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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红军与龙门》 作者:徐军

2019-11-02 14:58 作者:文教--徐军  | 8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谨以此书,向长眠在龙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英烈们致敬!

——题记

目 录

上篇: 红军过境——大革命篇章

1、 导言

2、 露宿街头的队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3、 征粮

4、 古冚口街

5、 白芒坑

6、 追赶红军的少年

7、 尾声

8、“龙城整编”的历史意义

中篇:他们也是“红军”——抗日战争篇

1、 导言

2、 兄弟俩

3、 杀敌中队

4、 白皮红心

5、 洪月冲

6、 沙迳阻击战

7、 石墩保卫战

8、 江厦鏖战急

9、 舍小家为大家

10、 抗日大刀队

11、 金龙大队

12、 虎穴藏忠魂

13、 堂堂铁打是英雄

14、 血溅八角亭

15、 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16、 李绍宗同志关于龙门县抗日战争的概述

17、 尾声

下篇:他们也是“红军”——解放战争篇

1、导言

2、扑不灭的“红军”火种

3、“反恶政大同盟”

4、平陵除两霸

5、“小搞”与“大搞”

6、约坑围之战

7、低冚伏击战

8、反剿除霸

9、火烧万书楼

10、待到山花烂漫时

11、天兵怒气冲霄汉

12、烈火中永生

13、壁上红旗飘落照

14、宁死不屈丘学祚

15、大岭头战斗

16、刘安德隐姓埋名燃星火

17、解放龙门

18、铁岗平暴战争

19、李绍宗同志关于龙门县解放战争的概述

20、尾声

后记

卷 一

红军过境---土地革命篇

1、导言

1926年夏初起至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势如破竹,连续攻克了衡阳、长沙、武汉、南昌、安庆、厦门、福州、杭州、宁波、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南方重要的大城市。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军事行动,1927年3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浴血夺取了东方最大的城市上海。中国大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华夏山河统一在即。

风云突变,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公然违背了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工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三天后,广州的李济深、钱大钧等立即追随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从4月15日起,派军队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黄埔军校和广州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封闭了各革命群众组织,逮捕并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余人。

1927年5月21日晚,驻守湖南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军、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组织革命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一夜间逮捕和杀害了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3000余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各部门开始大规模“铲共、清党”,公然下令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走一人”的口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这就是“七一五政变”。

四一二政变、四一五事变、马日事变和七一五政变等由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一系列清共、反共事件,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使中国大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是中国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彻底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潮。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保存革命的火种,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的领导权。临时中央讨论决定集合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伺机举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主要领导人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时,发现张发奎正在同汪精卫秘密商议,计划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清算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依靠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拟在南昌举行起义。据此,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师,第二十军全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73、第75团,以及由朱德任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县)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三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六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急速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三军、第六军、第九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敌军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口令:“山河统一!”起义军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作战计划,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守军发起进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松柏巷的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敌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8月1日下午,被张发奎部阻拦在九江马回岭地区的第二十五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的率领下,冲开阻拦部队举行起义,于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中共前委按照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会昌、寻邬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相机再攻取广州。

1927年8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总共有22个人,他们是毛泽东、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和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也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都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的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实现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方针是: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农民权裁决的临时革命政府。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武装暴动的宣言书。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地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以及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

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担任总指挥,余洒度担任师长,下辖3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1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2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3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之前,余洒度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

秋收起义刚刚打响,收编的土匪武装邱国轩团就倒戈反击,也由于对反动派力量估计不足,参加秋收起义的其它各团也陆续遭受重创。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召开会议,果断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进,建立红色根据地。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修改了短期内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改为在广州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继续发展暴动。

11月17日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促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来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

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赶到广州,秘密召开了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部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2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第四军教导团是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的,叶剑英曾兼任团长。为保护和发展这支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叶剑英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比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

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担任总指挥,叶剑英担任副总指挥。

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广州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遂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各连队悄悄地集合,分派发红领巾,检查携带的枪支弹药,传达了当晚的口令:普通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是“夺取政权”。叶剑英宣布:任命李云鹏为军官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为第1、2、3营营长。李云鹏把队伍带到大葵棚举行誓师大会,1400多人把大棚挤得满满的,大会的讲台上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人。誓师大会结束后,三颗信号弹划破万籁无声的夜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了。

第四军教导团率先行动,随着三声炮响,三颗耀眼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广州沉寂的夜空。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朝鲜籍黄埔军校教官崔庸健、王侃予和吴展拉出来的黄埔军校特务营,以及广州工人赤卫队的7个联队、2个敢死队,共约6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有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一些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东路,在叶挺直接指挥下,教导团主力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敌6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随即又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市公安局。黄埔军校特务营里有四分之三的朝鲜革命者,崔庸健是该营2连连长。起义开始后,特务营奉命同教导团一起攻占了沙河后,崔庸健率领二连奉命驻守沙河阵地。后因防御薄弱,阵地易手。在这次战斗中,200多名朝鲜籍战士绝大多数阵亡。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派蔡申熙负责警卫团与省委的联络,派陶铸协助蔡申熙的工作。在蔡申熙等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警卫团第三营和第二营的一部,攻打第四军司令部、军械库和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

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后,命令黄埔军校六期生左洪涛率领的教导团第11连镇守观音山。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敌第四军军部、第四军军械库等地攻击时,遇强敌顽强抵抗,未能按时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涌等地的农民大约2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四军第十二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各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火炮20余门,各种枪支1000余支。

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兆征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们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

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四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幢寺第五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十二师、第二十六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二十五师,驻顺德的教导第一师第1团、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因众寡悬殊,战损严重,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幸牺牲。

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危急时刻,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总指挥部于12月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

13日凌晨,起义军余部约1500人撤出广州,有一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另有从广州撤出的部队约200余人向北江退却时,在韶关梨铺头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随后又一同参加了1928年年关举行的湘南暴动,1928年4月28日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广州起义失败后,由叶镛、唐维、王侃予、袁裕(袁国平)、陆更夫、白鑫、徐象谦(徐向前)等率领参加广州起义的教导团主力、警卫团余部及工人赤卫队、农军部分人员约1200余人,于12月15日撤退至花县,击退花县反动民团1000余人的围攻,汇合花县农军,乘胜拔掉民团盘踞的石岩塘、水谓、仙阁三个据点。花县各地的农民武装及农会骨干纷纷汇聚花县,农民群众不期而来者达数千人,大杀豪绅地主,自己动手没收土地,要求革命的士兵与他们一齐去打反动乡村,并带来物资热情慰问起义军。

12月16日,起义部队在花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及今后的行动问题。会议依据广州起义前夕省委决定在起义军中“组织红军”的指示,因此在花县召开的这次党的会议在讨论部队改编时,决定将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家开会研究,如何给这支部队命名。红一师有了,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红二师有了,是海陆丰一带的另一支南昌起义部队;红三师也有了,是琼崖游击队改编的。最后,大家确定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推选叶镛为师长,宋湘涛为副师长,袁裕为师参谋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打出“工农红军”番号的武装力量。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选举产生了红四师党委员会,委员有:唐维、王侃予、袁裕、陆更夫、徐象谦(徐向前)、彭蓬、钟友千等,唐维担任师党委书记,王侃予为红四师党代表。下辖第10团,第11团、第12团三个团。白鑫担任10团团长,赵希杰担任11团团长,饶寿柏担任12团团长。

这支刚刚诞生的工农红军非常民主,官兵总人数约1200人,而中共党员有200人,师长叶镛是由士兵选举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委会选举出来的,副师长宋湘涛、参谋长袁裕(袁国平)、师党委委员徐象谦(徐向前)和其他的党委委员、包括团一级以上的负责同志,也都是选举产生的。此外,还非常注重阶级成分,规定各级组织的负责人,要有三分之二工农出身的同志。师部还建立了党代表办公厅,这是政治部和党委的办公机关,并且还成立了红军报社,油印出版《红军生活》和一份通俗刊物《造反》,由郑梅仙、危拱之等任编辑。

一切都齐备了,就差一面军旗。可是红军的军旗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女同志们围着征集来的一堆红布发愁,不知怎么下手才好。后来,陆更夫同志的未婚妻、来自武汉中央军校的郑梅仙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的政府是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军队应该是为工农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我们的军旗上应该有代表工人的斧头、代表农民的镰刀和代表士兵的枪。”

这一倡议立刻就被通过了,心灵手巧的红军女战士们拿起剪刀、针线包,一面做旗一面唱: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清脆嘹亮的歌声传出房舍,传到田野,飘向山谷,响彻四方。

后来,红四师经从化、龙门、河源、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

2、 露宿街头的队伍

龙门县城西北的地派圩,位于龙门、从化、新丰三县交界处。1927年12月19日黄昏,地派圩窄小的街面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街道两边的店铺陆续开始打烊,门口的灯笼亮了起来,慢慢隐入黑暗的街道青石板也泛起了一道道黄白的亮光,与昏暗的天空一起,映照出街道两边参差不齐的骑楼轮廓,显示出别样的夜景。北风卷着枯叶从街道的西北飘向街道的东南,肆意张扬着冬天的寒意……

就在这个时候,一支队伍从西边的崎岖山道上走进镇子里来,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迤逦而行,上千人的队伍里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枪械的轻微碰撞声。从军装上看,还真无法分辨出这支队伍跟地派圩人以前见过的队伍有什么区别,但还是有细心的人发现,每个官兵扛在肩膀头的枪口上都插着一块三角状红布,队伍前头有一面高高飘扬的军旗,军旗上面绣着镰刀、锤头和步枪……

地派圩人从未见过这种图案,不免有些好奇,许多人纷纷把头从半掩的店门探出来打量,由于害怕,他们也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又赶紧把身子缩了回去,“哐当”一声把门又紧紧关上。但还是有胆大之人看得很仔细,他们发现,这支奇怪的军队虽然队列整齐,但士兵们的步伐却有些疲沓。当队伍从灯笼下走过时,眼尖的人看到士兵们个个面露菜色,大冬天的,却还穿着单衣,不少士兵的军装被树枝刮破或被子弹打穿洞,破破烂烂的,形同乞丐。

很显然,这是一支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长途跋涉的队伍。

没错,他们就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在花县整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

在经过整整两天的急行军之后,这支刚刚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部队,刚刚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民团的追击,又开始经受缺衣少粮的威胁。

对于这支年轻的部队以及同样年轻的红四师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得不面临的考验。

走到高明街,师长叶镛命令部队就地休息,为了不扰民,他特意吩咐官兵们在骑楼下露宿。随后,他和师党委书记唐维、党代表王侃予、参谋长袁裕及党委委员徐向前等领导人进了一家茶庄。

作为一师之长,叶镛肩上的担子显然比其他人更为沉重。

叶镛,四川乐至县人,生于1899年。1925年,他考入国民革命军黄埔陆军军官军校第4期入伍生队,1926年1月 被编入黄埔军校第4期。1926年3月,叶镛升入第4期学生队,编在步兵科第1团第1连,同年10月毕业。1927年初,叶镛调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区队长。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处于反革命包围之中。五月,蒋介石指使四川军阀杨森和驻宜昌的湖北反动军阀夏斗寅出兵进攻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夏斗寅。武汉分校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由侯连瀛任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配合叶挺部队誓师西征,连战连捷,一举将杨森、夏斗寅两部击溃,保卫了武汉。西征途中,担任中央独立师连长的叶镛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 西征胜利结束后,中央独立师回到武汉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叶镛任第1营第1连连长。由于他在西征战斗中表现出色,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比较成熟,因此在教导团里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

叶镛还是教导团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团党部执监委员唐维、甘理真、陆更夫等都是中共党员。当时教导团的教育、行政等工作,均由团党部领导,而团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叶镛在团党部经常和中共党员接触,因而对共产党逐步有了认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反共,命令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开回广东,企图夺取广东和广西这块地盘。7月30日,叶镛所在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亦奉令离开武汉,乘船开往九江。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教导团党部叶镛、唐维等本打算就地响应,只因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才没有动作。但南昌起义给教导团在黑暗中指出了一线光明,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8月4日教导团到达九江后,张发奎害怕教导团暴动,旋即将全团武器收缴。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见状挺身而出,利用军阀派系间的矛盾,说动张发奎将教导团并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由自己兼任团长,设法把教导团的武器要了回来。

教导团继续随第四军南下广东,到达韶关时,叶剑英因事他往,该团突然又接到张发奎要全团交出武器的电令。在此情况下,团党部负责人叶镛、唐维等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为了保存力量,暂时交出武器,继续随军南下。会后分头劝导,帮助学员们克服抗拒缴械及宣布起义等盲干思想,避免了无谓的牺牲,从而保存了教导团的革命力量。教导团开抵广州后,进驻市郊四标营,进行整顿。

不久,张发奎为了消灭桂系军阀李济深等在广州的势力,欲夺取广东的地盘,便想利用教导团为他卖命,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重又把该团装备起来。这时,粤桂军阀忙于混战,广州守备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关于为了挽救革命、拿起武装反抗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积极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教导团的中共地下组织在省委领导下,抓紧发动和组织工作,扩大了“工农兵革命同志会”,吸收了一百多个新党员,和市区工人组织取得联系,开展群众工作。同时还抓紧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着重进行巷战和夜战的训练。叶镛仍然担任第1连连长,他天天带领队伍苦练。

12月4日,叶镛在黄花岗参加了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召集的有教导团两百多名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明确了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导团所担负的战斗任务,会后,他回到所属部队,秘密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10日起义前夕,叶挺受党的委派,从香港赶来广州,担任起义总指挥部总指挥。他立即召开参谋团会议,对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作战行动进行调查了解,并宣布对起义力量的部署和战斗序列。叶镛参加了这次会议,接受了战斗任务。回到连队后,傍晚时分,他又一次秘密地召集本连部分同学开会,作了战前动员,交待了作战任务。

11日凌晨二时许,张太雷、叶挺等来到教导团,宣布教导团改为红军军官教导团,任命李云鹏为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分别任第1、2、3营营长。三时许,叶镛首先下令行动小组将张发奎派来监视教导团行动的原代团长朱勉芳处死,将原第1、3营营长等反动军官逮捕关押。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终于爆发。叶镛带领第1营象离弦之箭,冲向市中心的敌人反动堡垒公安局。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经过半小时激战,至天明时,将公安局和保安大队攻克,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并砸开牢门,放出了被国民党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八百多人。其他起义部队也相继攻下观音山等据点。

11日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不甘心失败的敌各种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支持下,向广州猖狂反扑。十三日早晨,叶镛率第部奉命阻击向起义总指挥部扑来的敌人,在四牌楼一地和敌人遭遇,双方展开了巷战,下午,控制了四牌楼的东西两侧。但是,当日下午观音山被敌人占领。观音山一失守,起义部队即失去整个广州的制高点和屏障,坚守已不可能。起义总指挥部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撤出广州。

在随后的花县整编中,叶镛被民主推选为红四师师长,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广州起义一开始,原任教导团团长李云鹏因故离队,使教导团失去了领导人,身为1营营长的叶镛在起义过程中临危不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加上红四师领导人不是由上级领导任命,而是全体官兵民主推举产生的,叶镛被推选为师长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对于叶镛任师长,并不是没有争议。有人说他刚由一名连长升任营长,并没有多少指挥作战的经验,一下子担任师长恐怕有点勉为其难,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少官兵怀疑叶镛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斗志”,不宜担当重任。

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据时任师党委委员的徐象谦(徐向前)后来回忆:“部队在花县,每天都有地主民团来攻,师里要我负责指挥打民团。那些地主民团狡滑得很,一天来攻好几次。我们要是不理他,就呼噜呼噜地来一片,噼噼啪啪乱打枪;我们要是一打,他们就跑。有时我们正吃着饭,民团来了,部队扔下饭碗就去打,刚打走他们,一会又来了,又得去打。他们熟悉地形,零敲碎打,跑得又快。我们有时也追击一下,但不能追得不太远,怕中埋伏。我们把打民团的战术,叫做‘打狗战术’。意思是别看它来势汹汹,你抄起棍子去打,他们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12月15日凌晨,花县民团局副局长刘涛朋纠集民团、土匪近千人,在象山一带截击起义部队。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徐象谦对战士们说:“民团松散得很,你们冲吧!一冲他们就跑了。”战士们端起枪即时来了个猛烈冲锋,敌人果然仓皇逃命,但我方也伤亡不少。一些战士怀着对地主民团的刻骨仇恨,放火烧毁了几间民团的房屋和商人的店铺。叶镛及其不同意这种行为,不仅命令将火扑灭,还批评了放火的士兵。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一些官兵的不满,有人认为“所谓‘仁义之师’并不是我们革命者之态度,应该每到一处焚烧一处,每到一处毁灭一处旧制度才对的”。

部分官兵们觉得叶镛“缺少革命斗志”指的就是这件事。当然,叶镛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行为,不愧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上,叶镛最终当选红四师师长,与唐维、王侃予、陆更夫等人,特别是师党委书记唐维的鼎力支持有关。这四个人都是四川人,跟叶镛是同乡。

唐维比叶镛小几岁, 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1917年唐维考入邻水县立高等小学学习。五四运动消息传来,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五四运动真相,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20年,唐维考入成都公学。他读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四川学生潮》等一些进步杂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明了、眼亮了,坚信广大人民群众是不甘心作奴隶的,中国不但不会灭亡,并且大有希望。从那之后,唐维常以“要想成就一个伟人,非先从自己人格品行上、学问上做功夫不行……”来劝勉家人,要求自己。

1923年,唐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科学习,有幸阅读了较多的马列主义原著和宣传文章,常听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讲演,更加坚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他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常同赖振声、黄担、苏爱吾等联络,一道研讨社会弊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反复磋商,他们在李大钊的直接帮助下,还成立了“新邻社”,出版了《新邻》杂志。唐维亲自为《新邻》撰写宣言,还撰写宣传革命的文章,如《十八层地狱里活的中国人》等在《新邻》等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揭露封建军阀与地方势力互相勾结,剥削压迫邻水人民的种种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寻求解放自己的道路,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5年冬,唐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18日,唐维在北京参加了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反帝示威大游行,当游行队伍遭到段祺瑞北洋政府的血腥屠杀时,他临危不惧,从血泊中爬起来,救护伤员,安葬死者。1926年年夏,唐维由京去沪,邀集在北京、上海、武汉读书的共产党员游雪程、熊寿祺、游九川等回邻水县、办起了有70多人参加的暑期补习班,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员,并协助建立了中共邻水县特支委员会,壮大了邻水的革命力量。不久,邻水县妇女协会成立。唐维帮助起草了《邻水妇女协会宣言》。《宣言》讲清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打破男尊女卑、买卖婚姻、多妻制、实行男女平等、推行女子职业教育、保护妇女劳动、禁止童工等主张,促进了妇女的觉醒。自此,邻水妇女解放运动很快进入了高潮。

1926年秋,国民革命北伐进入武汉,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为适应革命形势对干部的需要,国民政府在武昌两湖书院建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是年冬,唐维受中共重庆党组织指示考入该校,同唐维一道出川的罗瑞卿、赵一曼等也被录取。他在军校中,尽管自己文化基础比较好,唐维仍然学习刻苦,因此每门功课成绩优秀。由于唐维为人正直、谦谨,演说慷慨激昂,性格活跃,多才多艺,他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和中共军校特别党部的领导成员。

此间,军校处理了与蒋介石勾结的柏良等120名反动学生,唐维是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他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为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会主席和军校中共特别党部领导成员的唐维,积极组织同学们进行示威,在武汉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蒋宣传活动。当蒋介石指使夏斗寅、杨森等军阀攻打武汉时,唐维跟随由军校学生改编而成的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带领的第二十四师进行反击,很快击败了逼近武汉城门的叛军夏斗寅部,紧接着又西征讨伐杨森。战斗中,唐维和同学们一道积极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探消息、带路、拦截杨森的给养队,歼灭敌人的散兵、溃兵,最后消灭了杨森的整九师,保卫了武汉国民革命政府。

7月下旬,武汉军校师生在九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在张发奎南下途中,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编制3个营。全团共1200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00多人。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唐维任中共团党委书记。南下途中,张发奎恐军官教导团暴动,下令收缴全团武器,局势突变,群情激愤,唐维当机立断,迅速向全团党员传达党的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克制情绪,不能冲动,可暂时交出武器。……

团党委决定,凡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未暴露的继续留队,待机行动。唐维以学员代表的身份,同吴展、宋湘涛、刘先临等3个营长一起到总指挥部据理力争,迫使张发奎答应可以暂时只交出子弹。在此次事态中,唐维临危不惧,表现出惊人的胆略。

没多久,张发奎再次要收缴教导团的武器,学员们怒不可遏,欲与之硬拼。唐维充分利用了张发奎既怕教导团暴动,又想利用教导团同其他军阀争地盘的矛盾心理,他和团党委的其他同志一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从而使这支革命武装队伍得以保存,胜利地到达了广州。

陆更夫,四川叙永人,1922年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时亲聆高师校长吴玉章、教师恽代英教诲,受益良多。1923年参加青年团。1924年与岳风高创办革命文艺刊物《心波》,与张子玉创办革命期刊《红涛周刊》,宣传革命理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前往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

1926年夏,陆更夫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连长,1926年8月,他率部随叶挺独立团发起进攻,攻下天险汀泗桥。3天后又率部随独立团正面攻占另一天险贺胜桥,立功受到嘉奖。10月,再率部随叶挺独立团攻入武昌。1927年2月,陆更夫被调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校刊主编。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陆更夫义愤填膺,在《革命生活》上连续发表《斥蒋介石》、《再斥蒋介石》等多篇讨蒋檄文,并与蒋先云、陈赓等建立“黄埔各届学生讨蒋筹备委员会”,任委员。他在《讨蒋特刊》上发表了《在讨蒋大会里枪毙杨引之》(蒋介石的忠实代理人)一文,提出了枪毙蒋介石的革命口号。5月16日,武汉军校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特别党部,陆更夫、叶镛、袁澈等被选为常委。他们和全校师生在《特别党部成立的宣言》中表示:“我们是革命的工具,民众的工具,党的工具……为我们的革命,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党来牺牲!”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解散,全校3000多师生被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是叶剑英。陆更夫任教导团第3连连长。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后,叶剑英率领教导团南下,经吉安、赣州、南雄、韶关抵达广州,准备参加广州起义。

12月4日,陆更夫随教导团200多名共产党员来到黄花岗,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作报告,明确了这次起义的意义和教导团的任务。他回到连队后秘密发动连内绝大多数先进官兵,投入起义洪流。

12月11日震动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后,陆更夫率领的教导团第1营第1连担负了攻坚任务。他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带着全连战士,攻打广州公安局。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军占领公安局,释放了被关在牢内的政治犯。随后陆更夫接到命令,立即赶到长堤修筑工事,阻击帝国主义军舰与反动武装的袭击。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回到起义总指挥部,担任保卫工作。

广州起义失败后,陆更夫率领所部撤退到花县,与其他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陆更夫担任第12团党代表,同团长饶寿柏,带领全团官兵,奔向海陆丰。1928年1月4日,红四师改组后,叶镛仍任师长,徐向前任参谋长,陆更夫任政治部主任。

唐维和陆更夫虽然都比叶镛小,但他俩参加革命却很早,而且都是共产党员,曾经跟叶剑英、叶挺等领导人合作共事,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在广州起义中,他们目睹了同乡兼战友叶镛的英勇果敢和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所以,他们认为,红四师师长非叶镛莫属,并劝说王侃予等给予支持,这绝不是出于同乡之情,而是出于革命前途大计。但他们的这种选择,后来却成了红四师存在“宗派主义”的口实:

过去师委委员唐维、王侃予、陆更夫、彭蓬、袁裕(袁国平)、钟友千、徐象谦(向前)。他们都是由唐维与王侃予二人指使的,既不是上级的指定,又不是民主的同志的选举,故弄出了许多的错误。同志中又闹出了一个“四川主义的大封建笑话”来,这是因为唐维、王侃予、叶镛是四川人。由他们支配一切,四川人已是揽总权了。四川的同志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非同志攻击的厉害。同时又因他们(师委的同志)的几个能力很差,故不得不添了几个非四川人充师委……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信》

这种指责当然是违背事实的,无论唐维、王侃夫、陆更夫,还是叶镛,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战斗能力和经验都无可怀疑,他们不约而同为革命献身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后话。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27年12月19日的龙门县地派圩,叶镛和唐维、王侃予、陆更夫、袁裕(袁国平)、徐象谦(徐向前)等几位年轻的红四师领导人,正在为这支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部队面临的困难及前途而殚精竭虑……

3、征粮

是日晚,红四师师部的会议一直开到半夜。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补充部队给养的问题。大家对部队从花县整编出发后的这一路上疲于奔命、给养空缺、官兵们吃不饱饭、士气严重低落的情况忧心忡忡。有人对部队在筹款时手段过于“仁慈”,对财主豪绅太“客气”提出尖锐地批评,认为这才是导致目前部队给养困难的主要原因。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不是挑花绣朵,像这样文绉绉的这也怕那也怕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呢?” 发言的是白鑫团长,说到激动处时,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将桌子上的豆油灯震得猛烈地晃动起来,从门缝里吹过来的一股冷风,差点把灯扑灭。

批评者白鑫团长引用的这段话,来自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马上有其他的军官发言附和,言辞更加激烈。在座的不少人都曾在武汉军事政治学校亲耳聆听毛委员讲过这篇文章,坐在叶镛旁边的师党委书记唐维似乎嗅到了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这批评明显是针对师长叶镛的,他担心地瞟了一眼自己的同乡。只见这位外表文质彬彬、性格沉稳的指挥官,一边听一边做着笔记,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他才放心地吁了口气。

批评者并非无的放矢。大概由于长期在军校和军官教导团任职的原因,叶镛一向军纪严谨,平时不仅军装严整,风纪得严丝合缝,而且不苟言笑,很少跟人开玩笑。对于部队纪律,他更是颁布了严格的军令,新成立的红四师大部分是军官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的官兵和学生,对师长的军令也能做到令行禁止,因此,红四师从花县出发这一路上,官兵们严整的军纪军容,受到了老百姓们的交口称赞。但令叶镛和唐维等人未曾料到的是,部队在从化良口时,他们派出的几支筹款小组却接连碰壁,空手而归,原因竟然那些富商大户见这些“学生兵”对自己客客气气,口口声声愿意捐款,谎称去筹款时,竟脚底板抹油开溜,放了“学生兵”的鸽子。军官们也不好怎么处罚士兵,因为“全凭自愿,绝不强迫”的军令,是叶师长发布的,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征粮是当前我师工作的重点,不仅关系到全体官兵的温饱,弄不好,还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征粮不搞强迫的军令并没有错,但执行命令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唐维慢吞吞地说,多少有点儿为叶镛打圆场的味道,他的嗓门不大,但听起来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显然跟唐维这些年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锻炼有关。

“比如说,对于广大群众,这一条肯定是没有错,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那些富商大户、土豪劣绅呢,恐怕我们就不能太文质彬彬了,该强迫就强迫。剥夺他们从劳苦大众剥削来的财物,本来就是我们革命的首要任务嘛!”唐维双手一摊,望着大家。

参谋长袁裕(袁国平)说:“唐维同志说得对,执行军令不能太死板,否则就会给革命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师部党委委员徐象谦也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时,唐维把脸转向埋头做着笔记的叶镛,用征询的口吻问道:“叶师长,你的意见呢?”

“各位同志的意见非常好,我完全同意。对待土豪劣绅要像对待敌人一样,绝不能用温良恭俭让的客套,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对付反革命的手段……”叶镛合上笔记本,抬起头对大家说,同时转过脸和唐维交换了一下眼色,会心一笑,那一缕笑意中包含着对唐维的感激,也只有他本人才能觉察到。

会议决定在地派短暂逗留,征集粮布,以解部队燃眉之急。会上布置了具体的征集粮食和布匹的任务,鉴于此前征粮工作中的教训,叶镛把征粮任务交给了革命资历和经验都很丰富的师部党委委员徐象谦。

会议结束时,都过半夜了,大家这才感到又累又饿。师部炊事员赶紧张罗着给首长们准备宵夜。叶镛惦记着露宿的士兵们,趁此功夫,他披上大衣,向茶庄外面走去,唐维也一身不吭地跟着朝门口走去。

深夜的地派街空旷寂静、寒气袭人,黑魆魆的。几家店铺门口灯笼的光芒在夜幕的包围下格外暗淡。叶镛和唐维并肩走着,站在街中心放眼一望,只见两边的骑楼下,士兵们像一捆捆草袋,横七竖八地布满了整条街道,有的把整个街道堵住了。风从街那头贴着地面挂过来,掀起士兵们单薄的军装。叶镛和唐维轻手轻脚地沿街走着,生怕不小心踩到了睡熟的士兵身体。走到一座骑楼下时,唐维看见一个身材瘦小的士兵半个身子都露在骑楼外面的青石板上,冻得瑟瑟发抖,便脱下自己的大衣,轻轻地给士兵盖上。

他俩同时看见黑暗中有几个人影正在翻动士兵:“谁?怎么还没睡觉?”

“报告叶师长、唐书记,军医处长贺诚,正在带领部门人员为伤病员换药。”其中一个人站了起来,转身向叶镛和唐维敬了个军礼。

“贺处长,辛苦了!”唐维握住贺诚的手:“伤病员的情况怎么样了?”

“唐书记,有三分之一伤病员,好在大多数都是轻伤,重伤员不多。只不过药品已经不多了,特别是西药的消炎药,非常奇缺,要赶紧想办法搞到,否则,部队的伤情会越来越恶化。除了给重伤员以外,现在轻伤员消炎大多数用的都是盐水,但是效果差了很多,伤口恢复得很慢呀!”贺诚颇有些担忧。

“知道了,到龙城后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唐维按了按贺诚的肩膀。

往回走时,叶镛皱着眉头对唐维说:“听茶庄老板说,地派这个地方比较穷,也不知明天的征粮工作会不会顺利?”

尽管比叶镛还小几岁,但作为师党委书记,唐维不难理解,作为红四师军事首长的叶镛此时的心情,他用安慰的语气道:“放心吧,有象谦同志这位老西子出马,骨头也能让他刮出几两油来。”

“但愿如此吧。”叶镛仰头望了望夜空。

唐维听出叶镛话音里流露出的一丝忧虑。他知道,叶镛担心的不只是明天的征粮,而是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将这支从敌人虎口里挣脱出来的红军,顺利带到海陆丰红区。对于还没有入党的叶镛来说,这副担子的确太沉重了。黑暗中,身材高大的唐维,看着比自己要矮小一截、脸色显得有些严峻的叶镛,伸出手掌,轻轻按着他的肩膀低声说:“你就大胆指挥吧,师党委会全力支持你的!”

声音虽然很轻,但叶镛师长却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像电流似的,刹那间传遍了全身。

在龙门县里,地派圩并不算富裕,离县城较远,当地乡民平时上一趟县城也不容易,经济自然比较落后,整个地派圩称得上豪绅大户的也没有几家。不过,由于地处三县交界,信息倒是比较灵通,近的如从化、新丰,远的如广州发生的大事小事,很快就会传到地派圩人的耳边来。像“赤党”在广州起义这样的惊天大事,早几天就在地派圩传开了。因此,当红四师于12月19日傍晚出现在地派街头时,人们看到队伍前头高举的镰刀斧头步枪旗,很容易就猜出了对这支队伍的来历。因此,当天夜里,红军到达地派的消息便传偏了整个圩子。

一些穷苦人家曾经听说,共产党武装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听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到地派圩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第二天天刚刚亮,就有不少人从家里跑出去打探,看看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看见高胜街整条街上,都被红军士兵占据了,骑楼下、街道边,到处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士兵。也有士兵提前醒了,在沿街店铺的墙壁上刷写标语。一些识字的乡民凑前近去,认出了标语的内容:“打倒列强!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土豪恶霸劣绅!”“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共产主义万岁!”……

最引起人们好奇的是,工农红军里还有女兵队伍,她们共同留着齐耳短发,扎着武装带,一边向看热闹的群众散发油印的传单,一边用清脆的嗓门唱歌: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

歌声嘹亮、激扬,使那些衣着破旧,在寒冷中不断瑟缩着身体的穷人们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暖流和力量。街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有人鼓起胆子跟着女红军战士也喊起了口号:“打倒军阀!打到列强!打到土豪劣绅!”

此时,红军已经敲开了地派圩仅有的两家粮店、显记粮店和潘记粮店及一家布匹庄的大门。但潘记粮店的老板由于事先获知红军要来的消息,早于头天夜里偷偷地把粮食从店后面的小河运走了,除了一名小店员看店,店老板连一粒粮食也没有给红军留下。尽管还不能完全满足红军的给养,但师党委还是研究决定,在显记粮店开仓放粮,赈济穷苦的百姓。

一时间,显记粮店门口围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分粮的老百姓,有的拿着布袋,有的挑着箩筐,把半条街都快要堵塞了。负责征粮工作的第10团官兵,不得不分出部分士兵维持秩序,同时继续派出几支征粮小分队到附近村子去征粮。

不久,正在显记粮店指挥分粮的徐象谦,接到征粮小分队报告,均隆村有个叫潘哀中的地主竟公然阻挠征粮工作。

徐象谦(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曾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队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加上他那典型的北方人的性格,为人耿直豪爽,作战机智而勇敢,颇受同志与同僚的敬重。此次受命为红四师征粮,深感责任重大,只有不折不扣地完成这项工作,才能保证红四师转战海陆丰的战略任务。

徐象谦听罢把眼一瞪,忍不住大骂道:“他娘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姓潘的是不是吃了豹子胆!”说完,带领一队士兵,直奔均隆村而去。

均隆村离地派不到两里路远,据说祖上是明末降清名将吴三桂的部将后裔,清康熙年间,吴三桂起兵反清失败后,潘姓将领带着几个眷属逃到了地处粤东北的大山中,在地派隐居下来,经过两百多年的休养生息,繁衍得人丁兴旺。如今,全村几十户人家都姓潘,全是潘姓将领的后代,虽说同出一脉,却也有穷有富,真正称得上豪门大户也只有两三户人家,那个叫潘哀中的就有其中一户。

其实,要说均隆村最有钱有势的地主,还轮不上潘哀中。红军到村里征粮,一开始也是和颜悦色,讲政治,摆道理,就连那两户村里数一数二的大户都点头同意捐粮捐物了,可唯独这潘哀中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任凭红军士兵说尽了好话,磨破了嘴,就是软硬不松口。

他是从哪里来的这股底气的呢?

说起来,这个潘哀中年纪虽然不大,在潘氏宗族里的辈分也不高,却并非一个等闲之辈。他平时爱交游甚广,经常有事没事往县城以及邻县的从化、新丰跑,更远的广州城也没少去,因此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除了地派圩,龙门县城、新丰县城都有他开的店铺,潘记粮店就是他家开的。更重要的是,他还秘密加入了三点会,说“秘密”,是因为潘家宗祠族规禁止家族成员加入任何会道门,潘哀中只能秘密参加,所以,均隆村没人知道他这个底细。三点会的成员遍布大半个南方各省,在粤东北更是盘根错节,势力雄厚,潘哀中究竟有多大的能耐,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他对这些天广州城发生的“赤党”暴动的消息早已知晓,并且从三点会的兄弟那儿听说了,暴动失败的革命军正沿着从化、新丰一路溃散,准备向海陆丰一带流窜。他还听说,国民党军队的张发奎部正派重兵一路追杀,剿灭“赤党”只是时间问题了。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消息来源,潘哀中才敢于顶住红军士兵的软硬兼施,拒绝缴纳粮款。

徐象谦赶到潘家时,潘哀中正坐在堂屋中央的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嘴巴对准长长的烟杆呼噜呼噜吸着大烟。

“你就是潘哀中吗?”

潘哀中猛听到一个浓重的北方口音像炸雷一样在耳边响起,不由得把嘴离开烟枪,向前面一瞧,只见一个身材高大,腰里别着短枪的人叉着腰站在屋中央。见这副派头,他知道是个官衔不小的红军干部,便勉强哼了一声,但仍旧别着脸,不肯正眼看这位不速之客。

“你为什么要抗拒征粮?”徐象谦单刀直入地问。

“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粮食。”潘哀中哼哼地说。

“显记粮店是你开的吧,你把粮食偷运到哪儿去啦?”

潘哀中脸色有点发青,不吭声。

“我们的士兵已经对你讲清楚了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敢与革命为敌,与人民为敌,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潘哀中听了,鼻子里又哼了一声,暗自嘟哝:别吓唬人,你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

徐象谦见他这副顽固的神情,知道对这个冥顽不化的家伙,不能做任何妥协,否则直接会影响到眼下的征粮工作。他失去了继续说服潘哀中的耐心,决定不再跟这个地主白费口舌了,当即对旁边的战士下命令:“把他给我押起来,带走!”说完,大踏步地走出了潘家大院。

潘哀中还未反应过来,两名红军战士就走上来,一人架着他一只胳膊,将他捆了起来,押出潘家大院。家丁们见老爷被抓,一时间惊慌失措,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潘哀中被押走。

红军将潘哀中绑在潘家大院门口示众,但潘哀中仍顽固不妥协。潘哀中平时作恶多端,群众背后都叫他“铁公鸡”。徐象谦(徐向前)背手站在潘家大门的阶梯上,告诉围观群众:“红军是贫苦老百姓的队伍,潘哀中欺诈剥削贫苦百姓,反动透顶,顽固不化,可恶至极,红军要为民除害。”然后大手一挥:“把他带走!”

徐象谦的一席讲话,引起了许多贫苦百姓的共鸣。围在潘家大院门口看热闹的乡人,眼睁睁地看着潘哀中被押出均隆村,有的族人还紧跟在后面扯着嗓子喊:“哀中,不要逞强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把粮食捐给红军吧!”

但潘哀中依旧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气,在众目睽睽下被押到地派圩的红四师师部去了。

当天下午,天上下着蒙蒙细雨,红四师列队离开地派圩,往龙门县城开拔了。有人看见,均隆村的地主潘哀中被五花大绑地押在行军队伍中间。

4、古冚口街

龙门县地处粤东北部,位于增江上游,东南与河源、博罗县接壤,西南与从化、增城县毗邻,北与新丰县相连,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多为山地和丘陵,资源颇为丰富,总面积约有2千平方公里。

龙门县始建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据史载:“其地为增之上龙门,故以龙门名县立”。把这块峻峭的地域取名“龙门”,符其险要奇秀之实,且此地还有一个类似“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古时的龙门县,不但地处偏远,而且道路崎岖难行,据说有一位士子赴考落榜,无意之中在这里逗留了一晚,梦见自己变成鲤鱼,跳跃过龙门。第二年便高中状元,于是这位新科状元又回到龙门逗留了一天才上京赴任。说也奇怪,从此之后他事事如意,在官场上更是得意非凡。就这样,人们都认为龙门是个“转运”的福地,龙门也因此名传四方。

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置番禺县,龙门属番禺县地。后汉建安六年(201年)由番禺县析置增城县,龙门属增城县。明弘治九年(1496年)割增城县东北部的西林、平康、金牛三都及博罗县西北部的一小部分地方,设龙门县,县治置西林都七星岗。县境原是增城县的上龙门地区,故以龙门命县名。

明弘治元年,增城东北部山民暴动,烽火不断,至明弘治五年(1492),“从化盗起,结山峒之民,聚啸其间,险阻辽阔而不可治,督臣始建议置县控扼要冲”。明弘治九年(1498年),朝廷“割增城之西林、平康、金牛三都,民版十一里以为邑,析博罗地益之,设县治于七星岗”。

龙门县境内山林茂盛、瘴气熏人,是岭南的暴雨区之一,中国十大竹乡县,年平均雨量在三千毫米以上。增江上游的西林河,水源充沛,山洪咆哮,龙门北部地区平均海拔500米,而增城境内最低海拔仅2米,素有“龙门水大浸增城”之说。古人对海拔较高的峡谷激流,惯称“龙门”或“龙口”,此地原为增城之“上龙门”(下龙门在麻榨),故以“龙门”为县名。

进入20世纪,龙门的里属地频繁变更。民国元年(1912),龙门县始属粤海道,将各部、堡,改为附城、左潭、铁岗、高明(今地派)、上建(今蓝田)、矛冈、路溪、龙华、沙迳、麻榨、永汉、南昆等12区。民国十年(1921,龙门县属广东省直治。

因“寇”而立的龙门县,在明清两代,“寇”“匪”等侵扰不断,乱与安交替。据县志记载,从明弘治九年(1496)建县致清咸丰四年(1854)的三百五十多年间,官民冲突有二十五次之多,揭竿而起的农民、矿民、饥民、瑶民等等,每次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起义者或者暴动者还多次攻占县城,杀死县官,其中两次高峰期是在明清鼎革和太平军起义之际。这里面有朝廷更替带来的动乱,也有民众的正义表达,更有高山深箐、民失教化后集结为寇的荒唐。

龙门县城龙城围绕七星冈而建,地势较高,内有天然护城河西林河,西北有小河环绕,围城东面无水,城内有一县行政、文化中心,县衙、学宫、城隍庙等官方建筑依山而建,民居也散落在各山坡和坡谷之间,有街道相连,以联系各向城门的街道为主;城外东郭有大片平地,街道纵横密布,人口稠密、集贸兴盛,城内静幽与城外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

从清咸丰元年(1851)版《龙门县志》的文图记载,可以梳理出的龙城街道有十六条,分别为卖鱼街、阜财街、迎紫街、龙池街、青云街、担干街、卖柴街、东郭大姐、细逑街、竹篾街、蓝地街、庆荣街、新兴街、卖鸡街、古冚口街、又新街。

其中,古冚口街位于龙城主干道东郭大街上,是一条商铺林立、充满市井烟火气息的街巷。

1927年的12月20日,由于工农红军第四师的进驻,这条普普通通的街道,将在龙门县人的心里乃至龙门县历史上,占据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

由王坪方向通过城北的一座小石桥,红四师进入龙门县城。一进到古冚口街,看到满目琳琅的商铺,长途跋涉的红军士兵们疲倦的脸上不由地绽露出笑容来。红四师官兵在师党委书记唐维的指挥带领下,挥舞拳头振臂高呼:“工农万岁!”“苏维埃万岁!”“一切权力归农会!”……

消息相对闭塞的龙门县城人,当时还不知道这些穿着国民革命军军装的队伍就是刚刚经过改编的工农红军,觉得有些新鲜。看到红军高呼口号,没有人逼迫,也没有人组织,沿街老百姓自发地挥手欢呼:“欢迎革命军人!”“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嗓门参差不齐,却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欢呼的人群里有学生、进城的农民和沿街的小商贩,也有一些不知道底细的官吏和富商巨贾们。

红四师士兵在县立伯衡小学宿营,师部行营设在位于古冚口街16号的龙门商会。布置好城区警戒哨位后,红四师党委紧急召开了师党委会议。

会议由师党委书记唐维主持。会议的议题主要有四项:

一、总结前段时间征粮筹款工作中的问题,着力解决部队粮饷;

二、布置群众宣传工作,扩大我党和红军的影响力;

三、部队整编,调整人事结构,发展新党员。

四、讨论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对于征粮筹款,经过这几天的经验教训,大家意见都比较统一,对不法豪绅及苏维埃的敌人,必须实行霹雳手段,不仅要剥夺他们的财产,如果胆敢反抗,则毫不留情地将其处决。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政策,乱世用重典,不必拘泥于‘秋毫无犯’之类的戒令。”负责征粮筹款工作的徐象谦发言时特别强调道:“我们的同志必须牢牢记住血的教训,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大家一致同意并作出决议,马上派出部队,向龙城的豪绅富商们实行强制性的征粮筹款工作,除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外,还要开仓放粮,赈济穷苦百姓。

第二步就是如何强化党对红四师的绝对领导问题。

在花县成立红四师时,部队忙于撤退和民团的骚扰作战,只是在红四师师部成立了党组织和委员会,团一级以下的作战单位均没有设立党代表制度。因此,红四师党委经过讨论决定进行龙城整编,在花县成立红四师第10团、第11团、第12团一共三个团的基础上,在巩固师级党委领导的同时,在团一级设立团党代表,进一步加强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力。会议选举通过,由徐象谦(徐向前)担任第10团党代表,团长为白鑫;缪云人担任第11团党代表,团长为赵希杰;陆更夫担任第12团党代表,团长为饶寿柏。除少部分外,绝大部分营连级军官,都是中共党员。

“我建议,红军的营连排级各军官,要由三分之二的工农官兵来担任军官。”徐象谦面色严峻地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大多数都是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家子弟,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不但不理解,往往还会产生仇恨,这样的比例高了,就会对我党在军队中的发展壮大起到不利的因素。”徐象谦咽了咽喉咙:“干革命过程中那些反水的军官们,大多数都是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的子弟。而工农干部则不同,他们大多数是无产阶级,跟我们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干革命也更彻底。我们又是工农红军,那么工农军官干部就应该占到大多数,才能更好地执行我党的方针指示,也便于发展基层工农党员,更好地掌握这支军队。”

“同意!”“我同意!”“这个方案非常好!”……师党委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

“下面,我们讨论叶镛同志的入党问题,以及如何在进步官兵中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师党委书记唐维表情严肃地说。

他的话一出口,在座的大部分师党委委员似乎有些意外,有的疑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有的微微点着头,有的则跟旁边的人咬着耳朵,一副讳莫如深的神色。

对于叶镛的入党,是唐维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从花县整编,叶镛当选红四师师长起,他心里就开始冒出了这个念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如果军事领导人不是中共党员,如何体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几天来的实践,已经暴露出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某些红军指挥员觉得叶镛不是党员,有意无意地对他持一种藐视的态度,背地里冷嘲热讽,有的甚至违抗师长的军令。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别说叶镛师长的威信,就连全师的战斗力也很难保证。

“许多同志对叶师长了解不够,产生一些误解很正常。但我在这里要郑重向同志们指出,叶镛同志无论是革命经历,还是军事才能,都无愧于当红四师师长这个职务。”唐维仍旧语气严肃地说:“而且,他担任师长以来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坚定,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完全证明他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因此,我和王侃予同志一致同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唐维说到这儿,向坐在他旁边的师党代表王侃予交换了一下眼色,又看了看大家,然后庄重地提议:“如果同志们没有异议,我们就开始表决吧。同意叶镛师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举手。”

唐维说完,首先举起了自己的右手。王侃予也跟着举起了右手。接着,其他一些领导也慢慢把手举了起来。

最后,以一票反对,二票弃权,五票赞成,通过了叶镛的入党决议。

唐维提议:“另外,各团的党代表和团长要注意观察和发展非党员中的进步官兵,争取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我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同意!”“同意!”……党委委员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还有,军医处长贺诚,安排你的部下抓紧采药和购药,特别是西药消炎药,及时救治伤病员,特别是重伤员,为红四师以后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如果需要配合的话,可以跟各团领导打个招呼,让他们派兵支援你们。”唐维特别强调。

“是,我们马上准备,及时采购。”贺诚欣然接受命令。

比较难形成统一意见的是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当初从花县出发时,只是迫于无法北进与朱德的部队会合,考虑到粤东的敌人势力相对薄弱,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明确的军事战略考虑。经过了这几天的行军,有的同志对原来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主张部队还是应该转向粤北直至江西,以寻求与朱德的部队会合,据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扎下了根,一旦朱毛两军会师,革命的力量将大为增强。但也有人指出,张发奎目前正派出重兵追剿朱德部,红四师如果北上,恰好落入张发奎的虎口,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咱们区区一千余人,还不够敌人下一锅饺子的。”有人不无自嘲地说。

最后的意见,逐渐统一到坚持向海陆丰进发原计划不变这点上了,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基础好,彭湃同志领导的革命正如火如荼,已经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再加上红二师也在那里,如果红四师能跟红二师在海陆丰会合,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对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海陆丰乃至广东的红色根据地大有益处。

在讨论政治宣传工作时,第12团党代表陆更夫发言时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县城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宣传,还要派出宣传工作队下到附近的各个乡村,向广大农民深入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我们红军的主张。”

“陆更夫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工农红军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只有让共产主义的真理深入人心,中国革命就会由弱小到强大,最终迎来胜利的那一天!” 师党委书记唐维赞同地说:“我看,就由你和郑梅仙同志牵头组建宣传队吧。在宣传方面,你们可是名誉其实的珠联璧合啊!”

这句话既认真、也带有一丝玩笑的意思,大家哄然笑起来。

当天晚上,在龙门商会后院一间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师党委会为叶镛举行了简洁的入党仪式。面对着挂在墙壁上的党旗,唐维带领叶镛举起拳头,庄重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龙门县商会坐落在古冚口街中段,是一座晚清时期的建筑,正门趟栊,门额顶上有几个用石灰浆做起来的直书楷体“龙门县商会”,该院也称“南番顺商会”,灰瓦屋顶,红沙岩石柱,青砖墙体,显得古朴厚重,是当时龙门县城里最豪华的一座大院,此院素来是龙门商人们以及广佛地区远道而来的南海、番禺和顺德的商人们聚集和会商各种事宜的场所。

翌日上午,红四师在商会召集龙城绅士官吏开会,动员他们积极主动向红军缴纳粮款。

到会的富商官吏很多,把偌大的院子都挤满了。这些人把控着整个龙门县城的经济命脉,平时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由于时间短暂,来不及打探,这些龙城的豪绅巨贾们,根本就不知道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大部分是接到红军的通知后自己来的,也有人不愿参加,被红军士兵强制到会的。商会大门的两侧,一左一右站着两列荷枪实弹的红军士兵,枪口上的红布巾显得十分耀眼。

在会上,师党委书记唐维首先作了动员报告,他向富商官吏们详细地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

师长叶镛颁布了红四师缴纳粮款的军令后,参会的多数人都表示支持和拥护红军,但还有一些土豪劣绅不同意,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负责保卫工作的第10团党代表徐象谦见状,大声喝道:“肃静,请大家肃静!”并把右手警惕地按住了腰间的手枪柄。

人群中有人扯起公鸭似的嗓门叫嚷:“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绅士啊,之前的陈炯明也不曾这样对待我们?”

