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茅屋
一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建筑有很多，历千年的荣辱兴衰而不坍不毁的也实在不少，但一一拆开来看，就感到，很少有哪一种建筑能够独立出来，让历朝历代的文人们长久地为之倾心和迷醉。另外，除文人以外的各种人，也异口同声地声称：“不亲临那里，等于白去了那地方”的，就更少了。再就是，那一处建筑虽已消失千年，但仍然使人强烈到非要去踏一踏那泥土、看一看那废墟、摸一摸那衰草不可的，就更是少得让人深感中国的寂寞了。
是的，中国太寂寞了，尽管有五千年的灿烂，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与肥沃，尽管有开封、有洛阳、有长安和京华等地的深宫大院，但真正能让历代的文人们都有归属感、都有负重感的建筑，又隐潜在何处？在这深深的寂寞中，即便把天下的栏杆拍遍，即便将人间的高楼登尽，那也只能是——“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了。
恕我偏执，在中国众多著名的建筑中，我最乐意去看的，是成都浣花溪旁的草堂。每次步入草堂，心中总回荡着人人皆知的杜甫那几首著名的诗。
其实，深怀这种偏执的，不只是我，从杜甫之后至今的文人们，都不同程度地有这样的偏执。很多人不只是想去看看或走走，甚至想在那里居住，以求与杜少陵同生死，共命运。明代的著名学者、诗人王嗣奭就表达了他想在草堂长住的愿望：
今日草堂长作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达人应悟死生齐。
从唐至清，有近七十位诗人留下了多达一百余首吟咏草堂的诗。这些诗人中，有岑参、薛涛、苏轼、黄庭坚、陆游、杨慎等。现当代吟咏草堂的诗及诗人就不计其数了。如此众多重量级的文人，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发自内心的敬慕之情，流注给一座简陋得难敌风雨的茅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除诗词之外，还有那么多文章，那么多石刻，那么多楹联。在众多的楹联中，我以为，最绝妙的是这样一联了：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流天地月白清风一草堂。
在中华大地上过于庞杂的建筑群中，浣花溪畔的草堂究竟是怎样的一处建筑，且让我们走进那座千年茅屋。
二
实际上，这座茅屋已经消失多年了，取而代之的，是建于1955年的杜甫纪念馆。这个纪念馆，伟岸的构建，幽深的庭院，厚重的色彩，精美的工艺……而这一切，似乎把历代文人们心中的圣地美化了，美化得让人感到陌生。对此，无论是人们用了多大的努力，也难以把一腔旧情与这建筑相融在一起。站在这古典得过分华丽的庭院中，我们完全要产生这样的看法：如果当年杜老先生真是身居于这豪宅之中，就不会有众多文人或非文人到这儿来拜谒的。远远地来到这里，却又见不到心中的茅屋，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失落。
在无茅屋可身临的落寞中，只有馆藏文物可聊以解忧了。在浏览了多达数万件的馆藏文物与史料后，那千年茅屋的形象就慢慢清晰起来，如显露于苍茫大海的蜃楼，在心中立体出一千二百三十多年前的低矮茅屋。
杜甫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携妻儿入蜀到成都的。他入蜀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政治上受挫折和打击；二是为避安史之乱；三是蜀中有他的亲戚和好友。
到成都之前，杜甫曾在长安困顿了长达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他生命中最难于挂齿的十年。公元747年，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杜甫满怀壮志前往应试。然而，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入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他巧玩权术，致使无一人及第。这一沉重的打击，使得踌躇满志的杜甫，破灭了“立登要路津”的强烈愿望。也许，就连杜甫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次长安应试，竟成了他一身苦难漂泊的起点。困顿长安期间，父亲的去世，使杜甫断绝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羁旅，被杜甫写进了一首题为《奉赠韦左丞相丈》的诗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尽管长安的日子异常苦寒，但杜甫渴求入仕的愿望并未消失，他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用。751年，诗人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没有下文，让他苦等了整整四年。诗人毕竟是诗人，一是宁肯痴痴苦等，也不懂如何去打通关节；二是有权势的官又不愿去做，因为不狠心欺诈和鱼肉百姓。这样一来，在755年，他被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仅是一个管理宫宿卫的小官。作为一代诗圣，杜甫似乎注定一生与宦迹无缘，似乎注定一生要“独立苍茫自咏诗”了。长安的仕途断绝后，命运最终把杜甫逼上了颠沛流离的人生苦旅，终于把他彻底地逼向了诗歌，逼向了通向文学圣殿的漫漫长路。这路，寂寞、贫困而又凄清。在经历了逃难、陷贼、遭贬、辗转流离等各种苦难打击后，我们的诗人终于在亲朋友之谊的牵引下，带着妻儿，历尽艰辛，蓬头垢面地到了成都。
