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红 花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胸戴大红花，喜报寄回家”，在建国初期新的建设年代，“大红花”可说是很光彩的象征。有一点叫人不解的是，在我们南闸乡土民歌中有种曲调“大红花”，倒没有那么欢庆和光彩，却表现出一种悲哀，听去悲悲切切、哭哭啼啼。不知道它怎么会也叫“大红花”的。
民歌进淮剧后，这“大红花”曲调被悄悄的改名为“淮悲调”，或者叫“新淮淮”，但那《淮剧常用曲调》小书中还是叫“大红花”。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每个生产大队都遍地开花搞文艺宣传队，还跟剧团学排大戏。我们民歌之乡能演唱淮剧的人才多，于是一家与一家竞争，都排起了多幕剧。主要是“样板戏”，还有《江姐》《红嫂》等红色题材的剧本，这些剧目都有悲苦的情节和场面，都安排有苦情唱段，乡土演员于是都很轻车熟路地调度起“大红花”。
这“大红花”曲调特点是低沉、悠慢、缠绵，音乐元素中有很大成分是悲苦音韵。记得《红灯记》中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那大段就是用“大红花”唱的，很动情感人，村里老头老太是百看不厌，也许是他们曾也有痛苦经历，经常听着听着就潸然泪下，泪流满面。有位老太夸不绝口说：“还是‘大红花’拿得住人”。
提起“大红花”这乡土民歌曲调应该有了久远历史，这曲调最适宜演唱那些话本唱词。记得小时候，母亲拿手就是唱这“大红花”。每到夏天夜晚，在打谷场上全庄人都聚到一起纳凉，大家都请我母亲唱大段的“大红花”。母亲在年轻时喜欢学那有绣像插图的小唱本，像“李翠莲游地府”、“赵五娘上京”、“孟姜女寻夫”等，都是苦情戏文。母亲总能熟记它，一个长段得唱半个小时。这“大红花”曲调悠慢，里面多带点徐缓的板眼，没有二胡伴奏照样唱出特色。
到苦情高潮时，母亲会突然停止演唱，加进一些快板句式的道白。这样把唱词的字眼咬得更清楚，让听众能记住重点唱词。由于听的次数多了，有些老头老太都能记住关节渡口，唱出上一句，他们也能小声地哼出下一句。“大红花”之所以让父老乡亲百听不厌，正是迎合父老乡亲昨天夜半悲歌的痛苦回忆，深有感触地越听越有滋味。
这种“大红花”由于悲苦缓慢，旧年代在我们乡村还有另一种流行渠道。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家里上辈人归天了，她们不会悲苦地哭丧。就演唱“大红花”曲调，数长道短地把已故亡人在世的恩德编成唱词，唱着唱着也会掉下眼泪，以表示自己的孝心。那些会哭丧婆娘们的哭腔也有很大程度是“大红花”旋律韵味。其实我小时候最不愿意听这拖泥带水的哭腔，听到有人唱这些苦唱，我们都跑得远远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自从我迷上乡土民歌以后，对“大红花”产生了兴趣，总想对它刨根问底研究一番。我首先想到的是“大红花”最起码要流行百年以上。因为到红歌时期，不会再把这悲苦曲调命名为“大红花”，从情感色彩上讲，大红花毕竟是阳光的代名词。“大红花”的出现应该比红色革命早得多。
针对这个问题，我曾请教一些年迈的老民歌手，她们也多是糊涂观念，都说不熟悉不知道。而民歌王邵开山老头他说了几句，我倒认为有一点道理。他说现在人都把“红”字捧得多高的，他说这个“红”在历朝历代其实并不是一句好话，旧日坐月子的女人都叫“红”人。一般人家是不让做月子的红人进门的，说红人进门必定晦气。以前“红”的字眼是人们讨厌的，主要是因为血是“红”的，谁家又愿意出现血光之灾呢。说这种“红花”是过去人头落地血喷出来的惨样，是人们最忌讳的，被他这一解释还真有点叫人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还说对文采不正用的叫“红笔师爷”，把拉皮条的叫“红娘”。哈哈，在邵老爹眼里这个“红”居然是这么可怕。我同他开玩笑，你说这话在文革就要被抓起来了，他说那时候我敢说吗？要抓还是先抓你站长，是你叫我说的，那都是趣话了。
我在想，这家乡的“大红花”悲苦曲调同“大红花“的本意也许就没有关系，在命名时是创意者故意找来这个忌讳名词来低档的。其实有些名词本来就没有褒贬色彩，多是一种人为地夹套。有些名词儿也会被误导引向偏见，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和意识所导致。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中性事物和现象都强加政治观念去定义，还是提倡一点原生态原本意境为好。往往一个时代会有一种局限，目前那种大“红”大紫时代已经大幅度降温，眼下提倡“绿色银行”、“绿色食品”、“绿色家园”。家乡“大红花”也跟着淡去了，很少有人再唱“大红花”。因为大家都在阳光下幸福生活，富裕生活乐小康，何苦再悲悲切切干什么？
赐教处：江苏淮安市楚州区南闸镇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