“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这是绑票,我们抗议!”

会场上顿时骚动起来。叶镛脸色变得铁青,咚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警告道:“你们顽抗到底,绝没有出路!”

话音未落,几个脑满肠肥、身穿长袍马褂的人突然从人群中窜了出来,顺着侧门溜进了一个过道,并从那儿的一把梯子上爬准备攀到屋顶,企图逃走。

徐象谦见状,迅即掏出手枪朝天连放两枪。刚登上梯子、蓄着八字胡的广茂商号大老板简喜仔吓得浑身一哆嗦,栽倒在地,马上被追上去的红军士兵抓住了。

刚才,就是简喜仔带头在会场上闹事的,参与闹事的还有另一名富商李达周。

对于豪绅官吏们如此嚣张的气焰,红四师的全体官兵十分愤慨,连一向温和沉着的师长叶镛也气红了眼,大声喊道:“必须枪毙一批,杀一杀这些反动家伙的气焰!”

“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振奋民心!”唐维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说。

处决反动豪绅的决定就这样下达了。

与此同时,红军趁热派出一队人马,抄了反动官吏朱聘三的商店,将其布匹、物资分发给了贫苦群众。

被押到古岭南湖斗处决的土豪劣绅除了简喜仔、李达周外,还有地主潘哀中。从地派圩押解到龙城后,潘哀中一直持着“静观其变”的态度,以为红军大不了关押几天就会把他放了。龙城商会开会时,他也被押送到了会场,富商们的反抗起初使他心头一亮,亢奋起来,以为有了希望。谁知刚开了个头,骚乱就被红军镇压下去了。后来,当他和另外那两个土豪劣绅一起被红军士兵押往刑场枪决时,这才意识到,自己错判了形势,既高估了自己,又低估了红军。他开始后悔起来,潘哀中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为了自己的刚愎自用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据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程子华同志1977年12月的回忆:“在花县的时候,我们虽然把广州起义军余部改编为红四师,但由于在花县连续打了几仗,没有时间改编团一级以下的党组织,直到红四师在龙门县城驻扎后,对队伍才重新进行了改编,师党委书记是唐维,师长是叶镛,党代表是王侃予,宋湘涛担任副师长,袁裕(袁国平)担任参谋长,贺国忠(维忠)担任参谋处长,贺诚担任军医处长;原教导团第1营改编为第10团,我就在这个团担任连长,徐象谦(徐向前)担任团党代表;原教导团第2营改为第11团;原教导团第3营改为第12团,陆更夫担任党代表;第10团团长是白鑫,后来此人调到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秘书,1929年叛变,出卖了澎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等同志。”

5、白芒坑

红四师离开龙门县城后,在龙门县和河源县交界的平陵镇白芒坑村的松龄围休整了三天。

1927年12月26日早上,当这支1200人的红军队伍经过平陵镇山下村时,在茶店至铲头坳的路边休息,口渴的士兵排着队在路边的小溪取水喝。一开始,村里的年青人和妇女见来了军队,都跑进山里面躲了起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当孩子们远远地看着红军士兵用水捧着溪水往嘴巴里灌,觉得很有趣,嘻嘻地笑个不停。红军士兵满面带笑地向他们招手,孩子们有些害怕,不敢走近,红军士兵就喊:“老乡们,莫怕,我们是红军!”

红四师队伍开到白芒坑时,似乎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吧,村民们把“红军”听成了“洪军”。白芒坑的大部分村民都姓洪,据说是太平天国瑛王、洪门领袖洪全福的后裔。当年,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洪全福就带领着号称“洪军”的队伍流落到白芒坑。很快,“洪军”来到白芒坑的消息传遍了全村,人们扶老携幼地涌到村口来欢迎自己的队伍——“洪军”,并且非要他们在白芒坑住下不可。

村民们好不容易搞清楚这支队伍不是“洪军”,而是“红军”:“我们是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那还不一样,太平天国的‘洪军’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嘛!”老乡坚持说。

红军士兵见无法说服老乡们,也就不再解释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管是“红军”还是“洪军”,都是替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这就够了。

盛情难却,再加上红四师的官兵们在龙门县城因为整党整编,并没有完全地得到休整,叶镛和唐维只好临时决定部队在白芒坑休整几天,热情的村民们纷纷把红军官兵们请到家里来歇息,红四师师部就设在松龄围的一座三塘四横的客家围屋里。

进到这座客家围屋一看,坐东南向西北,门前有一块禾坪和一口池塘。通面阔55.15米,通进深26.4米,占地面积约1456平方米。松龄围前墙设有5个门,中间是一个三进二天井式的院落。叶镛、唐维、王侃予、袁裕、贺国忠、贺诚等师部和后勤领导分别住进了围屋的几个房间。

叶镛的房间和唐维的房间紧挨着。离开花县这些日子,部队连日徒步劳顿,难得像模像样地放松一下自己。即便如此,唐维刚在房间安顿好,就返身出屋,在村子里检查战士们的宿营情况。由于除了师部,官兵们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他很担心出现士兵违反纪律的现象,作为师党委书记,对部队纪律和军民关系,他总是格外重视。检查完几户人家,他见老百姓对官兵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亲热,关系十分融洽,士兵们也待老乡如父母,不是帮忙扫地、担水,就是耐心地给老乡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当然,也没忘了帮老乡辨别“红军”与“洪军”的区别。

唐维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在返回松龄围的途中,他碰见郑梅仙正带领几个女战士在围屋的四周用白石灰书写宣传标语,几行硕大的标语大老远就能看得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 “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万岁!”

唐维赞许地向对自己敬礼的郑梅仙点点头。郑梅仙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就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工作者,经过广州起义的洗礼,已经变成了一位更加成熟的政治工作者,他对陆更夫和郑梅仙这对忠贞的革命情侣是衷心地祝福。

回到围屋,天已经黑了。唐维看见隔壁叶镛的房间亮着,就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叶镛以标准的军人姿势,端坐在木床边的一张小桌前,手里捧着一本薄薄的书正在看得聚精会神。

“学习抓得这么紧,没出去散散步?”

叶镛见唐维进来,放下书本:“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不抓紧就落后喽。”

唐维看清了,那是他在花县修整期间送给叶镛的一本陈望道编译的《共产党宣言》。他拿过来,翻到叶镛正在看的那一页,见有一段话被叶镛用钢笔特别标记出来: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对唐维来说,没有哪本书比《共产党宣言》更能烂熟于心了,他读过不知多少遍了,几乎能从头至尾倒背如流。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精神已经像血液一样深入他的生命,与他融为一体。此刻,见叶镛学习的如此认真,他从内心里为自己的这位战友感到高兴,不禁顺口背诵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叶镛听了,有些激动地站起身,注视着唐维,继续念道:“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讨论了一阵《共产党宣言》,叶镛忽然想起什么地,说:“我正有个事想跟你谈呢。”

“哦,啥子事?”唐维在木床上坐下来。

叶镛说:“徐象谦同志自从负责部队的征粮筹款工作以来,表现十分突出,自广州起义以来他指挥的几次战斗来看,也体现出了他优秀的军事才能。我准备向师党委建议,让他担任师参谋长,你的意见如何?”

唐维听了,面露微笑道:“象谦同志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的,参加革命工作早,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次负责征粮筹款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

“好,我们红四师的领导增加了这一员虎将,我对咱们红四师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就更有信心了!”叶镛显得非常兴奋,一把抓住唐维的手说。

唐维感到叶镛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甚至感觉到了叶镛的心跳。那一刻,他感到他们俩共同承担的对于红四师的责任,既沉重又神圣,两个人的心从未像现在这样贴近,这是只有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才有的那种感觉。

“但是叶师长,我们刚刚在龙城开完了师党委会才几天之间,东进行动期间组织机构暂时不宜变动,等到我们赶到海陆丰与红二师汇合后,再召开师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吧。届时我还会提议,为加强师部党委的核心组织力量,原参谋长袁裕同志可以转任师政治部主任,你看如何?”唐维提示了一下。

“对头,还是你考虑得比我更周全。”叶镛一边握着唐维的手,一边点着头。

“咦,怎么没有看见军医处长贺诚呢?”唐维在围屋里四下望了望。

“哦,村里有几位老乡生病了,贺诚带着军医处的人去给老乡们治病去了。”叶镛告诉唐维。

“好啊,这就对了,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为老百姓谋幸福,是我党一贯的方针政策,也是我党我军发展壮大的法宝啊。”唐维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在白芒坑修整的三天时间里,红四师官兵向村民们讲述了红军的革命方针和宗旨,当地的村民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共产党,让他们深受鼓舞,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隐隐地对未来燃起了一种新的希望。

当时,白芒坑环境闭塞,群众的生活比较艰苦。红四师驻扎于此,并不轻易劳烦群众。寒冬腊月里,部队人多,而柴火、炉灶、清水都有限,战士们便就着山塘水迅速洗个战斗澡。有村民看见部队里的伤病员也要和其他战士一样到冰冷的山塘里洗澡,便把这些战士拉进围屋里,烧水给伤员洗澡,并拿着家里存放的山草药捣烂帮他们敷上,仔细叮嘱,像亲人一样。

红军战士为感谢村民,纷纷上山为村民们砍柴担木。为帮助村民们储水备用,他们又随着村民们挑着担子去挑水。战士们发现,当地村民要用水时,大多数人都要走一段崎岖的山路去山溪边挑水,山路崎岖,遇到雨天必定泥路打滑,而且山路狭小,草木茂盛,荆棘丛生,很不好走,挑着满满一担子水就要特别小心。

红四师官兵跟着村民来到溪边,只见那溪流清浅,流水哗啦,村民们挑水的挑水,洗菜的洗菜,隔着岸聊天喊话的喊话,着实非常热闹。村民们每日或早上或傍晚都会挑着全家的衣物到这小溪来,有的人步行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来,当地缺水、用水不便已成常态。

松龄围旁有一口三眼泉,水清泉盛,但是泉口太小,一会儿水就被舀干了。

“同志们,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建议咱们把这口三眼泉水挖深扩大,凿成一口能够储蓄更多水的深井,让村民们用水更加地方便,造福于村民,造福于未来,大家说好不好啊?”徐象谦倡议。

“好啊!好啊!”程子华连长率先响应。徐象谦党代表的倡议,让红军战士热情高涨,大家很快就备齐了工具,他们以泉眼为中心,向下、向四周挖掘扩大,在井口搭上架子,用滑轮和箩筐清理泥土,挖到足够深度了,便寻来适宜的砂石砖块垒起了井壁。井壁砌好后,便往井底里撒上一定量的砂石,汨汨清泉从井底不断地涌出,一口新井就这样修好了。战士们又修葺了低矮的井栏,平整好周围的地面,铲除掉周边的杂草,修剪了附近的树木枝桠,方便村民们取水用水。

修整一新的井口背后展现的是红四师严明的军纪,汨汨涌动的清泉水流淌着蓬勃希望和力量。从那以后,这口井便润泽四方,这里的村民私下里都叫这口井为“红军井”,村民们在井口刻文记曰:“饮水不忘挖井人。”

随后,徐象谦还带领着红军官兵修整了经往山溪的沿途山路,用平整的石块和板砖稳固了山路阶梯。

6、追赶队伍的少年

三天之后,红四师就从白芒坑开拔,踏上了转战海陆丰的征程。

白芒坑的乡亲们像送别亲人一样,依依不舍地把红军送出好几里地远。他们纷纷煮茶煲水、煮熟番薯等,在茶店到铲头凹的路段,为红四师送行。翘首眺望着山道上逦迆远去的队伍,有的村民撩起衣襟揩着眼泪,不停地挥手,默念着:“亲人们,你们啥时候回来呀?”

红军队伍中,的确有他们的亲人。就在昨天,村里有个叫洪观火的青年带着另外两个叫洪国盛、洪国房的本族兄弟参加了红军。这三位青年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据说在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参军前都还没有成家,所以没有留下子嗣。

想参加红军的并不只有这三个青年,洪月冲就是其中的一位。

洪月冲也是洪观火的族弟,那一年才十七岁,在平陵圩的一家店铺当伙计。红四师离开白芒坑的前一天,洪观火曾专门到平陵圩找过洪月冲,约他一起参加红军。不巧那天他挑货去外地卖,让洪观火扑了个空,只得给那家店铺留下话来,说是洪月冲家里有急事,让他赶紧回去一趟。

第二天,洪月冲回到平陵圩,听了洪观火留的话,不知家里出了啥事,心急火燎地赶回白芒坑,才知道洪观火找他的真正目的,是让他一起参加红军。洪月冲早就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了,每次从平陵回村,他总要和观火、国盛、国房等几个本族兄弟一起讲共产党和南方各省开办农民协会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他们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跟当年的太平天国一样打土豪分田地,为穷苦人打天下,仅就这一点,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的心。他们暗暗憧憬着哪一天,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能打到他们家乡,帮他们扫除身边的压迫和剥削。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到了,红军就在家乡。

可自己竟然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洪月冲为自己错失良机捶胸顿足,直抹眼泪。但他不甘心,听村里人说红军才走出不到一天工夫,边决心去追赶队伍,去追赶他的那几个本族兄弟!

于是,洪月冲带了点烤番薯,出发了。

洪月冲追到河源县的回龙镇,没有见到红军的影子。有人说,红军只在镇子边短暂地休息了一刻,就继续往前走了。

洪月冲又坐船去河源县城。在船上,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告诉他说,红军已经去了惠州,你坐船去惠州准能赶上。

洪月冲信以为真,便搭上了一班去惠州的船。谁知,这艘船到惠州后根本不停靠,一直开到了香港,这时洪月冲才知道上当了。

就这样,这位追赶红军队伍的少年被人“卖猪仔”(贩卖劳工),坐上大轮船到了南洋。从此,十七岁的洪月冲在南洋的橡胶园做苦工,一待就是十一年,直到1939年,才回到白芒坑……

这是后话。

7、尾声

工农红军第四师离开龙门县境,经河源、紫金,过东江,奔赴海陆丰,与红二师胜利会合,共同参加了巩固和保卫海陆丰苏维埃的革命斗争,唐维、叶镛、王侃予、陆更夫、袁裕(袁国平)等红四军领导人先后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

1928年1月,唐维在率领第10团攻打陆丰县百岭村阵地时被敌军冷枪打中,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25岁。唐维同志自入党之日起,就决心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而献身,他终于实现了入党的诺言。

1928年夏,王侃予在掩护战友转移的战斗中不幸受伤被捕,因为拒不投降,同年夏被敌人杀害于广州,年仅28岁。

1928年6月,叶镛在指挥对敌作战时犯疟疾掉队不幸被捕,敌人用尽一切威逼利诱的办法迫使叶庸命令红军投降,遭到叶镛的严词拒绝,敌人达不到目的,就残酷地把叶镛杀害了。叶镛牺牲后,由徐向前接任红四师师长,领导部队在东江坚持斗争。叶镛就义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牺牲是英勇的、壮烈的,连当年国民党报纸《广州民国日报》也惊叹说“叶镛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1984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叶镛做出了较高的评价,说叶镛“为人正直,作战勇敢,为东江游击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遇害时年仅二十几岁。”

1932年,陆更夫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期间,省委机关驻地香港。3月15日,中共两广省委常委廖亦通被捕后叛变,供出了省委常委会开会地址。3月16日,陆更夫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时,港英警察突然袭击,他与中共中央巡视员仇泽生(定川)、省委秘书长王兰英、妇委会负责人余一梦、中共广州特支书记杨泓章等16人被捕,关押在陈昌利监房。全体被捕者都用化名,大家对党的秘密都守口如瓶,表现很好,无人自首叛变。港英当局毫无收获。

经中共中央、省委大力营救,并由香港互济会送4000元大洋给有关部门,陆更夫等取保获得释放。5月6日,陆更夫在香港乘意大利邮船转赴上海。由于港英当局同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一方面宣布释放,另一方面又跟随船盯稍,将陆更夫等所坐轮船和启航时间,告知了国民党反动派,并将陆更夫等人的照片散发给上海沿岸码头。陆更夫刚到杨树浦码头,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在南市公安局,继而转押龙华牢房。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将他押至广州,由市公安局特别侦缉处审理。尽管国民党反动派采用软硬兼施手段,并多次施以酷刑审问,陆更夫都坚决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品德。7月15日,陆更夫被国民党反动派押往东郊刑场杀害,时年仅26岁。

袁裕(后改名袁国平),1906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南邵东县一个贫苦家庭。1922年,16岁的袁国平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徐特立和田汉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还当选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一师毕业后,袁国平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毕业后参加了北伐和广州起义,先后担任了工农红军第四师参谋长和党代表。离开红四师后,辗转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等职,为工农红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军政干部。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在军长叶挺被敌扣押,副军长项英失踪的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袁国平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战友们突围,遂举枪自尽,实现了“如果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诺言。

徐象谦(后改名徐向前)则一直在坚持战斗,叶镛牺牲后接任红四师师长。离开红四师之后,相续开辟和发展了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等,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山西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被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要职。

程子华离开红四师后,于1931年到中央苏区根据地任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6月,他被中央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红25军军长,于1934年11月和徐海东等领导同志一起,率领红25军开始长征,于1935年初到达陕南,并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选举并担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25军政委。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程子华担任军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扬名塔山阻击战,领导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率先入关,平津战役、南下大追歼,立下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副主席等要职,因调任地方工作,1955年未授军衔。而其领导过的部队,仅是从鄂豫皖根据地跟随他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1955年被授予军衔的就有97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6名,少将88名。

陶铸,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红四师转战“龙城改编”后担任连指导员。离开红四师后,陶铸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参与组建闽南工农红军武装力量和闽东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有关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他参与选编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学习材料。他主持编写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领导作风》三本工作手册,是当时指导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1945年,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期间分别担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大战役胜利后,陶铸同志继续随军南下,先后担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南下工作团副团长等职,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因调任地方工作,1955年未授军衔。

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师军医处处长的贺诚,1901年出生在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于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被派往广东国民革命军中做医务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离开红四师后,赴中央根据地担任军委总军医处处长,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抚恤委员会主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兼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和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局局长,中央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赴苏联先后入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学院和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八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倪志亮,1900年出生于北京,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一九二六年毕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倪志亮被捕入狱,广州起义时被起义部队解救,遂参加了广州起义作战,在起义部队转移至东江途中因病掉队。一九二八年辗转来到鄂豫皖苏区,任鄂东北红军游击队队长,游击支队支队长,红一军第一师三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右路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步兵学校校长,并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员,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军委四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分别担任了辽北军区、嫩江军区、嫩南军区司令员,西满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新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红四师中,有不少是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和越南的同志。他们大都曾在军校接受过专门训练,有知识、懂军事技术,有的还是本国的革命活动家。他们英勇战斗的事迹,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颂歌。

在广州起义中,至少有250人以上的朝鲜籍同志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就有十五位朝鲜同志随教导团主力撤出广州,在花县接受改编为“红四师”后,再经“龙门整编”后转移到海陆丰。现在能查到姓名的有金山、吴松尹、成声、张北星、李斌、陈佑、朴英、朴根秀、成,还有吴松尹的一个侄子,朴镇的两个弟弟。

金山,于1925年秋到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新闻工作并到黄埔军校任教,同时他又是朝鲜青年联盟的负责人。

吴松尹于1926年在苏联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同年冬到广州在黄埔军校教俄语,同时担任朝鲜青年联盟中央委员。

朴镇和他的两个弟弟在1919年至1921年间,在苏联西伯利亚参加了游击队,与白卫军作过战。在广州起义中,朴镇在指挥一个突击部队时牺牲。

朝鲜同志随红四师到达海丰,对海丰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鲜。他们目睹土地革命热火朝天,大为振奋,并梦想者有朝一日回到朝鲜去领导同样的斗争。彭湃和海陆丰人民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又意外又高兴,在他们到达的次日,便举行了“欢迎朝鲜同志”的大会。吴松尹被推选为东江特委军委指挥人员,并和成声、张北星在东江党校任教(成声、张北星还是东江党校校委会委员)。金山被推为海丰草命法庭的七名人员之一。彭湃和郑志云认为他是外国人,对处理问题会比较客观和公正。而金山对此项工作并不喜欢,更希望到经济委员会工作,因此两个星期以后,金山就被免去了这个职务。金山也在东江党校兼过职,讲授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及其活动史,并指导宣传工作。除他们四人被留在后方外,其他朝鲜同志都上前线参加作战。

朝鲜同志的鲜血洒在中国的土地上。其中,成在1928年5月8日和红二师反攻五坡岭时,腿部受伤,由吴松尹和正患疟疾的金山拾着走了20里路。途中,成看到吴松尹、金山的艰难,几次恳求他们开枪把他打死,以便他们能逃离虎口。但吴松尹、金山没有这样做,而是试图把他送到一所秘密医院里去。但他们到达这所医院时,发现用作医院的草栅已被敌军烧毁了。成因流血过多而牺牲。而在这之前,吴松尹的侄子也在这所医院附近的草丛中被捕。他负伤后,被送到这所医院治疗,敌军来这里搜查时,他和另外两位能走动的红军伤员隐藏在草丛里,而不能走动的另外80多位红军重伤员被敌军活活地烧死了。但他们也很快就被敌人发现,并被押回海城,惨遭杀害。

幸存下来的朝鲜同志大约从1928年5月前后离开东江。较早离开的是朴镇的两个弟弟(直到现在,人们亦不知道他俩的姓名)。在反“会剿”时,他们俩在梅陇掩护部队退却时曾被敌包围,不久,他俩和其他28位红军同志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乘小船到了香港,以后又到了上海,党派他俩到莫斯科学习,回中国后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1933年,他俩在长春市遇害。

金山和吴松尹在反攻海丰县城后,随红二师行动。7月上旬,金山、吴松尹从陆丰内洋到达惠来林樟,与彭湃同住了几天。彭湃建议他俩离开东江,到香港找广东省委。7月23日晚,他俩同另外四位红军步行50里,赶到惠来沿海一个山村。天一亮,他们就秘密地住在一个村庄里歇宿,第二天傍晚继续赶路。当他们赶到海边,急切地爬上预先租的一条舢板正要开船时,敌入发觉了他们,马上射来一阵阵密集的子弹,他们只得弃船上岸。金山因病虚体弱得一时昏了过去。待他醒来时,已不见吴松尹及其他。他只好隐身于水中,后乘着夜色摸到前一晚歇宿的村庄,当他终于找到原先歇宿过的房子时,又昏了过去。留在这里工作的惠来县委的同志救了他,让他睡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护送他找到了彭湃。彭湃劝他从陆路去汕头转香港,7月27日,金山在一位当向导的农民的带领下,离开惠来林樟,8月4日到达湖阳境内的一旅山上,第二天乘小船到了汕头。8月6日,他买了张船票搭乘一艘日本贷轮前往香港,数日后找到了广东省委机关,以后又建议他去上海治病。其后十年,他在华北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36年8月,他被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共产党委派为驻中国苏区的代表。

吴松尹在惠来乘船被敌军发现时,他和船夫一起逃上岸,躲藏在稻田中,敌军追赶其他人而没有发现他俩。天亮前,他和船夫步行40里路到了船夫家里,并在那里躲藏了一个星期。以后,吴松尹又回到了海丰,于10月又重返惠来。在那里,他避过了敌人的监视,乘上一艘小汽船前往香港,然后又到达上海。1930年,党把吴松尹派往东北工作,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师政委,同时,他还担任朝鲜独立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广州起义中,有几十位越南革命者参加了起义。冯志坚、武洪博(洪水)等越南同志还随起义军主力转移到了海陆丰,冯志坚还担任红四师的连长职务。海陆丰苏维埃失败后,武洪博(洪水)转到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之后回到越南,参与到领导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

红四师在龙门留下的足印,虽然只是像流星一样短暂,但他们传播的红色火种,却像种子那样深埋在这片土地上,植根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迟早有一天会迸发,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南昆山的的毛竹黄了又绿,龙门县城外的西林河涨了又退,穷苦百姓心里始终没有忘记那年从龙门过境,为他们开仓放粮的红四师的官兵们。

忘不掉那面刻着镰刀斧头和步枪的布满弹孔的鲜艳的红旗。

忘不掉龙城城墙上“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

忘不掉红军官兵们那一张张亲切生动和纯洁的笑脸。

红军离开龙门的第二年秋天,许多人家的年桔树开的花似乎比往年更洁白、更繁茂。老百姓说,那是穷人们对红军绵绵不尽的思念。

人们坚信,总有一天,红军还会回到龙门的!

8、“龙城整编”的历史意义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为期五天的“三湾改编”;1927年11月11日至30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同志在江西省崇义县上堡、古亭、文英三地对南昌起义部队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上堡整训”;1927年12月20日至25日,唐维、叶镛、袁裕(袁国平)、王侃予、徐象谦(徐向前)、陆更夫等领导的广州起义部队在广东省龙门县城进行了为期六天的“龙城整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武装革命的历史上,三大武装起义延续的人民军队三次重要的改编和整训。

“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后开始的。毛泽东同志在三湾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进行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这次改编中,前委采取了两项重大革命措施:一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设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在部队中突出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接着,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以朱德、陈毅、王尔琢为领导的长达二十天的“上堡整训”,一是整顿了思想;二是整顿了党团组织,建立党支部,并派党员担任指导员;三是整顿了纪律,规定了缴获归公;四是对旧军队进行了新式整编,对部队实施了必要的军事训练,以适应战略战术转变之需要。

与“三湾改编”所不同的是,“上堡整训”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把支部建在连队上和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虽然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区,领导着两支革命部队,但他们在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相近的,因而解决具体问题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相似的。

无独有偶,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指挥起义时还不是中共党员,广州起义后被任命担任红四师师长时的叶镛,也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他们接受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思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把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斗争视为己任,毕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出“中国工农红军”旗号的红四师在龙门县为时六天的“龙城整编”,其历史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效地划分了土豪劣绅、反动官吏、开明乡绅和工农群众的阶级成分;二是在红军中明确规定了要有三分之二的工农士兵担任红军的基层领导职务;三是在团以上机构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虽然“龙城改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也没有设立党小组,暂时也没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在发展广大基层工农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四是融洽了军民关系,通过军爱民、民拥军的一系列行动,展示了军民鱼水一家人的情怀、红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的精神风貌,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方针政策,为今后的龙门县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因此,从我党、我军继承与发展的意义上来讲,“龙城整编”同“三湾改编”和“上堡整训”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卷二

他们也是“红军”——抗日战争篇

1、导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为实现其完全占领中国领土的目的,又调集重兵,对华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从1937年8月开始,日军接连不断地对东江乃至广东全境发动空袭和轰炸,包括龙门县在内的东江地区许多城乡村镇,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日军的疯狂轰炸,使广东各地的交通、通讯、和民居遭受严重的破坏,日军企图以此“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龙城、平陵、龙华、永汉等较大的城镇,基本被炸得满目疮痍、瓦砾焦土一片。躲避不及的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伤亡惨重,目不忍睹。1938年8月26日,日军飞机十余架次,轮番轰炸龙城饼街、席街、龙江街。这些街道民房全部被毁,几乎夷为平地。

侵华日军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后,于1938年10月上旬,集结第二十一军第十八师团、第一0四师团,陆军航空兵一部,舰艇和木船500余艘,飞机200余架,组成总兵力共7万余人的两支派遣军,秘密集结于澎湖马公岛,准备向华南大举入侵。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集结陆军两个师团及先遣部队、海军两支舰队,合共4万余人的兵力,分别在惠阳大亚湾的霞涌圩、岩前涌、盐灶背南岸、碧甲玻璃厂北面海岸等地登陆。中国守军第一五一师罗懋勋团一个营的兵力,及万年乡抗敌后援会会员陈可永等数十人,先在大亚湾海岸一代与日军交战,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后被迫退出前沿阵地。登陆日军占据前沿阵地之后,分左中右三路向广州方向推进。日军第十八师团担负左路和中路的主攻任务,第一〇四师团和先遣部队担负右路迂回任务。日本军左路由岩前、澳头、小桂于13日占据淡水后,由镇隆、陈江方向向惠州进犯;中路由霞涌沿永湖、马安向惠州进犯;右路在平海玻璃沙厂北面经平山等地到达龙潭。日军先遣部队则沿着横沥、杨村、公庄、平陵、龙华、永汉、正果、增城、派潭直取从化,迂回广州北面,配合主攻部队进犯广州。

此时,驻守增城、龙门的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二十旅的3个团,其中一个团驻守永汉。10月17日,日军一个骑兵支队向永汉进犯。独立第二十旅团长李如枫率领部队向从化溃退。当驻守在增城正果的独立第二十旅旅部与李如枫团无线电联络中断,而派少校参谋林贤轸到永汉了解情况时,永汉已被日军控制,永汉圩已被日军纵火焚烧过半,林贤轸亦被日军俘虏。10月20日,驻守正果的独立第二十旅第二团三营营长黄植虞在白面石率部与日军激战一日,毙敌164人,该营亦伤亡200余人,因孤军无援而被迫撤出阵地。

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后,于10月15日侵占惠州城,仅10天时间,东江下游及广州地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各路日军进入惠州城后,连续三天进行疯狂烧杀、抢掠,不论男女老幼,日军见人便杀,整个惠州城尸横遍地,血染全城。日军挨家挨户扫荡,抓到躲藏在家的人就枪杀,抓到妇女则先奸后杀,被杀害民众数以千计。

日军攻占惠州,各地城乡遭受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浩劫,广大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抵抗的行为极为不满。龙门百姓耳闻目睹各地被日军狂轰滥炸、烧杀抢掠、惨绝人寰的暴行后,同仇敌忾,纷纷组织起来保家卫国,掀起了前赴后继、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江地区被日寇占领后,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东江籍华侨得知家乡沦陷的消息,无不心急如焚。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成立了英荷两属惠州十属(即惠阳、博罗、龙门、河源、紫金、龙川、海丰、陆丰、连平、和平等十县)同侨救乡委员会,推举爱国侨领黄伯才(马来亚吉隆坡惠州会馆总理)担任主席,决定在香港设立南洋惠侨救乡会驻港施赈办事处,并派代表赴港主持施赈,回东江调查灾情,组织救济难民工作。

马来亚华侨代表团抵达香港后,立即与八路军办事处和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社会团体一起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决定在南洋救乡总会领导下,统一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1939年1月“东团”团部正式在淡水成立,隶属以曾生为书记的中共惠宝工委领导。由叶锋担任团长、刘宣任副团长,当时的生活费用,不分团长、队长、团员,每人每月发给伙食费7.5元,生活费2元。“东团”的团员主要由香港青年、南洋回国青年组成,刚成立时只有两个分团,第一分团以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活动地区在惠阳县,团员最多时达160多人;第二分团以海陆丰回乡工作团为基础,团员约30多人,在海丰、陆丰两县活动。后来陆续组建成第三至第七分团,还成立了东江流动歌剧团(简称“东流”)。

“东团”的七个分团,五个队和东江流动剧团,团员共五百多人,分布在东江的惠阳、海丰、陆丰、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连平、东莞、宝安、增城、龙门等13个县的广大地区,他们出版壁报、大字报,写墙头标语,画漫画,印发宣传品,演话剧,还发动募捐、献金、慰劳前方战士及抗战军人家属,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5月,在中共增城特别支部领导下,成立了东江华侨服务团增(城)、龙(门)分团,随后,中共东江特委和“东团”总部分别从博罗、惠阳、紫江分团抽调一批干部到增城、龙门工作。5月下旬,“东团”增龙分团团员发展到22人,其中,就有龙门青年王达尊、王达宏……

2、兄弟俩

自从红四师过境龙门,为龙门播撒下红色革命火种之后,英雄的龙门儿女,前赴后继,涌现了一大批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王达宏、王达尊便是其中的代表。

王达宏和王达尊实乃兄弟俩,是龙门永汉寮田村人,他们家境很富裕,不仅拥有丰厚的田产,还在永汉圩和龙城置有不止一处的商铺。日本人侵占华南之前,兄弟俩正在广州念书。其父本来指望着二子学成后能够继承祖业,把家族的产业发扬光大的,谁知这达洪、达尊兄弟俩志不在此,素怀忧国忧民之念,虽为富家子弟,却对劳苦大众深怀同情之心,痛感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并为找不到一条改变这种不公平社会的良方而感到迷惘和苦闷。因此,兄弟俩平时对学校的功课不怎么上心,却对一些探寻救国救困方略的政治书籍如饥似渴,一有时间就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借阅的都是当时的左翼书刊。

在二三十年代,左翼思潮虽为当局限制和打压,却代表着进步潮流,尤其在青年学生中间,凡关心国家前途者,莫不以读过几本左翼或赤色书籍如《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唯物主义大纲》、《红星照耀中国》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其神话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充满了好奇。儿时,兄弟俩听大人们讲红军从龙门过境的故事,觉得宛如神话一样遥不可及,甚至怀疑不是真的,但现在,他们相信了,并为红军曾经到过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

那段时期,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许多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不少青年人千里迢迢从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就学广州的达宏、达尊兄弟俩亦暗自羡慕不已,并萌生了去延安的念头。但从广州到延安要穿过大半个中国,需要一笔不菲的盘缠,如果向家里索要,父亲定不会同意。于是,兄弟俩决定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打些临工挣钱,为他们的延安之行积攒够盘缠。整整一个学期,他们每个星期和节假日都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刷盘子、当堂馆,连续两个假期都没有回家,家里人还以为兄弟俩认真忙于学业,并额外寄来了一笔钱。

但就在达宏、达尊的盘缠快要攒够时,日本军队从大亚湾登陆了,国民党军不战先退,短短几天的工夫就从惠州、河源、龙门、从化长驱直入,攻占了广州,大半个华南很快落入了日寇之手。达宏、达尊兄弟随着逃难的人群逃离了广州,每天从报章和广播里听到的,都是日寇在占领区烧杀抢掠的暴行,特别是自己的家乡龙门也成为了沦陷区,想到自己的亲人每天都生活在日寇的威胁当中,他们食不甘昧,怒火中烧。于是,他们改变主意,放弃了去延安的计划,决定留下来,参加当地的抗日斗争,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华南,赶出中国!

不久,王达宏、王达尊随逃难的人流落到花县,正碰上国民党军和日军发生交火,他们不得不在花县滞留了几日。有一天,王达尊从外面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王达宏:“哥,南洋‘东团’增城分团正在招人,咱们去报名吧!”

“东团”是一个由南洋华侨组织成立的群众性抗战服务团体,他们俩早就听说过,现在人家到眼皮子底下招人了,岂能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当王达尊兴致勃勃地去增城正果,找到“东团”增城分队,替自己和哥哥达宏报上了名,回到花县时,王达宏却改变了主意。他告诉弟弟,他刚刚跟两位也在广州读书的同乡商量好了,他们一起回龙门永汉竖起大旗,把家乡的人发动起来,跟日本人大干一场!

达宏知道哥哥达宏向来是敢想敢干、有勇有谋,从小就有“孩子王”的绰号,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主见,平时兄弟俩在一起时,凡事都是哥哥拿主意,只要哥哥决定了的事情,弟弟从来都是顺着,很少闹别扭的。现在也是如此,达尊见哥哥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情,也就不说什么了。不过,他没有跟达宏一起回永汉,而是选择报名参加了南洋“东团”。

对弟弟的这一决定,达宏同样没有反对。兄弟俩就此别过,弟弟去增城正果,哥哥动身回龙门永汉去了。

永汉圩位于龙门县西南部,东接龙华,西南部与增城交界,东距龙门县城43公里,北距南昆山18公里,南距增城县城35公里,西南距广州城93公里,为龙门县的南大门,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

永汉古称“横龙”,清朝顺治年间,改称永清,意即永归大清属地。为了支持新政,民国元年,即1912年初,把永清改为永汉。永汉盆地有一条狭长山脉与谷地隔开,南北走向,似一条横卧于永汉盆地的龙,横龙因此而得名。横龙圩沿永汉河发展,称旧圩,后来河对岸一带集聚兴旺,并形成新圩。始建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永汉大通桥,是一座石砌梁式桥,将永汉的新旧两圩连接。永汉除了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还是龙门、广州两地水运的咽喉部位,同时也是两地货物的中转站,龙门的大米、竹木、煤炭等,通过陆路运至永汉圩的飞鹅地码头,再通过水路运至广州,而广州、增城等地过来的货物,也通过水运至永汉圩的飞鹅地码头上岸,然后再分派到龙门县各地。

因此,永汉自古就是龙门的商埠重镇,人们的眼光也比一般小地方的人开化,不说别的,永汉圩的富家子弟很少有留在本地,大多送到广州读书去了。至于在外地经商的永汉人,就更是不计其数。

永汉圩自古以来都是一处军事要地。太平天国起事时,曾以此地为军事要塞达数年之久,日军攻陷华南之后,永汉圩又成了日军和国民党军拉锯相持、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地。三教九流,各种势力、各路人马云集于此,真像京剧里面唱的那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煞是热闹。

1939年夏天,永汉的街头出现了几个学生装束的青年,他们经常在人群稠密的地方发表演讲,张贴标语,表演街头剧,宣传抗日主张,吸引了不少当地人的眼光,也引起了驻守永汉的国民党军警的注意。

这几个青年就是从广州回到家乡的王达宏、刘灿辉和范汝均。

这三个青年都在在广州念书,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但由于是同乡,彼此来往很密切。因受王宏达进步思想的影响,刘灿辉和范汝均也颇有爱国热情,尤其是刘灿辉,打小就跟王宏达认识,两人不仅常在一起玩耍,还互相交换书籍看,如《七侠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到广州读书后,刘灿辉又从王达宏那儿读到了不少宣传共产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的进步书籍,以及一些具有民主主义和革命倾向的现代小说如《家》、《春》、《秋》等。这次听王宏达要回家乡“抗日”,二话没说就表示赞成。

回到永汉后,王达宏带着刘灿辉和范汝均,连续组织了几次宣传抗日的活动,在小小的永汉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抗日热潮,同时也惹来了一些麻烦。

一天,他们正在人群最密集的飞鹅地码头宣传抗日,照例由王达宏来演讲。他的口才很好,曾经在学校演讲比赛中拿过第一名,每次演讲的反应都很热烈。

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的面前围了一大圈人,有在码头上扛活的苦力,有刚从客船上下来的旅客,有附近乡村上街打货的农民,也有像他们一样从广州、增城回乡度假的学生,密密匝匝的,像看马戏。

“同胞们!乡亲们!从东北到华北,从北平到上海,从南京到武汉,从中原再到华南,大半个中国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在我们的首都南京,日寇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同胞遭到杀戮。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国军还在一步一步地退让,退让,撤退,撤退,再到前不久日军占领华南。同胞们!我们再也不能沉默、妥协了。我们绝不能做亡国奴!我们必须奋起抗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拿起枪杆,同凶残的日寇血战到底!同胞们,让我们一起高唱这首歌,来表达我们的决心和意志吧!”

王达宏讲到这儿,把双手高高举过头地,带头唱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很快,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听演讲的人群中扩散开来,且越来越高亢、激烈、悲壮,如同滚过天空的惊雷……

但就在这时候,几个军警闯进人群,为首的一个少尉军官走到王宏达面前,厉声质问他:“你们是什么人,敢在这儿聚众闹事蛊惑人心,扰乱治安!”

“我们不是蛊惑人心,是宣传抗日。”王达宏冷冷地纠正他。

“宣传抗日也轮不到你们几个吧?”少尉嘿嘿干笑几声:“你们是干啥的,把证件拿出来看看。”

王宏达没有带学生证,站在一旁的刘灿辉摸出自己的学生证,不情愿地递给少尉。

少尉只拿眼睛瞄了一下,就把学生证扔给了刘灿辉,板着脸,用教训的口气训导:“学生就要好好上课,跑到社会上凑什么热闹啊,这抗日是你们耍嘴皮子就能抗得了的,啊?”

刘灿辉一听,生气地反驳:“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参加抗日呢,你凭什么不许我们宣传抗日?”

“老子就是不许你们在这儿聚众闹事。”少尉眉毛一拧,右手按住了腰间的手枪:“再啰嗦,把你们当作通共分子关押起来!”

刘灿辉还要据理力争,但王达宏扯了扯他的衣袖,沉着脸走出了人群。

这天,三个青年人聚在天吉号杂货铺待了好长时间。天吉号杂货铺是刘灿辉家开的,由于坐落在最热闹的永汉旧圩商业街上,生意颇为兴隆。刘灿辉的父亲是个精明的小商人,正是凭着这个铺子,才有钱供儿子刘灿辉到广州读书,指望儿子学成后把他这份小产业做大。此次儿子回到永汉,他原本以为只是正常放假,压根儿没想到刘灿辉跟着“王家少爷”(王达宏)回永汉抗日来了。

三个青年人在天吉号杂货铺的阁楼上一直待到天黑。一向胸有成足的王达宏一言不发,王达宏平时很少抽烟,但他现在却闷闷地不停地抽着烟,面前的烟头散了一地。从不抽烟的刘灿辉和范汝均见状,也只好跟着抽起了烟,小小的阁楼上烟雾弥漫,阁楼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阁楼里什么东西被点着了。

“这样下去不行。古人打仗也讲究个师出有名呢,我看我们也得个自己起个名字。”王达宏终于开腔了,他显然说出了大家伙的心里话。

刘灿辉连连点头,说:“是呀,要不,那些军警还会找我们的麻烦。”

“可叫个什么名儿好呢?”范汝均问。

“我已经想好了,咱们成立一个民众抗日团体,就叫‘大众救国会’吧。”王宏达思忖着,抬起头打量着他的伙伴们:“你们看怎么样?”

“好啊,这个名字好,响亮!”刘灿辉、范汝均不约而同地叫好,刚才暗淡的眼神也一下子明亮起来,

“那就这样决定了,从今天起,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以‘大众救国会’的名义进行!”王达宏站起身来,双目炯炯地注视着自己的伙伴庄重地说。

似乎是为了宣誓自己的决心,三个青年人、三双年轻的人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

从那天开始,永汉圩就诞生了第一支抗日组织,在这个小镇上掀起了一波一波的抗日热潮,“大众救国会”这个名字也在永汉龙门越来越响亮。

永汉的国民党军警对这个抗日组织非但不爱护,反而百般刁难,重重阻挠,甚至不容分说勒令“大众救国会”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否则就以扰乱治安和通共通匪罪论处。

国民党当局自己消极抗日也就罢了,却总是以莫须有的罪名阻扰民众抗日的行径,几个青年怒火中烧,却又无奈。被迫停止活动后,王达宏回到了寮田村的家里,整日把自己关在楼上的卧室里看书,或是凭栏站在窗口,望着窗外发愣。

王达宏家的房子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为了防御匪患,房子全部用石头垒成,像一座坚固的碉堡,四周的墙壁上还留有方方正正的射击孔。楼房四周,长着高大的秋枫树和榕树,繁茂的树荫遮天蔽日,即使在晴朗的天气里也显得有些阴暗。

王宏达待在楼上,依偎着窗口向外望去,能看到的天空,被大树切割得有些凌乱琐碎,这使他似乎有一种坐牢的感觉。

有一天,刘灿辉和范汝均来寮田村看王达宏。他们是来找头儿“拿主意的”。闲了几天,他们都快憋出病来了。

“达宏哥,怎么办,你倒是出个主意呀?”一向性急的刘灿辉催促道:“再这么耗下去,咱们真的要成亡国奴了!”

“当然不能,打死也不能做亡国奴!”王达宏在伙伴们面前反倒一扫独处时的颓丧和焦虑,思索着:“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跟日本人干!”

“怎么跟日本人干?就凭我们这几只拳头吗?”

“当然不是。”王达宏挥了挥拳头,嗓音低沉地说:“我们首先得武装自己……”

见王达宏这副胸有成竹的神情,两个伙伴知道他心里有了主意:“说说看?”

王达宏搂住俩人的肩膀:“永汉税卡的那几个税警,平时拿着枪专门敲诈老百姓,我们把他们的枪下了,既帮老百姓除了害,又能用他们的枪武器我们自己。有了枪,咱们就可以真刀实枪地跟鬼子干,再也不用受国民党军警的窝囊气了!”

这主意一出,两个伙伴连声表示赞同。但刘灿辉转念一想,有些怀疑地说:“就凭我们赤手空拳,怎么下他们的枪?”

“当然不能硬拼。”王达宏说着,招招手让他们俩凑紧过来,低低语了几句,刘灿辉顿时面露笑容,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嘿!这么干还行,达宏哥,你真不愧是诸葛亮转世啊!”

原来,永汉税卡有个姓胡的班长在低冚村有个相好,叫杨翠花,这女人长得有几分姿色,老公常年在外面做生意,一年到头难得在家呆几天,守不住空房,就和胡班长鬼混上了。两个人经常幽会,胡班长隔三差五就要来一趟,这在低冚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只是碍着胡班子的威风,村里人谁也不敢说三道四。

这一天,胡班长还像往常那样扛着一支步枪,斜挎子弹袋,手里提拎着一副猪下水,横着淫秽小调进了低冚村。

晚上,杨翠花给胡班长做了一顿好吃的,吃饱喝足后,两个人就滚上了床。第二天一早,胡班长穿好衣服,准备去税卡上岗时,却发现自己的步枪和子弹袋不翼而飞了。胡班子吓出了一身冷汗,在杨翠花家里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步枪和子弹。最后,杨翠花在大门边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今借到步枪一支,子弹袋一条,拟做抗日之用。大众救国会!”

丢了佩带武器,轻则坐牢,重则是要掉脑袋的,何况是被一个被政府取缔的大众救国会“借“走的?胡班长不敢回税卡去,只好连带着杨翠花,悄悄地逃到广州去了。

王达宏和他的两个伙伴有了这杆枪,兴奋了好几天。有了枪还得学会使用,否则,无异于手里拿着一只烧火棍。于是,接下来一段日子,他们每天跑到十几里外的深山里,练习射击。王达宏在学校时就跟一个在军队当兵的永汉老乡学过打枪,虽说枪法远远算不上精湛,但充当刘灿辉、范汝均的教练还是绰绰有余。几天下来,三个人算是初步掌握了打枪的本领。

但仅凭这一支步枪,怎么跟日本人干呢?三个青年学生这才意识到,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就在这时候,几个不速之客出现在他们面前。

那天,当王达宏看见弟弟王达尊和那几个陌生人时,吃了一惊。一段时间不见,王达尊比以前显得成熟了许多,眉宇间平添了一缕机智。看来,在“东团”的这些日子,将他锻炼出来了。

见王达宏满脸疑惑和惊疑的神情,达尊赶紧把一个约摸二十多岁,显得干练、成熟的年轻男子介绍给王达宏:“这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郭大同同志……”

王达宏一听,顿时明白了什么。尽管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早就打心眼里认同、拥护,但当中共的一位负责人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时,他还是感到很突然,有些紧张。

还没等王达宏说话,郭大同已经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说:“久闻大众救国会的名气,就是没想到他的领导人还是一个学生娃呀!”说罢,亲切地拍了下他的肩膀:“你们干得好啊,我们上级党的领导同志都不止一次夸奖你,让我们早日和你们取得联系……”

王达宏被夸奖的有些不好意思,说:“我也早就对共产党慕名已久啦!”

“哈哈,我们这不是找上门来了吗?”郭大同笑呵呵地侃道:“这还多亏了你弟弟达尊,要不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你们呢!”

兄弟俩不约而同地脸红了。

3、杀敌中队

1939年秋,中共增城特别支部,在龙门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永汉特别支部。1939年冬,中共增城特别支部扩大为中共增城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增城临工委”),郭大同任书记,梁永思为宣传委员,王达宏、李诚、何光华为武装委员。中共永汉特别支部隶属于中共增城临工委。

此时,王达宏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郭大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龙门的中共党史上记载,王达尊同志是龙门县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兄王达宏同志则是龙门县第二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郭大同本名叫郭洪,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虽然才二十多岁,却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学生时代就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与培训。华南沦陷后,郭大同受党组织的派遣,从延安回到南方,负责组织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以及筹建党的基层组织。“东团”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就与郭大同同志领导的中共增城特支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密切相关。现在,根据上级党委的统一安排,他来到龙门永汉地区,除了组建永汉地区的中共基层组织,培养抗日骨干力量,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发起成立抗日武装。

这个发展思路,正好跟王达宏领导的“大众救国会”不谋而合。郭大同非常赞赏王达宏“武装起来”的想法,并对他们智取圩镇税警步枪的行动大加赞赏。特别是对王达宏,郭大同觉得他虽然年纪不大,但有勇有谋,机智果断,是一块好材料,应该大力培养,所以不仅仅很快就吸收王达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让他担任了中共增城临工委的武装委员,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年轻人在即将开展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发挥长处。

而王达宏呢,面对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领导人郭大同是打心眼里佩服,对他早早地就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经历有几分羡慕,甚至妒忌。是啊,如果当初自己也和郭大同一样去了延安那该多好啊!当然,羡慕也好,妒忌也罢,他现在能够在郭大同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也是一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抱着这样的想法和热情,王达宏觉得,郭大同身上许多东西都值得自己学习。

的确,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的郭大同,曾亲耳聆听过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精彩演讲,眼光和见识自是非同一般。王达宏每次听他分析形势和研究问题,总是那么清晰、独到,高屋建瓴,深受启发。比如关于如何开展武装斗争,以前王达宏只是考虑自己如何如何去行动,郭大同想的却是除了武装自己,更重要的是怎样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有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才能致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郭大同说,这是毛主席的英明论断。王达宏听了,觉得句句在理,再对比自己以前的一些想法,觉得是那么地幼稚,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王达宏将郭大同安排到寮田村自己家里居住,两个人朝夕相处,使王达宏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他发现,郭大同一有空就取出一本包了封皮的薄薄的书,看得聚精会神,还不时拿着笔,在上面做着记号。王达宏忍不住好奇,轻声地询问:“老郭,这是本什么书呀,你怎么看得这么认真?”