到成都后，杜甫一家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在晨钟暮鼓中，静养人生羁旅的不幸与创伤。这期间，杜甫的老乡、诗人、彭州刺史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使杜甫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而邻里又送他蔬菜等食品。为此，杜甫在诗这样咏道：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
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杜甫在政治上受挫，在仕途上失意，却时时得到朋友的相助。到成都后，正当他难解寺中的客居愁时，友人尹裴冕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环境与风光都绝佳的地方拟建草堂；正当他为无钱建草堂而发愁时，表弟王十五司马却慷慨解囊，后又得到严武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提携。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朋友的相助，杜甫不会来成都，即便来了，也不会长住。杜甫因朋友之情而来成都，却没有料到，这朋友之情加重了他诗歌创作的亮色，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座让人梦萦的茅屋，又造就了中华诗史的重要驿站，而风采千秋。
这座茅屋是花了两年时间才建成的，茅屋建好后，诗人高兴得不得了，铺笺取墨，临窗写了一首题为《堂成》的诗：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鸟得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杨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是的，我们的诗人怎能不高兴？他应该高兴，太应该高兴了：他少年壮游吴越，无居所；中年困顿长安，又无温饱；他拖着妻小，四处躲藏，到处奔波，满天下流浪，风风雨雨，饥寒相加。到四十九岁了，才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家，尽管这个家最终还是一座茅屋，且常被风雨所破，常被潮气所袭。
安理说，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在当时是应该作为国宝来小心翼翼地保护的，是应该作为伟人来无微不至地奉养的，是应该受到推崇、受到尊敬、受到敬仰的，但是，诗人所处的时代，无止尽地利用着他，榨取着他，勒索着他，撕扯着他。诗人无愧于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却太亏待他了，太埋没他了，太作贱他了，甚至太愚弄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有多么顽强的生命，也会被无情地吞没；无论有多么高远的心灵，也会被残酷地击落；无论有多么深切的渴求，也会被野蛮地阻隔。唐朝很繁盛，但诗人的命运却十分凄惨，凄惨成千年的辛酸与苦涩，让后来者总浩叹着中国文人那过于苦难的生命历程和过于悲怆的人生遭遇。
正是因为这样，在营建自己的家园时，杜甫总是精心倍至，一丝不苟。他要把这茅屋建成自己人生的重要驿站，建成多年漂泊后的精神后园，建成能够静养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灵的卜居。基与这些想法，草堂建成后，他开始大面积扩园及绿化。杜甫毕竟是诗人，文雅到十分可爱的程度，他向朋友索求花草树苗，都以诗代简。一纸绢秀的小楷，满笺绝美的诗句，寄给朋友，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求得几株树苗，栽在自家的后园，添几许绿意。杜老先生的以诗代简，这简直是一种极大的奢侈！随便一纸诗简，对后人来说，都是至宝，不要说给几株树苗，就是给万贯雪花银恐怕也是换不来的。除了在茅屋四周遍栽花草树木外，他还掘井汲水，挖塘养鱼，筑亭垂钓，甚至还养鸟和小动物。杜甫初建草堂时仅占地一亩，以后逐步有所扩展，最后扩展到：“与致溪边十亩阴”，甚至“有竹一顷余”了。如此一收拾，草堂的环境和景色就变得十分幽静宜人，有清澈的流水，葱郁的竹林，茂盛的花草，有栖息在其间的各类鸟禽虫鱼。面对这样静美的卜居环境，杜甫在诗中说道：“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
