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性化”中觉醒
在“奴性化”中觉醒
杜书文
牛，在中国人眼里是忍辱、负重、听话、脚踏实地、默默奉献而不居功。是典型的“驯服工具”。著名画家李可染赞美牛：“牠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身劳瘁，事农而安，不居功，性情温驯，时以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牛之品德、精神，历来是中国人所学习、提倡、发扬的楷模。鲁迅先生也曾赞颂和提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近读何士华先生“怕死的牛”。文章说的是在美国有一群被即将送进屠宰场的牛，其中有一头黑白间杂的花牛，趁人不备，猛地一跳，跃出牢固的铁栅栏，跑掉了。而在街道上行走的美国人，并没有人去追赶牠，而是礼貌地为牠让开一条道儿。后面追赶牠的警察，没有对这头牛采取过激行为，而是趁牠跑得无力的时候，抱住了他的头，亲昵地吻了牠几口。好像夸奖牠敢于与命运抗争的英雄行为。以后，此牛非但没有被屠宰，还被送往动物园，供人们观赏。目的让牠的英雄壮举去感染无数的参观者。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想了很多，牛的品德和精神，从中国传统意义上讲，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如果国人们都具有“孺子牛”般的精神和品德，那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人人将无限敬业，不怕辛劳，无怨无悔，甘于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贵之处，有了这种力量，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强大，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笔者认为，对“孺子牛”精神的提倡、发扬是对每个社会公民的道德要求。而这种要求应该是自觉的、平等的、宽泛的。是人人都应当努力做到的。而不应当只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要求。更不应当把这种精神作为一个美丽的口号，来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的“奴性化”教育。所谓“鞭打快牛论”，“驯服工具论”，都是“奴性化”教育的产物。比如：“鞭打快牛”，在当前，一些人为了革命事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忍辱负重，自觉奉献，埋头苦干，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而当权者们却以他干得好，听话，好使，便无限度地为他加码，并冠以“老黄牛”的“美誉”，直至累垮、累病、累死而后已。而一些不干工作的“懒牛”却在一旁自作聪明，沾沾自喜。这就和牛一样，牠已经很听话、很卖力了，主人却还要继续在牠身上猛抽鞭子，这就是“鞭打快牛”的来历。而我们这些“可爱”的快牛，并不觉醒，不从被利用被奴役的角度去思考，似乎习惯了这种“奴性”的驱使。认为“鞭打快牛”是天经地义的事，依然默默地承受着、忍耐着。不像“怕死的牛”那样为自己的命运而去抗争。也不感觉是一种奴性的驱使。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悲哀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再说“驯服工具论”。这是文革以来叫得最响亮的一句口号。严格地说，也是一种典型“奴性化”思想的反映。他否定了个人主观思维能力，让人人都做一个老实、听话、服服帖帖，叫干啥就干啥、叫到哪儿就到哪儿，丝毫没有个性思想和独立思考的机器人。我们说，如果这个任务、决定、或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那就应当无条件的积极地去执行、去干好。如果这个任务、决定或政策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或者说是上级硬强加于你的，那就大可不必，如果盲目执行了、干了，不也是一种精神悲哀吗？
马克思说过：“奉马刀为神就要受到马刀的统治！”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即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僵化、封锁、蒙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奴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只会听从别人指挥棒的奴性的昏庸中解放出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像美国的那头牛一样，敢于与命运抗争、敢于自我解放，那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