郭大同“哦”了一声,翻到书的扉页,几个铅印大字映入到王达宏的眼帘:《论持久战》……毛泽东。

王达宏觉得眼前一亮,几乎是下意识地拿起书,紧紧地抱在胸前:“老郭,能把这本书借给我看吗?”

“不是借,是送给你了。”郭大同笑呵呵地说。

王达宏一听,高兴得像个小孩子那样一蹦三尺高。

自从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后,王宏达觉得自己的脑子比以前清晰了许多,如果说以前的他,只能看到永汉、龙门、广州,最多也是华南,那么现在,他的眼光已经投向了全国的抗战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他发现,自己跟郭大同之间的心理距离已经越来越近。许多想法,只要郭大同一说出来,王达宏就会有心领神会的感觉,而不用像以前那样,需要郭大同跟他反复解说了。王达宏心里明白,自己思想上发生的这些变化,都跟《论持久战》那本书有关……

就这样,王达宏渐渐地成长、成熟起来了。不久,在郭大同的直接领导下,王达宏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说服永汉的一些开明绅士,成立了永汉抗日联防委员会,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永汉抗日联防队,并拥有了一挺机枪、十几支长短枪,队员发展到四五十人,由王达宏担任中队长。中队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王达宏任支部书记。

这是在龙门县历史上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培育并实际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王达宏本人也逐渐成长为龙门乃至江北地区一位出色的军事干部和领导人。

在王达宏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以下几点:

1、龙门的革命斗争,建党的同时就重视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又发展了党,保卫了党。我们的抗日战争,地下党从未受破坏,没有出过事故。

2、龙门武装斗争是连续性的,党也是连续性的。1942年只是停,不是断,没有联防队,就没有杀敌队,就没有后来的独立大队,后来恢复武装也没有那么顺利。因为有了基础,所以是连续性的。

3、龙门斗争与增城斗争不同,因为龙门是在工农,特别是在农民中建党。而增城是在知识分子中建党,后来,他们被敌人一打就散开了,恢复起来很难。而我们龙门是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上,在农村生了根,一散开敌人就找不到我们了。而我们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集中恢复起来却很快。

1940年3月,由国民党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负责的、为防守增龙地区的第六十三军驻扎在南昆山。中共增城龙门临时工作委员会和负责人郭大同决定,为了利用六十三军的合法番号,积极开展武装抗日斗争,把永汉抗日联防队编入六十三军属下的王时雨杀敌大队的一个中队。

永汉联防队改称为“随军杀敌中队”之后,队伍很快扩大到100多人,随即奔赴增城抗日前线,活动范围被指定在增城正果、博罗横河、龙门永汉。

增城县属有个钨矿山,钨是重要的战略物质。增城大汉奸何文田勾结特务、土匪,纠集了好几百人,在增城正果一带三不管的地方走私钨矿、鸦片和药品,把钨矿石运到沦陷区卖给日军,助纣为虐,残害百姓,当地群众和抗日武装力量早已是义愤填膺,欲除之而后快。有一天,郭大同来到龙门永汉,向王达宏下达指示,命令他率领杀敌中队,铲除这伙与人民和民族为敌的败类。

接到命令后,王达宏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这是杀敌中队成立之后首次接受战斗任务,对他和杀敌中队来说,是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紧张的是,这毕竟是第一次真刀实枪的战斗,党把这支武装力量交给自己来领导,是对他的高度信任,无论如何都要打好这一仗,绝不能有半点闪失。

3月下旬,王达宏获悉,何文田武装走私集团又要偷运一批钨矿石和鸦片等,经博罗到沦陷区。遂当即挑选了30多名精干的队员,夜行军从正果冷水坑通过十二洞到达指定伏击地点。

三月的粤东北山区夜晚,还有几分凉意,王达宏率领队员们在潜伏地点趴了好长时间,直到半夜时分,有的队员瞌睡难忍,打起了哈欠。王达宏却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丝毫也不敢马虎。终于,前面的山垭口出现了一队人马,有的牵着马匹,有的推着车辆,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

王达宏赶紧叫醒打瞌睡的队员,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当敌人走进伏击圈时,王达宏率先打响了第一枪,接着,枪声噼里啪啦像炒豆一样响起来。

“打靶鬼哟!不好了,我们中埋伏了,快跑呀!……”

何文田的这伙走私武装,平时只晓得欺负老百姓、捞钱、抽大烟,从未正式打过仗,真正打起仗来全都是一群胆小鬼。伏击战斗才刚一打响,这伙走私武装就都一个个地扔下枪和货物马匹,抱头鼠窜了。

王达宏和杀敌中队的同志们立即清扫战场,此次战斗共缴获长短枪十多支,以及一批钨矿石、鸦片和药品。初战告捷,队员们簇拥着队长王达宏欢呼雀跃,差点把他抬了起来。

王达宏并没有被这场小小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率队顺原路返回,走了大约一里多路时,忽然心里觉得有点儿不踏实:“这儿离日本鬼子的占领区那么近,应该敌寇会安排接应何文田一伙的。如果敌寇被惊动,在原路拦截怎么办?” ……

王达宏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当即决定,临时改变行军路线,从正果兰溪方向撤退回驻地。

果然不出所料,驻守增城的日军迅速出动了一支200多人的部队,还有骑兵70多人,在杀敌中队原本回程路上的山坳设伏,准备打杀敌中队一个措手不及。

回到驻地后得知日寇曾经设伏,杀敌中队的队员们一个个背脊上直冒冷汗:要不是队长王达宏临时改变回程路线,杀敌中队可就要被日军包饺子了。

事后,王达宏才从内线得知,王时雨大队有个姓徐的书记官是个暗藏的汉奸,杀敌中队出动打伏击那天,他向增城的日军告了密。

杀敌中队这场伏击战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何文田的嚣张气焰,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这伙土匪武装剥夺和残害百姓的贪欲。增龙两地的民众无不拍手称快。老百姓私下里都把杀敌中队当成了“红军”,他们奔走相告,当年的那个红四师,又回来了!

此后,王达宏率领着杀敌中队多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随着队伍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

1940年夏天,国民党当局指使一个叫叶铁魂的特派员,明面以视察为名,暗里行特务活动之实,来到杀敌中队活动的地区调查。他从杀敌中队坚持抗日、纪律严明和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工作作风,尤其是老百姓中间流传的关于“红军”的传说,分析并得出了一个结论,王达宏率领的杀敌中队,肯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色队伍”,随后秘密向国民党军六十三军报告。

过了没几天,王达宏突然接到大队长王时雨的通知,让他立刻去大队部参加“军事会议”。

当时,杀敌中队正在正果白面石一带活动。也就在前两天,王达宏刚刚接到郭大同派来的交通员送来的密件:“根据地下党同志掌握的情报,六十三军已经对你部产生怀疑,可能在近日动手,望警惕。”

现在,对于王时雨的“军事会议”通知,王达宏一时觉得很为难。如果不去开会,会引起国民党顽固派更大的怀疑,也不知下一步将会如何处置;去开会,很有可能被扣押,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思前想后,王达宏决定,先让中队的文化教员王光仁去参加“军事会议”,试探试探情况。

王光仁一到大队部,就遭到了王时雨劈头盖脸一顿训斥:“这是开军事会议,你来干什么?会去快叫你们中队长王达宏来!”

王光仁只好回来复命。但他已经悄悄地侦察到,大队部里只有十多个带短枪的人,并没有看到大队人马。因此,王达宏决定带一支10人的短枪队前去赴会,另由王光仁带领一个排秘密紧随其后。

王时雨大队的总部设在增城正果冷水坑的一个地主家里。王达宏走进去时,只见王时雨和大队部的几个官爷们正横七竖八地躺在烟床上抽鸦片,根本就不像开军事会议的样子。

王达宏的突然到来,搞得王时雨有点儿手足无措,他赶紧从烟床上站起身:“王中队长来了,快坐,坐。”

“大队长,不是说开……军事会议吗?”王达宏劈头质问。

“这个,这个……”肥头大耳的王时雨支支吾吾,见搪塞不过去了,皮笑肉不笑地说:“王队长,不是我王某人跟你过不去,是因为前两天接到上峰训令,有人怀疑你们被赤化了……”

“赤化?”王宏达装出一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神情反问道:“大队长,我们杀敌中队可是自始至终都在你的领导下,我们如果被赤化,那你岂不是……”

“少跟我打马虎眼,快跟我老实交代,你们杀敌中队背着我替共产党做了些什么事情?” 王时雨开始耍横。

“杀敌中队是你领导,我们做什么你都知道的。”王达宏不卑不亢地说。

王时雨见王达宏软硬不吃,脸上的肥肉痉挛了一下,右手悄悄地按住了腰间的手枪。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的狗忽然吠叫起来,王时雨警觉地问:“你是不是带了队伍来的?”

“大队长,这儿与日军占领区很近,我不得不防啊。”王达宏模棱两可地说。

王时雨听出话里有话,按住枪柄的手松开了。他知道王达宏是有备而来的,不敢贸然下手。

于是,王时雨肥胖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假惺惺地税:“也罢,也罢,上面那帮人,真是吃饱了撑的,听风就是雨。我说呢,你们中队一直听命于我,怎么会对我有二心呢?”

他一边打着哈哈,一边搂着王宏达的肩膀,假装很关心的说道:“你们中队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说到困难,那可就多了,大队部又不给粮饷,我们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王达宏也就坡下驴地说。

王时雨装模作样地顺手摸出一叠钞票,递给王达宏。

王达宏瞥了一眼,故意说:“就这么一点,两餐饭都不够呀!”

“以后再算,以后再算啦……”

一场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但就在王达宏从王时雨大队回来的第二天,便接到了六十三军解散杀敌中队的命令,并且派出了一五三师的一个营向杀敌中队驻地靠近,摆出了战斗态势,一旦杀敌中队拒绝解散,将面临被歼灭的危险。

在这种情势下,王达宏接到中共东江特委和增城临工委书记郭大同的指示,为了保存实力,杀敌中队就地解散, 30多名中共党员及60多名队员化整为零,少数骨干转到东江抗日游击队,其余的则转入地下,把武器秘密分散隐蔽起来,掌握在党员和可靠群众手里,待机再起……

4、白皮红心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共事件在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广东省党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活动十分困难。

1941年3月3日,中共增龙博中心县委书记钟靖寰和组织部长李志坚等,前往沦陷区指导工作,路经增城二龙圩时,被国民党顽固派张永卿逮捕。5月26日,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在韶关曲江被捕叛变。随后几天,因郭潜出卖,离开东江游击队不久的廖承志,以及中共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也相继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粤北事件”和“南委事件”。增城、龙门、博罗等地区的党组织,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针对这种形势,中共南方局紧急电示南方工委和广东省党组织,强调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安全第一,防止事态继续扩大;除日寇占领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组织一律暂停活动,其余干部应利用教书、做工、做买卖小商贩等各种社会职业作掩护,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秘密开展工作。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党员吴仲被党组织派到了龙门。吴仲原名吴宪俊,广东省惠东县平山镇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受党组织派遣,到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主办的行政干部训练所学习,潜心蛰伏了几年。这次被派到龙门,就是党组织精心安排的一枚“棋子”。

吴仲来龙门县之前,与吴仲同在行政干部训练所学习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江明叮嘱他:“你到龙门之后,先不要主动找当地党组织,有了具体工作单位就写信给我,我会报告省委,省委会尽快通知龙门县委派人同你联系的。”

吴仲到达龙门之后,顺利担任了国民党龙门县政府第一区公署自治协助员,用党内的一句俗话说,是披上了一层“白皮”。他按照张江明的嘱咐,没有主动联系当地的党组织,每天除了到区署上班、喝茶、看报外,偶尔也会跟同事议论一下时政,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但他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组织尽快派人来跟自己联络。

艰难地熬了一个来月,一个星期天,吴仲正待在屋子里看书,封皮上的书名是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其实里面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忽然听到外面有人问,“请问,吴先生是住这儿吗?”

“请问您是……”正在门外晾晒衣物的一位同事应答。

“敝姓袁,是吴先生的同乡,特来登门拜访。”

“哦,那间敞开门的就是……”

吴仲心里一跳,赶紧放下书本,三步并作两步地往门口迎去。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一个头戴深色礼帽、身穿蓝阴丹士林长衫、气质儒雅稳重、教书先生模样的中年人出现在面前。

对上了接头暗号,吴仲甚是兴奋。两个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如同火石相击,碰撞出一股耀眼的火花,那火花只有革命同志之间才能看得见。吴仲强忍住心头的激动,紧紧握着来人的手,把他拉进屋子,并迅速关上了房门。

“你总算来了,同志啊,可把我盼苦啦!”吴仲一边给来人沏茶,一边毫不掩饰地诉着“苦”。

“我们也很焦急,可是最近龙门的形势越来越紧,组织上不得不谨慎哪。”来人接过吴仲端上的茶杯,轻轻呷了一口,先做了下自我介绍:“我叫袁鉴文,是中共龙门县工委书记,今后,你就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好的,袁书记,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吴仲打量着这位新的领导人,爽朗地表态:“你就下达任务吧!”

“吴仲同志,你目前的身份比较特殊,对龙门党的工作十分重要。”袁鉴文放下茶杯,微笑而不失郑重地说:“你的工作方式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必时时需要组织上安排,更多时候需要你自己主动开展工作……”

接下来,袁鉴文给吴仲交代了两项任务:第一,广泛搜集情报,及时掌握龙城和永汉的敌情;第二,广交各界朋友,秘密发展党员,为迎接抗日斗争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

谈完工作,两个人又拉了一会儿家常。

袁鉴文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广东东莞人,193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后担任过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增龙县委组织部长等职,郭大同调离龙门后,他接任中共龙门县工委书记。像吴仲一样,袁鉴文也披了一张“白皮”,……他的公开身份是黄牛冚日新小学的教员。

随袁鉴文一起到日新小学当教员的,还有他的妻子赵学光,是一位从事妇女工作的党员。日新小学是黄牛冚钟、李、孟几姓村民出钱兴办的一所初级小学,只有三四名教员,几十名学生。

袁鉴文夫妇一来到这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便派了一个姓罗的督学来到永汉,此人名为“督学”,其实是一名特务,肩负着审查袁鉴文夫妇的秘密任务。

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袁鉴文早已识破了“督学”的真实身份。有一天,袁鉴文得知罗督学要来日新小学督查工作,决定“治”一下这个特务。由于经济困难和教学条件限制,日新小学没有正规的课本,教材都是由老师自己编写的。学校设有识字牌,每天挂出一个字让学生认。袁鉴文特意在高年级班的识字牌上挂了一个“潮”字,在低年级班的识字牌上挂了一个“流”字。

罗督学一到学校,就看见了那两个带有激进色彩的字,自以为抓到了袁鉴文的把柄,询问在场的几个学生:“据我所知,今天是袁先生上课,这两个字是他挂出来的吧?”不等学生们回答,他又装模作样地说道:“这两个字的政治性,很强啊!袁先生没跟你们讲解吗?”

“讲了呀。”学生们回答

“那---袁先生是怎么讲解的呢?”罗督学一副循循善诱的口气:“他跟你们讲没讲共产党?”

“没有,袁先生只讲‘潮’是潮水的潮,‘流’是流通的流……”

学生们的回答,让罗督学大失所望,只好假惺惺地称赞了学生们几句,扫兴地离开了学校。

袁鉴文知道,罗督学没有完成上峰交办的差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没过几天,罗督学又到日新小学“督查”来了。

一天,袁鉴文正在教学生们唱抗日救亡的歌曲。罗督学突然闯进学校教室,阴险地问学生们:“同学们,你们会唱延安的歌曲吗?”

“延安的歌曲有哪些歌曲呀?我们不会唱咧。”

“比如《八路军军歌》呀,《新四军军歌》呀,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什么的,还有《到敌人后方去》……”罗督学继续引诱学生们:“难道袁先生没教过这些歌曲吗?”

“没有.袁先生只教我们唱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义勇军进行曲》、《打杀汉奸歌》……”学生们说着,放开嗓门齐声唱了起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工农军队勇敢前进,

看见了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唱到最后一句时,学生们站起来模仿举枪动作,朝向罗督学的方向猛地一刺,吓得他浑身一哆嗦,透扇的礼帽抖落掉到地上,他赶紧弯腰捡起来。在学生们的哄然大笑中,罗督学狼狈地走出了学校。

两次较量,都碰了“软钉子”。罗督学受了一肚子气,更加耿耿于怀。于是,他转而又盯上了袁鉴文的太太赵学光。

赵学光在日新小学没有任课,平时除了做家务,协助袁鉴文做一些联络工作外,她还经常在黄牛冚附近一带的村庄组织帮耕会、妇女会、儿童团、开办妇女夜校,教妇女识字,搞好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借此机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赵学光的活动,自然引起了罗督学的警惕,这一天,他打着关心教员生活的幌子,来到袁鉴文家里,想搞一次近距离的“火力侦察”。幸好那天赵学光外出,没让罗督学碰上,否则难免被他找出破绽来。

但这件事情引起了袁鉴文的高度警觉。赵学文回来后,袁鉴文琢磨着,设法给太太找一个“合法”的工作,否则,罗督学还会不断地来找麻烦。于是两口子商量,决定向在香港做生意的袁鉴文的父亲借一笔钱,在日新小学附近开了一个小店铺,既能方便同群众联系,又不容易引起怀疑,真可谓两全其美。

从那以后,罗督学很少再来找岔子了。袁鉴文这才算在黄牛冚站稳了脚跟,从而为领导龙门永汉地区党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袁鉴文的这些经历,为初来乍到的吴仲如何站稳脚跟和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观察与接触,吴仲主动和好几位开明绅士交上了朋友,其中最为密切的一位,叫刘其敬。

刘其敬是龙江镇石墩围人,任职于县参议员兼龙门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虽然家庭是龙江有名的大财主,但刘其敬本人思想进步,富有强烈的爱国心。

吴仲将刘其敬的情况向袁鉴文汇报后,袁鉴文认为,刘其敬是一位值得团结的开明人士,指示吴仲一定要好好团结他。

刘其敬对宣传抗日救国那是非常地热心,在学校成立了一支宣传队。吴仲利用自己和刘其敬的交情,毛遂自荐地担任了学校学生宣传队的艺术顾问。凭借这一合法身份,他带领着学生们走出校门,走到大街上、上到码头去、下到农村去,为人民群众演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上当了》等等一大批鼓舞人心的歌曲节目,在龙门各地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刘其敬还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有一天,三青团广东省委要他推荐一个人担任龙门三青团的总干事,刘其敬问吴仲有没有兴趣担当此任?吴仲一听,觉得这倒是个争取又一个合法身份的好机会,马上向袁鉴文作了汇报。经过批准后,吴仲顺其自然地接受了三青团总干事的委任。

从此,吴仲的身上又增添了一层“白皮”,为他在龙门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由于吴仲机智过人,使他不仅在龙门站稳了脚根,而且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信任,并且很快就晋升为国民党龙门县政府第一科的科员。不久,吴仲又调任情报股股长,同时兼任龙城中学教员。

吴仲进入了国民党龙门县的机要部门后,“皮”越来越白。他经常利用出席县政府召开的参议会、区乡镇长联席会议等机会搜集情报。有一次开会,国民党县长开会分析形势,说:“我到省上开会,省主席问我,龙门有没有异党活动?我当即就回答说没有。”县长有些得意洋洋地说道:“自从本县长履职以来,龙门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起赤色分子‘搞事’,哪里来的异党呢?”

吴仲听了心里暗笑,稳定住情绪:你不知道“异党”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吗?我们地下党的活动,怎么会让你知道?

一天上午,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刘其敬带着茅岗乡乡长刘克文神色紧张地找到吴仲,说国民党县党部给茅岗乡发来一份密电:“据报,你乡有异党分子混入,请即查报。”

“吴兄,你看怎么办?”一向沉稳大度的刘其敬有些沉不住气地问。

吴仲分析,有几位地下党的同志以教员身份在茅岗一带潜伏,这是组织绝密,国民党县党部是不可能知道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诈唬。因此,他冷静地故意反问刘其敬、刘克文:“这要问二位了,你们一个是茅岗的乡长,一个是茅岗的贤达,最有发言权了,你们有无发现异党混入茅岗呢?”

刘其敬楞了一下,但一看吴仲似笑非笑的神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他心领神会地瞥了刘克文一眼,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我们连异党长得什么模样都不清楚啊!”

“那好,你们就这样回复党部:‘没有发现有异党活动,如果贵党部有可靠情报,希望通知我们,保证即刻捉拿。”

“好主意!”刘其敬、刘克文如此这般向县党部回复后,再也没有下文。

抗战初期,像吴仲这样战斗在敌人心脏、“白皮红心”的共产党员,在龙门远不止吴仲一人。1942年冬,中共党员李绍宗通过龙门县军民合作站站长李其翔的关系,被任命为永汉军民合作站副站长。

李绍宗是永汉低冚村人,是中共永汉低冚支部书记,永汉区区委委员。远在广州读书期间,就跟王达宏、王达尊兄弟俩熟识,后来又一起参加了“东团”和“大众救国会”。

军民合作站是国民党的后勤支前部门,和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触较多,信息也比较灵通。不久,李绍宗便获取了一份情报,由于叛徒出卖,以警察身份在永汉警察署潜伏的王达宏同志被暴露了,上级党组织紧急指示,李绍宗负责将王达宏转移到游击区。

欲通往游击区,必须要经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为了保证王达宏的绝对安全,李绍宗决定亲自护送他。

李绍宗和王达宏这两位从小就熟悉的伙伴,虽然都在龙门县坚持抗日斗争,但因敌情复杂、环境险恶,再加上地下工作严格的纪律,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这一次,两个老战友终于走到了一起,但因情势紧急,连寒暄的工夫也都没有,就匆匆赶路了。由于王达宏的警察身份已经暴露,李绍宗便让王达宏换上了一套八成新的长衫,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李绍宗自己则依然身穿军装,佩戴着手枪,还戴了一副墨镜,军民合作站副站长的派头十足。

快接近游击区时,国民党第六十三军临时加设了一道岗哨,盘查得很严厉。一个满脸麻子的中尉把王达宏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还是不肯罢休,又反复盘问,还抓住他的右手仔细观察手掌。突然,哨兵突然向后一退,举起手中的枪,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大声吆喝:“你不是教书先生吗?手指头怎么有老茧,是不是‘老八’(八路军),快说!”

正在这紧急关头,李绍宗从后面走上前,摘下墨镜,不动声色地说:“老兄,何必这么疑神疑鬼呢?这是我的表兄,当教书先生之前领过两年军饷,这有什么奇怪的?”

李绍宗说着,递上一根哈德门香烟,啪地一声给他打着了火。麻子军官一边吸烟,一边打量着李绍宗的行头,脸上的疑云渐渐消除了:“误会,误会。”说完一挥手,放行了。

李绍宗顺利地把王达宏送到了博罗县新作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交通站。两个老战友分手时,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都不知道经此一别,何时再能相聚。但他们坚信,无论在哪儿,他们都会坚持不懈地斗争,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龙门,赶出广东,赶出全中国……

王达宏同志在回忆录中描述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独立大队(增、龙、从、博)中心在龙门,特别在敌人统治区,中心又在永汉。党的中心,武装斗争中心也在永汉。独立大队的人都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虽然在北撤时,也有些队员“自新”,但是与群众在一起的,大部分都是坚持的。龙门离开了这些斗争,就谈不清。

郭大同同志在回忆录中描述到:东江特委大队是在1939年春节后成立的,特委书记尹林平同志。当时博罗已成立县委,县委书记李健行。我是1939年4月间到增城,当时增城唯一的党员是王新民同志,成立了一个特别支部(增城第一个党组织),属增龙县委领导。我是支部书记,章唯真是组织委员(外地人),王新民是宣传委员。支部成立后,带了一个东江华侨服务团,共十10多个同志到正果开辟增龙工作,那时都是通过打出“东服团”旗号来开展工作的。特支同志都是“东服团”团员,后来在增城正果吸收了一些地方青年,组织成一个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增龙分团,潘苏(潘祖岳)是分团团长,总团长是叶锋。增龙分团共三十多人,分成四个队,正果、派潭、永汉、福和各一个队,永汉分队开始是梁永思同志负责,后来张志平是分队队长,梁永思是永汉特别支部书记。当时开展龙门工作有两条线:一条线从增城来,一条线从和平、新丰来。我们很久都未接上头,我们这一条线先到永汉,吴仲同志到龙门城。

那时我们的经费很困难,每人生活费12元,全部包起,12元起码要负责两个人。整个经济靠“东服团”。那时工作发展较快。1939年4月,在正果发展一个党支部,外来党员十多人。到1939年冬天,发展到一百多党员,成立增城县工委,并组织龙门特别支部。1940年初,正式组织增城县委,当时县委三人。由我、章唯真、王新民(开始)、梁永思(后来)负责,梁调水汉后,李光宗接梁永思工作。

1940年2月间,发生了博罗事件(文革期间黄永胜搞的所谓南方叛徒党的广东十五大案件之一),整个县委被破坏,被抓了二十多人,杨步尧同志也被捉了,几乎北一网打尽。东江特委原准备增、龙、博中心县委,是以博罗县委为基础,准备李健行为中心县委书记,后因博罗县被破坏,改为以增城县委为基础,建立中心县委。

1940年4月份成立增、龙、博中心县委,开始是三个人,我、袁鉴文(组织部长)、李光宗(宣传部长),在上级未派县委书记来之前,先由我代理。六月间,特委派郑重、李志坚(大王)、钟清(钟靖寰)来,由五人组成中心县委。郑重是书记,钟清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李志坚组织部长光宗宣传部长,我是武装部长兼敌后工委书记。

特别支部在1939年冬成立,工委是在1940年5、6月间成立的,增城县工委成立后建立了特别支部,中心县委成立后建立龙门县工委。

我是1940年7、8月间从正果到福和,郑重同志在中心县委的时间不长,约半年左右,即调任前东特委副书记。而由钟清同志接任中心县委书记。我到正果后不久,就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我到正果之前,王新民同志与正果、派潭、福和、永汉等地都有很多联系。培养了不少积极分子。因此,我们到后,很快就将工作铺开。在永汉,我们主要是通过王捷云(小学校长)与李任平(李绍宗哥哥)联系开展工作的。当时,增、龙、博工作开展较快,不到一年,从特别支部到建立中心县委,党组织就从十几个党员发展到一百多个党员。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除了党的建设以外,一边抓武装斗争,一边开展统战工作。增城的统战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因当时增城的国民党伪党部书记长李东林同志是我们派去的,这个职务很重要,所以当时增城的统战工作受到了省委的表扬。增城县委期间,一共有四个区,一个是正果,一个是派潭,一个是福和,一个是永汉。发展较好的是福和区和永汉区,永汉一开始就出来很多人,王达尊同志送去东宝参加小东征学习班。永汉工作做得好,做得快的原因是从做知识青年的工作入手,一开始就发展了三个大学生入党,因他们有些威信、有些名望,通过他们工作发动起来比较顺利。

工作刚开始时是很艰苦的。举个例子,我记得在1939年冬,我在惠阳领了二百元生活费,回正果的路上,在横河附近,就被“打脚骨”,给三个蒙面人用手枪指着,将二百元和衣服都剥去。回来后,经济就发生困难,后来是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这才解决了吃饭问题。如王达宏、王达尊同志,就是拿出家里的谷、枪来参加革命,个人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

5、洪月冲

洪月冲就是前面写到过的那位追赶红四师队伍的白芒坑少年。

在龙门县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涌现的许许多多的先烈中,这是一个很不显眼的名字,他既不像许多老革命那样有一串串耀眼的经历,也没有立下什么显赫的战功。翻阅龙门的各种史料时,有关洪月冲的记载都只是寥寥数语,少之又少。我们甚至无从得知他出生于哪一年,家庭状况怎样,牺牲前是否婚配或留有子嗣,等等。但越是这样,越是激发起我对这位平凡而又充满传奇色的抗日英雄的好奇和敬仰。

因年代久远,苦于史料匮乏,我们只能透过岁月的烟尘和文字的缝隙,尽可能去寻找知悉他的人,走近他,了解他,努力让今天的读者去认识半个多世纪前,那个曾经鲜活、生动,而又勇敢、可敬的生命……

1939年,在南洋打工漂泊十几年的洪月冲,千里迢迢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身体尚处于发育期,懵懂未开的少年完全长大成人。一位女作家曾经说过,青春是那样一种生命,即使最贫瘠的土地也不能使她枯萎。对洪月冲来说更是如此。这十多年间,他在马来西亚等地做苦力,用自己青春的汗水浇灌着富人华侨们无边无际的橡胶园。因不小心折断了橡胶树,他被庄园主用皮鞭毒打过不知多少次,身上留下了道道伤痕,一只眼睛差点被打瞎,额角至今还有一块显眼的伤疤。就在这样的磨难中,洪月冲渐渐长大了,嗓门变粗了,细瘦的身体也变得结实了,上唇也长出了黑黑的胡茬。劳动跟苦难像一对杰出的工匠,将这个昔日的少年锻造成了一个身材魁梧、目光坚毅的青年。

故乡的风景乃至亲人们的面影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淡去,但那支他追赶了很远都没有追赶上的红军队伍,却一刻也不曾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不止一次地梦见过那支队伍。在梦中,那支队伍里每个战士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丝带,队伍在黑夜的山谷间穿行,那红丝带仿佛就像一束束跳跃的火焰,照亮了战士们的脸庞,也照亮了黑魆魆的山谷和同样漆黑的夜空。那些战士的脸孔稚嫩而又坚定,跟他差不多的年纪。恍惚间,洪月冲觉得自己也成为了战士们中的一员。这样的场景他反复梦见,以至于他常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也许,他以前真的是一名红军战士,比如说在行军中走失或打仗时打散的?这样的想象让洪月冲着迷。他想象,自己将来一定要回到中国,去找红军,当一名脖子上系着红丝带的红军战士。……

抗战爆发了,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华北,攻占了上海、南京,紧接着,华南也失陷,大片土地沦为了日军的占领区,其中也包括洪月冲的家乡龙门……这些消息不断地传来,使洪月冲内心备受煎熬。他惦记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更重要的是,他多么渴望回到祖国,像报纸上报道的那些英勇的战士那样去同敌人战斗!他知道,在那些英勇的战士中间,就包括当年自己追赶过的红军。

一次,洪月冲从吉隆坡的一份华文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南洋华侨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发起成立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并公开招募团员。他的心里一阵狂喜,决定去报名参加。为此,他辞掉了橡胶园的工作,专程赶往吉隆坡。在东侨服务团报名点,工作人员听了洪月冲的经历,很是感动,破例吸收了他。他终于跟随东侨服务团,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那一刻,他激动得哭了,为被日寇蹂躏着的家乡,也为自己十几年前的那个梦想……

洪月冲回国后,起初跟随“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广州、增城和河源一带从事抗日服务工作,并参加了中共的一个外围组织,在一家杂货店以雇员的身份担任地下交通员,杂货店老板叫李力生,是当地中共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不久,经李力生的介绍,洪月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当年路过自己家乡的那支红军队伍,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现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正在北方广大的敌后地区,同日本占领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洪月冲站在党旗下宣誓时,他脑子里又浮现出了十几年前的红四师在白芒坑时的情景,内心一阵欣喜:中国工农红军,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两年后,党组织决定委派洪月冲回到他的家乡平陵镇开展抗日工作。此时,距他从南洋回国,已经整整三年了。

洪月冲回到白芒坑时,正值农历四月间。作为一个出国多年的游子,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令他倍感亲切。但战争摧残的痕迹随处可见:一条被毁损的道路,一幢幢遭焚烧后残存的房屋,路上源源不断走着从日占区逃出来的难民,一棵被炮弹拦腰炸断的荔枝树……山坡上的牛蒡树枝头开满了白色的花朵,道路两旁的毛竹苍翠欲滴,像一副画得太浓的水墨画,房前屋后的芒果树和年桔长得那么葳蕤,依旧透露出勃勃的生机。是啊,无论环境多么残酷、险恶,世间万物并不会停止生长,工人们还要做工,农民们还要种田,人总是要生存下去的!

尽管如此,回到石墩村的洪月冲还是有一种物是人非、恍若隔世之感。几年前日军从惠州向广州进犯,一路烧杀抢掠,石墩村也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洗劫。村里许多人家都被烧光杀光,洪月冲一家也未能幸免,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姐惨遭屠戮,唯一的弟弟洪月明因在平陵给人打短工,得以躲过一劫。

这些情况都是洪月冲的堂弟洪古仁告诉他的,当年洪月冲离家时,这位堂弟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孩,现在也长成大小伙子了。此刻,洪月冲站在只剩下半片房屋的家门前,想到自己离家时父母还健在的情景,不由泪眼模糊,心里充满了失去亲人的悲伤和对日寇的仇恨。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转过脸问洪古仁:“月明现在在哪?”

“月明哥在平陵镇上给人打工呢,要不要我去叫他回来?”

“嗯,你赶紧去叫他回来……”

当天傍晚,洪月明就回石墩村来了。分别多年的兄弟俩一见面,失去双亲的悲痛再次涌上他们的心头,两人不禁抱头痛哭,过了好一会才平静下来。洪月冲这才把自己这次受党组织委托,回到家乡发动群众开展抗日的任务给弟弟说了。洪月明一听,摩拳擦掌地说:“日本鬼子害死了爹妈和妹妹,我正愁找不到机会报这个仇呢!哥,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只要能报仇,我都听你的!”

“光咱们兄弟俩不行,还要把更多乡亲们发动组织起来。”洪月冲说:“况且,咱们也不能只是记住自己家的仇,要报仇也是报日本鬼子侵占咱们全中国,杀害千千万万同胞的仇啊!”

洪月明这才意识到,十几年不见,哥哥不见模样变了,思想也变了,见识和眼光比从前高了许多。难怪,哥哥现在是共产党的人了嘛。洪月明挠了挠后脑勺,憨憨地笑了笑说:“哥,你说得对,我以后得多向你学习,等提高了你说的政策水平,我也加入那个……共产党吧!”

“行,只要你达到了入党标准,我给你当介绍人。”洪月冲笑了,用鼓励的语气答应道。

这天晚上,洪月冲、洪月明兄弟俩在那个只剩下半片屋子的家里谈了很久,直到后半夜才睡去。

从此,在洪月冲的发动领导下,石墩村一带的群众抗日活动如火如荼地组织起来了。

为了方便发动群众,洪月冲和弟弟洪月明还组织了一只狮子队,利用在本村和外村舞狮的机会进行串联活动,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很快,白芒坑的第一个农会组织成立了,洪月冲、洪月明分别担任正副会长。白芒坑农会成立后不久,洪月明就在哥哥洪月冲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很快,洪月冲按照党组织关于壮大群众抗日武装的指示,以舞狮队的青壮年队员为骨干,发起成立了石墩村民兵抗日自卫队。石墩村地处日寇占领区的前沿,经常有日军大股小股部队袭扰,民兵自卫队的任务是在村子四周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严防汉奸特务,保卫村民安全。尽管队员们没有像样的武器,使用的都是土枪、土炮和梭镖,但在洪月冲的领导下,民兵队员每天坚持训练,石墩村老屋围场门前的禾场上,每天都口号阵阵,杀声震天,民兵们的士气十分高涨。农会的各项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连妇女儿童都被发动起来了,呈现出一幅全民抗日的景象……

1944年6月的一天,民兵队副队长洪月明带领两个民兵正在巡逻,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人挑着箩筐,一摇一晃地向村口走来。一开始,洪月明并没有在意,以为这不过是个普普通通走街串乡的货郎。可这个“货郎”挑着货担并不吆喝,停在村前那棵老秋枫树树下,摘下头上的礼貌一边扇风,一边伸着脖子四处张望,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引起了洪月明的警觉。于是,他带着民兵向秋枫树走去。

见洪月明和民兵们走了过去,“货郎”赶紧戴上礼帽,挑起担子转身要走。一个民兵叫住了他:“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卖货的的,没看见我挑着货担吗?”

“我看你就不像个货郎。”说话间,洪月明已经走到了“货郎”跟前,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

货郎的身体哆嗦了一下,放下货担,对洪月明翻了一下白眼,结结巴巴地说:“你说我不像货郎,那我像……什么?”

洪月明见他有些心虚,冷笑一声,二话不说,挥了一下手,两个民兵走上前,去搜查那两只装货的箩筐。“货郎”的神情有些惊慌,洪月明见状,心里越发有底了。果然,民兵很快就从箩筐里搜出一张标着日文的军用地图,一个指南针,还有一支王八盒子手枪。

洪月明举起那只王八盒子在“货郎”面前晃了晃,厉声喝道:“这是日本鬼用的王八盒子枪,你怎么会有?狗特务,这下还有什么可说的!”

“货郎”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浑身瘫软如泥,两腿筛糠,冲着洪月明作揖,连声求饶:“民兵大爷饶命,饶命啊!”

货郎滑稽的样子引起了几个闻讯赶来看热闹的孩子哄然大笑。

洪月明让两个民兵把“货郎”押到老屋围场看管起来,自己赶紧去找哥哥洪月冲汇报。

洪月明正在跟几个农会干部开会商量如何“搞枪”的事,民兵队里就那几只土家伙,真正遇到鬼子兵了岂不抓瞎?这当儿看见洪月明腰里别着一支王八盒子走了进来,连忙问道:“月明,你从哪里搞的这把枪?”

洪月明从腰里抽出枪,神气活现地在众人面前晃了晃:“不仅是搞到了枪,我们还抓住了个日本特务呢!”接着,他把抓获那个“货郎”的经过从头至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

洪月冲听了也很高兴,连忙拉了一下弟弟,说:“走,我们去审审这个特务。”

兄弟俩一前一后来到老屋围场,人还没赶到,就远远地看见围屋场门口围了黑压压一大群人,还听见有人喊打喊杀:“打!打!打死这个狗特务!”

洪月冲一见,赶紧加快步子奔了过去,扒开人群,走进屋子,就见那个汉奸货郎四仰八叉躺在地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口鼻流血,眼睛上翻,已经死了。

洪月明叫来那两个民兵,责备地问:“怎么搞的,还没审讯呢,就给弄死了?”

民兵说:“村里人听说是日本特务,控制不住怒火,一顿乱打,就给整死了,我们拦都拦不住……”

洪月明还要批评,洪月冲摆了摆手:“算了,在村后山脚下找个地方埋了吧!”说着,从人群中走了出去。

洪月明见哥哥表面上若无其事,神情却明显有些不安。

这天晚上,洪月明查完哨回家,没看见哥哥。他转身从家里出来,在村里转了一圈,还是没看见哥哥。后来,他走到老家围屋,远远看见哥哥坐在围屋禾场门前那口“红军井”边的石墩上抽烟,烟火时明时暗,像萤火虫。洪月明知道,哥哥平时很少抽烟,只有在遇到什么麻烦或思考问题时才会抽一支。

洪月明走了过去,挨着哥哥在石墩上坐下,也卷了根叶子烟抽起来。兄弟俩不声不响地抽了一会儿烟,直到各自的烟都灭了,洪月冲才开腔说话:“你知道这口井的故事吗?”

“当然知道,当年红军从石墩村经过的时候,在老屋围场休整了几天,他们看见村里人饮水非常困难,就帮忙挖了一口井。”洪月明打小就听说过这个故事,这会儿鹦鹉学舌地说:“村里的老人私下里还把这口井叫‘红军井’呢。”

“嗯,可你知道我当年是为什么被人卖猪仔给骗到南洋去的么?”洪月冲问。

洪月明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这个我真得不清楚,小的时候听爹娘说起过,你是被坏人骗走的,怎么被骗的他们也不知道……”

洪月冲沉吟了片刻,说:“当年,红军在石墩村休整的时候我不在家,等我赶回来想参军时,红军已经开拔了。我不甘心,沿着红军开拔的方向追赶队伍,一直追呀,追呀,红军队伍没追到,却被人骗到南洋当了苦力……”

“这个我听说过一些。村里那几个当了红军的再也没有回来,听说他们打仗被打死了……”

“是啊,打仗就会有牺牲。红军过去是为了穷苦人打仗,现在不仅是为穷苦人打仗,还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军,为国家、为民族打仗,同样也会有牺牲的。” 洪月冲神情肃穆地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和你现在都加入了共产党,所以,我们也是红军!”

洪月明见哥哥说到这儿时,眼里闪烁出一道庄严的光芒,他觉得哥哥今晚的心情有点儿异常,不由地问:“哥,你今天怎么给我说这些啊?”

“没什么,只是随便聊几句。”洪月冲瞥了弟弟一眼,若有所思地说:“月明,你想没想过,那个扮“货郎”的特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白芒坑来?鬼子会不会对咱们村有什么动作呢?”

对于这个问题,洪月明一点也没去想。还是哥哥比自己看得远,他想。

“走,回去睡觉吧,天也不早了。”洪月冲吩咐了一声,从石墩上站起身,同时叮嘱弟弟:“民兵队这几天要提高警惕,加强巡逻。”

事实证明,洪月冲的警觉是对的。过了没几天,一支日军小队开始对平陵一带进行巡回骚扰,直向白芒坑奔来。前一天,平陵乡联防队紧急派人送来了情报,并建议和白芒坑民兵队联手起来对付这伙鬼子,打一次伏击,灭一灭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平陵联防队的队长叫刘少长,也是共产党员,跟洪月冲、洪月明同属一个支部。洪月冲心里早就盼望着跟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一仗了,接到平陵联防队的情报后,他让洪月明紧急集合起队伍,向距白芒坑不远的铲头坳赶去。

当他们的队伍到达铲头坳时,平陵联防队的人马已经到了。洪月明和刘少长简短地商量了一下,将命令各自的队伍在山林里潜伏下来。

从军事角度看,铲头坳的确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四周山高林密,中间一条羊场小道穿山而过,敌人只要走进伏击圈,很难有逃脱的机会。

临出发前,弟弟洪月明把那支缴获的王八盒子送给了他:“哥,你是队长,这把枪应该你来使用。”洪月冲还想推辞,洪月明已经把王八盒子放到他手里,扛着原来用的土枪跑远了。

队伍埋伏下来没多久,鬼子的小队就开进了铲头坳。打头的士兵枪杆上绑着一面膏药旗,卖着阔步,大摇大摆,趾高气昂,毫无防范的样子。

“打!”此时此刻,洪月冲就是用这支王八盒子打开了第一枪,子弹准确地击中了走在队伍最前面举着膏药旗的那个鬼子兵。紧接着,白芒坑民兵队和平陵联防队一起放枪,各种土猎枪、土炮和步枪的枪炮声,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

鬼子一时被这突然的袭击打蒙了,但很快便反应过来,开始组织反攻。毕竟敌人的武器装备比民兵队的要精良得多,渐渐的,原本处于上风的白芒坑民兵队和平陵联防队被鬼子的火力压制住了,形势对我方越来越不利。

见此情形,洪月冲和刘少长商量了一下,决定撤退。于是,他们率领各自的人马边打边往密林里撤。眼看就要摆脱敌人的追击了,突然,洪月冲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后背,他扑倒在地上,血液顿时染红了山坡上的青草。

洪月明带领着民兵队本来已经摆脱了敌人,可他清点人数时,没有发现哥哥,赶紧又跑了回来。当他在草丛中找到洪月冲时,洪月冲已经陷入昏迷,背部伤口还在汩汩地往外冒血,整个身体都浸在血泊之中。

“哥哥!哥哥!”洪月明蹲下身子,抱起洪月冲大声叫喊着。半晌,洪月冲才睁开眼睛,他脸色像纸一样惨白,嘴巴颤颤地嚅动了着,吃力地吐出几个字。洪月明没听清楚,赶紧把耳朵凑近去,只依稀听到几个字:“我也是红……红军!”说完了这几个字,洪月明见洪月冲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洪月冲牺牲时才三十来岁,时隔不到一年,日本人就投降了。他是在黎明前倒下的。

当我们来到白芒坑采风时,走进老围屋里……当年红四师休整的地方,墙壁上挂着的唯一的照片上,看到洪月冲那张英俊的脸庞和自信的双目时,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不,确切说,是震撼。似乎从那一瞬间,我读懂了诸如“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梦想”、乃至“初心”这一类常被今天的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汇其真正含义。

6、沙迳阻击战

在沙迳镇马牯山上,一座抗日将士合葬墓屹立在官路下山咀,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博罗县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以下简称“东团”) 3名小分队成员和50多名国民党官兵烈士长眠于此,是龙门军民英勇抗击日寇的历史见证。

沙迳,位于龙门县中南部,是广州通往龙门的主要交通要道。如果走水路,过了沙迳镇进入龙华后,向北可直达县城。沙迳牛井迳的地形非常险要,且易守难攻。

日寇攻陷广州后,经常派兵到增城、龙门两地来扫荡。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龙门地区的防御,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龙华、沙迳一带,以阻止日寇进犯龙门县城。但是,国民党守军的营长是个贪生怕死之人,他将营部和两个连安置在山高林密的龙华西溪村,只派出了一个连扼守在沙迳茶湖村牛井迳上。这里是通往县城和西溪村的三岔路口,一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可以将部队撤回西溪村,再从崎岖山路经左潭、地派等地撤至韶关地区。

1939年12月中旬,一支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日军部队,从增城方向再次进犯龙门,日寇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村就炸。22日早上,侵略者到达了永汉油田村,敌侦察兵发现沙迳一带有村庄,于是,日军用重炮对着沙迳的村庄进行连续轰击,炮弹落在青王山和双东村,这一带瞬间浓烟滚滚、硝烟弥漫,多间房屋被炸塌。

“日军的炮火太猛,不要正面接触日军,我命令,为了保存实力,前沿部队马上撤退至西溪村。”驻守在西溪村的国民党守军营长,见日军的炮火如此猛烈,吓得不敢应战,着急忙慌地下令马牯山一带的守军避战撤退。

“怂包!草包!软蛋!日本鬼子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还不让我们打,我们还是中国军人吗?既然长官不敢打鬼子,我们自己打鬼子!”接到撤退命令的陈排长霎那间怒火中烧。

镇守在沙迳茶湖牛井迳的守军陈排长,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心的军人,之前早已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日救国的主张,其麾下的大部分官兵都有着爱国之情怀,他们怀着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冒着违抗军令之罪名,拒绝不战而退。

“排长,我们听你指挥,坚决与阵地共存亡!”留下来的士兵们,在陈排长的带领下,兵分两路,一队人马镇守在双东的东山瓦厂,另一队人马埋伏在茶湖洞坳头,并在通往县城的路上埋下了一片连环地雷,准备迎头痛击来犯日寇。

中午12时,太阳挂在正阳头上,日军发射一轮炮火过后,先头部队进入了马牯山。

“打!”埋伏在东山瓦厂、洞坳头的守军立即进行阻击,战士们举枪齐发,拉响了连环地雷,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声响彻了山谷,日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伤亡达数十人。

老练的日军指挥官缓过神后,立即组织步兵向两个阵地同时发起攻击,但是几次冲锋都被凭借天险的守军顽强地打了下去。日军指挥官见久攻不下,而前进的道路又被我顽强的守军严密封锁过不去,于是命令炮火覆盖我军阵地的同时,步兵攻击部队抢占下河洞围背,妄图居高临下对守军构成威胁。

“赶快控制凹头右侧,先敌抢占马牯山顶,占据有利地形。” 下午3时许,陈排长发现了鬼子的意图,命令牛井迳的守军迅速抢占凹头右侧山,自己则带领另一部分守军抢占了马牯山顶,继续与日寇展开激战。

“马牯山上的中国军队在阻击鬼子!”战场铺天盖地的枪炮声,震动了整个沙迳,中国军队在马牯山打鬼子的消息迅速传开。

“军队和老百姓,哎嗨!咱们是一家人,打鬼子,保家乡,咱们在一起,嘿!咱们在一起呀才能打得赢啊!” 来自博罗“东团”的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十多人的小分队刚好路过马牯山,枪炮声把他们吸引了过来,他们高唱着抗日的战歌立即投入到战斗中,在马牯山的半山腰上用火力支援守军。

东沙乡村民自卫队也闻讯赶来,配合打击敌人。功武村廖亮贤带领村民自卫队约三十多人,用机枪和掷弹筒在龙头山河边向青王山的日军射击,分散敌人的火力。双东上段自卫队则分成了多个小组,分布在牛井逐山咀、鱼棵头、水头渡对岸等要地,负责监视日军动向和战后搜索战场、抢救伤员。

战斗在持续着,日军骑兵不擅长山地作战,其指挥官就命令骑兵到附近村庄找粮食和马草,当日军骑兵来到双吓羊耳坡村边时,发现这里已经是火光冲天。原来,当地群众听到枪炮声后,早早就将粮食和财物藏好,并且烧毁了村中所有的禾草,不给日寇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附近几个村庄的情况也是一样。

“八格牙路!……”日军骑兵指挥官见此情景,气得哇哇大叫。

马牯山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1时,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而鬼子的后援部队还在不断地增加。此时,守军阵地上已经被敌人的炮火轰得稀巴烂,很多小山坡都被夷为平地,守军的弹药即将用尽,而且人员伤亡已经过半。日军的一队步兵在炮火的支援下,很快冲破了守军防线,坚守在山腰阵地上的十多名战士全部阵亡。博罗“东团”队也牺牲了3名战士,东沙乡村民自卫队和功武村村民自卫队被迫撇出了战斗。此时,国民党军守军只剩下12人,陈排长带领守军余部边打边往西溪村的方向撤退,,追击的日军紧紧咬着守军不放,一直追到西溪村,妄图全歼陈排长及守军余部。

“陈排长,弟兄们,快!快!你们都跟着我来。”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当地向导指引着陈排长和战士们趁着夜色隐入大山深处,安全撤离。

沙迳阻击战,是国共两党和龙门村民自卫队军民们,在龙门自发联合打响的抗日第一仗。这一仗,打出了龙门儿女抗击日寇的决心和信心,烈士英魂长存,精神永驻人民心中。

7、石墩保卫战

1944年7月5日,刘其敬带领其助手刘亚焕陪同他回到了故乡茅岗石墩村,他是回老家来看望生病的老母亲的。

前面我们叙述过,刘其敬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人士,也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与中共地下党员吴仲交往甚笃,对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日救国主张也是赞同的,也曾为龙门地下党提供过大量的帮助。刘其敬除了担任国民政府龙门县参议员、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外,还是龙门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茅岗小学校长、三青团龙门分团筹备处书记和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龙门县第十一大队副大队长等职。这位岭南大学农业系的高材生虽然刚过29岁,还不到而立之年,但已经是龙门地方颇有名望的社会贤达,身兼数职,平时公务是甚忙,难得有暇回一趟家。前两天,家里派人给他捎来信,说年迈的老母身体有恙,望他务必抽空回去看看。于是,刘其敬处理完手头的公务,匆匆回到了石墩村。

其实,刘其敬的母亲并没有多大的病,只是因久未看到儿子,心里十分想念罢了。一走进家门,看到坐在中堂的老母亲,刘其敬赶紧上前一步跪下,向母亲请安,并让本家侄子兼助手的刘亚焕呈上他在龙城买的几盒桃酥、云片糕,这些都是母亲平时最爱吃的。刘其敬一边挑选点心给母亲品尝,一边仔细打量着母亲的脸色,见老母的精气神尚好,心里就放宽了许多。刘其敬虽有兄弟姐妹好几个,也不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但由于他打小在外面求学,毕业后又一直在外面工作,事业也算小有成就,再加上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自然就格外地牵挂他。

这天,刘其敬陪着母亲和家兄家姐开心地拉了小半宿家常闲话,后来见老母面露倦色,才各自去歇息。

次日一早,刘其敬刚陪母亲吃完早餐,就见族兄刘珍云匆匆走进院子,站在大门口,说找他有事。这位族兄比刘其敬大不了几岁,在村里开了一家杂货店,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不仅精明能干,而且热心公益,村里族里许多事情,都由他出面召集,平时跟刘其敬也走得比较近。此刻,刘其敬见刘珍云神情有些异样,心想可能是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于是,他起身离开餐桌,随刘珍云往院子里走去。

原来,刘珍云刚刚得到可靠消息,驻守增城的日军派出大股部队,分三路经黄山水、田背水和大鱼潭等地向博罗方向窜扰,其中,从大鱼潭的日军一个联队约一千多人,正好路过石墩村,现在已抵近茅岗,很快就要到达石墩村了。

刘其敬一听到这消息,心里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脑子里嗡嗡乱响,眼前直冒金星,身体摇晃了一下,刘珍云赶紧伸手扶住了他。刘其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心想,自己是民众抗日自卫军龙门大队副大队长,面对眼前的这场危机,别人可以慌乱,他可不能。于是,刘其敬很快便镇定下来,吩咐刘珍云召集本村本族人马上到他家开会,商议应对之策。

在等候开会的乡亲们到来之前,刘其敬搀扶着母亲往后院走去。刘母见儿子一番刚才的谈笑风生,变得神情凝重,便问了一句:“敬儿,出什么事啦?”