可以想见，杜甫在草堂中正过着悠哉游哉的田园生活，这样的田园生活，是他到成都后才获得的，是他奔波了大半生后才拥有的，因此，他异常很兴奋，也很得意，大有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他在一首题为《江村》的诗中，这样叙述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诗，写得轻松优雅、恬淡闲适，但客观的现实生活，并不允许他真的避世下来。由于这段日子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又得不到朋友经常性的资助，在频频揭不开锅的时候，他以至于发出“后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的悲哀叹息。朋友的书信断了，也就无从联系，得不到接济，他的小儿饥饿得脸色都凄凉了，后来甚至贫困到了这样的境地：“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儿子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面对此惨状，五十岁的杜甫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急忙给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杜甫的求援信，依然是诗，就是饿到这样的地步了，我们的诗人仍然在以诗代简：“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想必，远在一百多里外的高适在接到救援诗后，必定有所表示的。
在漫漫几千年中，中国人的选择总是显得特别古怪，而这种古怪又十分让人悲哀。比如：在政治与诗歌间作选择，在宦官与诗人间作选择，在当时的时代，绝大部分首选的必定是政治与宦官，因为这两样东西极易使人发达。“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诱惑，试问天下有几人能拒绝？相比之下，诗歌及诗人就大受冷落了。如杜甫，即便写尽天下好诗，但终不能解断炊缺衣的愁苦。时代的选择，总是急功近利，但历史，只选择永恒。由此看来，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是十分不幸的，而生活在历史中的杜甫，却是非常有幸的了。
但生活总是极其现实的，身前实利总是十分实在，身后的功名总是异常虚缈，很多人精于这个道理，因此，“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成为十年寒窗的人生动力。莘莘学子，锥刺股，头悬梁，而隐潜在内心深处的，大多是一幅“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画图。
按理说，杜甫心中也曾经密藏过这样的图画，但这幅图画的纸张太薄，太不经风雨，太不经折腾，终于碎成生命中难以捕捉的黄粱梦的碎片，转瞬就泯灭得无处找寻。一腔学问，满身才情，旷世诗篇，始终未能给现实中的杜甫带来物质的实惠和温情。因此，漂泊是必然的了，困羁异乡是必然的了，老病缠身就更是必然的了。
然而，无论怎样穷困潦倒，杜甫心中始终没有失去内份孤傲和高贵，始终在对诗神极度的虔诚中自咏诗。在前后寓居成都的五年多时间里，杜甫竟写下了二百四十多首诗。其中，不少篇什成为中国诗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如：《蜀相》、《恨别》、《茅屋被秋风所破歌》、《狂夫》、《病橘》等等。这些诗作，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华夏文学圣殿中极为灿烂的珠贝。
公元765年4月，杜甫的好友严武病故。好朋友去世了，杜甫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更重要的是他一家子从此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这样一来，杜甫再也无法在成都住下去，就于这一年的五月，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
杜甫走了，走得那么凄凉，背着破破烂烂的行囊，牵着一脸菜色的儿子，与妻子一道，离开了这座给过他宁静、欢愉、滋养甚至是饥寒的草堂，离开了成都这座给过他温暖、给过他恬淡的城市。
离开成都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成都，再也没有想念成都的茅屋。公元771年，也就是杜甫离开成都后的第六年，由于极度的贫困和一身疾病，这位被后世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杜甫，病死在由湘州去岳阳的风雨小船上。享年五十九岁。存诗一千四百五十余首。
