无所适从。很长时间，他只是泡在了他的《金陵春梦》里。
又过了几年的时间，父亲又拿起来笔，这次写得是一个小小的村子里经常发生的事情——生产队粮食的偷盗。民兵连长在一个犟嫂的草筐里发现了花生。然后就拿着这个典型企图大张旗鼓地宣扬，结果发现这个筐不是犟嫂家的，是村支书家，支书的老婆偷庄稼被犟嫂抓个正着。民兵连长面对这个草筐一会大义凛然，一会狼狈不堪。照章办事在犟嫂那里是理所当然，在支书那里就只是一个空头文件。这个小戏，父亲活画出欺下媚上的一种现实。但他的领导说，你说是支书老婆偷的，支书是党的支书啊，这不是丑化党的形象吗？然后父亲迫不得已修改，把剧本改成了偷东西的是民兵连长的老婆，而民兵连长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蛋。等等。并且他们还说，偷花生怎么在舞台上演出来啊，非要逼父亲改成偷芝麻，并且在舞台上把芝麻挂在筐沿上。父亲说，疯子才把偷的东西挑到筐沿上。但为了演出，也只得改过来。不管怎样，父亲的戏还是成功了。用一些农民演员，到省里汇演，居然得了二等奖，作品也被编辑看中，要发表。在这个时候，他们单位——确切地说不是他的单位，他始终是农民，只能说让他写戏的那个单位领导，非要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剧本的作者里。父亲人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我感觉父亲好象是自己的孩子姓了别人的姓，总感觉一种压抑和别扭。后来这个戏来了稿费，让他们单位的人支出来吃了一顿酒。我们照样还是没米下锅——本来父母计算用这笔钱买点小麦的，我的妹妹还小，而奶奶年纪大了，需要多给他们一些细面吃的。当然那顿酒，稿费没有花完，父亲立即用这没花完的稿费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母亲本来盼着一袋粮食，结果回来的是一台不能顶吃喝的收音机。母亲火了，我让你买粮食是自己吃吗？孩子还小，老人那么大年纪了，咱已经没有麦子了啊。父亲说，你认为我愿意吗？我不买，这二十块钱也很快就没了呢！
父亲对现实认识地入木三分，但下笔的时候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以他的文章都是跟着形式走的东西，没有任何超越和自己的思想可言。不时在字句间有一点思想的火花也常常遭到批评和纠正。这种戴着镣铐的写作捆绑了父亲，纠缠着父亲。后来不仅是对现实不敢反映，对一些不反映灿烂阳光的事情他都不敢承认。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里换亲风气盛行，这使许多女孩子的美好年华和青春葬送。我愤怒不过，在作文的时候拿起来谴责的笔。老师对我的作文一顿表扬。而父亲读了以后竟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你这个孩子，你怎么能说八十年代还有封建悲剧呢？父亲那害怕的表情现在还如在眼前。
父亲一直想当一个巴尔扎克式的文豪，但终其一生，但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真正得顺畅地表达出来。我们兄妹因为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有一些写作的思想火花，但我们，从来没有把写作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心有余悸。父亲的教训已经在我们的心头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父亲已经去世八年多了，在这个父亲节，写此文纪念父亲。(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几年前的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