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生命
1962年六七月间，我刚满周岁。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痛苦。家家炊烟稀疏，锅灶灰凉。父亲虽是壮年，但看上去颇有老者的体态，银发斑驳，皱纹横生，步履沉重。虽然常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还是养活不了这个六口之家。至于母亲，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子，根本就无奶可喂，尚未满月，就要到生产队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给人们的只是在劳动中活着，等待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到来。
如此恶劣的条件，婴儿的病亡率居高不下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几乎是无的医疗条件，造成了人们对死亡的司空见惯，成为一种普遍的无哀、无悲的常态。
就在这时，我得病了。先是发烧、啼哭，母亲和父亲认为这是饥饿所致，请示队长后，从生产队的饲养院里搞来一碗牛奶，兑上些水后给我喝，再用蓖麻油为我涂擦全身，这是当地常用的退烧办法，但未见到效果。
到了第四天，高烧仍然不退，我也不再啼哭，脸也渐渐地变青，只是昏睡不醒。母亲又请同村的任先生来跳大神，烧符念咒，驱魔伏邪。任先生就住我家前面，至今还记得他给人跳神治病的情态，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当做牛鬼蛇神批斗了几次，就不再装神弄鬼了。据说后来他把这神道传授给了他大儿子。改革开放后，他的大儿子又重操父亲旧业，但没有再象他父亲那样受人尊重并称为先生，在一次搭乘拖拉机时摔死了。
任先生的道行显然不高，他说：“这杂种（附在我身上的邪魔）比我厉害，我收不了他。”之后就离开了。
随后，父亲又请来了郭先生。郭先生从小给牛马猪羊治病，是个土兽医，但也兼给人治病，治疗方法主要是物理治疗，诸如刮痧、拔罐、扎针、放血之类。当时请任先生跳神，郭先生治病他们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但当事人还是会用不同方式表达谢意的，或者请吃一顿饭，或者在逢年过节时送上一些平时舍不得吃的食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面对奄奄一息的我，郭先生显得异常镇定，翻了翻眼皮，摸了摸额头，捏一捏手脚，他对父母亲说：“这孩子的症状和南沟（村名）老刘家的那个孩子一样，那孩子比这孩子大一岁，昨天砍掉了（砍在当地是死了埋掉的意思）。我给他放放血，看有效没有，如果不见效，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郭先生见多识广，说得非常笃定。虽说准备后事，父母还是鼓励他：“你就下手吧。”
郭先生在我的十个手指上下了针，每一针下去，都流出黑乎乎的血液。但两柱香的时间过去了，我仍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郭先生收拾起了那套油渍斑驳的针包，同情而又无奈地叹息一声也离开了。
母亲抱着我不撒手，郭先生的离开破灭了他的全部希冀，临村老刘家夫妻葬子的场景她是能想象出来的。结婚后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已经死了两个，我要再死了，那就是一半，再坚强的母亲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父亲毕竟是男人，骨子里具有男人的刚毅和气魄。他劝说母亲：“把孩子放下吧，让他痛痛快快地咽了这口气，你抱着他他憋的更厉害。你也别伤心了，看看这年景，死了比活着也差不了多少，就是活着，拿什么养活他？家里还有几块木板，我给他钉个小棺材吧，咱家的孩子可不能象别人家的孩子随便一埋，没几天就被狗叼出来了。”
母亲在哭，仍不松手，她祈盼出现奇迹。每当我的小手小脚抽搐一次，她的眼里就放出一次光芒。
父亲还是钉好了小棺材，并在里面垫了一层旧棉花。
说实话，我的生命力是够强的，就这样昏迷了四天四夜，仍然没有断气。
这天黄昏，父亲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父亲说：“这孩子鬼门关前站了四天了，阎王爷还是不收他，没准是个有福的命，听说公社卫生所新来了一位任医生（和跳大神的任先生同姓），把家里的那两块钱都花了，咱们就请他给孩子看看”。