刘其敬有些支吾:“没什么大事,您回房去歇息吧。”说罢,停顿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问:“母亲,如果日本人要来糟蹋我们村子,咱们应该怎么办?”

刘母闻言,不假思索地答道:“日本鬼子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如果日本仔胆敢踏进石墩村,敬儿,你就带领村民们把倭寇赶走!”虽然是一个年逾八旬的老妪,话语里却充满了大丈夫的豪气。刘其敬想起了小的时候母亲给自己讲述岳母给岳飞刺字“精忠报国”的情景,心里不禁平添了一股无形的力量。

刘其敬安顿好母亲,往前院走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几年前结识的共产党员吴仲的影子来。在吴仲身上,他感受到了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也认识到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也正是基于此,他有意无意地帮助共产党在龙门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在刘其敬心里,帮助共产党就是为抗日救国尽一份力,哪怕因此遭受国民党内的同僚猜忌和陷害,也在所不惜。现在,日寇逼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面对敌人的枪口,他除了勇敢地迎上去,别无选择……

当刘其敬回到前厅时,他心里已经变得出奇地冷静。

前来开会的乡亲们,老老少少,已经聚满了大厅。几个年事已高的本族前辈行动不便,还是家人搀扶来的。人们显然已经知道了日军要来的的消息,大多都面色凝重,一言不发,此刻,见刘其敬走进前厅,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他。

刘其敬感受到了目光的分量,他开门见山地向大家通报了眼前的形势:

“据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日军这次的目的只是路过,如果他们不进村袭扰也就罢了,不是我们怕日本强盗,而是为了避免无辜的村民们遭到伤害。但倭寇残暴成性,无恶不作,这一点我想乡亲们都听说过,因此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心存侥幸,要做最坏的准备,万一鬼子进村袭扰,那就一定抵抗到底……”

“其敬说得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刘珍云激动地举起拳头在空中挥动了一下:“小鬼子烧杀奸淫,什么坏事没干过?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跟狗日的小日本干!”

“对,听刘参议员的,绝不能放鬼子进村半步,否则我们的老人孩子和女人就遭殃了!”

“其敬叔,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原先笼罩在人们心头的畏惧和恐惧渐渐消散,大厅里充溢着一种同仇敌忾的气氛。

刘其敬显得十分冷静镇定,他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村民们准备阻击可能进攻的敌人。像粤东北许多乡村一样,石墩村四面都有又高又厚的围墙,四角有炮楼,易守难攻,即可以居高临下观察远方,亦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射击敌人。全村共有18支步枪,8支短枪,4支台枪,一万多发子弹。刘其敬让刘珍云将全部的枪支和弹药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给村里的青壮年,让他们分守四角炮楼,并要求他们统一听从自己的指挥。

“日军若只是过境不进村,则放其过去,若侵犯本村,则坚决抵抗到底!”刘其敬对武装起来的村民们反复叮嘱,“记住,我的枪一响,全村即投入战斗,反之,谁也不准擅自开枪。”

一切准备就绪后,刘其敬绷紧的心才稍稍轻松下来。

这天上午,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一大队日军人马快到村口都没有人看见。还是住在村前林记铺的刘珍云喂马时,隐约看见了日寇从岭尾岗松园咀向石墩村迫近,他立即叫自己子女跑入楼阁,向准备战斗的有关人员报告。

守在前右楼阁的,是刘其敬的族弟刘全安等人,他们看见七个日本尖兵跑到宅前,其中三个日兵看到前右楼阁下大门紧闭,便拼命地拍门,一边拍打,一边用枪托砸,还伊哩哇啦地大声叫喊。

这时,刘其敬正在炮楼上,他叮嘱大家千万不要慌乱,当即用日文写了一张“路过此地,不要骚扰百姓”的字条,放了下去,但日本兵看了后,毫不理睬,继续嚎叫敲打大门,另外四个日本兵则向左前楼阁走去,似乎要继续进行。

刘全安因家里有事,未参加早上的村民会议,所以不知道要待刘其敬指挥枪响之后才投入战斗的规定,见鬼子拍门声越来越响,一时沉不住气,瞄准那鬼子的脑袋开了一枪。刘全安是个猎手,枪法很好,这一枪就要了那个鬼子的命。

负责守炮楼的都是打枪的好猎手,安排守在前左楼阁的刘炳光也是个猎手,当他听见一声枪响,以为是刘其敬的指挥枪响了,便开枪击毙了迫近前左楼阁下的一个日兵。接着,大家手中的枪噼噼啪啪响成一片,七个日本尖兵转眼间倒在了石墩村村民的枪口之下。

日军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后,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立即组织兵力,对石墩村进行了三次轮番进攻。

第一次,一名日军军官挥着指挥刀,带领一队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呀呀叫着冲向左楼阁。快到楼前了,刘炳光瞄准冲在最前头的一名日兵扣动扳机,那名日兵头一歪栽倒在地,其他战位上一齐开火,日军纷纷中枪,只得丢下几具尸体后撤,停止了进攻。

第二次,日军加强了火力,先用迫击炮向新围轰击,炮弹在屋顶爆炸,一些妇女孩子惊慌的四处躲藏,刘其敬站在围楼上向村民呼喊:“不要慌乱,炮弹在屋顶爆炸,伤不了人!”

炮击后,日军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开始了第二次进攻。

村民们在刘其敬的指挥下,凭借四周厚实的围墙和炮楼上的射击孔,居高临下进行全方位反击,日军又丢下了十几具尸体,暂停了进攻。

日军大概没有料到,他们会遭到一群平民武装如此顽强的抵抗和重大伤亡。日军指挥官是个少佐,眼珠子都气红了,为了更加疯狂地报复,派出士兵到村外竹林里砍竹,扎成许多竹梯,企图利用竹梯强行爬墙进村。

石墩村全体村民在刘其敬指挥下,严阵以待,男女老少一齐参战,没有枪支的村民往各个战斗岗位送水、送弹药,少壮村民坚守阵地,阻击敌人,不让任何一个日兵利用竹梯爬墙,枪管打至滚烫时,则用花生油一浸又继续射击,终于将日寇的第三次进攻击退,日军不敢接近石墩村围墙,只能在射程外的田野上嚎叫。

此时已近中午,趁日军进行休整的空隙,刘其敬吩咐村民们赶紧修复被炮弹炸毁的工事,及时补充给养。他心里清楚,更加严酷的战斗还在后头,单凭全体村民是不可能击溃武器先进、弹药充足的近千名日军的。他思忖了片刻,让助手刘亚焕从公文包里找出纸笔,写了一个便签,交给一个年轻腿脚快的村民,让他火速送往距石墩村最近的平陵保安大队,恳请他们火速派兵支援。

平陵保安大队接到刘其敬的求援信后,派了一个中队前来增援,可是当他们开进到距离石墩村五公里远的广尾学堂边的竹林时,却龟缩在竹林里隔坡观望,再也不敢向前走了,远远地看着日本鬼子进攻石墩村而不敢助战。

看看日头已西斜,送信的村民不见返回,援兵的影子也没见到,刘其敬开始做最坏最坏的准备。他站在炮楼顶上,手里拿着一支驳壳枪,大声对村民们说:“乡亲们,战士们!日本鬼子不攻进村子里来是决不会罢休的,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反正都是死,只有和日本鬼子死拼了!”

听到刘其敬的话,村民们脸上浮现出悲壮的神色,不约而同举起手中的枪,发出雷鸣般的吼声:

“宁为抗日鬼,不做汉奸奴!”

“为了我们的父母和孩子,跟鬼子拼了!拼了!”

下午2时左右,日军调回已开至路溪黄泥坳的两门无后坐力平射炮,配合迫击炮、轻重机枪,组成强大火力,开始向石墩村发起总攻。随着一阵密集的迫击炮响,大半个村子笼罩在炮火之中,许多人家的房屋被被击中,腾起团团火光。

紧接着,3发炮弹击中了后左楼阁及旁边的围墙,有两名武装村民当场被炸死。负责左楼阁的刘炳光只得率领其余的武装村民转移到第二座炮楼里去战斗。刘炳光不仅是个好猎手,也是个很出色的战士,他不断地射击,几乎枪枪命中,倒毙于他枪下的鬼子多达30多人。

阵亡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尸体堆满了炮楼。不久,刘炳光的左腿受了重伤,但他单腿跪地,继续坚持战斗,直到一颗炮弹落在身旁,将他整个人掀起来,四肢和脑袋都被炸飞了……

此时,日军蜂拥迫近被击崩的围墙缺口,架起竹梯纷纷往上爬,开始涌进村来。刘其敬目睹着村民们一个一个在自己面前壮烈牺牲,知道最后的时刻莅临了。他和助手刘亚焕各使用两支手枪,指挥前右楼阁的刘全安、后左楼阁的刘应石及青壮年男女继续抵抗。

村民爱护刘其敬,叫他赶紧躲进地洞,刘其敬拒绝说:“要战一起战,要死一齐死,村里人都战死了,留下我一个人又有何用?”

这时,刘其敬和村民们已经从炮楼上撤下来,大家枪里的子弹都已经打光。刘其敬便带动众人操起刀、斧、锄头与进村的日军进行巷战。他们且战且退,退至刘其敬家门口时,又一支日军从另外的方向冲了过来,将他们层层包围住了。杀红了眼睛的鬼子朝这群弹尽粮绝的村民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刘其敬和助手刘亚焕同时中弹。

在倒地的那一刻,刘其敬布满鲜血的脸上露出了一缕骄傲的微笑。

石墩村于当天下午失守。在这场敌我实力异常悬殊的战斗中,刘其敬和石墩村村民们共毙伤日寇100余人,石墩村村民有6人在战斗中牺牲,9人中弹死亡。鬼子进村后,兽性大发,强迫被俘的村民刘应石带领日兵进屋缴枪捕人,刘应石不从,被日兵踢翻在刘其敬尸体旁,用刺刀猛刺其头部致死;刘全安则被用刺刀刺入肛门挖出大肠而死;刘珍云之子因身上缠着子弹带,被捆绑着用刺刀刺了50余刀至死;戴着项圈的小孩刘细九,被日兵抓住项圈悬空打转取乐,项圈不牢而断裂,孩子远摔一旁发出惨叫,日寇则哈哈大笑。村内群众20多人被押至禾坪强迫分列跪下,日军用刺刀、枪托、锄头击死跪着的群众,禾坪鲜血流淌,惨不忍睹。

刘珍云被捉去灌水后,日寇从他身上搜出几万元现金和一些盐提单,见他个子肥大,还有马,以为他是个大人物,强迫他到水井边洗净身体后,绑在一张长木凳上,准备生剥。其时,停留龟缩在广尾竹林里的平陵保安大队,在当地乡绅及村民胁迫下,开至龙江火烧排山上吹响了军号,六子园村的钟新泉也架起机枪向石墩村射击,日军指挥官用望远镜观察,见有不少穿制服的军人在山上,以为是大队援兵赶到了,来不及生剥刘珍云便怆惶离村。

日寇进村后,村民25人惨遭屠杀,9人被捆绑拉夫。行至博罗横河树头岭一条小河时,被拉夫的刘七妹用石块砸死日兵,与另外3人挣脱捆绑逃回,其余5人音讯全无。刘其敬和刘日槐2户全家被杀绝,全村被焚毁房屋47间,被宰生猪30多头、牛3头,被抢走马3匹、家私财物难于计数。

这场发生在1944年7月6日广东省龙门县石墩村的村民抗击日寇保卫战,其威名堪比1941年12月20日闻名全国的山东省莒南县渊子崖保卫战。在这场抗击日寇的保卫战中,刘其敬和石墩村的村民们不畏强敌,英勇不屈,沉着应战,视死如归,打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堪称是一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丽史诗,战斗中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气吞山河,必将作为龙门乃至全中国人民抵御和抗击外来侵略的壮举而永远载入史册。

二者不同的是,石墩村保卫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打响的,渊子崖保卫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打响的。当渊子崖保卫战激战到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县区中队及时赶到,英勇打跑了进攻的日伪军,使渊子崖的村民们没有遭受到灭顶之灾。而石墩村保卫战则显得更加壮烈和遗憾,由国民党指挥的平陵保安大队虽然赶到了战场,却始终没敢与日军交火,造成石墩村的参战队员全部战死,石墩村也被日寇实行了三光政策,妇女老幼多被杀害,活着的青壮年都被强行拉走抓夫,大部分都没有活着回到村里,着实让世人遗憾。

8、江厦鏖战急

江厦村,位于龙门县东部,离县城约三公里。世居村民以谭氏一姓而居,村中的谭氏宗祠,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几乎和龙门建立县制的历史一样悠远。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沧桑,龙门谭氏家族最早开基者的身影已渐渐模糊,但是这个家族却不断开枝散叶,人才辈出。

时至今日,谭氏族人谭纶邦的武进士牌匾还被存放在龙门县博物馆。谭纶邦年轻时练习功夫的一个重达十公斤的石锁,依然完整地存放在江厦谭医宗祠中,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物。这个家族有着很强的尚武风气和凝聚力,江厦老围,城高墙厚,墙壁上设置了多个大小不等的枪眼,防护能力极强,日寇入侵之前,曾有很多悍匪想攻入江厦围,但都未能成功过。

1938年10月12日,日寇从大亚湾登陆,初次进犯惠州,直至日本侵略者投降,这期间日寇先后四次入侵惠州,给惠州带来了巨大的劫难。龙门作为惠州与广州的交界地,更是频繁遭到日寇的扫荡与洗劫。

当尚武的江厦村与穷凶极恶的日寇正面相逢,一场恶战便在所难免。也正是因为这场战斗,江厦,这个村落名字,在龙门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成为勇武的象征。经过那一场无比激烈的战斗后,双方都有伤亡,而且江厦村建筑损毁严重,坚固高大的碉楼也倒塌了半边,墙壁上满是枪眼,村民将经历浩劫依然道然挺立的老围碉楼称之为“半边楼”。

故事发生在1944年6月底,一队日寇由增城前往龙门进行扫荡,人数在1500人左右,为首的是一名日寇大佐,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连续数日,他们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因此格外地趾高气扬,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7月2日下午4时左右,日寇到达了龙门县城附近。为了谨慎起见,日军停止了前进,屯兵在周田,并派出侦察兵去侦察前方的情况。

其实,日寇进犯龙门的消息早已传到了龙门县各地,县城的居民和附近村落的百姓约三万人拖儿带女的,纷纷逃进江厦村背后约四、五公里的三洞村避难。如果此地避难的百姓被日寇发现和攻破,将会面临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绝不能让日本鬼子屠杀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万分危急时刻,勇敢的江厦村村民站了出来,他们决定挫一挫日寇的锐气。

在收到日寇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全村由村长带领,积极做好防范措施,他们先安排村中老幼妇孺上山躲避,并将1000斤粮食、1席包盐藏在村附近的茨田冚(地名),组织了一支60多人的青壮年战斗队,战斗队共有60多支七九步枪、7支台枪、5支驳壳枪,准备抗击日寇。村长根据敌情,遂决定兵分两路,一队人马埋伏在谭仙公庙正面的田坎上,另一队人马埋伏在新庄坳的小山侧,只要日寇敢于进犯江厦村,就给予他们迎头痛击。而村长自己则坐阵在老围碉楼顶层里,纵观四方、指挥作战。

江厦村的村民熟悉地形,善于埋伏,顺利避开了日寇侦察兵的眼线,侦察兵没有发现前方有埋伏,就回去向大佐报告,大佐抽出指挥刀向前一指,日寇大队人马就向着谭仙公庙方向前进。

“开火!”当日寇进入了埋伏圈后,站在碉楼上的老村长,将手上的小令旗一挥,两队伏兵同时开火,枪声和地雷声大作,走在前面的日寇大佐应声倒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行进中的日寇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击倒了20多人。

此时已近黄昏,天色逐渐暗沉下来,由于视野受阻,日寇看不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只能边打边后撤,最后隐蔽在村子附近的山里,不敢贸然出击。而60多位村民战斗队员,在两位领队的带领下,凭借着熟悉的地形一路追杀过去,又打死打伤了10多个鬼子。

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天色已经黑了,行动不方便。村长命令两队人马立即撤退到山上,他自己也带着身边几个人一同撤离,留下了一座空村庄。日寇回过神后,就占领了村前的大小山头,因为大佐被袭阵亡,日寇没有了最高指挥官,由一位中佐临时顶上,他命令日寇摆好战斗队列,却又不敢贸然进村,只好又命令部队驻扎在山上露营。

7月3日凌晨5时左右,日寇再次向江厦村发动进攻,先是向江厦村发射了28发炮弹,将村中的碉楼炸塌一半,一些民房被炮火击中,冒着浓浓的黑烟。经过一轮连续急速的炮轰之后,大队日寇便进入江厦村,他们见村内空无一人,就将村中财物洗劫一空,宰光全村的鸡、猪等家禽家畜,折腾了一个下午才离去。

由于江厦村民的强烈抗击,扫荡的日军摸不清我方实力,不敢轻易继续向前扫荡,撤出了龙门境地。

日军撤退后,江厦村民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七堆柴炭中夹杂着日军的残遗骨灰,可以断定至少有七具以上的日军尸体在此焚烧。在山侧有一处新埋的土坟,单独埋着一具尚未腐臭的日军尸体,身上穿着军官服,脚上穿着皮靴,双臂已被截去(可能因为其级别较高,截去双臂烧成骨灰带回日本),身上裹着日本军旗。江厦村民把这具尸体拖到当时的国民党龙门县政府,经当时的龙门县县长汤灿华辨认,断定其军服为日军大佐服。

江厦保卫战,是由龙门儿女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保卫战,有力地保护了躲避在三洞村的三万多县城及附近居民,避免了一场大屠杀,极大地鼓舞了龙门群众的抗日热情,沉重打击了日寇扫荡的嚣张气焰,体现了龙门儿女不畏强权、勇敢坚韧的优良品质。

9、舍小家为大家

1938年夏秋间,随着日军南侵和国内形势变化,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武装工作会议,就建立和掌握民众抗日武装问题,进行研究和部署。1939年秋冬间,龙门组建了以王达宏为首的“永汉抗日联防队”,这是由中共组织培育的龙门县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1939年8月,洪木安、洪月明、洪仁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入党时庄严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字字铿锵。入党后,他们积极组织活动,发展成员,壮大抗日武装队伍。

1942年冬,受中共党组织指示,洪木安经手购置了6支步枪及一批弹药,风声走漏,平陵反动警察所发现踪迹,他们沿着相关线索迅速追查,洪木安随即把枪支转移至组织收藏。虽然没有搜查到枪支,但平陵的反动警察扣住了洪木安,将其送入河源县监狱进行严刑审讯,他们威逼利诱,试图让洪木安供出其受中共党组织指示购买枪支之事,以及我党的组织内部活动情况,洪木安则宁死不屈。为营救出洪木安,党组织与洪木安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营长的表弟刘维新取得了联系,并通过疏通了河源县县长马克山的关系,最后,被关押了十个月的洪木安终于被“无罪”释放。

1944年,日军多次进犯平陵。当时,洪木安任白芒坑村民兵自卫队队长,组织民兵放哨,保卫生产、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并支援保障作战。这年10月,一队日军经平陵准备进古岭、迥龙等地扫荡,白芒坑村民兵自卫队30多人以及平陵联防队70人,在农会会长洪月冲、民兵队队长洪月明、地下党员刘少长的带领下,于距离白芒坑村约500米的铲头坳设伏。

当时的布置是,太平天国起义军赠予本村天地会的两门火药炮,一门被抬上了亚妹坪,另一门被抬上了公王坪,6支杠枪分设在长垠岭和灰炉头山,枪炮口紧紧盯着伏击路段。

“开炮!”当日军大摇大摆地准备近村时,洪月明开枪发令,霎时间铲头坳枪炮齐发,日军一时间手足失措,忙不迭寻找掩护慌乱还击。

“追击!”民兵和联防队利用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边追边打,四处炮火纷飞。

日军望了望四周地形,不敢贸然上山还击,只好撤退。

第二天,日军再次来到白芒坑村,带来更多的兵力,发动突击。情况紧急,洪木安迅速组织群众撤退,后随民兵上山阻击日军,未来得及照看家人是否周全。日军到村之后大肆扫荡,烧毁房子30余间,掠去牲畜大批,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队长,嫂子还在村里呢,你不去救她,我们去救她。”不等洪木安命令,自卫队的几名队员就向村子里冲进去。洪木安的妻子刘氏当时正在家里坐月子,当时时间紧急,抱着孩子的她未能及时撤出村子,差点遭到几名日本兵的凌辱。紧急时刻,自卫队员及时赶到,见状不妙连续开枪打死了这几名日军,拼死冲出村庄才将刘氏及其女儿安全救出。

1947年5月中旬,洪木安参加了天湖庵的恢复武装斗争,随后部队转移,他与妻子、母亲交代好往后他的打算后,嘱咐了老母亲和尚在孕中的妻子照顾好身体和孩子,便出门随军出发了。

洪木安在部队里任中队司务长。粤赣湘边纵队成立后,他主动请求编入主力部队,希望能真正地冲在第一线。在采购部队给养时,在古岭、显村、杨村等地,他曾多次遭到敌人伏击,一遍遍地在枪林弹雨里深入险境,但他凭借智慧和勇猛又一次次脱险,成功为部队带来及时的补养和可靠的情报。

后来,黔驴技穷的敌人对参队人员无可奈何,便转而对其家属们进行追击和迫害,洪木安一家也不得不四处转移、到处躲避。1949年夏,奋战在远方的他得到了妻子病重的消息心急如焚,但战火又起,他最终无法回家看望。

革命胜利后,洪木安回到家乡的时候,挚爱的妻子已经撒手人囊,二人天人永隔。此情此景,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5月11日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所写:“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用。”虽然人世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爱人的思念始终刻骨铭心。

10、抗日大刀队

毛泽东曾在诗作《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这样写道:“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在龙门县的左潭乡,也有一个抗日武装大刀队,他们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很落后,但是依然凭借着勇气和智慧,奋勇抵抗日本侵略者。他们“夜袭日军军营,砍杀日本鬼子” ,至今还被龙门的老百姓广为传颂。

龙门县左潭乡,群山连绵,自古民风彪悍,素来有“山中王国”之称。由于左潭乡和邻边的铁岗乡山林茂密,所以历朝历代的山匪凭此自然条件滋长不衰,屡除不绝,横行无忌。两乡各村为求自保,村村习武,家家练拳,村民们自发地组成民兵自卫队,抗匪保家。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侵入龙门县境,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龙门的的这些民兵自卫队们扛起大刀,奋起反抗,成为粤中地区抵抗日本鬼子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些队伍中,由廖香南率领的左潭高田村抗日大刀队尤其突出。

廖香南,是高田村一位爱憎分明的武师。他长得浓眉大眼,结实精壮,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自小就学习八极拳、太极拳和白拳,精通刀术和枪术。早年他当过镖师,帮人押镖。在一次走镖时,曾用一把大刀连杀5个土匪。廖香南收了门徒200多人,这些门徒跟着他一起学习刀法、拳术,高田、四围等附近村庄的大刀队员,都是他的徒弟。

廖香南带领着徒弟们日夜刻苦勤奋地练习大刀的砍杀技巧,时时打听和留意周围日本鬼子的动向,寻找为死难同胞们报仇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944年7月的一天,日军一个大队约1000多人,携带山炮2门,由从化县方向窜入龙门县扫荡,由铁岗经左潭龙华方向行进。鬼子如蝗虫过境、恶鬼行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生灵涂炭。

在途经禾洞村外围时,廖香南带领徒弟们远远地尾随跟踪。当天下午,日军进抵龙华镇的四围村,鬼子先用大炮轰击村落,再组成4队从四围村的四个方向杀入。日军攻入村子后,枪杀了抵抗的村民5人,抓走2人。日军在侵占四围村期间,还抢劫了粮食8000多斤,猪300多头,牛50头,鸡600只,烧毁房屋25间。

得知消息的廖香南顿时怒火燃烧。机不可失,他决定要为死难的村民们报仇,要让日本仔血债血偿!大刀队的队员们个个也都摩拳擦掌。

“村民们,想必大家早就已经从报纸上看到过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吧,一千多日本鬼子一个多小时就被装备较差的八路军全部干掉了,这个八路军就是当年经过龙门的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大家还应该听说过吧,1939年12月22日的龙门沙迳马牯山阻击战,我们中国人虽然战死了五十多名军人,但是也打死了差不多数量的日本鬼子。这就充分说明了,日本鬼子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动物,不是不可战胜的。”廖香南积极地做着战前动员。

“考虑到日本鬼子的武器先进,有枪有炮,训练有素,是正规部队,而我们大刀队只有大刀和鸟铳,武器不如人。但是,常言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我们大多是本地人,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地形熟,摸着黑都能走路,闭着眼都能杀敌。日本鬼子却是外来的鬼,而且人生地不熟。而且,根据我多次观察,一到晚上,日本鬼子就怂了一大半,就像瞎子一样,不敢乱走乱动。”廖香南继续客观地表述着,打算抓住日本鬼子的这个软肋来打:“日本仔再嚣张,再凶狠,总有困倦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去偷袭他们,杀他个措手不及。杀完了,我们就往黑夜里一溜,往山窝里一钻,哪怕他日本仔纵有天大的本事,又怎能奈我何?”

“对,师傅说得很对,装备较差的红军能打日本仔,我们也能打日本仔!”大刀队员们对廖香南这个说法都十分认可。

廖香南接着把平时一直萦绕在心、反复考虑的战术,一五一十地端了出来:挑选出6位队员,组成3个组,分别扮成放牛仔、砍柴佬和生意人,立即行动,跟踪侦察敌情。

“报告师傅,一队30多人的日本鬼子出外回来,此时正在往龙华镇四围村开去,鬼子今晚很可能会在四围村宿营。”经过连续地跟踪与侦察,其中的一组发现了敌情,迅速赶回村向廖香南报告。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廖香南敏锐地意识到了,他很快组成了100多人的大刀队,又从自己的徒弟中挑选出了42位精壮能干、刀法熟练的人出来,组建了一支敢死队。

“廖师傅,让我们也参加打鬼子吧。”邻村的茹容海、茹潮兴叔侄听到此时,也自告奋勇地报名。

“好!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们俩就参加我们的大刀队吧。”廖香南批准了茹容海、茹潮兴叔侄参加此次行动。

当天夜里,廖香南带领大刀队出发了。队员们携带着单刀,一路急行军,在午夜时分,到达四围村日军营地周围。队员们停下脚步,廖香南布置任务:首先弓箭组解决鬼子的哨兵和巡逻队;第二组,鸟铳组,负责外围掩护接应;第三组,全部使用大刀,贴身近距离狠狠地砍杀日本鬼子!

为了不让日本鬼子知道是什么人所为,廖香南还让所有队的员用黑布蒙着面行动。第三组队员由廖香南亲自带领,悄悄地从后山翻墙进入日军宿营的房子。

日军白天烧杀淫掠了整整一天,早就累得筋疲力尽,他们自信地认为村民们都已经逃跑光了,放哨的也大胆地睡着了,根本就没有料到,还会有人敢来刺杀他们。鬼子睡得像死猪一样,鼾声如雷,丝毫没有察觉大刀队已经杀到他们跟前。

廖香南拔出大刀,快速挥刀,连续砍死了3个日本鬼子。徒弟们纷纷效仿,大刀队员们手起刀落,一刀一个,像砍西瓜一样,把睡梦中的日本鬼子砍得人头落地,尸首分离。接连杀死了十多个日本鬼子后,一些日军才被惊醒起来,大声呼叫起来,其他日本兵听到叫喊,乱枪响起。

“利用地形,不要硬拼;第二组上前,一枪一枪地打日本仔。”在廖香南的沉着指挥下,大刀队员们凭借熟悉的地形,边拼大刀边躲避。外围的第二组队员即刻上前开枪助阵,一个一个地把冲出来拼刺刀的鬼子当活靶子打。

激战了一个多小时,这伙三十多人的日本鬼子,终于被大刀队全部消灭掉了。

廖香南长吹一声口哨,大声问道:“弟兄们,痛快吧?”

“痛快!师傅,比杀猪还要痛快!哈哈哈哈!日本仔要再敢来犯,我们还是要这样杀猪……”大刀队员们个个笑逐颜开,狂欢着扛着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晃晃悠悠地撤出了战场。这次战斗,抗日大刀队共缴获了二十多支“三八”大盖步枪和一批弹药。

“潮兴,潮兴,你醒醒,你醒醒啊!” 茹容海怀抱着茹潮兴拼命地哭喊着。茹潮兴在杀鬼子战斗中不幸被日本鬼子打中了三枪,身负重伤,当队员们用担架把他抬回家时,他已经壮烈牺牲。另外有十多位队员也不同程度地受伤,廖香南的左臂也被日军刺刀刺穿,血流不止。

廖香南率领抗日武装大刀队深夜砍杀日本鬼子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了龙门的各城乡镇,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此战极大地振奋了龙门抗日军民的士气。

11、金龙大队

罗浮山和南昆山都为岭南之战略要地,一直为中共东江地方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武装所重视。当日军入侵华南之后,就派出抗日救亡工作队和中共地下党员在增城、博罗、龙门一带活动,建立党的组织,为开辟罗浮山、南昆山进行了长期的准备。1943年秋,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小分队在这一带活动,打通了东江南北的交通联络,为开辟罗浮山、南昆山根据地扫清障碍。

根据东江军政委员会土洋会议上关于“首先应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从1944年夏开始,东江纵队全面实施建立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行动。1944年7月间,东江纵队抽调兵力,组建独立第三大队,活动于增城、龙门、博罗三县边境一带。独立第三大队建立后,与独立第二大队协同作战,以罗浮山为依托,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扫清罗浮山南麓守敌,打开了斗争局面。

为了加强向北发展,全面开辟罗浮山抗日根据地,1945年1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决定领导机关迁往罗浮山,同时派出两支部队进入江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由于日军打通粤汉线,控制了广东沿海地区,广东处于全面沦陷状态。为开展全省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新的局面,扩大解放区,建立游击区和全面恢复党的工作,中共广东省临委作出《关于开展广东工作的决定》,决定以江北之东与东江之西为重要战略地带,以罗浮山和现有力量为基础,巩固增城、龙门、博罗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增城、龙门、从化、新丰之间的南昆山根据地,作为将来的领导中心。

1月下旬,根据中共广东省临委的决定,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带领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在东江南岸活动,并指挥第二支队和独立第三大队控制东江大部分渡口,为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横渡东江、进入罗浮山及南昆山作准备。2月,东江纵队北江支队、西北支队、第五支队,以及后来建立的独立第一大队相继挺进罗浮山、南昆山周围地区,全面开辟以罗浮山为中心、南昆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

为了迅速开辟和建立南昆山根据地的局面,1945年2月,中共龙门县特派员根据东江纵队的指示,提出在龙门发动群众,重建武装队伍的计划。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作出了具体的指示,要求抓住时机,发动群众,尽快重建龙门抗日武装队伍,以配合开辟南昆山根据地的斗争。

王达宏、李绍宗根据这一指示,立即开展党内、党外的宣传发动工作,很快就在寮田、新屋下、低冚、黄牛冚、上下莲塘、鸦鹊垄、虎头坪、鹤湖等村,以党员和原杀敌中队队员为骨干,拿出杀敌中队解散时藏下的枪支,组成一个中队,以李敬生为中队长;另由官田等村对国民党不满的群众组成另一个中队,以王廖葵为中队长。

王达宏、李绍宗当晚作了武装起义的充分准备和动员,21日早上一举攻占永汉圩,不打鬼子专搞摩擦的国民党永汉区署和警察所人员狼狈逃走。起义部队乘势打开了隔沥、油田两地的粮仓,分发给群众。

东江纵队司令部给起义部队命名为“增龙博独立大队”(代号金龙大队),委任王达宏为大队长,陈江天为政治委员,并派谢光、罗克分别担任两个中队的指导员,直属东江纵队司令部领导。原任中共龙门县特派员的李绍宗,把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中共龙门县工委书记袁鉴文后,被任命为金龙大队参谋长。中共龙门县地下党在风云突变的关键时刻,果断发动组织武装了队伍,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中共龙门县党组织的部署,保存发展了革命力量。

永汉起义部队攻占永汉圩后,没有留驻永汉。国民党县警队和自卫队又重占永汉圩,惠州国民党专属也派梁桂平保安团成乘夜赶来永汉。1945年3月,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带领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到达永汉地区,计划北上前,消灭永汉的反动自卫队和国民党顽军,为金龙大队活动扫除障碍,为东江、粤北两地部队的沟通清扫通道。

东江纵队兵分两路:一路由邬强、蔡国梁率领北上部队担任主攻,从官田直插永汉圩,一路由金龙大队佯攻,从公路指向永汉圩。国民党顽军没有掌握东江纵队北上部队进入龙门永汉的消息,因此,梁桂平的保安团一到永汉,即纠集县警队、自卫队向官田进攻,东江纵队北上部队在官田白沙沥河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毙顽军10多人,北上部队亦牺牲2人。双方发现对方在使用炮击,而金龙大队与敌县警队、自卫队均无炮火装备,双方都觉得情况出乎意外,各自主动撤退。东江纵队北上部队返回罗浮山。

官田遭遇战之后,国民党顽军获悉东江纵队北上部队已撤离永汉地区,便纠集重兵梁桂平保安团和第一五三师一个团及地方反动武装围剿金龙大队,企图扑灭这支重建的革命队伍。在顽军重点进攻下,非战斗减员严重,王廖葵中队由于组建仓促,战斗力不强,基本被打垮。李敬生中队的党员多,有原杀敌队员为骨干,队伍坚持下来,但亦有不少减员,金龙大队由原来的二百多人减至七、八十人。为此,东江纵队司令部命令这支队伍开赴罗浮山整训。整训期间,留下政治委员陈江天带领武工队坚持在永汉工作及掩护增龙边境税站。

金龙大队在罗浮山东江纵队司令部整训20多天后,返回增龙博边区。这时,东江纵队任命王樊培为金龙大队副大队长,并调派张其威带领一小队归入该大队扩编成一个中队,任命张其威为中队长,王达勤为副中队长,派李绍宗回永汉组织脱产民兵常备队。那时正值国民党征壮丁,李绍宗利用这个时机,通过地下党员、社会关系、宗族关系,串联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抗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李绍宗组织起6个脱产民兵常备队:永汉寮田、低冚有王家富中队;油田有陈捷昌、黄万福中队;五境有张健民中队;高沙有陈木中队;香溪有廖球中队;龙华有李观佑中队,合共400余人。金龙大队也扩大到100多人,总共有500余人。金龙大队在辖区内建立了各地税站,解决部队和脱产民兵的给养;还建立了交通网点和情报站。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队伍,抗击牵制着龙门、增城、正果、派潭的国民党顽军,国民党正规军第一五三师一个团,正果有袁虾九一个总队及地方反动武装,如增城张金先、永汉刘道芳、林桂兴等。力量对比悬殊,而金龙大队活动地区在东江纵队主力外围,成为主力的前哨,东江纵队司令部西北面的屏障。因此,战斗频繁,斗争激烈,同时也对国民党顽军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国民党顽军从未放松过对金龙大队的“围剿”。

从1945年5月开始,国民党军第一五三师一个团、师管区教导团、袁照华(袁虾九)保安总队,连同县警队及地方反动自卫队总共2000余人,对龙门地区的抗日武装实行全面围剿。

国民党军第一五三师一个团主要对永汉地区进行“围剿”,一开始以分路合击、迂回包抄,向永汉山区低冚、寮田、黄牛冚、上莲塘、釜坑等地进攻,金龙大队退守观音潭,国民党军扑空。国民党军进入低冚口,被王达宏率领的队伍伏击,顽军死伤不少,王达宏所部吴胜受伤。

国民党军在这一带山沟反复扫荡,而金龙大队避敌锋芒,灵活转移到五境,与张健民民兵常备中队主动出击,在国民党两部防地接合部兵力空虚的地方,袭击国民党沙劲乡公所,俘乡长廖家钦(后处决),缴获长短枪数支,50门电话总机一台,破粮仓一座,缴200多担粮食;随即又在李观佑常备民兵中队配合下,袭击了龙华乡公所,缴获步枪数支,国民党龙门县警队和茅冈自卫队前来救援,被金龙大队击退,杀伤部分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金龙大队转移到油田,国民党县政府急忙调师管区教导团向油田进攻,金龙大队占据了有利地形,在黄福备民兵中队配合反击下,教导团多数是新拉来的“猪仔兵”一击即溃,丢下部分弹药,便狼狈逃回县城。被击败的教导团,受命向龙华进攻,又遭李观佑常备民兵中队迎头痛击,杀伤其一部。金龙大队退守邓村及白水山区,国民党顽军不敢深入,转向鳌溪进攻,邓茂华常备民兵中队配合由博罗横河转移过来的东江纵队第五支队黄柏带领的队伍进行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均被打退。袁照华的保安总队二三百人向五境进攻,由李达松指挥张健民常备民兵中队用土炮杀退。后来袁照华保安总队又联合师管区教导团两路夹攻五境,张健民常备中队退守约坑尾山地防御。国民军顽军几次冲锋,均被民兵用土炮打退。功武反动自卫队进攻香溪廖球常备民兵中队,亦被击退。各路常备民兵中队,地形熟悉英勇善战,在反围剿战斗中,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国民党顽军在军事上的围剿失败之后,便采取凶残手段,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的第一五三师一个营,携带煤油,烧毁王达宏及同村群众房屋20多间、楼房一座;接着又焚毁培及同村群众房屋七八十间。第一五三师两次进攻油田和密石坑,烧毁常备民兵队长黄万福密石坑交通站站长王景及同村群众房屋20多间。袁照华宝安总队又由麻榨进攻鳌溪,烧毁常备民兵中队长邓茂华和民兵干部邓吉及同村群众房屋10多间。国民党顽军疯狂迫害抗日积极分子干部家属,王达宏家人被迫到上莲塘下龙村的亲戚李亚桥家掩蔽,国民党顽军得到消息后即来围捕,由于李亚桥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掩护,才免于难。李绍宗六七十岁的祖母被追捕,逃上山中掩蔽而失踪;香溪常备民兵中队长廖球全家被抓去坐牢;李敬生、李达松等的家属或投亲靠友掩护,或上山隐蔽。许多军属流离失所,甚至家散人亡。国民党顽军还悬赏缉拿金龙大队负责人王达宏、李绍宗、王樊培,抓到活的5000万元(相当200多担谷子),杀了头的2500万元,而赏红又要各村筹缴政府库存,实际是趁机勒索群众。永汉黄牛冚、上下莲塘、寮田、低冚、釜坑、虎头坪、三斗米、山猪坪、磨谷田、密石坑、油田,沙迳的五境。麻榨的约坑、鳌溪、大陂、基坑、磷下、田心围等村都遭到劫掠,牲畜,衣服财物被洗劫一空。

抗日人民群众没有因此而屈服,积极为金龙大队带信件、送情报、掩护伤员、筹集粮食、帮助运输。如永汉寮田廖屋堡垒户廖兴,他家为部队掩藏武器、照顾伤病员。在任何恶劣情况下,到他家中联络,都热情接待。当部队缺粮时,廖兴把自己的谷种、芋种都送给战士充饥。不仅他一人为部队操劳,全家人都冒着生命危险,经常为部队探消息、送信、放哨,烧水做饭,对革命战土爱如亲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阴谋,金龙大队坚决打击地方顽固势力,镇压地方反动首恶。永汉寮田范屋反动退伍军官范日粦勾结国民党礼智乡长林桂兴,企图组织自卫队驻扎在金龙大队基地崇新小学,以控扼对抗金龙大队的活动。金龙大队发觉后,立即把他逮捕处决,同时抄了乡长林桂兴、特务王雨梅、三青团骨干王捷功的家,没收了他们的粮食、财物。金龙大队捕杀了永汉警察所刘道芳的情报员和第一五三师的情报员,派王樊培率领一个班在低冚伏击一五三师由永汉到派潭的通讯联络兵,切断其交通联系。

随后金龙大队转移到正果白面石,在新竹坑截击了袁照华的运粮船,没收了一万多斤粮食,一部分分给群众,一部分留给部队。袁照华暴跳如雷,亲自率领驻在正果和麻榨的保安总队,连同地方反动自卫队倾巢而出,夹攻白面石,金龙大队和王国祥抗日自卫队奋起反击,毙伤部分敌人,由于众寡悬殊,部队掩护群众撤退后,主动退守山头。国民党军以摧残抢掠作报复,烧毁群众房屋100多间。以后敌人几次进攻白面石,均被金龙大队击退。王国祥抗日自卫队始终坚持斗争,后来一部分队伍编入张其威中队。

敌人经过多次进攻围剿,反复扫荡,施展各种手段,都不能打垮金龙大队,又改变了战术和策略,采用远途奔袭,夜晚伏击,捕捉金龙大队联络人员,扫荡各地交通、税站,以断绝金龙大队给养,企图把金龙大队困死、饿死。一次金龙大队在釜坑驻扎,国民党军一发觉即从永汉前来奔袭,金龙大队立即退至梳脑山凭险据守,敌人不敢进攻,仅打了10多发炮弹来虚张声势,以掩护抢掠群众财物,并把下吕屋几十间房屋全部烧光,以恐吓群众。敌人同时在低冚口、虎头坪等交通要道和官田松山下过河渡口伏击金龙大队夜晚转移的队伍,捕捉金龙大队交通联络人员,由于金龙大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每次都能及时变换了交通道路,而使国民党军扑空。交通人员多数是机警精灵的“小鬼”如罗仔、王森仁等,特别是罗仔,他善于化装,有时带着牛绳扮作牧童,有时扮作携带礼物远道探亲的人,有时化装为肩挑农副产品赴集的孩子,他善于认记沿途的山岭、河溪、村落的特征,通过敌人封锁线毫无畏惧,独自夜行于深山荒野,全不心惊,遇敌人时镇定沉着,应付自如,经常夜行几十公里而不迷途。他负责交通从未发生失误,部队称他为“交通王”。密石坑六扶村交通站负责人王景的房屋被敌人烧了,全村也受到摧残,但他的交通站一直在那里坚持下来。秘密联络点、堡垒户廖兴家,国民党军始终未能发现,没有受到破坏。因此,金龙大队的交通联络从未间断。国民党千方百计要摧毁增龙河边圳税站,进行反复扫荡,税收人员就采取流动方式,不断改变收税的地点,使敌人无法捉携,敌人化装成过路客商,企图伺机偷袭,但瞒不过群众的眼睛,群众事先告知了金龙大队。敌人经常暗藏在商船之内,准备在我收税时进行突然袭击,但金龙大队取得商船的合作,他们预先用暗号通知,因此,无论敌人耍出什么花招,都无法摧毁我税站,人民群众称赞金龙大队的税站为“飞行税站”。

在敌人反复扫荡中,三重径秘站王景同志被敌人抓去,押去永汉枪决,从容就义。但税站工作人员不因挫折而畏缩,仍坚持收税。反动分子王同仇,指使他的儿子王剑平组织了反动自卫队,驻在下约坑,企图威胁东坑税站并切断我交通联络线,被鳌溪邓茂华常备民兵中队包围,当时没有地雷,不能攻破敌人营地,民兵队挖墙洞进攻,虽有些同志受伤,还是前仆后继地战斗,王剑平反动自卫队不敢在约坑驻扎,逃回麻榨圩。以后沙迳攻武反动自卫队,还经常进攻税站,均被张健民常备民兵中队击退,东坑税站屹立不动。

由5月至7月,国民党顽军历时两个多月的“围剿”’,以失败而告终。金龙大队虽然牺牲了一些战士,群众也受到严重损失,但金龙大队积极反击,给国民党顽军以很大地杀伤,使顽军疲于奔命,拖住了敌人向罗浮山基地进攻的兵力,起了东江纵队司令部西北面屏障的作用,并保证了北上五岭的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和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率领的第五支队和南三支队及军政干部1100多人,能顺利的从横河经鳌溪、约坑、东坑渡过龙门河到高沙、油田、铁岗转入从化、新丰北上粤北。

12、虎穴藏忠魂

1950年1月,时年50岁的毛泽东主席在其诗作《五绝•赞“密使1号”》曾写道: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需要有“虎穴藏忠魂”的气魄,有时候他们送出来的是只言片语的情报,往往能抵得上一支威武雄师的战斗力。

