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一）
我的童年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也就是这个特殊的年代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哪红旗招展，万马奔腾，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时代，我出生在豫西南一个边缘名镇——荆紫关镇。
我是一个不幸的男孩，在我出生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我的奶奶离开老家去看我。两个月后我的奶奶因病不幸去世。在我的父母还没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一场更大的灾难面临到她们的头上。
我的父亲是这个区上的副区长。我的母亲是合作社的食堂会计。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父亲的一句关心老百姓的实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李官桥农场劳动改造，我的母亲和我也因父亲的事，被遣送回我的老家。我的母亲也有国家工作人员下放到农村当了一名农民。我们从此有城市市民变成了农村的农民。
我的老家——宋湾区范平大队干沟村。是一个河南和湖北两省搭界的深山区。通往外界的只有俩山之中一条羊肠小路，荆刺丛生，十分难走。走出这三公里的荆刺小路，到了出山口，一条十米宽的小河切断了我们出山的小路，这条河乡亲们都叫它干沟河。走过十五个石凳桥，在走出二十米河滩，一座大山横堵在山口。在我记事的时候，乡亲们都叫他猴娃坡，也就是说只有猴子才能爬上这座山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出山办事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趟过这条河爬上这座海拔两千多米的猴娃坡，一条是趟过这条河顺着两山之间走四公里的十曲二十四湾的干沟河才能走出山口。平时走这条路要过十座石头垫做的石凳桥。到了夏秋两季山洪爆发这条路就不能走了。河里的这些石凳桥都被洪水冲走了。我们唯一一条出山通道也就是爬上这座猴娃坡。这条路我们的祖辈一直走到公元2005年。后来乡亲们出资出力分段包格，修了一条简易的出山车道。
我的老家山清水秀，在我记事的时候，满山灌木丛丛，鸟语花香，羊牛满山，到了秋天蝉声不断，满山红叶好像一副美丽的画卷。一眼泉水滋润着六百多山民。在不到五公里的山沟里，住着吴姓、操姓、闫姓、朱姓、郑姓四个生产小队，六百三十五名村民。
我的老家资源很丰富，但是村民们很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深林的资源几乎弹尽，好多一米多粗的灌木都被砍伐去炼了钢铁。我记事的时候仅存的几颗三至五人合围粗的黄连树、榆树、花柳树，像子树娑罗树也被航运局造船厂伐去造船了。仅存的一棵特大的黄连树也与1968年夏季在一场大风大雨中分成两半自然到了，把我家房子都压塌了。至今只有一棵五人合围粗树干十米的像子树依然屹立在村中，这也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家唯一的象征了。
我们村子的山上有一个庙宇叫高门寨，供奉着一座神像叫红脸关公。他是山外的地主们为了躲避战乱修建的一个寨子。后来这座山寨成了我们这里村民们祈求保佑平安、五谷丰登的神圣场所了。我的童年好多时光都和同伴们在哪里玩耍。
我的老家唯一的一眼常年不断的泉水，叫白龙泉。泉的旁边有一个小庙，庙的前面石头沏的石链边长着一棵茂密冲天的大皂角树，树上结满了很多皂角，很多年前村民都是用这些皂角来洗衣服洗被褥。也是这眼泉水浇灌着这片土地，滋养着这里的山民。山泉的南面是一块平坦的庄稼地，这块平坦的庄稼地有一百零四亩，也是这个山沟里唯一的一块平地。庙的西面有一个戏台，很多年前人们都在这里集会看戏。山泉下面五十米处生长着一片茂密的竹林，竹林中住着一户这山沟里唯一的一位刘姓人家。村民们的一些常用农具都取自这山林和竹林。
我的老家有很多山，最高的山叫高门山，地势险要，树木稀少，山上有一个寨子。但面朝南，阳光充足，村民们在哪里堆砌了很多梯田，种上了红薯，最小的梯田只能种两窝红薯。还有朱家凹，蒋家凹，扳指凹、后凹、庙平地村民们在这里是种小麦、玉米以及五谷杂粮。白头坡、刘家片、沙子岭这里树林茂密，药材很多，是村民们砍柴和挖药的地方。阳坡顶、青草包、胡传令这里灌木稀少，青草肥沃，是村民们放牛放羊的好地方。一到春天这里百花齐放，鸟语花香。到了秋天万山红遍，果实满枝。好一副美丽的田园牧歌。
1959年4月28日我和妈妈被送回到这里。当时家里只有一间老房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回家的第一顿饭，就是爸爸拿着粮票在村里的食堂里买了四两红薯片，大伯大妈送来一筐野菜煮了一锅稀汤，招待了送我们回来的三舅。当时村里的食堂里也没有粮食，爸爸拿着粮票也只买来了这些红薯片。妈妈吃着饭，眼泪不停的落下。我也因没有奶水饿的哇哇直哭。
我的妈妈出生在县城郊外丹江岸边的一个叫南湾的村庄，家里开着一间手工织布作坊。还种着十多亩庄稼，家境还算富足，兄妹五人她还算最小的，深受家庭溺爱。解放后她们的作坊和城里的棉织厂公私合营了。她和兄妹们也一起上学读书，小学毕业后，三舅继续上学，她和几个舅舅和姨姨参加了工作。1956年她认识了我在县城财贸委员会工作的父亲，几个月后她们结婚了。1957年我父亲从县财贸委员会调任荆紫关区任副区长，我的母亲也随他调到荆紫关区合作社任合作社食堂会计。她万万也没有想到，两年后的命运是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残酷现实。
妈妈这个城郊平原出生的女孩，怎么承受得了这山区艰苦的生活啊，况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她怎么能承受住这么大的压力。回家的那天妈妈一路泪水涟涟，脚上也打了很多血泡。回家后的生活也更让她难以忍受，爸爸去接受改造了，她一个人带着我，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十多天的大食堂生活，她的身体开始浮肿了，奶水也没有了。我饿的连脖子也太不起来了，妈妈看着我，整天泪水洗面，爷爷和叔伯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也没有吃的啊。只好劝她回娘家去住几天，城边的生活要比我们山区生活好一点。妈妈是个坚强的女孩，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怎么能够回去呢！可是看着我饿成这个样子，也只有天天把食堂打给她的能照见人影的野菜汤喂给我了。当时食堂给的饭是定量的。妈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全身浮肿的很厉害。眼看就要承受不住了。我也只好有三叔和三妈照看了。这个时候，姥姥让三舅来接我们回去，我和妈妈的这两条命总算是保住了。几个月后，大食堂解散了，家家户户可以做饭了，爸爸的工作也恢复了，可是爸爸的右倾帽子没有给摘掉，妈妈也就一直生活在山区农村，过着辛劳艰苦的生活，直到1991年国家给平反了，妈妈才回到了城市恢复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