母亲和姐姐是一百个同意，请医生的任务就落到姐姐身上。不到一个小时，任医生真的请来了，并且是骑自行车来的。
任医生，籍贯河北宣化县，从小拜师学习中医，一直在县医院上班，为加强基层医疗力量，前不久调到了我们公社的卫生所。
他比我父亲小十岁，不足一米六五的个头，一身蓝土粗布夹衣，里面穿一件很长时间也没有洗过的白色家做桃疙瘩纽扣衬衣，一顶蓝色带帽檐的单帽，帽檐向下卷曲着。眼睛不大，总象是在眯缝着。背着一个赭红色的牛皮医药箱，里面放着听诊器、针灸包、注射器以及一些常用药品，走起路来不紧不慢，说起话来不徐不疾，一看就具有乡村医生的特质。
任医生先给我量体温，40度；再用听诊器前胸后背都听了一下，掰开嘴看了看舌头和嗓子，又号了脉，之后对我父母说：“这孩子是扁桃腺炎，已经化脓了，嗓子都快堵上了，肺和气管烧的也有了炎症，病的不轻。”
父母最关心的不是病的轻重，而是有救没救，所以几乎同时问：“有救没有？”
任医生摇了摇头。他说：“要么现在就去县医院，县医院离这60多里，等明天中午的汽车恐怕不行，骑自行车也要到后半夜。”
“死在路上还不如死在家里。”父亲说到，然后张着恳求的目光对任医生说：“任医生，你就下手治吧，死马当活马医，治活了，我们感谢你，治死了，我们也感谢你。”
母亲毫无主意，愣愣地盯着这个矮小的医生，似乎在怀疑，这么小个的男人也能治病？
任医生说：“那好吧，我也看见你摆在院子里的棺材了，但还是要丑话说在前头，这孩子活下来的可能不大了，你们拖得时间太长了，耽误了治疗的时机。我这里有两支大油，是最好的消炎药，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用过，就给你的孩子用上，好不好就听天由命了。”
父亲是同意了。但他不知道这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大油值多少钱，万一要十块八块的一支，那一年的饥荒就落下了。他心里有点不安，看看满脸憋青的儿子，他把问价的话咽了回去。
任医生拿出一支象奶汁一样的大油，让我的姐姐烧了一锅开水，将注射器、针头等煮了一会儿，又将那支大油在热水里泡了一会儿，把大油拿在手里，又问父亲：
“打不打？”
“打！”父亲迟疑了一下又坚定地答道。
任医生似乎看出了父亲另一半的犹豫，又对父亲说：
“好，那我就打了。这支药打下去以后，不管孩子如何，我都不收你的钱，就算在你孩子身上做了一次实验。公社供销社已经关门了，你家也不会有酒。你叫丫头（指我姐姐）骑我的自行车到我家里拿瓶酒来，我用酒给孩子退退烧。”
任医生不徐不疾的话使的父母异常感动，也刺痛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看病打针不要钱，还要自己赔上一瓶酒，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任医生，你就给孩子先打针，酒我去准备。”父亲说完就出去了。
父亲每与我说到此处，脸上都会出现一种说不清的表情，激动、兴奋、愧疚，还有对贫穷的寒噤……
父亲带回了一瓶酒，那是当时坝上人经常喝的“干山药”酒，酒质很差，散卖，每斤在二三毛钱。我很想知道父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什么地方搞来一瓶酒，但父亲始终没有告诉我。一直到我参加了工作，结婚生子，父母被我接来安度晚年的时候，有一天母亲才透露了真相，原来是父亲背着母亲一两一两积攒起来的，似乎象今天男人的私房钱、小金库一样。
针打下去了，任医生一句话不说，不时地用手蘸着酒擦在我的额头和身上。
到半夜时分，我竟然哭了起来。任医生打着手电开始第二次检查。测体温、听胸背、翻眼皮、掰嘴巴、号脉……
“老李，你儿子有救了。切盘儿咸菜，咱两喝杯酒吧！”他说道。
第二天黎明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睛，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我竟然吮吸起了母亲干瘪的乳汁。我是早晨出生的，这次又在早晨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后来父亲就给我取名叫晨了。
从这次治病开始，我的父亲与任医生以及我们家与任医生家便成了莫逆之交。任医生的大儿子与我三哥是同学、好朋友，任医生的次子与我是同学，也是好朋友。四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和任医生也都相继辞世，但两家的往来一直没有间断。更巧合的是，任医生的侄子现在和我都在一个市里，并都从事法律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喝上一杯，但不再是先辈们喝的干山药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