家住龙门县永汉寮田新屋吓村的何水英,就是这样一位“虎穴藏忠魂”的人,她为人善良,在村中的辈分较高,大家都尊称她为何叔婆。1944年冬天,何叔婆受儿子王镜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担任东江纵队第四支队、增龙博独立大队(代号“金龙大队”的情报员。当时的永汉是仅次于县城的经济中心,圩镇繁华,也是国共两党反复争夺的地方,可谓是“龙潭虎穴”,情况十分复杂。

何叔婆人缘一直都很好,在永汉当差的人大多都认识她,加上辈分高,因此,大家对她也都很尊敬。即便如此,她在送情报的时候,曾经也有几次遇到国民党自卫队搜身,但何叔婆十分沉稳,几次都机智地避过了检查,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949年春季的某一天,中共龙门地下党收集到一份重要情报。情报显示:国民党广州行营的一个团、一个保安总队连同龙门县警大队及地方反动武装1000多人直扑游击区,对龙门永汉地区活动的共产党武装实行全面“清剿”。情况万分危急,何叔婆接到任务后,马上启程前往游击区送信,通知王达宏带领的金龙大队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当时正值春季,到处生机勃勃,但此时,何叔婆的心情却十分焦虑。一大早,她在家里盘好发髻,身上挂了个包袱,手里挽着一个菜篮子,篮子里装了点过年时剩余的节庆米饼,装成走亲戚的样子,向着游击区出发了。

当她走到一个岔路口时,发现这里已经被国民党军封锁,一队国民党士兵正在盘查来往过客,每位行人都要被搜身一遍。

何叔婆见状,便在山边一处草丛里隐蔽起来,她心里琢磨着如何应付,时间十分紧迫,如果送晚了,金龙大队就可能有危险,因此,她必须要尽快想出办法来。怎么办呢?何叔婆的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她的右手下意识地挠了挠后脑勺。有了,何叔婆突然灵机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她将身上的情报取出来藏在发髻里。

“老婆子,过来接受检查!”一个国民党兵端起步枪,拦住了何叔婆的去路,叫她放下篮子和包袱,将双手抱在头上,敌兵背起步枪,双手在何叔婆前后身上搜索着。见何叔婆身上搜不出什么东西,在篮子和包袱里也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就顺手从何叔婆的篮子里,拿走了几个米饼放进自己的兜里。然后,左手将一个米饼放进嘴里,挥了挥右手就放她过去了。

“老总,你不能这样,这是我去亲家拜访的礼品呀!” 何叔婆故意发牢骚,一边唠叨着一边离开关卡,就这样携带着重要情报顺利地过了关。

由于何叔婆的情报及时送达,王达宏和他率领的金龙大队,又一次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支队伍在后来解放龙门的战斗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3、堂堂铁打是英雄

李觉,原名李连兴,1919年生于平陵镇隘子村油榨下围。幼年时曾在公庄读到小学毕业,后来因种种条件限制未继续升学,但他天生聪颖,果敢有担当,加上青年时代曾直面日寇侵华、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土匪横行的现实,逐渐养成了他顽强不屈、敢于奋斗的性格,曾经草莽英雄的他于1944年毅然投身革命。

1943年,日军曾多次轰炸平陵圩,便有人乘机作乱、盗窃抢劫。

有一次,平陵圩三角街附近,大通布匹店被盗,河源县政府误抓了李觉的堂兄李亮兴,并将其押入河源监狱。李觉前往担保,但却被判为同伙一同收押且根本不听他解释。李觉很气愤,而后虽趁对方未察觉逃脱,但这一经历,让他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并感到深深地失望。

1944年,日军多次到平陵扫荡、轰炸。五六月间,林道行率领部队到隘子活动,经人介绍,李觉参加了队伍,并组织了一个有30多人的民众抗日中队,中队长由李觉担任,副中队长由李志生担任。中队成立后,曾配合东纵攻打公庄乡政府,但没有成功,不少队员都失望离队了,但李觉仍留在东纵部队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不久,东江纵队派吴光星(后来改名吴桐,淡水人)和李觉一起到隘子村成立地下交通站,站址设在李觉家里。1945年,该交通站攻打平陵税务所,缴获枪支4支,缴来的财物都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百姓。那些年,每逢四五月间青黄不接的饥荒时节,就会有大批农民绝粮,靠吃野菜和杂粮度日。李觉和他部队也常常动员有钱人捐助穷人。

当时,平陵有一个让人既怒且惧的名字---吴观,当时的公庄自卫队队长。1946年8月的一个深夜,吴观带着手下将茂记布匹店深锁的门炸飞,把店里的钱财、布匹、衣物洗劫一空。几天后,吴观又带着手下抬着一小箱布匹谎称找到线索,在锡场附近捕获了一名匪徒,可匪徒已将钱财等物分赃完毕,只追到这一箱布匹,现在物归原主,逼迫茂记老板给他赏金。

这种贼喊抓贼的事并不是第一次了,但人们有冤无处诉,有气无处撒。李觉观察已久,曾上报组织请命予以打击,但当时时机尚未成熟。

有一天,吴观再次来到平陵。得到消息后,李觉、李海林、李学华等人迅速确定战斗方案,紧急集结人员准备在朗基村附近的桥头伏击吴观。

夏日正午,烈日炎炎,吴观等人大摇大摆向伏击圈走来,李觉等人伏在暗处汗流浃背、屏息以待,正当吴观等人放松警惕准备入村休息的时候,"砰砰砰”几声枪响,瞬间,伏击的李觉等人猛然冲出,分别朝着吴观等人射击,吴观当场身亡。一击而中后,李觉等人迅速撤离。吴观的手下死的死、伤的伤,一哄而散。当地的老百姓有胆子大的,恨他透顶的,趁着混乱,将他的头砍下,用木棍撑着,在三皇宫庙前将其首级示众了三日后才被国民党余队取下。

李觉在东纵部队的那些年岁里,可以说历经艰险。平陵、茅冈、龙华、路溪等地,都留有他的故事。他和其他东纵的游击队队员常常是几人甚至是单枪匹马,深入险境、直闯敌营,他神出鬼没、机警矫健,使敌人望而生畏。他这一生,从1919年出生,到1944年投身革命,1993年离世,正如毛泽东有句诗所言,算得上是“堂堂铁打是英雄”

14、血溅八角亭

1944年秋,东纵部队挺进罗浮山,控制了博罗大片土地,盘踞在龙门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东纵武装的发展壮大,十分忌惮,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他们开始对龙门共产党进行镇压。

1945春节前,国民党三青团的负责人丘峥找到在永汉警察所任职的李绍宗,告诉他国民党准备逮捕共产党员的计划,并以此对李绍宗进行威逼利诱,让他加入国民党,又警告他不要跟共产党人王达宏走得太近,否则会有牢狱之灾。李绍宗并未动摇,并且他把丘峥找过他的事告知了王达宏,两人商量后,,决定将这个情况跟组织汇报,国民党反动派若有所行动,也好提前有个对策。2月中旬,王达宏、李绍宗到罗浮山请示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王作尧同意并指示他们重建武装队伍抗日。

在王达宏等共同努力下,队伍很快建立起来,被命名为增龙博独立大队(金龙大队)。10月中旬,队伍编入第四支队。当时支队缺少经济来源,有时不得不向群众借粮,队伍在永汉活动期间,民运组人员莫萱、阎星光、钟云、张发柱、林权、李华时常帮助当地村民干农活,教导村民识字,给大家宣传党的政策,教唱革命歌曲,帮助村民解决生活困难,从而密切与群众的关系,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从中发展和培养建党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团结起来,鼓励群众揭发国民党反动政权,因此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了革命队伍。

当时粮食十分珍贵,我军由林权和李华负责管理部队粮食,国民党反动势力经常过来毁坏,有时甚至防不胜防。这天,林权得到情报,说林桂兴、王捷功、王雨梅、丘峥聚在一起讨论粮食的事情。林权知道这几个人都是反动头子,平时经常欺压村民、无故没收村民的粮食,凑到一起肯定没什么好事,于是向李绍宗汇报了此事。

李绍宗一听到丘峥也参与其中,再想起丘峥曾与他说过的话,也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便找到王达宏跟他汇报了情况。二人商量,丘峥了解队伍缺粮的情况,加上林桂兴、王捷功、王雨梅人手上都有枪支弹药,若是他们真跟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起来,队伍就显得更加被动了。于是,王达宏赶紧向组织反映情况,组织决定先发制人,抄林桂兴、王捷功、王雨梅三个反动头子的家。

队伍接到通知后马上行动,没收了三个反动头子的枪支,把他们的粮食一部分分给贫苦村民,一部分用作部队粮食。随后,队伍转移到增城欧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组织153师一个团和增龙地区反动武装的围剿,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虽然队伍消灭了部分国民党反动派士兵,但由于增城回旋区间少,队伍不得不折返至永汉。

这时,民运组人员莫萱、阎星光、李华、林权、钟云、张发柱6人负责运输完物资后,不知部队已撤离,便在五斗田交通站夜宿,很快就被敌人发现并包围。莫萱等人听见外面嘈杂的声音,立马警觉起来,用屋内所有重物堵住屋子大门。可手里没有任何武器,只能等待部队前来支援。国民党兵在外面高喊,让莫萱等人开门投降,李华大声向外大喊,若敢闯入便立即拉响手雷,跟他们同归于尽。有些国民党兵听后,不禁向后退了几步。国民党兵信以为真,暂不敢强攻,又对莫萱等人进行威逼利诱,只要他们说出部队撤离的方向,必定不会伤他们丝毫,还能够以提供共产党的线索在国民党部队立功当官。莫萱等人听到这里,才知道部队已经撤离,但他们依然不向国民党军屈服,继续以手中握有手雷恐吓敌人。

双方僵持了两个小时,无论国民党兵怎么利诱,莫萱等人依然不为所动。国民党兵渐渐失去了耐性,命人从屋子的各处窗口点火,生怕被手雷炸伤,又命令队伍退至离屋子约10米远处。

屋内瞬间冒进浓烟,把6人呛得睁不开眼。一刻钟后,国民党军见莫萱等人既没有出来,又没有拉响手雷,便下令向屋内扫射。

6个人躲在阁楼上,用桌椅作遮挡。李华从窗口看到敌人越来越靠近,发现另一面窗口后边就是后山,于是拆下屋内两只灯泡,告诉莫萱几人,等他将两只灯泡扔向敌人时,大家要抓紧时间爬出窗户,跑向后山。

莫萱几人拿起椅子使劲敲破窗户,李华对国民党军大喊一声, “我跟你们拼了!”随即,将手中的灯泡分别扔出窗外,敌人都以为是手雷,立马慌乱地向四周跑开,捂着头趴在地上不敢乱动。6人趁乱爬出窗户,向后山方向跑去。趴在地上的敌人只听见一片寂静,才知道上了当,等反应过来时,发现6人正跑向后山,便开枪扫射。瞬间,莫萱被打中了腿部,林权被子弹射穿了膝盖。眼见敌人很快就要追上来,李华他们将莫萱和林权扶起,躲在山脚处,借着草堆掩藏。

不幸的是,敌人顺着草地上的血迹找到了6人,将他们带回狱中,严刑拷打威胁他们说出共产党队伍的消息。国民党兵先用皮鞭对6人轮番抽打,用脚踢闫星光和莫萱的脸部、胸部和腹部,拿枪托在莫萱腿上的伤口处一点一点的往里拧。林权被用铁钉在受伤的膝盖处旋转搅动,直到骨头外露。6人被三番五次的折磨后,疼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敌人拿辣椒水从他们的鼻部和嘴部灌入,再拿烧热的铁钉和铁锹戳他们的手指、烫皮肉,之后用棉絮给他们包伤口,等稍显结痂又猛地撕下,再用皮鞭抽打。群众们都能听到从监狱里不断传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个个都心惊胆战。但无论敌人如何凌辱和摧残,6人始终未吐露关于共产党队伍的半点消息。后来,6人被押至永汉圩八角亭,斩首示众。

在临刑时,六人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随着刽子手手起刀落,六人的热血喷涌而出,洒在八角亭四周。

毛泽东在其词作《沁园春:再访十三陵》中写道“愿耿耿丹心,耀如赤日;铮铮硬骨,强似苍松。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偏向悬崖攀绝峰。仰头望,把红旗高举,直上云中。”六烈士为了“把红旗高举,直上云中”的革命理想,为了光荣的使命而牺牲了自己,留下永垂不朽的革命精神。

15、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路溪禾洞村客家围的村文化室,原是一栋30多平方米的砖木结构的平房,当时是堡垒户陈显发的家。其实多年前,在这个并不起眼的房子里,曾经进行过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那是1944年12月的一天晚上,路溪禾洞村客家围,陈显发家中一个隐蔽的房间里,陈显发等几个人正围在一个长40多厘米,宽30多厘米,高10多厘米的木箱子前。看着白纸放进箱子刻印了文字出来,大家的神情都有点兴奋、有点激动,原来,这就是部队专门配给交通站的一台油印机。陈显发的家,就是东江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的秘密交通站,陈显发为站长。

交通站除了担负联络、搜集、传递情报的任务,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印发宣传资料。这是交通站成立后的第一次油印宣传,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油印机,所以都显得小心翼翼的,看到印刷出来的资料,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交通站中只有陈显发是本村人,熟悉当地地形,于是趁着黑夜他走村串巷把宣传资料送到了各个联络点,第二天就传到群众手中。在日伪的残酷压榨下,许许多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奋起抗争,他们都迫切地想知道当时全国抗战的形势和我们队伍的抗战情况,这些宣传资料的出现,照亮了他们前进的方向,指引着更多的人起来反抗日伪的压迫。

就这样,通过这个交通站印刷出来的宣传资料源源不断地派发到群众手中,日子一久,引起了日伪机关的注意。一天,陈显发正和交通员商量要印刷的资料,突然听到一位村民大喊道:“伪军来了!”陈显发出门一看,发现伪军已经进村,正挨家挨户搜查着什么,陈显发想到敌人可能是冲着油印机来的。马上进屋告诉交通员有敌人进村搜查了,让他们带着油印机从后门往后山走。同志们撤退后,陈显发匆忙地收拾了一下油印室。当敌人搜查到陈显发家时,陈显发镇定自若,装作要出门干农活的样子,敌人冲进来二话不说就翻箱倒柜,当搜查到油印室的时候,陈显发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墙上有一滴油墨,趁敌人不注意,陈显发不动声色用身体挡住,放在身后的手偷偷把旁边的杂物移动了一下,敌人看着满屋灰尘的房间,屋里的东西也翻过并没什么可疑物品,终于掩着鼻子走了出去,最后连柴房都不放过,查了一遍也没搜查出什么东西来,捉了院子里的两只鸡,大摇大摆地走了。

但此后,敌人也加强了戒备,经常三五天不定时来搜查,油印机再放在家里已经不安全,陈显发几人商量后,平时都把油印机藏在屋后的一个隐蔽山洞里,深夜印刷资料时再偷偷地搬回家。为了不让灯光透出门外,门窗里面都用厚木板封住,里面留人把守,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印刷完再藏回山洞。

一天深夜,陈显发等人正在印刷资料,突然听到有几声狗叫,外面放哨的人一看,村口影影绰绰传来灯光,原来是敌人突击搜查,已经到村口了。放哨的人连忙提醒屋内的人,陈显发等人急忙收拾好资料,交通员抱起油印机连同资料,迅速撤往后山隐蔽,陈显发也急忙整理好现场,回房间躺在床上,当门外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时,陈显发装作睡眼惺松刚从梦中被吵醒的样子打开门,敌人冲进门又是一番翻箱倒柜,床铺被褥都被翻了个遍,当然又扑了空,什么也没搜出来,悻悻地走了。

就这样,在和敌人斗智斗勇中,我们队伍把抗战消息、斗争策略、当前形势等源源不断传达给群众,直至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交通站才停止活动,油印机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陈显发将此台油印机小心珍藏好,直到1966年才割爱捐出,如今收藏在博物馆里。“无限风光在险峰”,陈显发的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印记。

16、李绍宗同志关于抗日战争龙门县革命斗争的概述

龙门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从地下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过程,其特点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所以龙门革命斗争史是一部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是一部残酷留血的斗争史。

一、在抗日战争中建党

抗日战争开始,龙门山区离广州不远,广州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受广州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此,抗日战争开始,龙门曾有过比较普遍的抗日宣传活动,对青年接受抗日的思想是起了作用的。

1983年广州沦陷后,龙门亦遭日寇进犯,永汉圩被敌人飞机轰炸,变成一片焦土,群众的悲惨情景激发了爱国青年和社会人士的抗日热忱,自发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会,王达宏同志曾担任抗日救国会的会长(1938年),但是,由于队伍没有党的领导,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因而随着敌人撤退而解散。

1938年冬至1939年初,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来增龙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宣传组织群众抗日,发展党的组织、在永汉发展了第一批党员:王达宏、王达尊、王捷云、王方平、李达经(后三人后来脱党),开始建立了龙门党的组织-特别支部。

龙门建立党组织后,1939年至1940年通过组织抗日杀敌队,抗日自卫队、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寮田、低征、鹤湖、鸦鹊垄建立了党支部。在寮田的党员有王达宏、王达尊、王波、王镜、王俊朋、王天、王家富、王春等。以后还有王统、李新风。在低冚有李绍宗、李友、李深儒(李友、李深儒后来是叛徒被我处决了),还有李炯君、李新、王田、王福、关房富、李新胜、李中英、李水林;鹤湖党员有王樊培、王平、王毅强、王运、王达勤、王容、李藻华、古钦、王慕珍等;黄牛冚有钟树房、钟××;鸦鹊垄党员有李达松、李怀昌、李世旺等,这时党的负责人是梁永思。

1941年龙门成立了县工委,由袁鑑文同志担任工委书记,龙门党又有了发展,在麻榨、铁岗、茅岗都发展了党员,铁岗一个党员叫罗式文,茅岗一个党员叫钟××,并在麻榨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有陈焕文、陈焕阶、郑叶昌、邓茂华等。

1942年龙门县工委由吴伯仲同志任书记,并成立了永汉区委,由陈江天、王达尊、李绍宗、王樊培组成,陈江天任区委书记。1942年夏天,广东党组织遭到破坏,于同年6月根据上级指示停止组织活一动,实行单线联系,掩蔽起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外来干部和地方较暴露干部(如王达宏)先后撤退,去的方向是多方面的,有的去部队,有的“组织安排工作,有的自找工作,以后组织再联系。永汉党的组织由李绍宗负责,全县的单线联系由陈江天负责。同年冬,陈江天同志撤退,全县单线联系由李绍宗负责。

1945年龙门党在永汉组织了武装起义(暴动),重新恢复了党的活动,由袁鑑文同志接受党的组织关系,我移交给他。

1947年成立了增城县工委, 1949年8月成立龙门具委,这是龙门党的建立和发展概况。

二、龙门党是斗争中发展壮大

龙门是在抗日战争中建党,是在坚持斗争中发展壮大。

1、 龙门党从建党开始就注意掌握武装,这是龙门党的特点。

1939年组织了永汉抗日自卫队,由王达宏同志任中队长,有三个小队:王达勤小队、王俊朋小队、钟树房小队,共有80人左右。1940年自卫队改编为抗日杀敌队,王达宏同志任中队长,王达勤、李绍宗、王俊朋、钟树房任小队长,活动地区在增城、正果、兰溪、永汉、麻榨等地区,宣传组织群众抗日,帮助群众耕种,打击日寇、汉奸卖国贼。这支队伍名义上属国民党指挥,实为我党领导,队伍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为王达宏同志。这支队伍由于坚持抗日,纪律严明,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它区别于国民党任何武装,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和注意,派了国民党特派员叶铁魂,以视察为名,行特务活动之实。叶到我活动地区进行调查,认为这支队伍是赤色的队伍,便回去向国民党汇报,一方面下令解散,一方面派国民党153师一个营跟踪监视。那时我们在正果时,在如不解散就有被歼危险的情况下,被迫解散,队伍解散了,少数骨干转到东纵,其余则转到地下。龙门通过组织武装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党员由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特别要强调指出的,通过组织武装,发展了党,而且改变了党的组织成分,大部分党员为贫下中农,为党扎根农村打下了基础,为党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

2、顶住逆流,保存力量,战胜困难,东山再起

1942年广东党组织遭到破坏,上级党指示停止组织活动,实行单线联系,掩蔽起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外来干部和地方较红的干部先后撤退。当时组织决定由我负责龙门党的单线联系,从组织上考虑我负责。我认为有三条:一是我的暴露还未达到不撤退就不能立足的地步;二是有一定的社会关和系可作掩护,有武装、有枪,我也是一个小小的知识外子;三是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可应付当时的局面。

1942年停止组织活动后,龙门党一直保持和上级组织有联系,从未有间断过,1943年上半年黄庄平同志派人来联系过;1943年下半年我到新作塘在汪建家与黄庄平联系过;1944年春节后黄庄平来我家联系过;1945年春节后,为了组织武装,我与王达宏到博罗福田和黄庄平联系过。所以,龙门党在停止组织活动期间是没有和上级党断过联系的,我在停止活动期间也未离开过龙门,因此,龙门的党员在这期间也未有一个人失过关系。龙门党停止活动期间,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期,社会上一片白色恐怖,邻县(增城、博罗)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而龙门党始终安然无恙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主要是坚决执行了停止活动,隐蔽起来,保存力量的方针,具体来说还是靠斗争策略:

1、把当时分散在各村的武装秘密地掌握起来。当时龙门叫李家天下王家兵,利用李、王大姓武装多这样一个优势,把分散的武装秘密隐藏起来,掌握在我们党员和可靠群众手里,如鹤湖有2挺机枪,在王达勤手里;鸦鹊垄有几十支枪掌握在李敬生、李达松手里;寮田的掌握在王达宏手里;低冚的掌握在我手里;这些武装较多的村庄,都是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1945年暴动(起义),一声令下,就把这些人全部组织起来。

2、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上中层进步和中间力量,孤立反动派,这个工作我认为做得是较成功的(这工作主要是王达宏做,后来我也做了一点),如刘家球、王方平、范汝钧、李达经等社会人士(他们以前有些都参加过党,后来脱党,他们的思想是坚持抗日的,不仇视共产党),和我们的关系都比较好,我们利用他们坚持抗日这一条,都不同程度地为我们办过事,了解了一些情况。由于我们与这些人来往,这样敌人对我们的面目不易辨清,就算对我们一些同志有怀疑,也不敢轻易下手。

3、利用矛盾,选择有利时机,适当开展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争取群众拥护我们,提高我们威信,如1943年永汉受灾减产,我们曾在低冚、寮田、鹤湖发动减租;1944年永汉一个副乡长李金胜(当时永胜乡)侵吞农贷款,我们发动低冚群众控告他,写状纸到东江专署,最后被迫将款退出;1944年永汉中心小学校长王谦明,此人对我们很不友好,我当时在那里教书,下半年他要把我辞退,我就联合官田、范屋宣布公赏破产,对学校经费不能负担,迫使王谦明辞职,改选范汝钓(坚持抗日的)接任。

4、打进敌人内部,了解敌情动态,以应付突变。1941年李绍宗被派到永汉区公所当录事,实际任务是搞敌人情报;1941年李藻华被派到永汉区公所任警长;1943年李绍宗任永汉区军民合作站副站长;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春,王达勤被派到永汉区公所任警长。这些人是如何打进去的呢?有些是通过社会关系介绍的,有些是用钱买的和送点礼。如我去军民合作站是花了二、三百元买来当的,王达勤是靠王方平的介绍和送点礼而去任警长的。在白色恐怖下,打进敌人内部,取得职业掩护,掌握敌情,保存自己是地下党坚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了解敌情,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但这工作要做好是不容易的,要做到敌人相信你(如做警长的也要抓,杀二、三个人),又要群众不恨你(所以也不能忘乎所以),是要很警惕的,不能多说一句话,也不能少说一句话,否则应付不好,随时都有被识破而掉脑袋的危险。

事实证明,这一工作很重要,对保护我们党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冬,敌人要逮捕我在麻榨教书的一个地下党员石熊,逮捕令交王达勤执行,当时王即向我汇报,我说这人不仅不能逮捕,而且要保护他。于是我即通知石熊叫他快走,然后王达勤再带人去,并先鸣枪说石熊跑了,这样就保护了我党同志。

1944年东纵挺进罗浮山,解放了博罗大片土地后,这对龙门的反动派是有压力的,为了巩固他的统治,策划逮捕共产党员,一股反革命逆流向我扑来。国民党三青团头子丘峥对我们进行威逼恐吓,他曾找我谈,要我到他那里,并说我哥有信来,要他关照我,我说不去,他即威胁我说,你与王达宏关系特别好,要注意,但又不敢马上向我和王达宏下手。这主要是考虑到我们有社会人士的关系和封建势力(王、李大姓),怕得罪人,下不了场。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敌人要向我们下手了,便请示了上级,组织了武装暴动(起义),打了国民党区、乡政府,破了粮仓,分了粮,打破了敌人想破坏龙门党的部署,保存了党的力量。1945年组织武装后,由我将全部党组织关系交增龙从博独大政委袁鑑文同志接收。龙门党在这风云突变时期,组织暴动,走在敌人前面,时机掌握是适当的,方向是对的,应成为龙门革命斗争光辉史迹的重要组成部外。

三、龙门武装斗争的光辉历史

1、抗日战争时期

龙门从建党开始,就重视武装斗争,1944年在东纵挺进罗浮山后,龙门的反动统治受到了威胁,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策划了对我们党进行镇压。我们分析形势,认为逆流已经开始,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束手就擒,遗臭万年;一条是起来斗争,以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员不能坐以待毙,应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迎着逆流前进,流尽最后一滴血。因此,1945年春节后,由我和王达宏同志到博罗找组织,在福田找到黄庄平向他作了汇报,并找了陈江天去见王作尧同志,得到王作尧同志的批准后,组织了龙门武装暴动,组织起来的队伍,编入东纵,命名为增龙从博边区独立大队,王达宏同志任大队长,王樊培任大队副,李绍宗在李敬生中队任副中队长,主要是协助王达宏同志工作。后为参谋,政委陈江天,下属两个中队,李敬生中队、王廖葵中队(后散了),以后又增加张其威中队,共有200人左右。

龙门组织武装斗争后,使龙门的革命斗争由秘密到公开,使斗争转入了新的阶段,突出了武装斗争为主,使全党都围绕武装斗争而开展工作,所以以后很多地方党员都是通过武装斗争的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广东当时的武装争主要在沦陷区(东莞、宝安)或在沦陷区边缘,而龙门武装暴动是在蒋管区,所以在江北引起了震动,敌人非常重视和害怕,迅速组织了增龙反动武装和153师一个团(团长庞剑)1000多人开来永汉进行镇压,威逼群众把分的粮退还、找我队决战,企图把这支新生革命力量扑灭。我们坚持在永汉西部山区与敌周旋、晚上派出小分队袭击敌人,进入永汉抓敌人哨兵,以扰乱敌人、回避与敌人作正面作战。一星期左右,王作尧同志带部队来了,搞了几天,进行了宣传,扩大了影响。后来敌人又来了,王作尧同志走了,这是第一次。我们坚持在那里斗争,第二次王作尧同志又来了,带了一支队的邬强部队,五支队刘培一部分,一天同时进攻水汉、麻榨、正果三个点,由于敌人增了兵、未打下去,打成一个遭遇战,互相有一些伤亡,后我队随东纵司令部北撤至罗浮山整训。

队伍整训后(4月份)在增龙博交界地区活动,我被派回去永汉组织民兵,那时正值国民党征兵。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把青年组织起来抗丁,因此在较短的时期内(一个多月)在永汉、寮田、低冚、油田、香溪、龙华、五境等地,组织了脱产的五个民兵常备队,共有400人,红旗插遍了半个龙门县。在五境、永汉铁扇关、合口、铁岗火烧街,龙华牛井迳建立了税站,以解决组织起来的民兵武装给养问题。这时龙门的武装共有600人左右,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抗击着龙门、增城、正果、派潭的敌人。国民党正规军153师一个团,正果有袁虾九一个总队及地方反动武装,如增城张金生、永汉刘道芳、林桂兴等,敌人的力量比我强5、6倍,而我活动地区在东纵主力外围,成为主力的前哨。因此,斗争是激烈的,战斗是频繁的,给敌人的威胁也是大的,几乎是天天有战斗,处处闻枪声。

增龙从博边区独立大队成立后,敌人从未放松过对它的围剿,在1945年大的围剿有两次。

第一次是6月间,敌人进攻博罗解放区,司令部命令我们开回永汉打击敌人,以牵制敌人153师。袁虾九总队和增龙反动武装向博罗、横河增兵,我队开回永汉后,大体做了如下一些事:杀了国民党153师情报员和刘运方队情报员各1名,在低冚口伏击153师一个连,杀伤了部分敌人,影响很大。敌人则以153师一个团,增龙反动武装配合1000多人,对我进行围剿,我在釜坑、叶屋组织了反击,卫生员蔡英同志在叶屋战斗中牺牲。我队转移到白面石,在勒竹坑口没收了袁虾九航运稻谷万余斤,一部分给老百姓,一部分留给部队。袁虾九暴跳如雷,亲自率领一个总队在正果、麻榨反动武装配合下。倾巢而出向白面石进攻,我队又组织了反击,林秀中队配合,杀伤了部分敌人。之后,我队返回永汉。

当时我党觉得两个中队在一起目标大了一些,于是决定分开,一个中队在永汉西部,一个中队在油田五境。在油田五境那个中队(李敬生中队)在龙华、油田、五境民兵配合下,袭击了沙迳圩,打了乡公所和一个国民党粮仓,伪乡长廖家钦被俘后杀了,缴步枪数支,手枪2支, 50门电话,总机1台,稻谷200余担。随即挺进龙华,打了龙华乡公所。缴步枪、手枪数支,龙门县警队和平陵反动武装则向龙华增援,在龙华水坑组织反击,杀伤了部分敌人。我队转移到五境、油田、永汉西部山区一带与敌人回旋。

敌人由于军事上失利,两个圩镇和乡公所被袭击;政治上受到影响,则疯狂地组织反扑,采取集中力量,分片包干围剿,分路进攻的方法。敌人以龙门师管区教导团一个团,县警队及平陵反动武装约1200余人进攻油田五境地区,以153师一个团,麻榨、永汉、增城、派潭反动武装1000多人进攻永汉以西山区。袁虾九总队和正果反动武装进攻白面石地头一带,我队在油田进行了反击。由于地形对我有利,敌教导团属新兵,一触即溃,丢下部队弹药,而狼狈地撤回龙门,永汉158师在低冚和王家富民兵中队打了一仗,队员钟xx受伤后被俘遭杀害,另外几个同志逃到李屋去了。袁虾九进攻白面石被王秀中队反击,杀伤了部分敌人。这样一来,敌人分片包干,分路进攻的战术也未取得效果,则转向永汉西部低冚、寮田实行三光政策,对我们军属和基本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低冚、寮田、虎头坪房屋被烧,我家的屋、王达宏的屋也被烧了。我的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祖母跑到山上下落不明,有的家属被抓去坐牢、罚款,威迫我队员自首,企图瓦解我队,摧毁我群众基础,使我得不到群众支援。我民兵中队长廖球全家被抓,威追廖球自首,并向廖许愿升官,均被廖拒绝。

在这残酷斗争面前非战斗减员时有出现,但自首的根本没有,敌人瓦解我队的企图又宣告失败,但仍不罢休,又出了一个新花招,对王达宏、李绍宗、王樊培悬赏,抓到活的5000万元(相当于200多担谷子),杀了头2500万元(这些钱不是国民党给的,而是逼迫被悬赏人那个村子出的)。这次围剿,敌人施展了各种战术和策略,终于黔驴技穷而告终。这时进攻博罗解放区敌人,由于增龙敌人被我牵制不能向横河增援,亦被五支击退。司令部为了给我队休整,除留少数武工队坚持在永汉外,独立大队和民兵常备队全部撤到何家田休整,这时独立大队还有100多人,民兵约300人。这次反围剿,为时一个半月左右,我们虽然牺牲一些同志,队伍非战斗减员增加。但我们拖住了增龙敌人,保卫了博罗解放区,而且袭击了敌人两个据点--沙迳、龙华,打了他们的圩镇和乡公所,缴获了部分枪支和粮食、通讯器材。所以这次反围剿,不仅牵制了敌人,而且我们取得了给养,队伍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战斗力,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特别是对一个新组织起来的队伍,经受了这样的考验是十分可贵的。

第二次反围剿是1945年8月初,队伍在何家田整训后,编入四支队。东纵主力北上建立根据地,成立了江北指挥部,那时四支队经济十分困难,五境和铁扇关税站又指定归江北指挥部。因此经济来源少,支队领导决定,把队伍开到永汉抄林桂兴、王捷功、王雨梅三个反动头子的家。抄了以后,队伍转移到增城欧冚。敌人则组织153师一个团和袁虾九总队及增龙地区反动武装2000多人进行围剿。在欧冚打了一仗,杀伤了部分敌人,由于增城回旋区少,队伍又折回永汉。在欧冚未及时撤出的阎星光、莫萱、马×x同志被俘,在永汉英勇就义。

敌人以为我会向小迳撤退,扑向小迳落空,又掉头返回永汉,2000多人对永汉西部山区实行拉网式大包围,逐步缩小包围圈。我队被压缩到黄牛征、蛇冚 ,敌人占领了梳脑山,进驻上下莲塘和十字路,控制了制高点,实行三面包围迫我决战,进而穷追的战术。支队部决定,为了保存力量,决定主力突围,向增龙交界转移,留下原独立大队住在永汉坚持斗争,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当晚独大队伍,在主力突围后,派出一个班袭击下莲塘敌人,其余队伍趁敌人乱的时候,通过小路,冲出敌人包围圈,越过永汉公路插入鸦鹊垄,沿永汉河向虎头坪方向转向低冚掩蔽。第二天,敌人以为我们转移到欧冚,扑向欧冚落空,继后又返回永汉。我们当时分析了形势,认为100多人的队伍抗击2000多敌人,加上他们装备比我们好,火力比我们强,不能与敌人正面作战,只能与敌周旋迂回,牵制敌人。因此,我们的人多数掩蔽在山上,白天不吃饭,晚上吃两餐。

后来我们掌握了敌人规律,一般是采取下半夜出发远途奔袭,分路合击的战术。我们为了牵制致人,让敌人知道我们仍在永汉,我们派一个排深入永汉圩边高桥伏击敌人,杀伤了部分敌人,这一出其不意,使敌人不敢前进,待天亮弄清情况后,我队又安全转移了。后来,我们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派出了一个中队由油田、五境,留一个中队在永汉西部山区坚持,正好国民党在龙门开县参议会、敌派一个连和一个反动中队护送永汉县参议员去龙门开会,我队在油田民兵配合下,在钟山下伏击敌人,杀伤了部分敌人,王炎同志不幸牺性。

留在永汉的那个中队在上连塘与敌人打了一仗,这使敌人搞不清我们力量和主力去向,打乱了敌人分路合击,远途奔袭的部署。袁虾九这个土匪头子未捞到什么油水,搞到精疲力倦,向永汉商会提出要损失费。永汉商会无可泰何,只好请酒相送,袁即把队伍开回正果、增城,这样永汉敌人力量大大削弱。

但我油田、永汉、香溪、龙华民兵在敌强大兵力的压力下,加上敌人对家属的威胁,已散了大部分,但斗争仍是项强的。五境民兵曾用土炮打退敌人一个营的进攻,一直坚持到东纵北撤。

“八、一五”日本投降已宣布,敌人内部为了抢摘桃子到大城市去夺取胜利果实,153师调防了,永汉敌人也无能为力了,反围剿则告一段落,支队部命令我队到五境集中打击南下广州接管敌人。我队曾在东坑阻击南下广州的船队和护航队,后到繁溪支队部集中整编(9月份),独大队伍被打散的编入陆仲亨大队和宋则中队、支队下属两个大队、陆仲亨大队和王达宏大队。我被调为支队参谋、王达宏同志因病离队治疗,李敬生中队长后调为支队教官,独大队伍被编散、干部被调动,这时独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名为参谋,叫我带一个小队开辟南昆山和铁岗工作,并在火烧街建立税站,这个小队表面由我领导,但无作战指挥权,从这里不难看出四支领导对地方部队不是扶植,而是并吞;对地方干部不是培养、大胆使用,而是怀疑、调离。其实质是对独大和地方干部不信任,这是完全错误的,致使独大非战斗减员增加、李敬生一气之下也回家了。(有材料说李敬生拖了一个小队逃跑,没有这回事。后来王达宏同志来恢复武装斗争,他还是来了,“盖棺定论”这个同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独大队伍以后还参加过几次战斗,在香溪三打荔枝墩战斗,打正果和簕竹坑战斗,同志们表现都很好。如李解(班长)在簕竹坑战斗受伤后被俘。在增城监狱坐牢,至死也未变节。

独大被编散后,就实际上不存在了。独大人员到北撤时还有80人左右。1946年4月底至5月初,我离队到香港集中北撤。在这里要说一点是,北撤是服从中央指示,顾全大局,忍痛离开家乡。留下的同志为了服从中央决定回乡务农,长期躲在山上过着艰苦生活、这些同志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如王波就是一直在山上烧炭,到王达宏同志回来才下山。

17、尾声

1945年7月,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的指示,创建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新的统一的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广东省临委在博罗罗浮山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会议总结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广东省党组织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建立广东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成立以尹林平为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简称广东区党委),提出了广东党组织在解放区、敌后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与任务,作出了建立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的决定。这次会议,明确了抗战即将夺取最后胜利阶段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为迅速打开新的局面,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迅速向胜利方向发展,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德国法西斯的最后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美军在太平洋上对日作战的成功,中国军队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末日的到来。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是,苏联发表对日作略后备队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日本法西斯的覆灭,缩短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进程。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方针,对日伪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而日本大本营仍命令各地军坚持继续作战。为歼灭顽抗的日本侵略者,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在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根据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向东江纵队各部队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各部队深入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护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东江纵队各部队立即进行紧急动员,集结主力,全线出动,向东江两岸,广九铁路、广汕公路两侧和沿海的敌伪据点推进,迅速扩大解放区,路东、路西解放区联成一片,海陆惠紫五根据地和以罗浮山为中心南昆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共龙门县地方组织,在中共中央和广东、东江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高举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沙迳阻击战、江夏伏击战、洪月冲和白芒坑民兵队伏击日寇的战斗,以及刘其敬带领石墩村村民抗击日寇的壮举,就是龙门人民抗日救国的杰出代表。“金龙大队”与国民党顽军之间的斗争,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面对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毫不妥协的浩然正气,必将像过境的工农红军第四师那样,永远载入龙门人民革命的史册……

卷 三

他们也是“红军”——解放战争篇

1、导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广东,受命接收了全部投降日军物资的国民党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力量上控制了全省。为了把广东变为其支撑全国内战的后方基地,除了原驻守在广东的第五十四军之外,又将赣南的第六十三军第一二五师、第一五三师,第六十五军第一六0师,驻防广西的第四十六军和第六十四军,以及从缅甸归来的新编第一军调入广东。国民党统治集团图谋利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拟计划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彻底歼灭广东境内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武装,在广东快速实行其法西斯专治。

由于东江地区尤其是惠阳、东莞、宝安、博罗、龙门等地,既是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又是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主要根据地,国民党广东当局一直将包括增、龙、博解放区在内的东江解放区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投入大量的兵力,妄图一举摧毁广东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歼灭东江纵队,以实现其控制整个广东的战略目标。还是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国民党就秘密发动内战,加速调集军队向东江解放区进攻。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立即向以罗浮山、南昆山为中心的江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形成了对江北根据地的包围态势。

国民党统治集团挑动的大规模内战已经处于一触即发之势,中共增城、龙门、博罗等地方组织和人民武装力量面临着一场极其严峻的斗争。

由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悬殊,中共中央对于广东地区党组织、人民武装的生存和发展十分关注,并就如何面对严峻形势、转变斗争方针和策略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党组织,在无法单独创立以五岭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的情况下,必须分散坚持斗争,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不等,利用干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山区的有利地形,分散转移和采用秘密隐蔽的方法坚持斗争。

为此,广东区党委做出了新的部署,以保存武装、保存干部为目的,将广东划分为十一个地区,将东江地区分为粤北、江南、江北和东进五县(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四个地区,在建立中共江北地委、江南地委等的同时,建立粤北、江南、江北和东进指挥部,实行党组织和部队分区指挥和领导。广东区党委的战略部署下达后,在增龙博地区的中共江北地委和江北指挥部同时建立。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终于达成协议,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在不损害人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做出了让步,同意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并将南方八个解放区的抗日部队逐步撤退到陇海铁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

根据《双十协定》,我党将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湖南、河南大部等八个地区的武装力量撤走,根据地也交给国民党政府。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领导的抗日武装近3万人,对日伪军作战3000多次,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尊严和民族安定。在胜利的凯歌声中,他们为了和平,却不得不离开用鲜血浇灌的根据地。

根据《双十协定》的这些条款,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等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按计划撤退。1946年6月29日深夜,当中国人民还沉浸在抗战胜利后的欢庆喜悦中余乐未尽时,在中国南粤的海湾里,却正上演着一幕悲壮的大撤退!

在广东坚持抗战八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含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粤中纵队、韩江纵队等的2580多名官兵,在深圳大鹏湾葵涌港分批登上了三艘运输船,挥泪告别了战斗八年的故乡,踏上了北去山东的航程。北撤的船上,有文艺战士含着眼泪作词作曲唱起了《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为了广东的和平,我们要辞别战斗的故乡,

辞别亲友告别战友,我们要走上新的路程。

飘过海洋到遥远的北方,我们要经历新的战斗。

战斗到胜利的明天!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坐在船上的三天时间里,华南游击队员们开始互相传唱。7月3日,北撤部队抵达山东烟台,受到了山东解放区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这批来自华南的抗日人民武装集体演唱了这首《战斗到胜利的明天》,听起来极其悲壮。

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华民族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渴望安宁的生活,渴望重建被战火破坏的家园。但是接手政权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的大小官员们同土匪恶霸一道在全省敲诈勒索、横征暴敛,饱受磨难的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挣扎。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当时广东全省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民谣:

看错老蒋(蒋介石),

迎错老张(张发奎),

搭错牌楼(虚假民主政府),

烧错炮仗(庆祝错了队伍)。

写在协议上的墨迹没有干,国民党政府就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国民党当局虽然与中共达成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北撤的协议,但蓄意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的图谋丝毫没有改变。就在东纵北撤后不久,国民党立即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龙门成为了国民党军“清乡围剿”的重点地区。

从1946年7月开始,国民党统治集团调集百万军队,进攻苏皖、山东、晋冀鲁豫等解放区,使内战迅速蔓延到全国。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动员起来,以自卫战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1946年7月22日,香港《华商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文章,对国民党广东当局背信弃义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北撤山东的原东江纵队官兵,对家乡父老和昔日战友的苦难遭遇,同样倍感义愤。8月1日,广东区党委也先后通过香港《华商报》发表谈话,他们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和全体官兵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广东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武装自卫行动,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迫害。广东区党委的及时指示,鼓舞了广东地区人民群众的斗志,给隐蔽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和武装小分队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龙门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由此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2、扑不灭的“红军”火种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和平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和中国国民党代表正式达成了停战协定,双方共同颁发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民主,我党坚决执行双方签署的协定,将南方八个根据地的抗日军队北撤或复员。

但是,国民党当局蓄意撕毁“双十协定”,广东国民政府矢口否认广东有中共的抗日武装力量存在,在1945年10月22日召开的两广“绥靖”会议上,秘密制定了所谓的“二月清剿”计划,妄图在“北撤协定”达成之前将我军消灭。东纵“北撤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沿途截击我方准备北撤的部队,由于我军早有预谋,敌人阴谋破产。1946年6月,东江纵队胜利北撤。

为了捍卫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保护老百姓的既得利益,保证复员人员的人身安全,做好一旦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时,重新领导武装斗争的准备,在东纵北撤时,我党在江北地区秘密留下了一支43人的武装队伍。他们按照党的指示,在东纵部队北撤到达烟台前约两个月的时间内,绝对隐蔽,不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不与当地群众来往,以免被国民党发觉,借口制造影响北撤部队安全的事端。

留在江北地区坚持斗争的领导人是谢鹤筹(我党在江北的特派员,负责领导地方党)、欧初(副特派员,负责武装斗争)两位同志,欧初驻在增城正果白面石和乱石坑之间的深山密林中,徐文协助欧初工作,领导留下来的武装坚持斗争。

龙门县麻榨、鳌溪方向,由杨添、黄柏(即黄康)负责,属下有曾春元、徐少伟、吕育、李忠、曾亮、徐清、杨苏虾、黄进田、李回、陈福记、立新、卢仔、张仔等十余人。增城派潭小径方面,由马达和邱松学负责,属下有叶发(亚发仔)、李观保、林胜、林锦等十余人。博罗县小金象头山方面,由霍锡熊、曾光负责,分别在两处隐蔽:一处是霍锡熊、邓子廷、邵国良、刘有、张玉等五人;另一处是曾光、刘彪、汪英、赖观娣、江松禧、陈潭清、黄维新、罗方、陈更、亚罗仔、郭贵、何坚、卢玉、萧发等十四人。张奕生受命掩蔽在泰美教书,叶甲房受命在泰美茶楼当伙计。

领导机关在基坑设立由郑叶昌负责的接头点,当时要找领导机关就要通过他,再由乱石坑的王国平转达给欧初。白面石姓汪的女同志负责的交通站,专门联系鳌溪、小迳。正果圩信义杂货店里,设有王俊明负责的秘密联络点,负责与香港、广州党内同志联系及通过邮政收寄密写信件。

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按照党的“长期埋伏,求得生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掩蔽斗争。1946年6月3日(农历五月四日)晚,象头山的同志送别开赴集中地点的东纵北撤部队后,当晚上山掩蔽。次日晨,陈更、陈潭清、黄维新等下山察看地形,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与押解途中,伤员何坚负伤因医治无效而献身,这时候萧发又带着枪逃跑。连续地挫折动摇不了革命战士的意志,其他同志们立即转移到小金四角楼后的深山里,坚持了两个多月绝对秘密的掩蔽生活。

一对在深山里做水杓的农民曾石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为掩蔽的小分队保守秘密,供应粮食和必需物品。

1946年7、8月间,欧初派人到香港向广东区党委请示工作,区党委通知欧初立即撤退到香港,同时强调,撤离前一定要妥善布置好留下来坚持斗争人员的复员工作。

欧初及时地传达了广东区党委的指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势比较困难,广东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的长期斗争,因此留下来的人要复员。他指定江北地区由杨添、黄柏负责复员工作。黄柏和邱松学分别回到家乡活动,其他同志或寻找公开职业做掩护,或复员回家,党组织生活一律暂停活动。复员的决定传达后,不少同志不肯离队,纷纷表示要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宁愿战死沙场,也要和反动派斗争到底。当时,邱松学、曾光要求与黄柏同志去黄柏同志的家乡宝安龙岗大鹏湾打游击。马达带领的队伍经反复动员后仍留下五人,黄柏这支队伍只有卢仔、张仔同意复员回家。就这样,东纵北撤后,江北地区留下了43名队员,有如红军留下的43点火种,为不久后在龙门县境乃至整个粤赣湘边纵队的星火燎原之势,为解放战争夺取最后胜利保留了一批革命的火种。

“林平同志,江北留下来的同志们都不愿离队,不愿停止组织生活,强烈要求留下坚持武装斗争。”撤退到香港的欧初见到尹林平后,向他汇报了留守江北的同志们的愿望。

“好吧,既然都想留下来,就要告诫他们,注意掩蔽,保存实力。这样,欧初同志,你近期暂时留在香港,负责区党委秘密联系广东各地坚持武装斗争的相关事宜。”尹林平当即表示同意,并重新给欧初安排的新的任务。

1946年8、9月间,传来掩蔽在白面石山寮中杨添被敌杀害的噩耗。

待黄柏、马达、邱松学率部赶到现场时,发现杨添随身携带的枪支和现款均已被劫。

“刽子手!流氓手段!国民党要我们把主力部队撤走,留下来的人就这样被反动派杀害了,要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在,杨添同志就不会牺牲。”同志们无不悲愤至极。

“目前情况下,留守部队又缺乏经费,又不能公开活动,生存条件是越来越困难,大家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黄柏试问大家。

“打击反动分子,打土豪,筹经费,壮大武装力量。”邱松学义愤填膺地说道。

“我赞同!”马达接过话茬:“与其坐着等死,不如闯开一条生路,筹集一些经费、给养,秘密发展武装,为以后的队伍壮大先做好准备。”马达扬了扬手。

“好!”大家研究决定,把黄柏和马达、邱松学的三支队伍集中起来,一共是15人,并且携带一挺机枪,步枪、短枪十余支,在白面石民兵的配合下,深夜急行军到麻榨圩,用地雷炸开了谭、叶两户地主的院门,抓获他们两人,并没收了现金、黄金、油米面布等财物一批,镇压了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暂时解决了部队的经济困难。战斗结束后,队伍全部由邱松学带回小径掩蔽。

黄柏、马达在战斗结束后,当即决定动身去香港寻找组织,汇报杨添被害的情况和请示工作。博罗方面霍锡熊、曾光也去香港向梁嘉、欧初汇报。通过欧初,他们见到了方方和尹林平。