我们的诗人死得很凄惨，他死在船上，死在途中。他死的时候，天上在下雨，湘江在刮风，小小的乌蓬船，在波涛上颠簸，我们的诗人，在风雨和颠簸中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面黄肌瘦的妻儿。也许，这就是命，一生都在奔走，一生都在寻找，可是，他一直都没有抵达希望，一直都没有寻找到梦想。他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心情？不知他有没有作最后的挣扎？我想，他应该是微笑着去的，应该是欣慰地去的，因为他死在途中，死在波涛之上，这样的死法，至少给人们一个永远的行者的形象，一个始终都不愿停下脚步的浪人的形象。
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被人翻新居住，几年后，茅屋又被人弃为荒芜的小寺。
他离开成都的时候，心情是极其复杂的，灵魂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一家毕竟在这里居住了五年。虽然住的是茅屋，时常在漏雨，但是，他一家不再流离失所，不再餐风露宿，这茅屋，给过他和他的妻儿家的感觉。为了纪念这次离去，他特地写了一首诗，诗名叫《去蜀》：
五载客蜀都，一年居梓州。
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正如诗中所言，杜甫真的是把残生及整个生命交托给了在江船后追逐的白鸥了，遗下妻儿，在孤舟中随波漂流。这样的时候，他终于大彻大悟了——“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三
杜甫离开后，浣花溪畔的草堂也逐渐破落，昔日宁静优美的景象已荡然无存，甚至是：“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的衰败样子。
可以安慰诗圣灵魂的是，从五代至清末民初，不断有人给予修缮或重建。
在一系列牵头修缮、修建或扩建的人当中，只有韦庄一人是诗人，其余的全部是地方官员，甚至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一子、蜀王朱椿受也参加了重修的行列，还有满人福康安也对草堂进行了修葺。
读了这样的记载，就不能不使人动容了。诗人韦庄的修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是诗人，有一种心灵上的共通，情感上的互融。而那些历朝历代的官员们，既不是诗人的同道，又不是诗人的朋友，因此他们自觉的修缮与扩建之举，就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些官员，把杜甫遗留的草堂当成自己的祖宗祠堂一样，给予了最精心的修建。他们吏债压身，要奔忙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只要从浣花溪畔路过，都会停下脚步，不由自主地浩发千古之叹，都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修缮的决定，并且立即实施。
千百年来，杜甫草堂，建了，又遭毁坏；毁坏了，又再一次重建。这种前赴后继的修筑，没有受谁旨意过，完全出于一种自觉与崇敬。这正如诗人韦庄所说：“思其人而成其处”。
自北宋吕大防重建草堂，绘杜甫像于壁上，使之成为始具纪念性祠宇的雏形以来，到清宣统年间，草堂的整个布局及陈设，已近现在的格局，并在工部祠内除了立杜甫的塑像外，还新增了陆游及黄庭坚的塑像，一并供人瞻拜。
对一处简陋的草舍，如此一代又一代不辍地修建，这无论如何是绝无仅有的。为此，我们应该把曾经修建过草堂的人名列于下，以作纪念，他们是——
诗人韦庄，公元901年，重建了一间茅屋。
尚书吕大防，建年不详，使草堂初具纪念雏形。
吏部尚书张涛，公元1139年，拨款八十万重建草堂并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于碑上，共计二十六块碑。
大监纽怜，公元1342年，扩建草堂，并修建草堂书院。
蜀王朱椿受，公元1393年，重建草堂，并亲作了《祭杜子美文》，以示祭奠。
巡抚都御史钟蕃、巡按御史史姚祥，于公元1500年大规模重修了杜甫草堂。
知府邵经济，公元1537年，对杜甫草堂进行了增建。
巡抚张时彻，公元1546年，对草堂进行了扩建。
总督蔡毓荣，巡抚罗森，公元1671年，重建了草堂。
杜甫后裔杜玉林，公元1772年，重修了草堂。
总督福康安（满人），公元1811年，大规模地重建了草堂。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建。
现存的草堂是解放后重建的。不久前，成都人在杜甫纪念馆的后院里，根据杜诗所咏，建了非常地道的川西村居式草舍。
至此，那病卧在湘江孤舟中的杜少陵，可以含笑地去了。
杜拾遗去了，留给我们一幅十分瘦弱的画像。他，不可能不瘦弱。他虽瘦弱，但瘦骨硬朗，目光炯炯。他逼人的目光永远扫视着这个草堂，似乎要把这个博大的世界看透，好像要把苍茫的云天看穿。
杜甫是英年早逝的，但他留下的茅屋，却成了中国最长寿的建筑。
杜甫是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的，可他留下的诗歌，是这个世界一大笔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