从广东各地传来的东纵复员人员和留守人员不断被害的噩耗,让方方和尹林平同志异常愤恨。他们紧急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后,下达了最新指示:“东纵复员的通知立即撤销,留下的队伍坚持武装斗争。”

由于杨添同志的不幸牺牲,江北地区武装队伍的领导工作由黄柏同志担当起来。

在1946年坚持掩蔽斗争的日子里,地方党给予了积极地配合与支援。

当时,地方党组织统一由广州的谢鹤筹领导,钟育民任增城县特派员,领导增龙边区地方党。在增龙边区从事地方党工作的还有刘华、许明和杜鹃等。

陈江天任从化县委书记,在吕田塘基背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在从化从事地方党工作的还有何励、罗声、陈虹等。

谢光任博罗东区特派员,李回担任博罗西区特派员,刘毅任石坝、麻陂特派员。

在这一段日子里,环境恶劣,局面沉闷,但地方党的同志们埋头苦干,千方百计地支援武装队伍,使队伍得以渡过艰难的岁月,完成掩蔽斗争的任务。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乘我东纵主力北撤之机,残酷地进行清乡“围剿”,地主恶霸进行反攻倒算,对我地方党、复员人员、农会人员、民兵和进步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如潖江地区,仅1946年秋,东纵复员人员被杀害的就有黄礼昂、黄永妙等同志,被长期关押的有28人,进步群众被绑架勒索的达500多人,其中无辜被杀害的群众就达13人,又如永汉地区复员人员在与党组织和武装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处境十分困难。有的帮人牧牛打工;有的白天出外谋生,夜宿山上;有的上山与群众打柴烧炭;有的投靠亲友;更有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许多复员的同志虽然受到重重险阻,但仍一心向党,从无怨言,一旦知道我党领导的部队又恢复武装活动的消息,便到处寻找部队参加斗争。

留在江北坚持斗争的这半年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在江北地区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迎来了广东区党委关于全面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邱松学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我是于1946年4、5月间,江北指挥部派我到鳌溪徐茂元中队担任特派员。任职一个多月后,徐茂元中队被整编了,我又调到四支金龙队,欧初任支队长,袁鑑文同志任政委。我那个中队除了一部分同志复员外,仍有一个班的建制共13人,其中有亚发仔(叶发同志)跟随欧初同志在风凰山、派潭一带转圈子。

1946年6月31日,东纵北撤后,留下的部队要绝对隐蔽,我在小迳的山沟里掩蔽了大约有两个月左右,在那里做做群众工作。恰好那里有个烧炭窑,是兰伯坚、兰水林、兰鑑陀、郭王家几个人合伙烧的,我们就利用他们的关系,我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姓名,我就叫“阿陀伯”。我们13人,有一挺机枪、几支步枪,一、二支驳壳枪。大约在同年9、10月间,突然接到欧初同志的信,要我到指定的地点去找他。我到了白面石王佩殊家,见到交通站的汪女,说欧初同志去了正果,走时交待过,如果找不着他可去找杨添同志。于是,王佩殊的爱人带我见到了杨添,杨说:根据欧初同志布置,还有几个同志要复员,每人带一支短枪回家乡活动(马达同志也要复员,他是去香港,还是去广州则由他自己定).怎么办?我提出要求带短枪回家乡活动,组织关系要给我带回去。杨添同志说:我不能答应,因为欧初同志是这样传达区党委指示的。

后来,杨添同志只答应让我们三人带两支短枪去黄柏同志处活动(黄柏同志那里有挺机枪,十几人回他家乡活动)。这样一决定,我便回到小迳向马达同志汇报,统一了意见,便把机枪、步枪埋好(是借兰伯林家的厕所挖地洞埋藏的),我们俩带着叶发(亚发仔)、李观火等同志到白面石和黄柏同志汇合。

不久,杨添同志被敌人暗杀了,怎么办?破案嘛,我们急着要撤走,时间来不及;不破案,我们感到难过悲愤,大家思想上都有斗争,结果大家还是从大处着想,先撤走。问题决定后,但没有钱怎么办?决定去麻榨打两个反动地主(一个姓谭,一个姓叶).打了这两个地主,没收了他们的一部分浮财,有黄金、高丽参、现款,我们又撤到小迳山上掩蔽起来。

约在1946年4月间,黄柏、马达同志去香港向华南分局汇报情况。我留下负责处理两支人参、两条牛;过了一个多月,我们把缴来的现款,抽一部分由徐文同志送去香港。又约过了一个月,黄柏、马达俩同志回来了,明确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持武装斗争;马达去从化活动。

这时,我们发现小迳宋雨池当了特务,经查实后,我们将他逮捕押交司令部,以后又发现窑山一个姓陆的家伙,在我们活动的地区内搞明火抢劫,我们决定要彻底搞清楚这件事,不然反动地主就会乘机造谣是我们搞的。于是,我们通过地下党(兰伯林、宋岳等同志)了解情况后,我便同马达同志带了10多个队员,一清早就去抓这伙人,我们一冲进他们屋,有一屋人,有一条牛,一大堆衫裤,我们全部收管起来。这时,正好徐文同志来了,我们便在山寮里研究如何处置这班人。经过研究,决定有人保释的不杀,但还没有捉到姓温的那个头子。不久,我们又通过地下党,约姓温的到兰伯林家打麻将,尝鹅宵夜,趁机逮捕了他。押回他村里去,无人愿出头保释这家伙,我们便把他也押到派潭去处决了,布告署名是:“复员人员自卫队队长邱松学”。从这时起,我公开自己的名字,不再叫“亚陀伯”了。

当时,我们坚持武装活动是比较艰难困苦的,只靠两条短枪怎么行呢?我们便在兰细陀烧窑,借了四、五支驳壳枪,又再到客山去找赖安仔做统战工作。赖安仔怕我们;一怕我们队伍整齐,队员叶发、李中同志用的都是一律鲍鱼唛驳壳;二怕我们枪手准;三怕我们的胆量,有胆量去掌握他。所以,我们跟他做了统战工作后,提出没有子弹,赖安仔就答应给我们,我们缺乏的枪支弹药就是靠这个办法得来的。

铁扇关出现一个什么“铁脚团”的在收税,这些家伙又在我们面前搞鬼名堂。我们便派徐文同志负责侦察,徐文同志回来碰见王镜同志,说他见到了王达宏,我们便写信联系,收到复信后,便由王镜同志把队伍带了过来,这时。正好接到黄柏同志的通知,要我部负责打石坑伪乡公所。打得很顺利,地雷一响,只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俘虏了伪乡公所的人员。这次战斗虽然规模很小,但政治影响大,拔掉了这个乡公所,为我们江北地区打响了第一炮,对敌人威胁很大,震动了增城、从化两县。过了几天,我们就开良山谷仓(约有1000多担谷),继而想去开派潭谷仓,后因敌强我弱,敌人有一个连。伪县警中队驻在当馆里面,未获上级批准行动。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征兵了,我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征兵。这时,赖安仔送来情报:

国民党一位征兵科长朱建芳来了。我们布置了一个班在“石龙头”伏击,不料敌人未进入伏击圈便发觉了,便拼命地跑,只让我们打伤了几个,逃回派潭圩。从此以后,我们山岭咀一带比较平静,随后我们继续扩展到“牛牯嶂”、雁洋陂、张洞坑一带。

开完良山谷仓,我们与王达宏同志队伍汇合,打永汉伪警察所。接着,在永汉破了两个谷仓,这次规模比较大,连增城小运的群众也被动员来担谷,正好是春节到,老百姓分了谷高兴极了。

我们打了永汉伪警所,破了粮仓,国民党不甘心,就组织扫荡,这样便产生了低冚战斗。我们参加这次战斗的队伍不多,大约是五、六十人,敌人在数量上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我们靠士气旺盛,靠全体指战员的努力,打了个全胜。虽然我们也有点损失,低们战斗的政治影响比石坑大,收获也大。低征战斗以后,黄庄平同志回来了,黄佳同志也回来了,成立了工委。

就这样,东纵北撤以后江北地区留下来的43名战士,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掩蔽岁月,把红色的火种顽强地保存了下来。到了1946年12月,接到上级指示可以公开开展工作以后,江北的局面又重新打开。

3、“反恶政大同盟”

1946年12月的一天,刚下过一场雨,气温骤降,天气阴冷,永汉圩的街头十分寥落,看不到几个行人,连商铺和饭馆也门可罗雀,一派萧条冷清的景象。偶尔有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巡逻兵穿街而过,士兵们的大皮鞋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上踢踏作响,枪支参差不齐地扛在肩上,刺刀在阴郁的天空下发出冰冷的反光,有的市民站在家门口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地缩缩脖子,盯着远去的巡逻兵,小声骂一句:“这狗日的天气……”

以前总是很热闹的飞鹅地码头同样是一副空旷萧瑟的景象,停靠的货船稀稀拉拉,几乎看不到搬运货物的码头工。来往的客船也减少了班次,几个在码头上等船的旅客从早上一直快到中午,还不见客船的影子。呼啸的北风毫无遮拦地从河面上刮过来,等船的人冷得一边跺脚,一边搓着双手往嘴里哈气。

直到中午,从惠州开往龙门的客船终于徐徐驶近了飞鹅地码头。船刚刚停稳,还不等下船的旅客上岸,岸上等急的旅客便迫不及待地往船上涌去,把一个正在往岸上走的男子挤了个趔趄。

这名男子约莫30多岁,圆脸庞,高颧骨,眉毛很浓,眼睛大而明亮;他虽然一身西装革履,拎着沉甸甸的皮箱,但气质上却不像永汉圩常见的香港商人,那沉着而机警的目光,使他显得有几分威严。他一只手插在西裤裤兜里,一只手拎着皮箱,在码头上站立片刻,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迈腿向旧圩走去,那神情似乎对永汉圩很熟悉,一点不像是初到永汉圩的外地客。

他就是东纵原增龙博独立大队(金龙大队)大队长王达宏。

东纵北撤时,王达宏因身患疾病没有跟随主力部队北撤,而是在组织安排下,去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除了治病以外,就是时刻关注国内的形势,奉命北撤的主力部队不知是否顺利。当然,更让他牵挂的是那些留在当地化整为零,隐蔽待命的战友的安危。在香港养病这些天,王宏达觉得自己的骨头都快要生锈了,他无时无刻地不在盼望着回到那块熟悉的土地上,跟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

这天,当他从《华商报》上看到了广东区党委决定恢复武装斗争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地从病床上跳起来,一蹦老高。

没过几天, 组织上就给王宏达下达了明确的指示,让他立即回到家乡龙门,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地斗争,保卫和平,保卫来之不易的抗战果实。

王宏达离开飞鹅地码头,拐了两条小巷子,来到了旧圩的一家杂货店门口。这就是当年他刚从广州回到永汉,发起成立大众救国会的那个“永吉号”杂货店。店门关得紧紧的,不仅仅是永吉号杂货店,沿街一溜的店铺也大都是关门闭户。他敲了几下门,同时目光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开门的是一位跟王宏达的年纪相仿,面目略显清瘦,穿着棉布长衫的男子。他正是永吉号杂货店的老板,王宏达昔日的同窗兼好友,现在担任永汉圩地下党交通员的刘灿辉。

刘灿辉一看见王宏达,眼睛一亮,紧紧握住他的手,一时舍不得松开。他飞快地朝街上扫了一眼,接过王达宏的皮箱,领着他走去了杂货店。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上了阁楼,王达宏扫视了一眼阁楼里摆放的杂乱的杂物。从前,他和刘灿辉几个朋友组织“大众建国会”时,经常在这个阁楼上开会,王达宏感到一阵亲切。他打量着昔日的战友和伙伴刘灿辉,问:“灿辉,快给我介绍一下永汉的情况吧!”

“东纵主力和你们撤离后,国民党出动了保安团、县警察队勾结地主恶霸、强迫东江复员人员‘自新’登记,搜捕我地下党员和曾经参加过农会、民兵组织的进步群众,企图扑灭东江纵队留下的革命火种。”刘灿辉紧锁着眉头说:“不仅东纵复员人员受尽了迫害,老百姓也被地主恶霸们百般勒索,一个个苦不堪言,早就盼望东纵老战友们早点打回来呢!”

“这帮反动派,总有一天要跟他们算账的。”王达宏有力地挥了一下拳头。

“你回来就好了,赶紧带着我们干吧!”刘灿辉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上级党组织前些天传来指示,说这两天你就要回永汉,通知我做好接应。明天,黄柏同志还要来永汉跟你见面,一起商量恢复武装斗争的计划……”

“黄柏是谁?” 王达宏问。

“黄柏同志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东纵北撤后,上级指定他负责领导增龙地区的武装斗争……”刘灿辉应了几句,简单介绍说。

“你就在阁楼上休息吧,最好别出去,国民党军巡逻很严,时不时地就突然来个搜查,我还得去应酬呢。”说完,刘灿辉就下阁楼去了。

第二天傍晚,黄柏果然如约来到了“永吉号”。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同志,也姓黄,叫黄干。他们俩之前都在参加广东区党委举办的恢复武装斗争学习班,学习班还没结束就赶过来和王达宏碰头,可见事情之紧迫。

黄柏皮肤微黑,瘦长脸,看上去很年轻,大概要比王达宏小十岁吧,也许是担任特派员职务的原因,给人的印象颇为老成。他是广东省宝安人,在东纵当过中队的副指导员、指导员兼中队长,具有较为丰富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斗争经验。性格也很爽朗,一见王达宏,就握住他的手说:“达宏同志,你可是大名鼎鼎啊,我在东纵时就听说过你不少传奇故事呢!”

王达宏一只手握着这位年纪比自己小的特派员,另一只手谦虚地摆了摆手:“黄柏同志,你过奖了。”

黄柏又把旁边的黄干、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模样很精干的青年给王达宏介绍了一下,便向他传达广东区党委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

“……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斗争中发展武装队伍,壮大武装力量,斗争口号是‘反抗三征,维持治安’;军事斗争上,要以‘避免打硬仗,保存实力’为原则。特别强调,开展武装斗争,‘应首先着重在边境山区和主要交通线上的经营’,‘以东纵复员人员为基础,建立一个精干的主力,有制度、有训练,培养一批中下级干部和骨干,为将来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做准备。除了建立一批精干的主力之外,还要组建各种形式的武工队,利用山地优势,同敌人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黄柏还代表上级党组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永汉地区群众基础较好,东纵北撤前的复员人员比较多,上级希望你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拉起一支队伍来,规模最好能有两个中队……达宏同志,有困难吗?”

“困难是有的,主要是武器问题。”王达宏坦率地说:“但,我会尽量想办法克服解决。”

第二天,黄柏就带着黄干离开了永汉圩。王达宏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他通过刘灿辉联络到了几个东纵的复员人员,其中的廖李科、王镜和王波等都是王达宏当年杀敌中队的下属,抗日战争时期就跟着他,是一起共过生死的战友。几个人一见面,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特别是年龄最小的廖李科,眼圈都红了,还没说话,眼泪便扑簌簌直往下掉。

廖李科跟王达宏是同村人,抗战一开始,就跟着他参加了杀敌中队,刚进队伍时,个头还没有一支枪高。几年过去了,不仅长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小伙子,而且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作战勇猛,深得王达宏欣赏。

站在旁边的王镜、王波也忍不住眼圈发红。他们俩也是王达宏平时最喜爱的战友,东纵北撤时,他俩奉命回老家隐蔽待命,不久,国民党挨村挨户“清缴”,逼迫原东纵战士登记“自新”,不从者一律抓走。王镜、王波只好从家里逃走,东躲西藏,为了谋生,他们俩在码头上干过苦力,但很快又被国民党军警找到了行踪,无奈只好躲进了深山,靠烧炭为生。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没有下过山,两个人忍饥挨饿,胡子拉碴,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看上去跟乞丐差不多了。

面对几位老战友,王达宏也动了真感情。但他尽力克制着自己,亲昵地摸摸廖李科的头发:“都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不怕媳妇笑话?”

廖李科在亲如兄长的王达宏面前耍起了孩子脾气,撅着嘴巴说:“人家还没过门呢,哪来的媳妇?”

“反正都已经住进你家了,过不过门,那还不是迟早的事啊。”王达宏故意打趣地说。

原来,廖李科和村里一个叫王冬喜的姑娘从小就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两家的父母也彼此相知相识,决心成全这对好儿女,于是未等两人成婚,就让王冬喜住进了廖李科家,帮助照顾他生病的母亲。这对青年男女朝夕相处,也日渐情深意浓,互相爱慕。廖李科原来准备等抗日战争一胜利,就回家同王冬喜结婚的,可谁知道抗日的战火还未熄灭,国民党就挑起了内战,廖李科也奉命转移隐蔽,他和王冬喜的婚事也就拖延下来。

廖李科不好意思地看了王达宏一眼,说道:“你这一回来肯定要准备打仗,这事儿只怕还要往后拖呢。”

王达宏说:“这不碍事,等队伍都拉起来了,我一定会特批你两天假,让你回去完婚。”

廖李科一听,转过脸对王镜、王波说:“你们俩都听见了,这是他亲口说的,可不能反悔!”

王达宏把目光转向王镜、王波,见他俩衣衫破烂、骨瘦如柴的样子,伸出双臂轻轻拥抱着他们,轻声说:“兄弟,你们……受苦了!”

“这点苦算啥?再说,我们吃这么大的苦,不就是为了等你回来,领着我们再上战场吗?”

王宏达点了点头,举起拳头,捶打了一下两人的肩膀:“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接下来的几天,王达宏通过廖李科和王镜、王波,联络上了东纵北撤前分散潜伏的队员,又在寮田、低冚几个村动员了一批农会的青壮年骨干参加,一共有好几十号人。东纵北撤前,奉命隐蔽的队员有的把枪支藏起来了,有的索性处理掉了,这次重新拉队伍,除了少数人手里有枪,大都赤手空拳。

王达宏为了枪支的问题愁得饭都吃不下。一天,他找到刘灿辉,问他能不能帮忙找到买房的财主。刘灿辉一愣,马上明白过来:“怎么,你要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买枪?”

他还要说什么,王达宏摆摆手,坚决地说:“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啦。”

不久,刘灿辉用王达宏卖掉房子的钱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廖李科和王镜等人又找回了部队北撤前埋在山上的的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1947年2月的一天,王达宏将恢复联系的东纵复员人员和农会骨干们召集到了一起,在崇新小学成立了增(城)龙(门)从(化)博(罗)人民自卫队,由他担任队长。

崇新小学坐落在低冚村,与王达宏的家只隔着一堵墙。当初,袁鉴文领导的中共龙门县工委就是在这儿成立的。现在,崇新小学又成为了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带领龙门人民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王达宏决定将这“第一枪”对准国民党特务王雨梅。

这王雨梅原本是永汉圩上的一个二流子,赌博、抽大烟、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曾经当过几天税警,因贩卖军火差点儿被枪毙,在香港躲了两年,日本人投降后,王雨梅回到永汉圩,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统惠州站驻龙门永汉的特派员。东纵北撤后,王雨梅带着一帮特务专门抓捕东纵隐蔽人员和农会干部,经他之手被杀和投入监牢的不下十位数。廖李科和王镜、王波等隐蔽人员提起他的名字,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王雨梅在永汉镇的新圩有一处宅院,是惠州军统站特地为他置办的,既是王雨梅和他母亲的住所,也是他的办公场所。

王雨梅的母亲是永汉圩出了名的媒婆,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吃香的喝辣的,还染上了一身的坏毛病,从她嘴里很难听到一句真话,不少人家都吃过她的亏,但你又不敢得罪她,否则,关于你的流言蜚语一夜之间就会传遍整个永汉圩,让你有口难辩,在人前人后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人们背后都称她“毒舌妇”,儿子又是个脚底板冒脓的坏蛋,这母子俩凑在一起,也真是坏到家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毒舌妇”对于王雨梅疯狂抓捕中共东纵人员和农会干部的行径,非但不阻止,还助纣为虐,利用四处窜访做媒的机会打探东纵人员行踪,并提供给他儿子。因此,她跟王雨梅一样,都是沾满了东纵人员鲜血的敌人。

行动之前,王达宏让刘灿辉仔细打听了王雨梅的行踪。王雨梅平时很少落屋,不是外出抓人,就是上龙城或者惠州,说是向军统站汇报工作,其实就是趁机会嫖赌逍遥去了。

这天晚上,在探听到王雨梅在家后,王达宏便带领廖李科、王镜和王波三个人,腰里别上短枪,直奔王雨梅家而去。

王雨梅家以前是一个商人的宅院,四周都是高大的院墙,院墙上还插满了玻璃碴子。好在几个人都身手不凡,轻而易举地搭人梯进了院子。根据刘灿辉提供的情报,王雨梅住在东房,他母亲住在西房,前耳房还住着一个守门看院、负责警戒的特务。

王达宏抄起手枪,蹑手蹑脚地带头向东房摸过去,廖李科、王镜、王波也紧握手枪,猫着腰紧随其后。他们没有进屋,而是撬掉插销,从窗口跳进东方的。可当他们进屋后,冲到房间中央的一张大床前,却发现床上空荡荡。廖李科伸手在被褥上摸了一下,还有一丝热气。看来,狡猾的王雨梅是听到动静刚刚逃走的。

廖李科问王达宏:“队长,怎么办?”

王镜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个狗特务!”

王波马上附和:“对,他母亲跟他一样坏,害死了我们不少人,今儿抓不到王雨梅,抓到他母亲也一样!”

王达宏觉得有道理,二话不说,带着几个人向西方摸去。

大概是他们进屋的动静惊醒了睡觉的王雨梅母亲,她急急忙忙地披上外衣,打开通向外面的一扇门溜去。最先冲进门的廖李科眼疾手快,没等王雨梅的母亲逃到院子外,抬手“啪”地就是一枪,只听见“哎哟”一声惨叫,王雨梅的母亲便栽倒在地上。王达宏跑到近前,把手指伸到那女人的鼻子下试了试,舒了口气:“断气了。”

王达宏没再说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随手放到王雨梅的母亲身上,那张纸上写着五个大字:“人民锄奸团”。

第二天,王达宏让自卫队员们在永汉圩街上贴出了处决王玉梅母亲的告示,并将其侦缉监视东纵复员人员和农会干部的罪行公之于众。消息一经传出,震慑了永汉一带的地主特务,王雨梅也吓得跑到惠州,不敢回到永汉圩了。

增龙从博人民自卫队成立后的“第一枪”就打出了声威,一些尚未联系上的东纵复员人员闻讯后纷纷集结到王达宏麾下,队伍一下子增加了三十多号人。

与此同时,黄柏、黄干在增城一带也建立起了一支东纵复员人员自卫队,以小分队形式,不断地袭击敌人,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天,黄柏带着一队人马,匆匆来到王达宏自卫队的临时驻地。这是两支队伍建立后的第一次会合,王达宏喜出望外,指示炊事员准备饭菜,并特意吩咐炊事员找驻地的老乡买了两只鸡,说是要好好犒劳一下东纵复原自卫队的同志们。

吃过饭,黄柏就和王达宏关在屋子里谈起了工作。黄柏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求新成立的这两支人民武装趁敌人还未反应过来,联合起来开展斗争,以“反恶政大同盟”的名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摧毁国民党的基层组乡镇织,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尽快建立以南昆山、罗浮山、桂山游击根据地。黄柏还顺便转达了新成立不久的中共江北地委对王达宏自卫队处决国民党特务王雨梅母亲这一行动的口头表扬,同时还商定了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天,两支队伍就丛临时驻地神不知鬼不觉地拉到从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从化石坑乡公所的地主民团,俘虏一名副队长及20余名民团团练,并缴获各类长短枪20多支和一批弹药。接着,又乘胜追击,解除了派北乡公所的反动武装,并打开灵山粮仓,全部分发给雁洋陂老区的群众。

时隔不到一个月之后,黄柏和王达宏再次联合行动,袭击了辖区实力最强、也是最反动的永汉警察所。这次战斗之前,王达宏让刘灿辉事先争取到了他一个在警察所当班长的远房亲戚作为内应,所以战斗几乎兵不血刃,一举拿下了永汉警察所,枪决了与特务王雨梅沆瀣一气、残害我东纵复员人员和农会干部的反动警察署长刘道芳,缴获机枪一挺、步枪30余支及一批弹药。

当晚,刘道芳被处决及永汉警察署被全歼的消息传出后,永汉老区群众和全镇居民们欢呼雀跃,一片沸腾,纷纷前来看望两支自卫队的队员。黄柏和王达宏抓住这一发动群众的大好时机,又指示队伍打开永汉圩边的隔历粮仓,开仓放粮。一时,抢运粮食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因人多门窄,王达宏只好命令队员们把仓墙拆除,揭掉屋顶,让分粮的人们长驱直入。

紧接着,黄柏和王达宏的自卫队又破了新区的振东粮仓。邻近的增城群众也闻声赶来参加了分粮大军,人们像赶集过节一样,拿着各种包袋、竹箩甚至水桶等能装东西的器具,像潮水一般涌来,公路、小道、山径,到处火光通明,运粮的队伍如同火龙飞舞,映红了周围的山峰和丛林……

有人被这壮观的场面惊喜地合不拢嘴来,感叹道:“当年的红四师在地派和龙城开仓放粮也没有这么壮观哪!”

马上有人把话茬子接过去:“可不是嘛,现在的自卫队就是当年的红军呀。”

自卫队开仓放粮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私下里都传递着这样一句话:“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几天的时间里,就有几十名青年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参加了黄柏和王达宏的自卫队。

龙门的武装斗争局面一下子打开了。

原三支队二团老战士李钦池回忆道:“1946年冬恢复武装斗争之后,夏天就打了永汉警察所,包围六套房,缴了部分枪。转到1947年2月,就打了永汉镇大土甬村隔沥粮仓,开仓放粮。一天一夜,就把二十万斤粮食全部搬走,谁担着就是谁的,不要钱。”

原三支队副司令员王达宏的弟弟王达尊回忆:“1947年又恢复武装斗争了。1947年夏天,就近出去打了两仗。几万人开粮仓了,乌压压数不清的一大片,一两天时间就把几十万斤粮食搬空了,那个公路上看见都是担粮的,白天就是长龙一样,晚上火光冲天!”

4、平陵除"两霸”

1947年8、9月间,为建立以桂山为中心的游击区,摧毁国民党的基层乡镇政权,黄干率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50多人进入到平陵境内、桂西北区的一个圩镇,博龙河三县交界点。人民武装的进驻,使得平陵提前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平陵有“两霸”,一“文霸”,姓刘,大姓望族,名济权,河源县县参议员;一“武霸”,姓张,名胜古,与当地流氓地痞、土匪恶人关系密切,他的手下有一帮打手,称霸一方,人称“平陵圩王”。有此两人,“一文一武”,称霸平陵。整日为非作歹,鱼肉乡民,横行无忌,使得平陵圩内乌烟瘴气,当地群众是敢怒而不敢言,即便国民党官员到境,也还怕他们三分。

为方便工作开展,进而占据主动,黄干先派张奕生、朱湘棋去拜访争取平陵“两霸”刘济权、张胜古保持中立。接着,我军挺进平陵圩,摧毁乡政权。平陵群众闹饥荒日趋严重,国民党政权盘踞下的粮仓却屯谷丰足,于是,我军在平陵破仓分粮,救济贫苦群众。当时的河源国民党县长张国馨闻讯后大为恐慌,亲率县警察大队100多人赶至平陵,召集地方反动头子会议,重建乡政权,同时任命刘济权为联防主任,张胜古为自卫大队大队长,从此,“两霸”公然与我方敌对,剪除“两霸”势在必行。

虽然都在平陵,但刘、张“两霸”驻地相距10多华里。刘济权,住在一条大围,围内有1000多人。大围只有一扇门可供进出,门栅坚牢,巷道多且错综复杂,但平时上半夜不关门,黄昏后围里人收工回家,人来人往,生人进去不易引起注意,这给了游击队机会。

夕阳落山,天将黑未黑,朱湘祺率邵国良、梁德等五人趁黄昏,携带短枪,悄然入围,穿巷入舍,神鬼不觉,几人突现出现在刘济权的床前。此时的刘济权正猫着身惬意地躺在床上抽着大烟。邵国良从黑夜里现身,步履轻稳地上前打了一声招呼,刘济权猛然一个转身,手已摸进被窝。邵国良早有警觉,一把将他的手按住,从被窝下搜出一支枪。

刘济权不知虚实,不敢妄动。于是,短枪队员吹灭油灯,拿着刘济权的烟具与他一同出门,警告其家人不得声张后,然后将大门反锁,出了大围院,全围人竟毫未察觉。随后,刘济权在平陵圩的三出了皇宫庙前被公审枪决。

张胜古住在平陵圩隔水围西南角,家养恶犬,而且有自卫队。欲接近此处有两条路:一是由西南方向经市场,穿过街巷,但易被惊动群众,行动困难;二是由东北高地经小树林,行动方便,但是要靠近张胜古卧室外墙,还需经过晒谷场,恶犬守护,容易暴露,不过自卫联防队不在外面放哨,而只在屋内守更……恶犬是其重要的耳目。

上半夜,消除耳目恶犬。林锦等三人组成毒狗组,备足药物,假扮成村民,接近联防队门口。恶犬闻声狂吠,林锦等人见机丢下沾着药物的猪肉块后便跑到远处隐蔽。守更的联防队员听见犬吠得凶,又看到有黑影一晃而过,立刻向外放了一枪,关紧门户。

下半夜,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游击队分成爆破组、突击组、警戒组三组,分别到达指定地点。江松禧率领警戒组把守各路口,机枪班随突击组靠近联防队驻地东面在墙边埋伏作掩护,突击组穿过小树林由东边墙角爬过晒谷场,爆破组朱兴抱着地雷弓身送到张胜古卧室的外墙边,随着命令的下达,烟火迅速点燃了导火线。

只听“轰隆”声响,房屋一角被炸塌,突击组马上从缺口冲了进去。突击组控制了自卫联防队,但未找到张胜古。部队加强警戒,突击组增派人手四处搜查,后来在天窗处发现端倪,又听瓦面传来脚步声,突击组立刻端起枪向瓦面不断扫射。在瓦面上,张胜古被机枪射中负伤,慌乱地赤脚跳下地面寻机脱逃,短枪队跟踪搜索,朱兴追在最前头,张胜古被击中后立即还击,追击中朱兴不幸中弹。但张胜古已无处可逃,四面路口都有人把守,他不甘心就此束手就擒,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躲在墙角一棵树后做垂死挣扎。邵国良等随后追来,向其发枪的位置集中射击。张胜古身中数枪后倒地身亡。朱兴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次战斗缴获枪支30余支,俘敌自卫队20多人并于战斗结束后教育释放。伴随着“两霸”的倒台,平陵正式解放,博龙河三县震动,国民党部队士气进一步被挫,群众扬眉吐气。为后来解放龙门县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小搞”与“大搞”

正当东纵复员人员自卫队和增龙从博人民自卫队的武装斗争在黄柏、王达宏的领导下,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时,随同东纵主力北撤的李绍宗奉命南归,从山东解放区回到了龙门。

1947年春夏之交,在遥远的北方,山东解放区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子里,40多名随东江纵队北撤的广东干部被集中起来进行紧急培训,这个干部训练班是应中共广东区党委的请求举办。广东恢复武装斗争以后,急需大批熟悉广东群众关系、有游击战争经验、懂得党在国统区斗争的政策和方针的干部。方方、尹林平请求党中央和华东局从北撤山东的两广纵队中抽出有生力量予以支援,这一请求立刻得到了回应,李绍宗就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1946年5月,李绍宗接到了参加北撤的命令。按照上级安排,他先到香港站暂住待命。6月底,北撤的队伍在惠阳县沙鱼涌集中,李昭宗接到通知后,也从香港赶到了集中地点。6月30日,北撤开始了,东纵指战员共2580多人,分批登上了登陆艇。李绍宗记得,登陆艇离开码头时,战士们挥手向岸边前来送行的群众和亲人告别,有妻子送丈夫的,有母亲送儿子的,也有兄弟来送兄弟的。;海陆相隔,泪眼相望,依依难舍。登陆艇向苍茫的大海进发,离码头越来越远,李绍宗站在船舷边,望着渐渐模糊的海岸线及岸上的人群,想起了家乡的亲人,想起了奉命留在龙门隐蔽的战友,心里有些发酸。心想,此次随东纵主力北撤,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那时,李绍宗怎么也没曾料到,仅仅才过了一年,他就接到了上级让他整装南归,回龙门参加领导增龙地区游击战争的命令。

按照党组织安排,李绍宗化装成商人,改名为倪鑫记,在烟台乘坐一艘木船南下。穿过公海时,海阔浪大,木船就像苍茫波涛中的一片树叶,一时被浪潮托起抛向浪尖,一时从波峰猛跌下来,坠入深深的浪谷。半旧的木船原本就不大坚固,经巨浪反复颠簸,更像散了架似的,吱吱嘎嘎作响,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因为晕船,李绍宗呕吐不止,一连两天吃不下饭,实在饿的不行了,只好啃几口水果充饥;整日整日睡不着觉,昏昏沉沉地躺在狭窄的船舱里,整个人像荡秋千一样飘荡着。有一阵子,他还猜想自己能不能挺过去。但一想到在家乡坚持战斗的战友,他便咬紧牙关,暗暗鼓励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

经过七天七夜的苦熬,木帆船终于到达了上海。上岸后,李绍宗顺利找到了地下党的联络站,并秘密接上了头。他与交通员一家寄住在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木屋里,里面没有厨房、厕所,只有一张床。晚上,交通员和他的妻子、儿子睡在床上,李绍宗则和交通员的侄子、婶母睡在地板上。就这样,他在交通员家里“窝”了20多天,一直等到当地党组织想方设法搞到经台湾到香港的船票,才乘船继续南下。

1947年9月底,李绍宗抵达香港。在香港逗留了一个多月后,终于等到了党组织安排好他回龙门的路线。那天,一个姓邓的交通员带着他,乘上了从香港九龙红椹到增城石滩的火车,接着步行80多里到了派潭。在那儿李绍宗见到了江北工委书记黄庄平及其他领导同志,并接受了上级交给他的新任务,直奔新的战斗岗位——黄柏、王达宏自卫队驻地去了……

此时,增龙博地区的武装力量除了黄柏领导的东纵复员人员自卫队和王达宏领导的增龙博人民自卫队外,又新增加了好几支队伍:在派潭,成立了以蓝德为大队长、蓝白为副大队长的突击大队;在大埔,成立了以温洪为中队长的常备中队以及以刘球为中队长的车洞常备中队;在博龙和地区,黄干领导的博龙河人民解放队和东江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十大队整编为一个中队,部队共有100多人枪;在从龙边区,零散的武装人员也统一整编为龙从人民保安队……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江北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便像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涌现,并频频发动小规模的袭击行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烽火燃遍了东江北岸。在整个华南地区,游击战争风起云涌,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

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46年6月开始,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时间的内线作战,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战场形势开始朝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进攻,制定新的斗争策略和任务,中共香港分局召开了干部会议,提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即“二月指示”,对广东地区的军事斗争、群众斗争、政权建设及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一、普遍发展与建立主力;二、避免敌人的包围限制;三、大胆领导非党武装;四、正确运用战术。在群众斗争方面,提出“一切为着土改”、“一切为着组织民兵”、“一切为着组织农会”的口号,并确定了由“小搞”到“大搞”的战略方针。

李绍宗回到龙门前,江北工委书记黄庄平在派潭向他详细介绍了从“小搞”到“大搞”的具体内容,并明确指示。目前龙门的人民武装应该尽可能将零散的队伍集中起来,寻机与国民党军交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挫败广东国民党当局对我实行分割“清剿”的企图。除此之外,还要在各地继续发动群众,收缴地主武装,深入开展以分粮、分浮财、分田、分地以及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

李绍宗一见到黄柏和王达宏,便向他们俩传达了会议的主要精神。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搞”运动在龙门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龙门地区的斗争局面完全打开,人民群众得到充分的发动,分田废债在江北的老区和游击区全面展开,地主恶霸惊慌失措,纷纷出逃,国民党乡村反动势力遭受到了沉重打击。除龙门县城外,国民党龙门县的地税谷仓几乎全部被打破,国民党统治当局赖以生存的乡、保、甲等政权基础被摧毁,参加破仓分粮的群众达六七万人之多,大部分乡村都组织了农会和民兵组织,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分到土地的翻身农民无不兴高采烈,为了保卫胜利果实,青年农民积极踊跃参军,在广大的乡村掀起了一股参军的热潮。

国民党广东当局向江北地区调集大量兵力,企图扑灭这场越烧越旺的“大搞”运动。

奉上级命令,1947年3月2日,王达宏带领增龙从博人民自卫队由从龙边界开往龙博交界的麻榨,准备与黄柏率领东纵复员人员自卫队在十里水湾会合,开始为期半个月的整训。

十里水湾是东江的支流、增江河的上游,全长约10公里,河道宽150米,水深平均达4.5米。河道迂回曲折,犹如一个天然的湖泊。湖泊中央一个小岛,名曰大派洲,因岛上风景优美,仿若仙境,当地人又称之为“仙岛”。

提起这个地方,那还真是颇有来头。1921年初冬,国民革命军师长张民达将军和时任国民革命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叶剑英在警卫连连长廖雪安(麻榨镇东埔村人),军需处处长廖球(麻榨镇东埔村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麻榨镇东埔村。他们俩漫步大派洲,但见仙岛四面环水,鸟语花香,令人流连忘返,而且土地肥沃,长满了树木和翠竹,叶剑英忽发奇想,何不将此地打造成国民革命军的后勤补给基地?他的这一想法当即得到了张民达将军的支持。随后,他们很快派员在岛上修建了一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叶剑英则亲自带人种下了260棵荔枝等岭南佳果。为了掩护这一后勤补给革命基地,张民达和叶剑英将指示人专门注册成立了“仙岛公司”,叶剑英还亲自在楼房门额上写了“南庐”二字……

龙门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就成立于大派洲。王达宏记得,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带队配合东江纵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水上狙击战,歼灭了整整一个中队的日军,他至今还在用的手枪就是在那场战斗中从一个日军大尉身上缴获的。天近傍晚,他率领增龙从博自卫队重返大派洲时,心里很是亲切,部队刚住下,他独自一人往岛上溜达。岛上的空气氤氲潮湿,上有参天大树荫盖,下有杂草丛生,岛上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建筑,历经岁月风雨的侵袭,已经残旧凋敝,墙壁上布满了厚厚的绿苔和爬满了茂盛的藤蔓,木门紧锁着,看得出人迹罕至。小楼一侧的厨房还有一个大锅炉,屋顶的瓦片几近掉光,梁木也已腐坏。面对这幅破败的景象,想起昔日的那场对日作战,他记得,战斗胜利后,部队在仙岛上住了一晚,为了庆祝胜利,部队指战员们破例开怀畅饮,几乎狂欢到天亮。

王达宏当即决定把队部设在南庐。

南庐的二楼有两间卧房,据说是当年张民达将军和叶剑英住过的。王达宏住其中一间,另一间留给还未到达的黄柏。担任机枪班班长的廖李科和小鬼班班长的王仁龙战士住在楼下。

廖李科十几岁起就开始跟着王达宏干革命,王达宏看着这个跟自己同村的小兄弟,从拖着鼻涕的小孩儿,长成今天这样一个英俊的青年,并成长为一名作战勇敢的机枪班长,对他总有一份特别的喜爱。今天,当他从外面溜达回来,看见廖李科正在房间里低着头全神贯注地擦拭他那把歪把子机枪,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站在门口叫了一声:“李科!”

廖李科抬起头,一看是王达宏,便停下手里的活儿,像往常那样憨憨地咧开嘴巴一笑,算是跟队长打了招呼。

“大派洲离寮田村没几里路了,你不打算回家去一趟?”王达宏手扶着门框,打量着这个聪明憨厚的小伙子,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部队不是要整训吗,哪有时间回去。”廖李科顺口咕哝着,又低下头去擦枪。可王达宏还站在门口,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不禁有点儿纳闷,心想队长平时忙得跟战士们搭讪的工夫没有,今儿个哪来的闲工夫?再一瞧,王达宏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又仔细品味了一下刚才队长的那句话,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不由问了一句:“队长,你这是啥意思?”

“啥意思你不明白。”王达宏故意逗他说:“我答应过你,部队拉起来以后,我就给你批几天假回去结婚。这次部队来大派洲整训,我看这是个机会。你明天回寮田去把婚事办了吧,要不,你父母和冬喜心里总是踏实不下来……”

廖李科听了,有点不敢相信,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但王达宏脸上含着笑意,一点也不像开玩笑,一向很严肃的队长哪里会开这样的玩笑?廖李科这才相信是真的,脸上腾起一片红润,像个大姑娘,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忽然,他放下手里的那挺歪把子机枪,赶紧去收拾行装。王达宏疑惑地问:“你要干什么?”

“回家呀!”廖李科头也不抬地说。

“天都黑了,还是等明天早上再走吧。”

“还等啥明天,我一会儿也等不及啦!”

王达宏一听廖李科这句大实话,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用手指点了点他的脑门:“好,给你三天假,归队时别忘了给我和同志们带喜糖哦!”

廖李科也笑得合不拢嘴巴,大声说:“放心吧队长,肯定少不了你的,我让冬喜给你留双份的!”

廖李科离队的第二天,正在麻榨组织土改工作的李绍宗突然来了。自从开始“大搞”后,李绍宗被江北工委调去领导龙门地区开展‘大搞’工作。王达宏见他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面前,自是喜出望外,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战友拥抱在一起。

李绍宗坐下后,王达宏一边给他沏好茶,一边说:“老伙计,前不久见到江北地委的黄庄平书记,对你的工作赞不绝口,这次特地指示我们到大派洲休整,就是要向你们取经呢!”

“形势的确不是小好,而是一派大好呀!”李绍宗接连喝了几口茶,兴奋地说,“从去年上半年开始,龙门县工委认真贯彻香港分局的《二月指示》,积极开展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清算恶霸和分粮分浮财的斗争,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全部被调动起来了。只有置身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才能真正体会到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之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革命要求,去给群众撑腰,使群众敢于起来斗争,彻底获得自身的解放……”

李绍宗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像在大会上作报告似的。几个月不见,王达宏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变成了个哲学家。看来“大搞”真是锻炼人哪,王达宏这样想着,禁不住有点儿羡慕起李绍宗来。

“可是,‘大搞’工作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李绍宗喝了口茶,忽然蹙紧眉毛,“由于我们的不少土改干部都是从部队里临时抽调出来的,没有实际经验,掌握政策不全面,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个别同志作风比较粗暴简单,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农村的工商业,扩大打击面,违反了统一战线政策,一些曾经支持革命的开明绅士本来持中立态度的富农站到敌人那一边去了,给‘大搞’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准备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当然,‘大搞’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因为出现了一些偏差否定这些成绩嘛……”李绍宗说着,蹙紧的眉头又舒展开来:“老王,听说你们要来,我备了一份大礼。”

“什么大礼?”王达宏有些莫名其妙,“好吃的还是好喝的?”

“既不好吃,也不好喝,但保准让你馋的不行。”李绍宗神秘地一笑,“我们收缴了一批武器,并用这批武器组建了麻榨民兵保乡队,全队有30多名队员,全都是翻身农民子弟,体格壮实得个个能一拳头打死一头牛,革命觉悟也很高。我跟龙门县工委的同志商量了,准备利用这次休整的机会,把这些民兵编入你们自卫队,不知你要不要?”

“嗨,这天上掉下的肥肉,哪有不要的!”王达宏高兴得在李绍宗胸脯上擂了一拳:“老伙计,你还真没忘掉咱们自卫队啊!就冲你这份大礼,今天咱俩得好好喝几杯!”

中午,王达宏就让炊事员做了几个菜,端到南庐,和李绍宗喝了起来。这几年戎马倥偬,两个老战友时分时合,难得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相聚在一起。几杯酒下肚,话就多起来。一开始聊得更多的,还是抗日战争开始时,他们辍学后离开广州,先后参加“东侨”,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情景。

“还是你厉害呀,当初你单枪匹马回到永汉圩,搞了一个‘大众救国会’。”李绍宗说这话时,脸上已经有了几分酡颜:“后来又拉起了杀敌中队……”

“这功劳可不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王达宏摆摆手说:“如果不是黄柏同志代表党组织找到我,我一个人单打独拼,能干多大的事儿?”

“老王,你别谦虚。”李绍宗瞪着发红的眼珠,笑起来:“不客气说,要说搞组织和政治工作,你可能不如我,但如果论军事才能,我对你佩服得可是五体投地呢!”

“哈哈,啥军事才能不才能的,也就是打仗不怕死罢了。”王达宏也笑着说,端起酒杯:“来,喝!”

李绍宗端起酒杯,脸上却忽然阴郁下来,又放下酒杯,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唉,自从咱们参加革命,就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是连累了家人……”

听到这句话,王达宏的神情也立刻变得有几分戚然。这几年,王达宏和李绍宗在外面出生入死,各自的家人也遭了不少灾。王达宏的父母早就不堪忍受敌人的迫害,背井离乡,逃到香港去了,敌人抓不到王达宏及其家人,还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子。李绍宗呢,不仅家里的房子被烧得一间不剩,父母被迫逃离家乡,八十岁的老祖母还因躲避敌人迫害,逃到山里,一直下落不明……

“唉,可怜我那老祖母至今生死不明,你我真是无家可归啊!”李绍宗面露伤感地叹息着,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酒。

王达宏也跟着喝光了杯中的酒,忍不住骂了一句:“他妈的,以前我们以为只有日本鬼子凶残,但其实国民党屠杀我们共产党人比日本人还残忍……简直是毫无人性。”

“哪里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李绍宗抹了一把脸,刚才那点伤感的神色转瞬即逝了,他思忖道:“东江地区的‘大搞’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敌人,目前在广东,敌强我弱的局面毕竟还没有改变,越是到了最后的较量阶段,斗争越是会更加残酷,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防备敌人的反扑,迎接更严酷的斗争。”

两人脸上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严峻的表情。

李绍宗和王达宏边喝边聊,从中午一直聊到下午。这天晚上,李绍宗就住在大派洲,他和王达宏挤在同一张床上,抵足背身而眠,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早晨,被一阵急急的敲门声惊醒。

交通员是黄柏派来的。王达宏拆开黄柏写给他的信件,刚看完,脸就绷紧了,他把信递给了李绍宗。李绍宗一目十行地看完信,神情也变得严峻起来……

原来,自从江北地区开展“大搞”运动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那些长期统治乡村基层政权的反动豪绅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的再三“上书”下,三月初,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派遣一个营的警备营,会同增城、龙门两县的县警大队及逃亡地主组织的还乡团共1000余人,由增城县长彭济义、龙门县长张超然带领,开往派潭、永汉地区进行疯狂“扫荡”。正在这一带活动的东纵复员人员自卫队,在黄柏带领下,为避敌锋芒,很快向牛牯嶂、观音潭转移。敌人扑了个空,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一边在刚进行过土改的乡村疯狂地报复我农会干部和进步群众,一边派出便衣特务四处寻找我军下落,当打探到东纵复员人员自卫队的行踪后,便倾巢出动,气势汹汹地向牛牯嶂、观音潭扑来,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挫败其破坏我“大搞”运动的图谋,黄柏带领队伍迅速迂回到敌人侧翼,准备趁其守备空虚,一举攻下永汉圩。谁知部队刚开到永汉圩附近,黄柏就接到一份紧急情报。狡猾的敌人中途下令龙门县警署的一个中队回防永汉,以防我军抄他们的老巢。如果继续攻打永汉圩,势必有被回防之敌包抄的危险。黄柏决定放弃原来的作战计划,改为在中途设伏,乘敌人回防,打他个措手不及。但县警署中队的人数几倍于我,单凭东纵复原人员自卫队,很难将其全部吃掉。于是,黄柏派交通员连夜给王达宏送来了一封信,请他务必于明天中午以前,带领增从龙博人民自卫队赶到低冚一带,共同阻击回防之敌。

军情紧急,王达宏来不及向江北工委报告,便同李绍宗商定行动计划。为了确保这次伏击战的胜利,李绍宗提议让麻榨民兵队也参加行动。

“民兵队还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呢!”李绍宗说:“这次低冚打伏击,正好让民兵队的小伙子们锻炼一下作战能力。”

“我也这么想来着,还怕你不同意呢!” 王达宏说。

临行之前,王达宏特意叮嘱小鬼班班长王仁龙,别忘了顺路去一趟寮田,通知廖李科归队参加伏击战。

“李科哥不是回家结婚去了吗?” 王仁龙一愣。

“是结婚重要,还是打仗重要?”王达宏瞪了他一眼。

王仁龙知道说错了话,吐吐舌头,赶紧改口:“当然打仗重要了,哪次战斗都少不了机枪班。”他知道王达宏很欣赏廖李科,笑嘻嘻地夸赞道,“李科哥不在,那挺歪把子要是闹情绪……”

王仁龙刚到部队时,个头还没有小马前高。虽然个儿小,却不仅心眼机灵,说话也伶牙俐齿。王达宏看出了小鬼的心思,打断他:“你们小鬼班也不孬,这场伏击就看廖李科的机枪班和你们小鬼班了。”

当晚,王达宏和李绍宗就带着队伍悄悄离开大派洲,向低冚出发了。

6、约坑围之战

1927年12月下旬,广州起义失败后,工农红军红四师过境龙门,这段历史对于龙门人而言,意义非凡。红四师过境,让龙门人第一次领略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和风纪,在龙门人民心中播撒了革命的种子,为龙门青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军报国,开启了红色之门,打开了心灵之门。麻榨青年邓茂华,也是龙门地区深受红军精神感召的有志青年之一。

邓茂华,麻榨镇鳌溪中心村新围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因为战争和迁徙,他与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46年,才恢复组织关系。随后,他立即跟曾毛、张仔等共产党员在鳌溪发展新党员,建立党支部,同时发动各地复员人员及进步群众,成立了农会组织和民兵组织。

鳌溪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罗浮山脚下的一个交通中心,要去到大陂、约坑、蓝滘、邓村等地,一定要经过这里,因此,这里很早就有游击队活动,群众基础深厚。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鳌溪的农会、民兵组织积极筹粮筹款支援部队,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对农会会员、民兵非常憎恨,多次组织围剿,妄图彻底清除这里的共产党势力。

由于东纵北撤后,精锐力量大都已经去了北方,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北撤的指战员则去了香港养伤。这时,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撕毁和平协定,大举“清剿”共产党的势力,当时的南方局势,可谓敌强我弱,十分紧张,根本无法与敌人硬拼。

临时组建的民兵队伍,由于没有经过实战锻炼,战斗素养不高,作战武器落后,战士们的作战情绪也比较低落。邓茂华一直相信邪不压正,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在鳌溪打一场胜仗来振奋大家的精神。于是,他开始寻找合适的战机,不断派出侦察员出去侦察敌情,在摸清敌人情况之后,会同指导员陈焕明研究决定,趁敌不备,对约坑围王同仇反动自卫队实行打击。

战斗的时间选在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邓茂华领着鳌溪民兵常备队悄悄出发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约坑围王同仇自卫队的驻地。当部队靠近围墙时,被敌人的岗哨发现了。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向民兵射来,加上约坑围的围墙坚固,炮楼的枪眼视野开阔,只要民兵一露头,自卫队的枪就打过来。双方一直僵持到下半夜,民兵损失惨重。

这时,盘踞在约坑围的自卫队见民兵无可奈何,也逐渐开始松懈起来,敏锐的邓茂华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他马上把握住战机,向身边的民兵下令:"挖!"几个民兵带着铁锹镐头等工具,悄悄接近了围墙,并在围墙上挖了一个洞。就在大家打算从洞口直接进入围屋的时候,不料,敌人发现了这一新情况,马上组织自卫队,用火力封锁住洞口,民兵冲进去一个就被敌人打倒一个。战斗顿时又陷入了胶着状态。

眼看天就快亮了,这时又传来了对民兵极为不利的情报,敌人的援军来了。邓茂华和指导员陈焕明商量后,决定将计就计,引蛇出洞。“撤!"邓茂华大声下令让民兵撤退,同时民兵一边撤退一边故意大喊“敌人援兵来了!快撤!"其实,撤退的只是小部分民兵,大部分精锐已经埋伏在大路两旁,专门等敌人过来。

果然,王同仇不知是计,以为援兵已到,他的胆子也更加壮大起来,见民兵撤退,立即指挥自卫队开门追赶。当敌人进入民兵常备队的伏击圈时,邓茂华一声令下:“打!”顿时,长短枪一齐开火,手榴弹接连爆响,很快将敌自卫队消灭大半,王同仇带着残兵败卒退了回去。

邓茂华前后只用了“挖、撤、打”这三个字,施巧计引蛇出洞,体现了他的战斗智慧,最终把占尽地利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约坑围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却是意义非凡。民兵常备队打了胜仗,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士气,鼓舞了东纵复员战士和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得勇气,也为敌强我弱的形式下如何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和榜样。

7、低冚伏击战

寮田离低冚村不远,是一个只有20几户人家的村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村子里的人无论贫富,都喜欢栽种年桔。年桔又名小叶桔,是生长于亚热带的一种常绿水果,因成熟期正值春节,故得名“年桔”。除夕,将一双桔子放在床头和桌子上,取“大吉大利、吉到运到”的意思,是龙门人过节和送礼的必备佳品。年桔树呈圆头冠状,枝条直立披张而密,发梢力强,叶子卵形,花小,白色。每逢金秋时节,寮田村每户人家的年桔都开花了,年桔花星星点点缀满枝头,从穷人家的屋前舍后,到大户人家的果园,到处是一片洁白的花的海洋,白得绚烂,亮得耀眼。临近春节,年桔熟了,金黄色的年桔把树枝都压弯了,密匝匝的,仿若夏夜里璀璨的星星。每到此时,富人家的长工和短工总是格外忙,不分白天黑夜地采摘年桔,一车一车地拉到永汉圩上,换回大把大把的票子;穷人们呢,也忙着采摘自家门前的年桔,为春节增添一份浓浓的年味儿,吃不完的,也拿到永汉圩上去换点年货回来……

廖李科回到寮田时,正值阳历三月,农历年刚过去没多久,他穿过村子,看见有的人家屋后年桔还没有摘完,金色的年桔隐藏在树叶间,如同寥落的晨星,因其稀少,而显得更加诱人。

廖李科回到家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见儿子突然归来,李科娘不由得喜极而泣,不停地用衣襟揩眼泪。

李科娘还不到五十岁,却面容憔悴、满头花白,看上去像六十多的老太太。这都因为她30多岁上害了一场怪病,李科爹为了给她治病,变卖了家里的几亩薄田,到处求医,李科娘的病情也不见好转,说是活不了几天了。那年,李科爹带着李科娘上县城去求医,正碰上一支从花县开过来的红军队伍过境龙门,几名红军军医在街头义诊,免费为李科娘治疗,回来后,李科娘的病情奇迹般地减轻了不少,总算从病魔下抢回了一条命,但也从此落下了个终身残疾。廖李科那时年纪还小,经常听父母说起红军军医给穷苦人治病不收一分钱,救下母亲的事儿。“工农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为老百姓谋福利的队伍。”这句话一直藏在心底,他暗暗发誓,长大后我也要参加工农红军!可红军再也没回到过龙门。多年后,廖李科听人说很早就去广州读书的本村大户人家的王大少爷王达宏也当了红军,兴奋了好几天,他每天守在村口,盼着王达宏回来,好跟他去参加红军。一直到日本鬼子占领华南,王达宏回到永汉圩组织成立“大众救国会”。

有一次王达宏回寮田村,廖李科总算在王达宏家门口把他堵上了,劈头盖脸地问道:“王大少爷,你是不是红军?”

王达宏被这个长得虎头虎脑、壮壮实实的半大小子问得一愣一愣,等他明白过来后,便耐心解释道:“我不是你说的那个红军,但是我加入了共产党,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就是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还有龙门的大众救国会,因此,也可以说,我就是红军。”王达宏的回答有点转拗,廖李科眨了眨眼珠子,似乎听懂了他的意思。

“那好,我以后就跟着你这个共产党红军干了!”他大大咧咧地说。

王达宏见他愣头愣脑的样子,觉得是块干革命的好材料,也爽快地同意了。不久,廖李科就加入了杀敌中队。那一年,廖李科才十四岁……

李科娘一边给儿子拿年桔吃,一边唠唠叨叨地问这问那,就是没问儿子这次回来干啥的。反倒是李科沉不住气了,问娘:“冬喜和我爹呢?……”

李科娘说:“噢,你爹和冬喜到永汉圩卖年桔去了。”

“那我去圩上找他们吧!”李科说着,就迫不及待地往门外走,但被他娘叫住了:“他们一大早就出门,这会儿快回来了。”再仔细一瞧李科的神情,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你是想急着见冬喜吧?早这么急,为啥不赶紧和她拜堂成亲呢?”

李科娘说着,眼圈忽然红了:“我这身子骨越来越差了,也不知能不能熬到你们成亲那一天……”

听见娘这么说,李科也就把这次回来的目的和盘托出了:“娘,我这次就是回来和冬喜成亲的呀!”

“真的?”李科娘半信半疑地问:“你该不会是开小差回来的吧?”

“娘,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李科对娘嗔怪道:“是王队长专门批了两天假让我回来的……”

李科他娘高兴得一时话也说不出来,干涩的嘴唇哆嗦着,泪水竟再次冒出了眼眶。

中午过后没多久,王冬喜和李科他爹卖完年桔,从永汉圩回来了。

冬喜20岁了,在乡村,这个年龄还没出嫁的姑娘并不多见。但在冬喜心里,当父母让她过到李家来照顾瘫痪的李科娘那会儿起,她就把自己当成李科的媳妇了。这些年来,能干的冬喜不但照顾着李科娘,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都离不开她。李科爹是个本分的种田人,寡言少语,平时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情,不是先问李科娘,而是先问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在他们心里,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儿媳,甚至亲生女儿。尽管如此,这次李科专程回家来跟冬喜成婚,还是让他们喜出望外……

趁父母到另一间屋子商量操办婚事的事儿,廖李科和冬喜单独待在堂屋里。虽然一年多前恢复武装斗争的时候李科回过一次家,还给冬喜带过一盒哈利油,但这次相见,两个年轻人还是那样贪婪地看着对方,目光有如同两块磁石,一旦相碰便牢牢贴在一起,松也松不开,仿佛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面了。

20岁的冬喜长着一双俊俏的杏仁眼,辫子又黑又亮垂到腰间,长长的刘海、苗条的身段,穿着一件蓝底白花的印染布褂子,再配上那副白里透红的瓜子脸,在李科眼里,她比一年前更漂亮了。李科还从冬喜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那是他去年回家时给她买的哈利油的香味儿。他担心常年的劳作会使冬喜的脸蛋和双手过早变得粗糙,所以那次回家特意买了一盒哈利油,那是城里的有钱人家小姐才用的护肤霜,花光了他几个月的津贴。此刻,李科见冬喜的脸上仍然那么光洁,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李科觉得那双原本细腻的手多了一层厚厚的茧,曾经纤细的手指也变粗了许多。他不由心疼地把冬喜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心疼地说了声:“冬喜妹,你辛苦了……”

李科这一声低低的“你辛苦了”,在冬喜心头唤起了无限的柔情,那一瞬间,所有的艰辛、寂寞都烟消云散了。在她眼里,只有李科那张英武俊朗的脸庞和那双紧握着自己的温暖有力的大手,有一种被融化的感觉:“李科哥……”

“冬喜妹,我们明天就成亲了。”李科喃喃道:“从今往后,你就名正言顺地是我媳妇了!”

“在我心里,我早就是你媳妇了!”冬喜娇声道,水灵灵的眸子注视着李科,眼里盈满了浓浓的柔情蜜意。

两个年轻人拥抱在一起,陶醉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之中。

穷苦人家的婚事没有富人家那样张扬、排场,但该有的人间情爱一点也不少淡薄,相反多了一份富人们所没有的真挚。第二天,李科和冬喜的婚事办得简洁而热烈,两家的亲戚和村里的乡亲们济济一堂,欢声笑语、鞭炮声不断,比过年还要热闹。新郎新娘依照乡间礼仪给来客们敬酒,向双方的父母磕头,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三夫妻对拜,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婚庆礼仪一样也不少,因廖李科常年不在家而显得颇为冷清的李家洋溢着欢乐吉祥的气氛……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新郎廖李科还没有起床,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揉着眼睛,披衣下床,打开门,看见全副武装的小鬼班长王仁龙,满头露水地站在门口,残留的睡意一下子跑得精光。作为一名年轻的老战士,他敏捷地意识到什么,一把抓住王仁龙的胳膊问:“是不是要打仗啦?”

王仁龙也没像过去那样耍贫嘴了,开门见山地将王达宏的出征命令向廖李科做了口头传达。

听完命令,廖李科脸色刷地变得严峻起来。他沉默了片刻,吩咐王仁龙在门外等一会儿,自己返身回到洞房,关上那扇贴有一对鲜红的“喜”字的房门。

不久,站在门外的王仁龙隐约听见洞房里传来一阵女人轻轻的啜泣声,约莫过了一刻钟,廖李科出来了,眼睛红红的。王仁龙张张嘴要说什么,但廖李科拉了一把他的胳膊,迈开军人特有的大步向外走去。临出家门前,他把目光向另一间房里还没有起床的父母投去深深的一瞥……

寮田村距离低冚村不到五里路,当廖李科和王仁龙赶到低冚村外,与先期到达的部队会合时,天刚蒙蒙亮。廖李科在一片竹林中见到王达宏,打了个敬礼:“报告,机枪班长廖李科奉命提前归队,请指示。”

王达宏见廖李科精神抖擞,脸上丝毫看不到因婚期被中断的抱怨情绪,满意地点点头,命令道:“马上带领你的机枪班进入潜伏位置。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是!”廖李科也严肃地答了一声,以标准的军人姿势转身,正要跑步离开,忽然想起什么,转过身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塞到王达宏手里,低声说了一句:“冬喜给的双份儿。”便跑步离开了。

王达宏拿着那包糖果,咧开嘴笑了一下,顺手塞进了口袋。

此时,队伍已经全部进入了伏击地点。此处离低冚村不到两里路远,是敌人回防永汉圩的必经之路,四周都是高山密林,长满了茂盛的毛竹,低冚河从中间蜿蜒而过,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口袋,是打伏击的绝佳地方。李绍宗的家就在低冚,对这一带的地势地形十分熟悉,选择此处作为伏击点就是他建议的。

经过统一部署,黄柏的部队在低冚河左岸设伏,王达宏的部队在右岸设伏,李绍宗带领麻榨民兵队作为机动,阻击可能从永汉赶来增援的敌人。王达宏带领小鬼班竹林中设伏,防止敌人逃窜。为了全歼敌人,王达宏将廖李科的机枪班布置在靠近低冚桥的河边,只等敌人进入口袋,便关门打狗,以猛烈的火力让敌人有来无回。

待一切部署停当,所有战斗人员进入潜伏位置后,王达宏心里才松了口气。三月的气温还颇有些寒意,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王达宏和战士们趴在潮湿的地上,一股厚厚的陈年枯枝败叶的腐烂气息直往鼻孔里钻,使人忍不住想呕吐。王达宏想起廖李科刚才送的喜糖,便从口袋里摸出两颗,一颗递给紧挨着他的王仁龙,一颗丢进了自己嘴里。

“李科哥的喜糖真甜哪!”王仁龙在耳边小声夸着,嘴巴还啧啧个不停。王达宏嘘了一声,让他安静,小心暴露目标。同时细细地品尝着糖果,果然很甜,甜到心里。他寻思:“等打完这一仗,我也得给这小两口送点礼才是,可送什么才好呢?……”

上午十点多钟,王达宏派出的一名小鬼班战士一溜小跑地来到他面前,略显紧张地向他报告:“队长,敌人来了!”

“慌什么?”王达宏瞪了那个小战士一眼,“报告准确距离、人数多少!”

“是。”小战士双脚一并,打了个立正,“估摸有一百多人,已过低冚桥了。”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敌人还有两门破击跑……”

“迫击炮?”王达宏眉头一紧,思忖了片刻,对小战士说:“去,把廖李科叫来。”

几分钟后,廖李科提着那挺歪把子机枪,猫着腰从大雾中钻出来,跑到王达宏面前,小声说:“队长,行动有啥变化吗?”

“没啥变化。”王达宏板着廖李科的肩膀,叮嘱道:“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你们机枪班照准敌人的迫击炮猛开火,让其无法对我构成威胁……”

廖李科点点头:“放心吧队长,我保证让敌人的迫击炮在第一时间里哑火。”说完,就又猫着腰跑回阵地去。

一刻钟后,随着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圈,战斗打响了。埋伏在低冚河两岸的黄柏自卫队和王达宏自卫队长短枪支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晕头转向,一百多人的队伍在狭小的山道上根本摆不开阵势,进退两难。两门迫击炮还没来得及架上,就被廖李科的机枪班干净利索地报销了。

敌人在陷入短暂的混乱后,在龙门县县长张超然的指挥下,开始组织反攻。但大雾茫茫,敌人根本弄不清我方的力量,再加上最具威胁力的迫击炮被我摧毁,敌人不敢贸然发动真正的反攻,只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在山谷里面乱转,因此,虽然人数两倍于我,也形不成有效的火力。

敌我双方在低冚河边相持了两个多小时,张超然见无法改变他们被动挨打的态势,开始集中兵力向低冚村方向突围。王达宏知道敌人这是要逃跑,随即命令全队从潜伏的竹林中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河对岸的黄柏部队也不约而同地从树林里冲了出来,连原本作为预备队阻击可能出现的援敌的麻榨民兵队,也在李绍宗带领下冲了出来,三支队伍一起对敌人形成了追剿的态势。

陷入困境的敌人也摆出了拼命的架势,企图在我包围圈划破一道口子。但王达宏早已安排机枪班守候在靠近低冚桥的山坡上,用密集的机枪火力,牢牢封锁住了敌人的退路。双方胶着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廖李科的那挺歪把子机枪的枪管都打红了,发热的枪身把他的手指也烫起了泡,但他仍然紧紧地抱着机枪,射出一串串愤怒的子弹。突然,一颗手榴弹飞过来,落在廖李科身边,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手榴弹就爆炸了。一身巨响,飞起的弹片击中了廖李科脑门,这个刚刚操办完婚礼的机枪班长,嗯都来不及嗯一声就倒下了……

这场伏击战从开始到结束,双方激战近3小时,毙伤敌人20多人,俘虏30多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40多支。创下了两支自卫队成立以来最好的战绩。不过,我方也牺牲了三名战士,其中就包括王达宏最喜爱的机枪班长廖李科。

打扫战场时,小鬼班长王仁龙最先发现了廖李科的遗体,他带着儿哭腔去向王达宏报告。

王达宏一听,赶紧疯了似的向机枪班阵地跑去。在低冚河边的一片松林里,廖李科双手紧紧地抱着他喜爱的那挺歪把子机枪,双目紧闭,布满灰土和血迹的脸上浮现出一缕淡淡的笑靥。

王达宏凝视着这张英武的脸孔,插在口袋里的手触摸到了一颗喜糖,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泪水从眼眶里冒了出来……

多年后,王达宏回忆起低冚伏击战和廖李科的牺牲时,还伤感地说:“在长期的战斗生涯中,我目睹过无数的战友在自己面前倒下,可廖李科的牺牲,是我感到最难过的,要知道,他牺牲的前一天刚举办婚礼……”

廖李科的牺牲,使他的父母亲和新婚妻子王冬喜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听到噩耗的那一刻,冬喜顿觉天昏地暗,肝肠寸断,过了好些日子,心情才慢慢有所平复。她下决为为心爱的丈夫报仇。有一天,她悄悄地走出家门,去投奔共产党游击队了。

在观音坛茂密的丛林中,王冬喜终于找到了王达宏和他领导的龙增从人民自卫队。一见到丈夫生前的战友和领导,冬喜的眼泪就扑簌簌地从脸上滚落下来,忍不住放声大哭。

王达宏面对悲痛欲绝的王冬喜,无法拒绝她参加游击队的请求,只好答应她留下来。但为了保护冬喜,王达宏并没有给她配枪和执行作战任务,只是让她做一些后勤任务。她对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总是任劳任怨,每天从早到晚不是忙着烧水做饭,就是照顾伤病员。但在冬喜心里,却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拿起枪上前线去个亲手杀死几个敌人,为廖李科报仇,她几次找到王达宏:“大队长,发给我一支枪吧,我要去打仗!”

王达宏从冬喜那双仿佛喷着怒火的美丽的眼睛里,看到了她对廖李科的那份真挚的爱。但正是为了廖李科,他要保护好冬喜,不能同意她上战场。所以,她一次一次地反复劝说:“冬喜,我理解你对到李科的感情,但你现在是一名游击队员,革命工作分工有不同,搞好后勤也像打仗一样重要,战士们只有吃饱饭了才能打仗啊,部队打了胜仗,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每消灭一个敌人,就等于你替李科报了一次仇……”

王达宏一番耐心的规劝,使冬喜终于想通了,从此安心后勤工作,不久,他担任了卫生员,多次冲上战场,抢救受伤的队员,受到了王达宏和队员们的一致称赞。

过了一段时间,王达宏考虑到王冬喜和廖李科的父母亲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生活困难,身边需要人照顾,再加上战斗环境越来越艰难,就动员王冬喜回家,一个人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

后来,王冬喜同低冚村的一个青年结婚,重新组织了家庭。解放战争胜利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的王达宏,还亲自上门去探望过一次……

时至今日,廖李科新婚的第二天就奔赴战场,壮烈牺牲,以及王冬喜参加游击队为夫报仇的故事,还在被龙门人民所传颂。

8、反剿除霸

自从“大搞”运动开始之后,江北地区的党组织、武装队伍和游击区域不断扩大,土地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动摇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基础。江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当局统治中心、广州的安全。

宋子文主持广东政务后,为了挽救危局,扑灭江北地区的武装力量,集结了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第九十二旅一个团,广州行辕独立第二团、保安第八团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共三千余人的兵力,对江北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国民党军采取夜间行军、拂晓进攻、化装便衣、远道奔袭、分路合围、跟踪追击等战术,以机动兵力攻占预定区域之后,立即组织地主民团武装,建立反动据点,并转入“驻剿”和“搜剿”,大肆破坏江北地区的农会和民兵组织,搜捕中共党员、军人家属及农会积极分子和民兵组织,并大搞移民村,计口授粮,联保连坐,封锁山地,以达到摧毁江北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孤立和消灭我人民武装力量的目的。

为了应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加强江北地区党的领导,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江北地区委员会(简称江北地委),黄庄平任书记。同时,对江北地区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成立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由黄柏任司令员,王达宏任副司令员,李绍宗任二团团长兼中共龙门县委委员。

由于江北地委成立不久,对于国民党军大规模“清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把工作重心从分田、分粮、停租、废债的“大搞”转向反清剿斗争,制定出全面反击的计划和部署,再加上江北支队刚刚组建,没有认真组织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因此,在国民党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仓促迎战,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几个月中,江北支队虽然战斗不断,但大多数为消耗战、遭遇战,部队伤亡和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活动空间愈来愈狭窄……

为了避免同数倍于我的敌人正面作战,江北支队决定,发挥我军擅长游击战的优势,命令各个部队分散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寻机不断发动小规模的袭扰战、伏击战,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名曰“反剿”行动。

1947年底,王达宏和李绍宗率领一支部队在麻榨和永汉之间的坳头村打了一场干净利索的反剿战,全歼龙门县警队的一个排,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整场战斗只用了半个小时。

近一段时间,部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疲于奔命,有时夜里都在山上露宿,两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战士们的士气十分低落。战斗结束后打扫完战场,王达宏决定,在附近找个村子住下来休整,让战士们恢复一下体力。

麻榨和永汉是“大搞”时土改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也是这次国民党军队进行“清剿”的重点区域,敌人在麻榨、永汉抓捕和杀害了许多党员和农会骨干,一些意志薄弱者变节,出卖党的机密,使中共的基层组织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将队伍拉到哪个村去休整呢?

王达宏有些踌躇,把目光转向李绍宗:“绍宗,你还兼任着龙门县委委员,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你看我们去哪儿修整?”

一向沉稳的李绍宗没有马上表态,闷声不响地抽着烟,当一支烟抽得只剩下烟蒂时,眼前突然一亮,掐灭烟头说:“我想起来了,低冚有一个党员叫阿左,是我亲自发展的,我们就去他家吧!”

想起去年刚在低冚打过的那场伏击战,王达宏犹豫了一下,但他见李绍宗那不容置疑的神情,就同意了。

于是,他们带着队伍直奔低冚而去。

说起来,这阿左也是个苦命人,父母死的早,也没给他留下一亩半亩的养命田,连个栖身的茅草屋没过多久也被风雨淋垮了,只好住在村子里的老钟屋里。阿左倒是想得开,平时靠给地主家打短工为生,农闲时就跑到永汉圩的飞鹅码头扛大包当苦力,挣几个活钱,往往不等钱落进口袋就吃光喝光了,所以四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光棍。

土改刚开始那会儿,李绍宗带着工作队到低冚蹲点。起初,村里大多数农民心里有顾虑,不敢分地主家的土地和浮财,工作队挨家挨户的上门动员,开大会斗地主,可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揭露和控诉地主的罪恶,群众的积极性未充分调动起来,低冚村的土改工作陷入了僵局。正在节骨眼上,在飞鹅码头扛大包的阿左回到了村里,主动找到工作队,要参加批斗控诉地主。第二天,李绍宗亲自主持批斗大会,会刚开始,阿左就跳上用门板搭起来的主席台,毫不客气地将村里的两户地主控诉了一通,阿左的嗓门很大,而且越讲声音越高,到后来,阿左声泪俱下,猛冲到那两个低头站在会场中央的地主面前,抬手就给了他们两个耳光,还举起胳膊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恶霸!”“剥削有罪,造反有理!”“我们要翻身,我们要解放!”“共产党万岁!”

阿左的行动,带动了其他农民加入到了控诉地主的行列中,群众热情高涨,低冚的土改工作很快就顺利地开展起来了。也正是由于阿左的突出表现,工作队把他当作土改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并培养他入了党……

对于李绍宗和王达宏带领的小股队伍突然出现,阿左很是吃惊的样子。他把李绍宗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李队长,你们好大的胆子啊,国民党一个连昨天还来低冚扫荡过,抓走了一个农会干部……”

“低冚的党组织怎么样?”李绍宗关心地问。

阿左叹了口气:“唉,别提了,抓的抓,杀的杀,全部党员只剩下我一个了。”

“这么说,你还没暴露?”

“算是吧。”阿左欲言又止地说:“不过,那两户地主向国民党军告发说我是土改积极分子,把我抓去审问了两天,没捞到什么油水,就把我放了。”

李绍宗见阿左眼睛滴溜溜地转来转去,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又找不出什么破绽,便说:“我们要在这儿待上一天,同志们都两天没吃饭了,你快去永汉圩买点猪肉、豆腐回来,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吧!”说罢,交给两块银元。

阿左满口答应,接过银元掂了掂,顺手放进兜里,便出了门。

阿左离开后,王达宏有点不放心地问李绍宗:“这个人可靠吗?……”

“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个人出身贫苦,土改时斗地主最积极。”李绍宗说,但口气并不是很笃定:“为了谨慎起见,让同志们先吃顿饱饭,休息一晚就赶紧离开吧。”

阿左去了整整半天也不见回来,李绍宗和王达宏心里越来越不安。天快黑时,阿左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就诉苦道:“国民党扫荡扫荡,扫来扫去,把菜市场的生意都扫没了,害得我转了大半个永汉圩,才买到猪肉……”

李绍宗本来想问阿左为何这么久才回,但听他这么说,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叫来两名战士,帮他一起做饭。

吃完饭,战士们便挤在老钟屋里,或坐或躺,席地而卧,睡着了。阿左说是为了给大家腾地方,到村里随便找个地方去睡觉,没等吃完饭就离开了老钟屋。战士们睡得很沉,打鼾声此起彼伏,不时地响起一阵阵磨牙声,李绍宗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不断闪现着阿左那双滴溜溜的眼睛和闪烁其辞的话语。他转过身来,看见靠墙躺着的王达宏也没有睡着,便扯了扯他的衣袖,低声问:“老王,你咋还不睡?”

王达宏说:“不知为啥,我这眼皮总是跳个不停。”

“我也是,心里空落落的,总有点不踏实……”李绍宗习惯性地蹙着眉头,他摸出两支烟,递一支给王达宏,一支自己叼到嘴上,点上烟火,一边吸着烟,脑子里一边紧张地思考着……突然,他扔掉刚吸到一半的烟卷,腾地坐起身来,凑近王达宏耳边小声说了句,王达宏点点头,脸色骤然变得严峻起来,抓过放在地上的武装带和手枪,果断地说:“你的感觉很对,必须赶快离开这儿!”

此时估摸着是后半夜了,李绍宗开始轻手轻脚挨个推醒睡熟的战士。王达宏命令小鬼班班长王仁龙开路,立即转移。几分钟后,这支小小的部队就从老钟屋鱼贯而出,悄无声息地向村外走去。刚走到村口,在前面担任尖兵和侦察任务的小鬼班班长王仁龙急匆匆来到李绍宗和王达宏面前报告:“前面发现敌人!”

李绍宗和王达宏几乎同时掏出了手枪,不约而同地问:“多少人?”

“天太黑,看不太清楚,不过黑压压的一大片,至少有一个连,已经把出村道口封锁了。”

李绍宗和王达宏对视了一眼,当即命令部队后撤,准备从村子的另一头转移。命令刚下达完,便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枪声是从村里传来的,这意味着敌人已经将村子包围了。

“果然是阿左……这个叛徒!”李绍宗忍不住骂了一句。

“今后一定要除掉这个叛徒。”王达宏咬牙道。他脸色铁青,但显得很冷静,没有丝毫地慌乱。凭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知道敌人的包围圈还没有形成,此时如果向村后撤退,反而可能更危险,不如趁敌人立足未稳,趁着夜色突围出去。他当机立断,亲自率领小鬼班打前锋,让李绍宗带领队伍紧随其后。

几分钟后,他们就和村口的敌人交上了火。敌人显然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正面突围,还没有来得及集中火力,王达宏就率领着小鬼班冲杀了过来,强行撕开了一条口子。很快,李绍宗也带着其他战士跟了上来。

等队伍全部冲出村口后,王达宏才向小鬼班的战士发布撤退的命令。他带领战士们刚跑两步,忽然觉得右耳被什么东西擦了一下,一颗子弹尖啸着从他头上掠了过去。紧跟在他身边的小鬼班长王仁龙一边向穷追不舍的的敌人射击,一边伸出一只手扶住王达宏,焦急地问:“首长,你负伤了!”

王达宏推开他的手,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往前奔跑。队伍撤退到离低冚几里路外的山脚下,他才感到耳朵火辣辣的疼,顺手摸了下,一缕鲜血顺着耳根汩汩滴落下来,把衣裳都打打湿了。

“这国民党神枪手倒是不少,不打别的地方,专打人的耳朵。”王达宏开了个玩笑。

原本捏了把汗的王仁龙被他这股幽默劲儿逗得笑了。

后来得到了证实,阿左已经在国民党的“清剿”和“清算”中被抓去关押了两天,还没等拷打就叛变了。低冚党支部和农会干部就是被他出卖后遭到毁灭性破坏的。那天他利用到永汉圩买菜的机会,把王达宏和李绍宗带领队伍要在低冚老钟屋里过夜的消息,报告给了国民党清剿部队驻永汉的司令部,企图趁夜来个“包云吞”,幸亏李绍宗和王达宏警惕性高,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两年后,李绍宗带领龙门县武工队,处决了阿左。这个叛徒和人民的败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斗争越来越残酷了。

国民党军在寻找与江北支队主力决战的同时,又企图一举扑灭中共江北地委和江北支队司令部。4月,国民党军一个营还远道奔袭中共江北地委机关驻地南昆山。陈李中组织警卫部队据险抵抗,警卫员李林水勇敢机智地阻击敌人的进攻,使《大众报》社、电台、学习班党员100多人得以安全转移。稍后,国民党广州行辕独立第二团申江营纠集龙门县警队及地方反动武装1000多人,向江北支队军政训练班驻地雁洋陂发动进攻。王达宏率第二团一部和训练班学员与敌军激战两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军政训练班指导员刘华英勇牺牲。

在博龙河区,1948年3月,国民党保安第八团一个营和博罗县警大队共500余人,“扫荡”横河游击区,猛虎大队(大队长刘彪,副大队长李汉威,教导员吕育)接情报后,立即与当地民兵共200余人,在国民党军进击横河的必经之路黄竹坳进行伏击。战斗从上午8时开始,激战至下午3时多,江北支队第一团增援部队从龙门鳌溪赶到,迫使国民党军撤退。与此同时,徐文、王国祥率领第二团各一部先后在兰溪、酥醪、鸦髻山等地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突出重围。随后,江北支队第一团黄虎大队(大队长刘水清,教导员钟奇)和白虎大队(大队长李觉、副大队长朱湘祺,政治委员王育文)在白石墩伏击国民党军刘博光率领的小分队,俘敌13人,缴获步枪12支,掷弹筒1支,手榴弹14枚,子弹2000余发。4月,国民党保安第八团一部及横河地方反动武装共500余人,两次“围剿”横河根据地,妄图摧毁老区的民兵、农会组织。江北第一支队第一团猛虎大队、白虎大队、斑虎大队及朱骥大队共200多人,在黄竹坳两次打击国民党军的“进剿”。5月,博龙河边区的国民党乡公所先后纠集地主反动武装,成立联防大队,构筑工事,与江北支队第一团所部对抗。国民党广州行辕独立第二团申江营及保安第八团频频出动,“围剿”博龙河边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中共河东县委作出“突出外线,坚持斗争”的方针,以保存实力,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计划,转移到桂山黄山洞休整。

在反“清剿”的残酷斗争中,从党组织和部队领导人到普遍战士及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忠贞不谕,在强敌面前威武不屈,表现出了英勇顽强和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国民党进行清乡“围剿”,进占游击区后,据点林立,处处设岗。增龙地区武工队机动灵活,插进敌军据点,伺机打击敌人。第二团中队长王兆粦曾经带领两名武工队员,在国民党军据点附近的叶屋桥埋设连环地雷,炸死炸伤40余名敌人,给敌驻军以狠狠的打击。第二团中队长李月生在何家田战斗中,腹部中弹,仍坚持战斗,直至昏迷,苏醒时部队已撤出阵地,李月生强忍剧痛和饥困,艰难地匍匐前进返回部队驻地。伤口闭合后,弹片未取出,又投入新的战斗。第二团副官王鉴春和战士叶景、范金在上莲塘反“围剿”战斗中,从烈火和枪林弹雨中英勇突围,叶景壮烈牺牲,王鉴春和范金不幸被俘后,国民党军将他们押至永汉圩,用汽油活活烧死。他们临刑前,慷慨激昂,高呼“共产党万岁!”,在烈火中从容就义,表现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的解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围观目睹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落泪。

因叛徒告密,国民党军袭击江北支队和第二团设在雁洋陂的后方医院。医院负责人郑兰立即组织战斗,卫生员王瑞容带领部分伤病员一起与敌人搏斗,搏斗中王瑞容不幸壮烈牺牲,使郑兰和大部分伤员得以突出敌人的包围。第二团民运队员刘祖发,是大学的大学生,在雁洋陂与敌遭遇而被捕。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威胁利诱,要他自首。刘祖发不畏惧、不屈服,敌人残忍地将刘祖发剖腹挖心,并将内脏挂在竹竿上,其状惨不忍睹。刘祖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国民党军“清剿”南冚时,南冚税站人员张石木被捕,敌自卫队派三人押解张石木至山坑口小桥,黄屋山的特务黄润指使自卫队员枪毙张石木,张石木英勇顽强,赤手空拳和三个敌人搏斗,将一个敌人打落坑底,然后往山坑里走,因脚被枪伤,步履艰难而钻入草丛中。后被敌人搜出,以乱枪扫射而壮烈牺牲。事后,武工队员张德、潘生将特务黄润捕获处决。1948年5月,敌人第二次“清剿”南冚村,把张石木的父亲张添、二哥张石粦绑在大门口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并洗劫了全村财物。

第三团汤母生中队40余人,在雷公背大岭头宿营时,被保长叶池裕带领的国民党广州行辕独立第二团一个连和反动自卫队共200多人星夜包围,刘灶荣、刘增荣掩护队伍突围后牺牲,敌人把他俩的头颅割下,挂在地派圩上吓唬群众。蓝田税站站长邱学藻和两个队员,被敌人包围被捕,遭剖腹示众。

国民党军对游击区“搜剿”,地主恶霸还乡团大搞反攻倒算,配合反动军队,残酷迫害游击队家属。李应标的妹妹和姑丈被抓去杀害,李达松母亲被抓去迫害至死,黄云龙、黄锡平的家被抄,并将他们的父亲抓去坐牢。国民党还大搞所谓“自新”活动,以“通匪”、“济匪”之罪,对游击区群众敲榨勒索。革命老区的房屋被大量焚烧或拆毁,把粮食、财物、家具、牲畜、三鸟甚至小狗洗劫一空,还抢割禾稻,拿不走的水缸、铁锅以及农具,全部打烂。国民党军的残暴行为,不但没有把老区人民吓倒,反而使人民群众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更加热爱和支持为人民的解放而舍生忘死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队伍,永汉王海中就是在敌人“清剿”时,父亲王开昌被杀害,而投向革命队伍的。

在国民党“清剿”的血雨腥风中,为了个人目的而投诚过来投机分子,此时纷纷倒戈反水,如蓝田的刘友藩,率原队伍20多人,连人带枪投敌;左潭乡的黄镜荣带20余人拖枪投敌;永汉王立均中队受王同仇策反,带三人叛变投敌。非战斗减员也不少,多数是“大搞”期间新参队的人员。

6月之后,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北调华北战场,对粤北、九连和江北的攻势基本结束,但仍以广州行辕独立团及部分保安团队配合地方反动武装驻扎于东江地区被占领的据点,对游击根据地继续实行“搜剿”……

1948年春节以后,平陵、龙华、茅岗纷纷成立自卫队,企图向以东江支队为主力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反攻倒算。在这几股反动地方武装中,以茅岗自卫队实力最强,配有轻机枪二挺,步枪四十七枝,短枪九枝,队员60多人,大队长叫钟达仁,中队长叫钟路新,他们是兄弟俩,土匪出身,是两个无恶不作、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这二人仗着装备精良,根本就不把游击队放在眼里,还经常配合参加清剿和搜剿行动,见可以抓的人就抓,碰见我游击队人员就开枪扫射,多次配合国民党军独九旅进入南昆山区围剿我江北支队一团。龙门县长曾吹嘘:“茅岗自卫队是龙门的‘铁闸门’,打不烂,砸不破!”

1948年三月间,江北支队成立了白虎大队,大队长李觉是一员猛将,绰号“小李逵”。白虎大队成立不久,李觉便决定拔掉茅岗自卫队这颗钉子,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李觉将作战计划向江北支队司令部及二团详细地做了报告,司令员黄柏、副司令员王达宏和二团团长李绍宗都十分赞成,王达宏还特地指示李觉:“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不打则已,要打就把敌人打疼,让他们知道我江北支队的厉害!”

李觉虽然绰号叫“小李逵”,但人粗心不粗,鉴于敌人凭借装备和防御工事的优势,他认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行动之前,李觉对茅岗自卫队的情况做了周密的调查。

别看茅岗自卫队武器配备精良,但钟达仁、钟路新兄弟俩会借故克扣军饷,每个月分到每个队员手里头只有五十斤稻谷的薪饷,队员大多数是穷苦人出身,家人受地主的重重剥削,生活十分苦难。根据这一情况分析,李觉计划采取攻心战术,设法把自卫队员争取过来,内外夹攻,出奇制胜。

手枪队长李华仔也是平陵人,他认识茅岗自卫队一个叫钟伯贵的班长,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在村保乡队当保丁。李华仔跟李觉一起组织白虎队时,曾动员他帮助搞枪,结果,钟伯贵联合几个青年从保乡队搞到了一挺机枪、三支步枪后,联络不到李觉和李华仔,又怕事情败露,经茅岗自卫队大队副叔父钟官日介绍,投奔了茅岗自卫队。

钟伯贵的性格比较耿直,敢做敢为,虽然当上了班长,但对钟达仁、钟路新兄弟俩克扣军饷、飞扬跋扈的行径早已心存不满,私下里经常向他的叔父钟官日发牢骚。钟官日会点儿武功,擅使双枪,是个心狠手辣、有奶便是娘的烂仔头,他凭着巴结钟氏兄弟混上了大队副,动员钟伯贵投奔到茅岗自卫队,也是为了向钟达仁邀功。听了钟伯贵牢骚,立马脸一黑,训斥道:“你要是闹事,坏了老子的前程,当心老子一枪毙了你!”钟伯贵连个说真话的人都没有,心里更加郁闷。

李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带着李华仔约见了钟伯贵。地点是在平陵镇的一座茶楼。李觉为人豪爽,性格上跟钟伯贵比较相投,加上又有钟伯贵为白虎队搞枪的那段旧事,两人是一见如故,省却了许多客套。李觉也就开门见山地向钟伯贵宣传政策,强调只有跟共产党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三座大山的压迫,穷苦人才能够翻身得解放。钟伯贵本来就对共产党早有好感,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即答应为白虎队出力,搞掉茅岗自卫队。

回去后,钟伯贵开始在茅岗自卫队进行秘密串联,很快联络上了二十多个队员,并掌握了两挺机枪和六支短枪。

1948年11月初,江北支队司令部正式同意了白虎队拔掉茅岗反动自卫队的战斗方案。

战斗打响之前,李觉、李华仔再一次约见了钟伯贵。地点还是在那座茶楼。这一次,他们商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钟伯贵建议,平时真正掌握自卫队的是钟路新,只有在行动之前除掉他,让自卫队群龙无数,才有决胜的把握。但钟路新比他哥钟达仁狡猾得多,平时枪不离手,一般人很难接近。

“那怎么办?”李觉皱了皱眉,“你有什么好办法?”

钟伯贵想了想说:“二分队长刘火全跟钟路新是拜把子兄弟,两人臭味相投,形影不离,经常一起出去赌博、逛窑子,但他俩最近在闹矛盾,为了一个女人,据说差点动枪……”

“这,倒是个机会,但能说动他吗?”李觉有点担心。

“这个工作交给我来做。在自卫队,除了钟路新,就剩下我和刘火全走的最近了。”

对做刘火全的工作,钟伯贵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为防万一,他把刘火全约到镇上一家餐馆里见面,事先安排两个已经被他“统战”过来的自卫队员藏在隔壁房间,如果刘火全不从,甚至当场翻脸,钟伯贵便以摔杯为号,立即冲出去把他杀了。

但没想到事情比钟伯贵预料的顺利得多,钟伯贵刚一提出,刘火全就爽快地答应了:“奶奶的,钟路新太不是东西,平时打牌赖账不说,连我的女人都要抢,我早受够气了,”他掏出腰里的手枪,往桌子上一拍,牙启齿地说:“就是共产党不要他的脑袋,我也早想找机会除掉他呢!”

李觉决定,行动日期定在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晚上,由他率领白虎队趁天黑时潜摸进平陵镇潜伏下来,只等刘火全杀掉钟路新,钟伯贵趁势带人将炮楼的敌人缴械,白虎队便冲进茅岗乡公所兼自卫队队队部。

天刚黑,刘火全以查哨为名,先是把两个炮楼守备都换成钟伯贵指定的队员,然后叼着烟卷,大摇大摆地向钟路新的住宅走去。

钟路新住所门口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不管刘火全在不在家,都是二十四小时轮流换岗,平时除了钟达仁和刘火全少数几个亲近的人,其他人很难进去。但这一次,哨兵见了刘火全,却把枪一横,拦住他的去路说:“对不起,刘队长,二爷正在屋里陪小梅仙小姐,除了大爷,谁也不让进……”

梅仙正是钟路新从刘火全手里抢去的那个女人。他气不打一处来,挥手给了哨兵一耳光:“什么梅仙梅妖,瞎了你的狗眼,敢这么跟你刘爷说话,老子一枪毙了你!”说着掏出枪对准了哨兵的脑袋。哨兵脸都吓白了,连连后退,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刘火全提着手枪,轻车熟路地直奔钟路新的卧房走去。

正翘着腿躺在床上和小梅仙抽大烟的钟路新,听到门口的吵闹声,以为哨兵在驱赶门口的小商小贩,丝毫也没在意。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他预感到有些不祥,刚要坐起身,房门就被人踹开了。刘火全出现在门口,手握双枪,对准钟路新啪啪啪一阵狂射,钟路新一声没坑,就直挺挺地倒在床上。旁边的小梅仙吓得哇哇乱叫,瘫倒在一边。刘火全也没理她,掉头就走了。

听到枪声的钟伯贵,潜伏在镇子上的李觉率领白虎队立刻冲进了炮楼,因有钟伯贵做内应,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便把茅岗自卫队的两个炮楼端掉了。

此时,茅岗自卫队大队长钟达仁正在和茅岗乡乡长钟志仁、恶霸地主刘锦标抽大烟,钟伯贵带着一群人突然闯了进去。钟达仁见阵仗不对,正要去屁股下面摸枪,钟伯贵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枪顶住了他的脑门:“达叔不准动,否则别怪我的枪不认人!”

钟达仁吓得嘴唇直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伯贵,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呀!”

“少废话,我已投了共产党的白虎队……”钟伯贵说着,闪开身,李觉从后面走上前来,目光像刀子一样逼视着他,讥讽地说:“钟达仁,不是说茅岗是龙门的‘铁闸门’吗?”

钟达仁朝钟伯贵翻了翻白眼,咕噜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说罢,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李觉命令李华仔和钟伯贵把钟达仁押到冲斗屋关起来,等候公审。没想到,他们刚从冲斗屋出来,迎面就同钟官日碰了个正着,钟官日不愧练过武艺,反应出其地快,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李华仔的头发捎飞过。几乎是同一时间,钟伯贵从李华仔身后闪出来,对准钟官日开了一枪,子弹正好穿过他的叔父的眉心,从后脑勺飞出去。钟官日连哼也没来得及哼一声,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江北支队白虎大队除掉钟达仁、钟达仁两大反动自卫队头子,并一锅端掉了茅岗自卫队的炮楼,因为有钟伯贵做内应,整场战斗前后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是国民党军开始对江北地区展开清剿后,江北支队打的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对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鼓舞我军的士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9、火烧万书楼

1948年,随着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已经势不可挡。在这种背景之下,岭南地区是国民党重要的战略纵深地域,敌人不断地增加力量派驻到这里,妄图扑灭这里的红色火种。

盘踞在龙门的国民党军加紧对游击区进行“搜剿”,还不断勾结地主恶霸残酷迫害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地派反动分子罗盛椒、潘灶辉、罗恩文等人为讨好国民党军,在1948年4月组成“还乡团”,以“万书楼”作为堡垒,配合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占据地派圩,在当地百姓面前大肆污蔑共产党,是迫害人民的罪魅祸首,各种极富欺骗性的口号挂满整个地派圩,以此扰乱民心。

国民党军为巩固“万书楼”,在地派圩四周筑起围墙等防御工事,在上下圩两端安装两道又大又宽的闸门。“还乡团”与国民党军对地派圩附近的村庄烧杀掳掠,雷公背村的民房被烧毁17间,甚至连从化的塘基背也被烧了3个村庄,农会副会长石国保、刘长栋,民兵伍成发、黄青、严李富等10多人惨遭杀害,100多个农民被抓去拷问,并要他们每人罚谷3至5担才能放回家,群众对其是恨之入骨,早就强烈要求拔掉这个国民党反动派据点。

为了打开龙北地区的斗争局面,缓解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江北支队第三团领导马达、丘松学、巢海周等决定,解决这个问题。司令员黄柏参加战前会议,经过周密研究,最终制定了一个具体作战方案,即攻打国民党乡公所“万书楼”,拔掉这个据点。为此,游击队制造几个用以炸毁大闸门的地雷和一个60多斤重的黄色炸药包。为了减少伤亡,决定进行夜战。

7月16日晚,司令员黄柏集中钢炮队、粤汉队、二平队,以及从潖江四团上来的一个中队和塘基背、莲麻坝、三村洞的民兵,准备攻打地派圩敌人反动据点“万书楼”。午夜,部队分别集中在上圩与下圩两端,二平队用地雷炸开上圩大闸门,冲入圩内,俘虏了“万书楼”的敌门卫班长以下5人。

“万书楼”的敌人疯狂地向我部射击,他们火力密集凶猛,我部的班长路黄周和几个战士被打伤,路黄周最终因伤势严重,最后光荣牺牲了。另一路钢炮队、粤汉队也炸开了下圩大闸门后冲入圩内,两路夹攻,敌人全部退缩到“万书楼”死守并封锁要道。

游击队的突击组,先用凿墙办法靠近“万书楼”。当凿到第五间屋的时候,敌人一枪射中了正在前沿指挥的黄柏的耳朵。天将吐亮时分,敌人害怕孤立无援被围剿,爬出“万书楼”围墙逃往县城。

敌人逃出“万书楼”后,黄柏命令部队印制传单,向群众开展政治宣传活动,挨家挨户派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队以及“还乡团”压迫和残害百姓的罪行。

“万书楼”是国民党的乡公所,也是一个毒瘤,如果不彻底毁灭这个盘据点,他们会重据“万书楼”,我部也没法长期固守地派。黄柏不顾枪伤,向广大群众说明,为了不让敌人重盘据点,必须把“万书楼”烧毁,人民群众都表示支持。最后,“万书楼”在熊熊烈火中彻底被烧毁。

毛泽东在他的词作中曾饱含深情地写到:“君不见,人民自古是英雄。缠臂挡车千钓力,庄生梦蝶一场空。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火烧“万书楼”,无疑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最好例证,也向所有国民党反动派宣告,一切与人民为敌的行动,无异于一场大梦,最终必败。

10、待到山花烂漫时

毛泽东主席在其词作《卜算子•咏梅》中写道:“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不仅歌颂梅花,也是比喻品质如梅花般的人,王端容正是这样的人。她来自麻榨坑口村,一个青春靓丽的农村小姑娘,一个对和平充满期待的普通人。因为革命,她成为了一个勇敢的战士。

1948年,黎明前的黑暗,神州大地到处充满战火硝烟的一年,也是王端容参加革命的那一年。由于战斗频繁,伤员不断地增加,卫生队伍远不能满足当时的医疗需求,于是江北支队各团先后建立了后方医院,王端容被挑选为卫生员,在江北支队二团的后方医院工作。跟其他卫生员一样,她出身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医院的负责人叫郑兰,是医院里唯一的一名医生。在郑兰的培训和指导下, 王端容掌握了基本用药和伤口包扎等方法,从一个乡村小女孩逐渐成长为一名专业的卫生员,做事始终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帮助伤病员治病养伤,陪伴重伤员度过疼痛的煎熬,将他们视如亲人。

虽说是医院,其实就是用树枝、竹竿、杉皮、茅草等•简单措建而成的茅棚,男女各一间,里面用竹枝和稻草铺成床,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一起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加上当时物资匮乏,全部医疗设施加起来只有一个药箱,医院经常出现缺药、缺粮的情况。药物紧缺时,只能用盐水代替紫药水,没有止痛药,伤病员只能靠意志强忍疼痛。缺粮时,医护人员宁愿自己饿着也要给伤病员留食物。起初,为了及时救治伤员,医院选址在高低冚村不远处,后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接连骚扰,医院隔三岔五就要转移,从岩石下转至牛牯嶂山下观音潭的山洞里,又从山洞搬到远离村庄的雁洋陂叶屋后山中。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只能在夜里转移,医院里基本都是女同志,医护人员既要搬东西,又要照顾伤病员。王端容跟大家一样,平时除了做好医护工作,还承担警卫工作,轮流站岗放哨。

9月,国民党进行乡区“围剿”,在游击区据点林立,处处设岗,集中全力疯狂地对永汉地区的游击队进行残酷围剿,行径愈发猖狂,每天被送到医院来的伤病员不断增加。一天中午,战士罗古天护送一名伤员到医院,安顿好受伤战士后,便返回部队。过了不久,王端容正帮助伤员包扎伤口,听见有站岗的医护员大喊,她起身望向外面,只见不远处有一队国民党兵跟在罗古天身后,正向医院跑来。郑兰叫王端容将重伤员扶到后山去,后集中其他医护人员奋起抵抗。

郑兰边从医疗包里拿出手枪边指挥人员撤离,这时,其他受较轻的病员早已起来冲在前头,也有些伤员因受伤过重,不便走,无法迅速撤离,中午新送过来的伤员看见是罗古天带领敌过来时大喊道:“罗古天,你这个叛徒! ”

国民党兵看见医护人员扶着伤病员要撤离,远距离就开始开枪。王端容正与另一名病员搀扶着重伤员走向后山,转身看到郑兰与其他重伤病员在外面与敌搏斗,她想到郑兰是医院里唯一的医生,要是受伤了,其他伤病员该让谁来治疗呢。眼看着敌人队逐步逼近,她跑到郑兰身边,让她先走,自己则负责拖住敌人。郑兰望着年轻的王端容,坚决让王端容先走。

“郑院长,你是我们医院唯一的医生,你必须要活着,伤病员才有希望。”就在这个时候,王端容不顾一切地抢过郑兰手上的手榴弹,再一把将郑兰推开:“你们快走!”然后和重伤病员一起,静静地等待敌人走近。

当国民党兵走近时,她和重伤员一起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 "轰隆“ ,随着一声巨响,她的生命自此定格,却给战士们留下希望的曙光,她用生命给其他同争取撤退的时间,大部分同志因此得以安全转移。

那一年,王端容年仅十五。她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在不平凡的年代用鲜血和生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是她骄傲的人生,让人动容,也令人痛心。虽然她已离去,但她的青春依然在我们心中荡漾,她的精神和灵魂,与我们永存。

11、天兵怒气冲霄汉

盘头坣,位于平陵与河源古岭交界处,两边有大山夹着,中间有条迂回曲折的小山路,是龙门至河源的必经之路,自古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从古到今,这里发生过很多大战,尤其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发生过人民武装两次伏击国民党县长的故事。

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确保他们在广东的绝对统治地位,多次调动军队到龙门地区扫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他们所到之处,群众的房屋被交烧,财物和牲畜被洗劫一空,人民群众称国民党军队为“刮民党”。然而,当地人民每经历一次扫荡“清剿",就增加一层对国民党政府的仇恨。

当时,东江纵队独立大队、古岭独立大队,活动在河源桂山和龙门平陵之间。而彭沃和陈一明领导的东纵三支队、龙景山领导的新丰大队,也经常出现在平陵白芒坑一带,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国民党广州政府认为龙门县管理混乱,为了加强对龙门地区的掌控,于是频繁更换县长,希望新政府会给龙门带来一点新的起色。

1945年3月的一天,东纵独立大队和古岭独立大队截获一份情报,龙门又要换县长了,新任县长刘伟森是河源人,月末前就要赶到龙城上任。当时,东纵独立大队和古岭独立大队都在外地作战,只有两个警卫班在周围活动,虽然人数不多,为了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不让敌县长顺利上任,以此来打乱敌人在龙门地区的部署,古岭独立大队队长钟锦秀组织了这次行动。经过谋划,决定将警卫班分成两队,埋伏在盘头坣的平陵一侧迎头打击敌人。

从河源县城到龙门县城,要经过桂山、回龙、平陵等地,步行需要一天时间。刘伟森知道,桂山是共产党东江纵队的游击区,他担心在这里被共产党伏击。因此,27日一早,他就带着一队卫兵悄悄地上路了,沿途也不敢多作停留。他们穿过茂密的树林,翻过几座大山大岭,一路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来到了回龙地段,眼看再过一个小山坡就可以进入龙门地界,刘伟森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时,已经到了黄昏时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刘伟森也放松了警惕,催促卫队加快前进的脚步。可是,当他们的前脚刚踏入龙门地界时,突然,从盘头坣的方向射来一阵密集的子弹,瞬时间枪声大作,走在前面的几名卫兵当场被打翻在地。刘伟森的卫队顿时乱作一团,刘伟森见前进的道路已被两边火力交叉封锁了,机枪手也被对方打伤,又不知道对方虚实。他顾不上组织反击,趁着天色已晚,命令卫兵一边抵抗、一边掉头住后撤退。在卫队拼命地拖护下,刘伟森带上几名伤兵,丢下1挺机枪、1支驳壳枪、1支左轮手枪以及一批子弹,惊慌失措地逃回了河源老家。

抗战结束以后,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从撕毁国共合作条约到败退台湾不到三年时间里,红旗已经插道了大半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人民政府相继成立。

1948年3月,平陵乡宣告建立人民政府,由刘吉林任乡长,张福如、丘焕清担任副乡长。平陵乡政府的成立,让当地人民看到了曙光,也给国民党反动势力带来了末日之感。

此时,龙门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盘踞在龙城的国民党县政府已成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龙门县县长张超然,更是觉得自己的末日已到。去年底,他带领县警警察队去围剿王达宏和李绍宗率领的增龙从博自卫队,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反而被对方歼灭一个整排,还丢了1挺轻机枪和30多支长枪。这时,形势已经逆转,眼看国民党政府就要灭亡了,自己也有被消灭的可能。张超然吃不香、睡不着,整天呆在家里胡思乱想,最后还是决定尽快离开龙门。

张超然要出走的消息,很快被龙河博人民解放队破获,县城附近有朱湘祺的一个中队活动。队长朱湘祺派人摸清了张超然的逃跑路线,知道张超然要往河源的方向逃窜,于是就带领他的中队提前在龙门与河源的交界处盘头坐设伏。天刚蒙蒙亮,张超然带着一个加强排离开了龙城,他们不敢行大路,专挑小路走,张超然骑着马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支40多人的队伍,一路小跑来到了盘头坐地段。这时,一阵山风迎面扑来,张超然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勒住马停下来问卫兵这是什么地方,卫兵告诉他前面就是盘头坣,翻过这个山坡就可以进入到河源地界了。盘头坣?好熟悉的名字,张超然一下子想起了三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事,他的前任还没有正式上任,就在这里被共产党打了回去。

于是,他命令卫队停止前进并加强警戒,然后派出一个班前去探路。大约过了一杯茶的功夫,前去侦察的士兵回来报告,前面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但张超然还是不放心,自己骑着马往前走了十来步,他看着两边静悄悄的大山,心想共产党不会这么笨,在同一个地方打两次伏击吧!于是,他命令卫队继续前进,而他自己则骑着马走在了队伍的中间。当张超然和他的卫队走到半山坡的时候,突然,两边山坡枪声响起,走在最前面的排长和几名士兵被当场击毙。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张超然毕竞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出身,他迅速跳下马找个掩体隐蔽起来,然后,命令炮兵班用掷弹筒向我方阵地开炮,命令其他三个班往死里冲。一时间,枪炮声震天动地,战斗持续了1个多小时,张超然牵着马被卫兵前呼后拥地夹在中间往前冲,最后,张超然在20多个卫兵拼死的保护下侥幸逃脱了。

战斗结束,我部击毙敌排长等10多人,俘敌10人,缴获掷弹筒1具、步枪4支,盘头坣又迎来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12、烈火中永生

1948年初,随着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军队人数不断增多,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二团,为了给部队提供补给,在上莲塘匠尾村设立了一个税站,由王木香、王常和叶房等人负责税收工作。

1948年春夏之交,江北支队二团副官王凎春带着叶景和范金两名征税员,从增城朗拨、边圳税站出发,来到永汉上莲塘税站,向王水香、王常和叶房了解当地的征税情况。

他们六个人聚在屋子里,正商量着如何搞好税收工作时,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狗叫声,王凎春立即警觉起来,他从门缝里往外一看,发现门前站着一队国民党兵,枪口正对着税站大门,王凎春意识到税站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原来,王凎春等人秘密进村时,被敌人的密探发现了,敌人立即调来了重兵,将上莲塘税站围得个水泄不通。这时,敌人在外面喊话,告诉王淦春他们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他们赶快出来投降。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王凎春当机立断,指挥五名战士各守要道,一起向敌人开火,枪声一响,站在门前的几个敌人应声倒下,敌人也发起了进攻,先用机关枪对着大门猛烈扫射,接着,各种枪械一起开火,厚厚的门板也被打得像筛子一样,千疮百孔。战士们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

密集的枪声把村里人全都吵醒了,当村民们知道敌人包围了村子要抓共产党时,大家都不顾枪林弹雨,从屋里走出来,聚集在一起,想前去阻止敌人,不让他们进屋抓人。凶残野蛮的敌人竟然用机枪对着村民乱射一通,当场打死两名村民,一名村民的左脚和右耳被打伤。

敌人见强攻不下,就点燃了堆放在税站四周的柴草。顿时,熊熊的烈火夹着滚滚的黑烟冲天而起,屋里的几个人都被浓烟熏得睁不开眼。此时,他们的子弹也打光了,王凎春当机立断,命令大家往外突围,然后第一个冲了出去,大家也跟在王金春后面往外冲。这时,敌人一阵乱枪扫了过来,王凎春当场受伤倒在地上,跟在王金春后面的叶景,则中弹倒在血泊之中牺牲了,敌人一窝蜂拥了上来,枪口对准了他们。

王凎春等五人被敌人关押在永汉圩的监狱里,敌人知道王凎春是个干部,就将他单独关押。一天,敌人把王凎春带到审讯室,将他绑在柱子上审问,问他江北支队二团在什么地方活动,王凎春怒目盯着敌人一声不吭,敌人用鞭子狠狠地抽在王凎春的身上,将他打得血肉模糊、昏迷过去。敌人用冷水将王淦春泼醒后,又继续追问他到底将税款藏在哪里,并诱惑王凎春只要他说出来,就会封他一个官职,还有美女金钱供他享用。

王凎春怒视敌人,毫不动摇,任由敌人怎样的严刑拷打,就是闭口不说,一个字都不泄露党的机密。敌人用尽了酷刑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决定将王凎春和范金一起处决。

这天,永汉圩的大街上站满了民众,群情激愤。只见王凎春和范金从监狱里出来,拖着沉重的脚镣,微笑地看着民众,沿街高唱游击队战歌,一步一步地走向刑场。面对刽子手,王检春和范金视死如归,他们慷慨激昂,临刑前同声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凶残的敌人用汽油泼在他们身上,将他们活活烧死,围观目睹的民众无不为之动容落泪。

后来,王常和叶房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王木香诈降,敌人放松对他的监视后,便寻机逃脱返回了部队,同年8月,王木香在博罗县平安圩作战中牺牲。

13、壁上红旗飘落照

雁洋陂,位于永汉镇洋陂村牛牯嶂山麓,那里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尤其是春日里,在阳光的照射下,整个地方草木葳蕤,呈现着一片蓬勃生机。万山草木之中,有一棵高大苍翠的大荷树格外显眼,几百年来,如同一位勇士,一直昂首矗立着。

1948年闹春荒,农民普遍缺粮。当时,有一名来自广西大学的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政工人员,叫刘祖发,他跟随二团民运队来到洋陂村,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重要性,给一些地主做思想工作,帮助农民解决粮食问题。这年,武装队伍带领群众到地主家开仓放粮,群众都乐开了花,对部队更加拥护,时常为部队打掩护。正是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游击队伍一次又一次成功识破国民党军的阴险诡计。国民党军把这切看在眼里,十分恼怒,他们决定组织力量,对那里的人民武装进行清则。

6、7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几千人在雁洋陂开展大扫荡,从四面八方包围洋陂村,想要一举扑灭洋在雁洋陂活动游击队。

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分批撤离,只留下钟达明和李绍宗带领的两支队伍。一天,有位群众告知钟达明疑似有国民党反动派在牛结峰一带,于是,两支队伍决定分别往不同方向撤离。

当时,刘祖发因上山采摘草药,未能及时跟随部队撤离,当他回到村子时,村民们告诉他部队已经撤离,而且敌人已经在其他村开始搜捕,劝他马上离开。刘祖发坚决要留下来,与村民们一起对抗敌人。正当大家向村口方向走去时,发现村外已被敌人包围。情急之下,几名村民带着刘祖发来到一间破烂的草屋里,将屋里的一桶尿倒在地上,再用草堆掩藏身体。国民党队伍进村后,追问村民共产党队伍的下落,抢掠粮食、牲畜、衣物,将村民家里的锅碗飘盆全部砸烂,还放火烧光了田间的谷物。刘祖发和几名村民听着外面不断传来的脚步声,都屏住了呼吸,当国民党兵走到草屋门前,闻到里面传来阵阵的骚臭味后便转身离去。看着村子已被敌人重重包围,刘祖发庆幸部队已经撤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躲藏了几天,刘祖发他们只能靠挖番薯充饥。一天夜里,趁着敌人休息时,刘祖发与几名村民正准备撤离村子,不幸与敌遭遇,后被押至禾坪审问。

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刘祖发是二团民运人员后,便告诉他,如果肯供出游击队的下落,那国民党不但不会杀了他,还保证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刘祖发面对国民党的利诱,坚决予以拒绝,还一一陈述国民党反动派的恶行,刘祖发的态度惹恼了负责审问的国民党兵,国民党兵拔出手枪,对着刘祖发的腿就是一枪,刘祖发中弹后跪倒在地,强忍着疼痛站起身,却丝毫不为所动。那国民党兵见刘祖发仍不肯屈服,继续对他软硬兼施,一会许他高官,一会又用夹手指、用枪托砸,拿枪尖戳他的伤口处,再用盐水浇等残忍的手段折磨他。无论国民党兵如何折磨,刘祖发始终不畏惧、不屈服,靠着坚定的意志,他经受住身体被一次又一次的摧残,始终没有出卖组织。看着刘祖发如此顽强,国民党兵勃然大怒,转身又对着他又开了两枪,刘祖发满身鲜血的倒下了,但双眼坚定依旧。随后,国民党军将洋陂村的全部村民集中在洋陂蔡屋门口前的一棵大荷树下,当着全村人的面,对着奄奄一息的刘祖发腹部就是一刀,鲜血溅向树根,国民党兵又残忍地撕扯下刘祖发的心脏,挂在大荷树上,以此来恐吓村民。在场目睹这一幕的村民们无不惊恐又愤怒,无奈手无寸铁,敢怒而不敢言。

七十多年后的今日,雁洋陂四处依旧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绿油油的草地,还有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不一样的是村民安居乐业,村子里一片样和。当年的那棵大荷树长得更茂密了,站在树下,更能感觉到它的雄壮魁梧、过去已然是过去,但历史不该被忘却,就像这棵大荷树,它仍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并提醒我们,曾经有一个人,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百般凌辱,始终不屈不挠,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组织,他对革命的那份热情和忠心,至死不渝。

毛泽东在1936年的词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写道:“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任何正义的事业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和曲折,甚至会有很多优秀的人为之付出生命,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才让革命事业,不断地发展壮大。

14、宁死不屈丘学祚

1948年6月的一天,蓝田税站站长丘学祚带着两名税收员,刚收完税回到站里,他们正忙着将这天的税收情况统计起来。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丘学祚从门缝里往外一看,见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战友、玉龙中队的队长刘友藩,他放松警惕打开了门。这时,躲在刘友藩后面的一队敌兵拥了进来,枪口对准了丘学祚等人。原来,刘友藩已经秘密叛变投敌了,丘学祚看着昔日的战友,“呸”了一声,然后昂首大步走向敌军。

贫苦出身的丘学祚,是密溪清明塘新屋村人,因家境贫困,自小就独自一个人来到蓝田圩,在财主家打长工。人生地不熟的他很快就认识了刘友藩、刘柏楠等几位当地人,并成为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夜里一起聊天。刘友藩谈论的大多数是关于怎么弄到钱去改善生活,而丘学祚和刘柏楠的话题,则是关于我们这些劳苦人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的探讨。

1947年2月,共产党领导的北江人民自卫总队在新丰一带活动,他们派出了长江队来到了蓝田乡,在蓝田人民当中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军队的宗旨,是为穷人打天下,反压迫、反剥削,为人民谋利益的。蓝田人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共产党及其武装队伍,也让他们看到了未来和希望。特别是青壮年,他们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丘学祚、刘友藩和刘柏楠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革命。

2月8日,长江队在丘学祚、刘友藩和刘柏楠等10多位当地人的配合下,凭着他们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一举攻陷了国民党蓝田乡公所,俘获敌乡长以下16人,缴获长短枪16支。同时,破开国民党的粮仓,将2万多斤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在当地建立了农会和税站。

3月12日,北江人民自卫总队趁着大好形势,在蓝田成立了一个小分队,取名为玉龙队,由原来配合攻打蓝田乡公所的人员组成。鉴于丘学祚、刘友藩和刘柏楠等人在袭击蓝田乡公所中的突出表现,总队任命刘友藩为队长,丘学祚为副队长,刘柏楠为文化教员。之后,他们带领28人的玉龙队,与敌县警察大队周旋在蓝田一带,给敌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敌大队长廖卑石曾带着县警察大队200多人对他们进行多次的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1948年3月,中共江北地委书记黄庄平在参加中共香港分局会议回到江北地区后,召开江北地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香港分局二月会议精神,总结了1947年江北地区的工作,分析了宋子文主政广东后的形势,讨论了1948年的工作任务和战斗部署。根据形势发展,北江人民自卫总队在蓝田民兵大队里,又组织起一支脱产的蓝田常备队,刘柏楠从玉龙队调到常备队任队长。丘学祚被调离部队,任蓝田税站站长,他带着两名税收人员开展征收税收工作,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

4月间,宋子文调集了广州行辕独立二团、保安总队八团及县警队等对江北地区实行大扫荡,大举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实施大围剿的高压下,玉龙队队长刘友藩,意志开始动摇,内心只有恐惧和绝望,在丘学祚和刘柏楠被调走后,刘友藩更是有点孤掌难鸣的感觉。潜伏在他身边的廖卑石的密探,乘机向他抛出了国民党的许诺诱惑。在廖卑石密探的撮合下,刘友藩秘密进入龙城会晤了廖卑石,廖卑石给刘友藩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于是,刘友藩率领原队20多人,连人带枪秘密投敌叛变了革命。

6月,廖卑石带领县警察大队200多人进入蓝田,大举残暴地镇压人民群众。他们在刘友藩的暗示下,对三夏、田心、黄屋、余村、小洞角等村进行了血腥洗劫,被抢的农户200多户,抢去耕牛80多头,生猪160多头,鸡、鸭、鹅、衣物一大批,毁房100多间。这时,刘友藩早已经公开与人民为敌,当他获知蓝田税站和丘学祚的藏身之处后,竟然不顾昔日的友情,带着敌人闯进了税站。

在敌人的乡公所里,被绑在桂子上的丘学祚一声不吭,怒视着敌人。廖卑石和刘友藩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逼丘学祚说出税款藏在哪里和北江人民自卫队在什么地方活动,他们一边拷打、一边劝降,想逼丘学祚就范,丘学祚大义凛然,愤然怒视着敌人,毫不屈服。廖卑石见丘学祚一副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样子,失去耐心,命令手下将丘学祚和两名税收员,押到蓝田圩剖腹示众,还将丘学祚的头颅砍下来,挂在蓝田上圩头恐吓群众。

此时,带领蓝田常备队在地派一带活动的刘柏楠,听闻老战友丘学祚被敌人抓去了,心急如焚。当他知道丘学祚竞是被曾经的战友刘友藩出卖时,更是无比愤怒,立即请示上级,带队去营救丘学祚。可当他带着常备队赶到蓝田圩,敌人已经全部撤回了县城。刘柏楠看着挂在圩头上丘学祚的人头,泪水哗哗地往下流,他叫几个战士将头颅取下来放回丘学祚的遗体上,将丘学祚和两位税收员的遗体安葬。正如毛泽东在词作中所写“血汗浇来春意浓。惊雷动,将山川洗净,笑引长虹。青春烈火正熊,春岂在温房草木丛?”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前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对此我们始终要心存感恩与敬畏。

15、大岭头战斗

毛泽东在其诗作《七律•答友人》中曾写道:“庭院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一支优秀的革命队伍,必须要经历战火的洗礼,才能真正成长为钢铁之师。

1948年4月,江北支队三团汤姆生队其中一支40多人的队伍在地派受到国民党追击,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决定沿芒派雷公背这条路径转移塘基背。部队翻越雷公背大岭头时,天色已黑,于是在大岭头茅寮宿营一晚,准备天亮再走。

当部队经过雷公背村时,被芒派保长叶裕池发现行踪,叶裕池向国民党军通风报信,并且领着国民党军广州行辕独立二团1个连和1个反动自卫队200多人星夜包围宿营的队伍。哨兵发现山脚下有密密麻麻的火把,连忙向部队报告。

面对严峻形势,战士们没有慌乱,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拿起武器准备迎战敌人。

敌人越来越近,虽然看不清彼此的具体位置,但是敌人已经开始用机关枪、步枪、榴弹炮向茅寮方向射击。不断有炮弹落在战士身边,有几个战士还受了伤。

包围圈越来越小,如果不主动突围,就很可能会失去主动。于是指挥员命令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分多路从山顶上冲了下来。由于敌人太多,游击队没能冲破敌人的包围。指挥员看到这样的情况,硬拼下去只有死路,于是决定组织部队撤退。

敌人穷追不舍。刘灶荣、刘增荣二人主动向指挥员提出由他们两人负责去引开敌人,保护战友们撤退。

他们两人举起火把向山顶的左前方冲去,一边冲跑一边叫喊着,吸引敌人的注意。其他游击队员则开始向另一个山头撤退。

国民党军看有火把在动和人的叫喊的声音,认为是游击队跑向了那边的山头,就命令队伍追向那个山头。在乱枪中,刘灶荣、刘增荣两人均中枪倒地,敌人捉到了重伤的刘灶荣、刘增荣,但却没有发现我部其他战士,明白上当了,就命令其他人马向另一边追击,但游击队的战士们早已撤向塘基背的方向没有任何踪迹了。

敌人威迫两人投降,但两人视死如归,坚决不答应。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军叫来一个哑巴村民,把尚未断气的刘灶荣、刘增荣两人的头砍下来,用箩筐担到地派圩,悬挂在地派圩城门上恐吓群众。

刘灶荣、刘增荣两人为掩护部队安全撤退,光荣牺牲了自已的生命。大岭头的战斗虽然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却表现了我革命战士为了顾大局牺牲自己的英勇壮举,英雄的英名实际永存在龙门人民心间。

16、刘安德隐姓埋名燃星火

1939年的秋天,龙门县平陵圩来了一位年轻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随着逃难人群而来的年轻人本并不少见,但这位年仅18岁的小伙子却与很多普通的逃难人不同,面对着“高天滚滚寒流急”的严峻抗战形势,他的面色沉稳,眉字间看不到怨天尤人的愁苦。

来平陵圩后,为了生计,他先是做挑夫,替人挑担运货,虽然担子沉重,汗如雨下,但他依然力劲如松,步子沉稳,是个性子实在,不是谈空话的人。后来他又去了另一家店铺,做跑堂伙计维持温饱。街坊邻居们看他机灵可靠,干活勤奋,人缘也好,可怜他孤苦无依,便将他介绍给了鸟泥坎村只有两个女儿的张兰做继子。张兰已故的丈夫姓刘,便给他取名刘安德,也人叫他青山。

对这个小伙子很满意的张兰,曾经有意将大女尔刘木娜许配给他。但刘安德每每只是对她解释说自己已有婚配,因逃难而走散,等找着她,他们会如亲儿子、亲儿媳一般一同侍奉她。

当时人们并不知晓其中原委,直到许久以后,人们才了解到,原来刘安德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员,也是中共秘密党员。他隐姓埋名在平陵安身,是为了开展宣传,搜集情报,组织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发动群众保家卫国。后来他从与南洋回来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员、共产党员、自芒坑村人洪月冲取得了联系,随后又联系上了共产党员刘少长等人,便和他们一起在平陵开展抗日活动。洪月冲知晓刘安德的身份,但他为了保护刘安德,始终对他的身世秘密守口如瓶。1944年10月,洪月冲在铲头凹伏击战斗中英勇牺牲。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东纵北撇,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张奕生、朱湘祺受中共龙河博区工委派遣,到平陵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武装斗争,在白芒坑后山天湖庵组建人民武装“铁流队”,以白芒坑为中心,活动于龙门、河源、博罗三县交界地带。刘安德参与宣传、动员了同村许多青年自愿参加武装队伍,发动一些支持革命的群众捐献枪支等物品。这一群青年了解当地的环境、熟悉地形,了解当地民情,对革命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像一粒粒星星火苗,在革命的原野上点燃了一粒又一粒星火。

1947年8、9月间,为建立以桂山为中心的游击区,摧毁国民党基层乡镇政权,黄干率领队伍50多人进入平陵境内,刘安德负责做好国民党平陵镇各政府官员的统战工作,并叫平陵粮仓主任交出锁匙,开仓将粮食分给贫苦民众。11月17日,他也参与了平陵除“两霸”的行动,为当地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断地奉献着自己的热血和智慧。

1949年,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一团平陵交通站负责人、税站站长,税站设在九龙桥头。九龙桥位于平陵圩南门,桥面有一米多宽。这条桥是从平陵圩去相思潭、杨梅塘盘石、洞尾等地的重要交通道路。7月16日,晨光微露的早晨,刘安德和郑火胜(郑解)等游击战士正在平陵圩收税。国民党保安八团叶营的一个连和吴伯梅自卫队联合发动突然袭击,了解到情况后大家都措手不及,慌乱不已。刘安德镇定地嘱时税站的战士们沿安全方向撤离,然后立即拿起驳壳枪,顶上子弹,迅速到敌必经路段寻地方隐蔽,准备战斗。

刘安德在交错的巷道里穿行、攻击、躲避,一面掩护别的战士撤退,一面寻找机会脱身,但是以一敌众,终归是敌强我弱,他只好且战且退,将敌人引到与战士们撤退相反的方向。退无可退时,他被敌方包围,为了让撤退的战士们有更多的时间撤离,肩膀和大腿已中数枪的刘安德尽力拖延,在他瞄准街角的敌人射出最后一粒子弹后,他颈部中弹牺牲。税站的其他战士在当地进步群众的倾力掩护下顺利逃脱。

刘安德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关于他到底是哪里人,真实姓名是什么,从此再也无人知晓。只是直至今天,当地的百姓仍然记得他,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每年清明节,当地的小学都会组织学生们到他长眠的地方上香祭奠,喝茶闲谈的老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将那些逝去的故事讲起,将对革命战士的缅怀和敬意流传给一代又一代。

17、解放龙门

1948年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淮海、平津战役接着进行,国民党军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绝对的优势。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

在广东,宋子文组织的两期“清剿”相继失败后,再也无力组织起有规模的“清剿”了。宋子文也不得不在蒋介石“引退辞职”后的第三天下台逃往香港,由余汉谋接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余汉谋、薛岳到任后,虽然试图在广东作最后的挣扎,但再也无法挽救国民党在广东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此时,在广东省乃至整个华南地区,人民游击战争迅速发展,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加强,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东江的江南、九连和江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局势已经完全扭转,为整个粤赣湘边区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转入集结主力,协同作战,转向全面反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49年1月17日,粤赣湘边区党委下令将所辖部队进行统一改编。活动于东江南岸地区的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活动于九连地区的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活动于东江北岸地区的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简称东江第三支队),以黄柏为司令员,黄庄平为政治委员,王达宏为副司令员,陈李中为政治部主任。

1月19日,粤赣湘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公布名义的庆祝及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庆祝粤赣湘边纵队成立的同时,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部队,展开政治攻势,震慑敌人,瓦解敌军、孤立反动势力,争取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最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

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还要进行垂死挣扎。

1949年1月,余汉谋、薛岳上台后,极力整饬部队,调整兵力部署,将原有的25个保安团,重新补充整编。其中10个保安团划为国防军,由余汉谋指挥,另15个保安团统编为5个保安师由薛岳统领,妄图在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南下之前,向广东人民武装力量发动新的进攻。

针对国民党之广东当局以重兵把守粤汉线南段和广九铁路沿线的军事态势,粤赣湘边区党委于2月25日作出部署,要求所属部队协同作战,发动春季攻势,完成区党委所确定的战略计划。指示各地必须贯彻“主动地、积极地、一部分、一部分歼灭敌人”的反清剿部署,“有配合、有策应地粉碎敌人之进攻,以完成本区战略计划”的作战方针,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使残敌龟缩,达到占领广大山地,建设根据地之目的。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的、有战略意义的行动,粤赣湘边区党委要求各地应作一定的配合,协同作战。粤赣湘边区党委发动春季攻势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粉碎国民党新的进攻阴谋,另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建立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和新(丰)连(平)河(源)龙(门)边两块战略基地。以江南地区的东江第一支队为主,由九连地区的东江第二支队第四团配合,开辟海、陆、惠、紫、五边区;以东江第二支队为主,由北江第一支队、东江第三支队各一部配合,开辟新、连、河、龙边区。在东江南、北两线同时向国民党军队、地方反动武装发起进攻,“有配合、有策应、有准备、有计划”地打击敌人,夺取据点,占领中、小墟镇和广大农村,逐步造成包围城市的态势,为战略基地的建立与巩固扫清障碍,打下基础。

春季攻势首先在江南地区展开。东江第一支队各部队分别发出攻势,在江南地区频频出击、大量歼敌,解放了广大农村和许多墟镇、打通了惠东、宝安与海、陆、惠、紫、五游击基地的走廊通道,使江南地区东北部解放区与九连地区紫五龙河解放区连成一片,海、陆、惠、紫、五解放基地初步形成。

而在东江北线发动进攻的东江第二支队主力和东江第三支队,北江第一支队各一部也同时展开了强大的攻势。从2月开始,北线部队兵分三路连连出击,以摧枯拉朽之势,转战新、连、河、龙、博边境地区,夺取中、小据点40余处,解放近百万人口的广大乡村,将国民党军完全压缩在东江流域走廊的孤立据点内,新、连、河、龙、博边战略基地遂合形成,为纵横千里的华南战略基地的建立打下基础。同时,在战略协同上,对江北地区斗争局面的彻底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江北地区的军事进攻,一直没有停止过。2月初,国民党第一五四师一部及国防部第二厅独立第二团先后对江北地区继续发动“清剿”,以图巩固广州外围。

3月初,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独立第二团第二营营长申江率领其部及增城、龙门、博罗地方反动武装,继续向增、龙、博地区进行“清剿”。此前,东江第三支队主力与申营周旋月余后,主动转移到博罗横河何家田、黄竹坳一带。申营亦从增城、龙门紧紧跟踪不舍,并纠集增城、博罗、龙门的地方反动武装1000余人,从横河、柏塘、平安一带分三路向公庄官山进攻。申江率中路,从横河经黄竹坳、鹅头寨、红头岭、上坪至公庄官山;右路敌军自柏塘经石岗抄小路夹击官山;左路敌军由龙门路溪经平陵袭击官山。随后,申营又尾追东江第三支队第二团进抵何家田、黄竹坳一带。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东江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黄庄平、司令员黄柏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认为,申江是三路敌军的总指挥,只有集中兵力歼灭其率领的中路军,其余两路将群龙失首而易于就歼。黄柏认为,申江营自进占江北地区以来,从未遭受过重创,因而气焰嚣张,横行无忌。部队如果向公庄进发,申营必然会尾追而来。上坪是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加上地形复杂,是埋兵设伏最好之地。会议决定部队从红头岭退至官山,诱敌深入,然后在红头岭到公庄途中的上坪设伏歼击进犯之敌……

上坪地处横河与公庄之间,是横河通往公庄、平陵的必经之地。这里是一个狭长的袋形小盆地,东西两面尽为草木茂盛的高山,易于部队隐蔽,实为理想的设伏用兵之地。司令员黄柏、副司令员王达宏在战前带领连以上军事干部到现场察看地形后,作出战斗部署:集中支队刘彪、梁陈华大队,洪广友、朱湘祺大队及王镜大队的两个中队,以及飞虎队、白虎队、西虎队共800余人,在公庄上坪伏击敌人。

总指挥所设在东面的山顶上,由黄柏负责全面指挥;前线指挥所,设在西面高山上,由王达宏带领第一团团长曾光负责西面伏击各部队作战指挥。刘彪大队负责东面山突击;洪广友大队负责西面山突击;中队长江松禧率领两个小队负责断后,截击逃敌及狙击从柏塘方向来援之敌;刘彪大队副大队长李汉威率领一个连队,负责狙击从柏塘石岗肚和显村方向来增援之敌,沿路埋设地雷。前线部队进行了政治思想动员大会,3月15日部队进入伏击位置,严阵以待。

3月16日,果然不出所料,国防部第二厅独立第二团以及地方反动武装,由红头岭、柏塘、陈禾洞,分三路向公庄进犯。由红头岭进犯的国防部第二厅独立第二团第二营一个加强连以及地方反动武装200余人进入上坪,落入伏击圈。这时,东江第二支队司令员黄柏一声令下,东西两面伏击部队集中火力向敌扫射,地雷、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接着指挥员发出总攻命令,两面伏击部队猛扑敌阵,仅40分钟就结束战斗,全部干净地消灭此敌。此役,毙敌39人,伤敌37人,俘敌军营长申江以下官兵共185人,缴获八二迫击炮1门,六○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1挺,长短枪200余支,电台1部以及弹药物资一大批。此战,东江第三支队指战员伍强、苏冠、范恒、刘君球、黄辉等5人牺牲,6人负伤。配合申江营由柏塘进犯的右路之敌,亦遭李汉威率领的钟成中队的狙击,毙伤敌10余人,迫敌狼狈逃窜。左路进犯之敌由龙门路溪抵达平陵时,获悉申江所部被全歼,闻风丧胆迅即缩回,龟缩在平陵圩内。

战斗结束后,东江第三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公庄桔子寨子岭举行庆功祝捷大会,参加大会军民数千人,40多位战斗功臣、13位一等功荣立者受到表彰。

上坪大捷是东江地区自进入战略反攻之后,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打的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给了来犯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江北地区的“清剿”,从根本上扭转了江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局面,并由此拉开了解放龙门的大幕。

从1949年5月开始,粤赣湘边纵队主力部队在东江各支队的紧密配合下,展开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先后解放了龙川、和平、连平、新丰、五华、紫金、陆丰、海丰等县城。与此同时,闽粤赣边纵队也相继解放了兴宁、大埔、蕉岭、梅县、平远、丰顺及闽西南的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永安等县城,东江、韩江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由龙岩至河源、由平远至海陆丰纵横千里,人口达400多万的广大解放区,胜利完成了建立解放广东的战略基地的任务。

而东江第三支队所部在参与东江北线夏季战略攻势行动的同时,在江北地区也不断出击,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攻占乡村和圩镇据点,先后发动大小战斗21次,歼敌599人,缴获火炮2门,轻重机枪25挺,长短枪600余支,攻克据点28处,争取国民党地方武装136人投诚起义,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江北地区及九连、江南地区绝大多数城镇解放后,除河源城、惠州及海丰仍驻有国民党第一九六师、第一五四师及保安第三师、保安第五师之外,仍有部分残存的地方反动武装流窜于边境山区,继续负隅顽抗。此时,在淮海战役被击溃的国民党军胡琏兵团残部也窜至粤东地区,企图在潮梅地区抓兵抢粮后,由汕头出海外逃。据此,中共华南分局发出指示,要求粤赣湘边纵队主力对海陆丰之敌进行攻击之后,抽出机动部队切断东江水陆交通线,相机歼敌,东江南线主力歼击海丰之敌,北线主力歼击可能西进的胡琏残部,江北地区部队则向龙门、河源方向移动,配合北线主力相机歼击从化、龙门之敌。

根据这一部署,江北地区的东江第三支队在从化、龙门及博罗一带发动攻势。6月初,东江第三支队司令员黄柏率领第三团4个中队,袭击从化二七圩、解放潖江上四九一带地区。6月24日,黄柏率部奔袭良口,全歼从化县保安营一个连和三个乡的自卫队共100余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100多支。东江第三支队第三团1人牺牲,3人负伤。良口战斗后,东江第三支队从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抽调兵力,组建由支队直接指挥的独立第三营,以王镜为营长,张球、徐清为副营长,黄赞明为教导员,下辖6个连1个炮排。

国民党原驻军从正果撤退之后,驻增城之敌受到东江第三支队的直接威胁。为策应增城县城之安全,支援龙门之敌,国民党广东当局又从广州叶肇警备总队调遣谭生大队把守正果。根据第五团侦察来的报告,东江第三支队司令部决定,歼灭正果之敌,彻底摧毁其增城东北之屏障,切断龙门之敌与广州的交通咽喉,使龙门之敌势成孤立,并以此巩固罗浮山基地。为此,东江第三支队司令部集结独立第三营、第五团的两个连及武工队,第二团李月生、王建两个中队以及民兵共800余人的兵力逼近正果白面石,定于7月13日向正果镇之敌发起攻击。

这时,驻守正果之敌谭生大队有共160多人,除1个排扼守镇内高楼,控制南面开阔地和河面,其余之敌全部驻在山边佛爷庙内,庙前左右两侧筑有暗堡,设有哨所,镇内一座当楼驻有地方武装1个中队,乡公所内驻有自卫队20余人,敌之总兵力约300余人。在力量对比上,东江第三支队占有绝时优势,而且士气旺盛。但此敌为正规军,装备精良,占有坚固防御设施;而东江第三支队所部无攻坚武器,显然这是一场不易得手的硬仗。此战能否取胜,对江北地区,特别是对增、龙地区影响重大。

为此,支队司令部作出周密部署:支队政治委员黄庄平、副司令员王达宏,带领预备队、迫击炮班,在佛爷庙山顶作全面指挥,第二团队伍由陈集中带领,负责阻击增城援兵,第五团负责攻击镇内驻敌和乡公所自卫队,并监视当楼内的敌人,李绍宗负责指挥独立第三营攻击佛爷庙之敌。战斗于14日午夜打响,向镇内、庙内敌人猛烈进攻。第五团突击队冲入镇内受敌人阻击,突击排长受伤,班长牺牲。当敌人逃往佛爷庙时,被第五团突击队截俘10余人。李绍宗率独立第三营攻击佛爷庙内敌人,敌人利用庙后碉堡阻击。天亮后,部队组织几次冲锋,未能攻下,拟炸毁敌人碉堡,敌人以火力控制了山腰,使独立第三营无法贴近,牺牲战士1人,伤2人。

突然天气变化,风雨雷电交加,指战员衣服湿透,雷鸣电闪与枪声交错,更显得战斗的激烈。

突然,李绍宗灵机一动,随后掏出自来水笔,匆匆地写了一封信,回身喊道:“通讯员,押一个当官的俘虏过来。”

通讯员押过来一个俘虏,李绍宗问俘虏:“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官衔?”

“报告长官,我叫何三,是个少尉排长。”似乎是刚淋了雨,又也许是吓的,那俘虏语音听得有点哆嗦。

“别害怕。”李绍宗把那封信交到何三手上:“你把这封信交给谭声,告诉他,不要再执迷不悟,替国民党卖命了。”

“好的长官,我一定带到。”何三接过信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

下午三时,指挥部决定发起总攻之前,第五团从镇内向佛爷庙攻击,李绍宗指挥独立第三营集中几挺重机枪封锁佛爷庙后碉堡的射击孔,再让迫击炮续连发几炮震慑一下。

“停!”李绍宗要宣传员喊话:“谭生,刚才我们开枪开炮你们都看见了吧,包括里面的弟兄们,顽抗到底是死路一条!现在,我们让你们的何三排长给你们带一封信上去,双方都不要开枪。”

“谭长官,不要开枪,我是何三。”何三举着白衬衣慢慢进入了佛爷庙。

“谭长官,这是共军长官让我交给你的信。”何三把信递给谭声。

谭生打开一看:“谭先生,国民党背信弃义,鱼肉人民,即将被历史所摒弃。如今我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即将解放广东,请你认真看清形势,再也不要为这个腐朽没落的政府卖命了,也不要拿你和手下一百多名官兵的生命开玩笑,缴械投降,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这是你和你手下唯一的出路。……”

“谭长官,共军上千人围攻咱们,有轻重机枪有迫击炮,弟兄们又断水断粮,再打下去的话,弟兄们都活不了的。”何三苦苦相劝。

“是啊谭长官,投降吧,我们想回家,不想吃军饷了。”士兵们纷纷哀求。

就这样,敌军谭生部在东江第三支队所部强大火力攻击和政治攻势压力下,又处于断水断粮困境,终于打出白旗投降。此役俘大队长谭生以下官兵160余人,乡公所自卫队20余人,缴获13厘米的机关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长短枪160余支,弹药和军用品一批。东江第三支队牺牲7人,伤10人。

谭生部被歼后,正果当楼的反动中队,仍不肯投降。因当楼工事坚固,四周是开阔地,强攻必然付出重大代价。因为之前有佛爷庙做谭生部投降的政治工作成功的案例,决定坚持开展政治攻势,未有效组织武装攻击。敌谎称愿意投降,以要做内部工作为藉口,拖延时间。

由于支队领导未能及时做出准确判断,至天亮时,增城之敌迅速前来增援,与东江第三支队监视敌人的一个班展开遭遇战斗,此班11个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当楼敌人乘机突围逃跑。这次支队领导未能及时掌握战机、乘胜全歼敌人而导致的不应有损失,实是个轻敌的教训。

攻克了正果,在战略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增龙地区军民均受到鼓舞。至此,永汉镇的反动武装,只有刘镜的自卫队100多人,配有3挺机枪,已经不敢住在永汉镇,回到其马蹄岗老巢。该村有四角炮楼,三面环水,仅有一座石桥出入,敌人依凭其坚固堡垒,负隅顽抗。只在白天到永汉镇收税、勒索、抓人、罚款,无恶不作。支队政治委员黄庄平、副司令员王达宏、第二团团长李绍宗率领王镜独立第三营及第二团陈集中大队转移至永汉低冚,部署歼灭这股反动武装。支队司令部布置在永汉镇设伏,待敌人进入镇内时,一举围歼。夜间,东江第三支队所部进入永汉镇内,埋伏在街道出口和镇中心商店,但敌非常警惕,只派一个排进入镇内,其余在外面警戒。当战斗打响,只歼敌一个排,毙敌1人,伤数人,俘2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1支,敌大部逃回马蹄岗。东江第三支队曾把敌人包围,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但敌人据险顽抗。支队司令部考虑强攻将可能伤害群众,付出很大代价,同时支队主力奉命赶赴博罗杨村,配合粤赣湘边纵队主力,围歼南逃的196师、154师、保三师、保五师,支队司令部命令部队撤出马蹄岗。刘镜残敌如惊弓之鸟,趁夜逃离,从此永汉再无反动武装,宣告解放。

永汉是老区,群众多年来历尽了艰辛,坚持革命斗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终于盼来了解放,无不欢欣鼓舞,村村杀猪慰劳部队,并在低冚召开庆祝解放永汉和奖励战斗有功人员大会,热闹非凡。

7月16日,在攻克正果的同时,东江第三支队第三团又攻克地派圩。地派反动分子罗盛椒、潘灶辉、罗恩文等于1948年4月组成“还乡团”配合国民党军一个营占据地派圩,以“万书楼”作为堡垒。圩四周筑起了防守工事,上下圩竖起两道大闸门,企图长期作为防守县城以北的前哨,以为据点坚固,有持无恐。罗盛椒等曾经配合反动自卫队,对革命老区烧杀抢掠,塘基背被烧了三条村庄,雷公背村被烧毁17间民房,捕杀农会副会长石国保、刘长栋以及民兵伍成发、黄青、严李富等10多人,抓去100多农民审问,并每人罚谷3至5担才放回家,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早就要求拔掉这个反动据点。

为此,东江第三支队第三团领导马达、丘松学、巢海周等决定,解放地派。此举既是民意,又是为了打开龙北局面的需要,黄柏司令员亲自参加连以上干部战前会议,拟定了作战计划。为使敌人炮楼射击不易寻找目标,决定进行夜战,造好了几个炸闸门的地雷和一个60斤黄色炸药包,12个雷管炸“万书楼”的大地雷。

7月16日午夜开始进攻,二中队用地雷炸开上圩闸门,在机枪步枪掩护下,冲入圩内,当即俘虏了被地雷震聋耳朵的敌门卫潘狗班长等以下5人。钢炮队、粤汉队同时炸开了下圩闸门冲入圩内,因部队进攻的火力强大,敌人全部退缩到“万书楼”死守并封锁要道。使用大地雷的突击组,用逐屋凿墙办法炸毁“万书楼”,凿到第五间屋,尚有一间正在开凿时,敌人也凿开了窗眼,一枪射过来,第三团连伤3人,司令员黄柏,战士李观保负伤,路黄周伤腹部光荣牺牲。此时天已大亮,敌人孤立无援,怕被我围歼,全部爬墙逃往县城,地派圩逐告解放。

永汉、地派解放后,为了完全孤立龙门县城之敌,为解放龙门全县扫清障碍,已兼任龙门人民政府县长的李绍宗派李达松、李荫亭到沙迳、功武、龙华有反动武装的村庄,通过宗族和社会关系,开展政治攻势,讲形势、讲政策,劝其交出武器。在大势所趋和政策感召下,功武交出冲锋枪1支,短枪10余支,步枪30余支;水坑交出轻机枪1挺,长短枪40余支,分别由第一、二团接收。至此,龙门城外围之敌基本扫清,为解放龙门县城创造了条件。

8月间,东江第三支队司令部获悉龙北区副区长刘毅侦察到龙城敌人情况的报告,和一团情报参谋室(代号凌风)打入龙门县政府会计室任职的巫峰、古风先后两次详细准确提供的敌人兵力装备部署、布防图情报。支队司令部决定立即解放龙城。黄庄平、黄柏、王达宏等调集王镜、黄赞明独立第三营、李绍宗带领的第二团、马达带领的第三团、徐文带领的第五团以及龙北区民兵,总共800余人集中在凌角塘,作好战斗部署后,定于8月26日进攻龙城。

龙城位于龙门河畔,有较好的防守条件,城内有7个山岗依连(叫七星岗),均建有岗楼工事,还有两座庙宇可作为堡垒,城外还有一条3至5米宽的护城壕沟与龙门河相通,旧城墙残存,原来城内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营长姓刁,叫刁营),约有500人左右,县警大队160余人,各乡镇逃窜至龙城的残余反动武装100余人。正果被东江第三支队攻克后,敌人恐慌,刁营与龙门县长关耀中先后潜逃,由谢明轩代理县长,留下廖卑石县警大队和其他反动武装及县府官员共300余人守城,配有重机枪一挺,轻机5挺,步枪200余支,弹药较充足,但真正有战斗能力的只有县警队的二个连160余人。在七个山岗碉堡均设有岗哨,其主力在南侧,即原国民党县党部后面,河唇围北后山寺庙工事两个排,国民党县政府城西一个排,北面山岗一个排,杂牌反动武装集中在县立一小,主要负责城东警戒,敌人总指挥部设在城西北角中山公园侧伪法院寺庙内,前沿指挥所在伯衡小学。

根据敌人的防御设施和兵力布置,支队司令部决定采取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以军事攻势为主。司令员黄柏指挥部队分三路攻城:城北一路,由第三团谭达强抗征队主攻;城东南一路,由陈福记中队进攻;城南一路,由第二团王镜独立第三营从甘香正面攻击驻伯衡小学的敌人;王意中队担任阻击,预防河源吴伯梅保安营增援。

8月26日晚,总攻开始,城东南一路,仅用20分钟,即攻占敌人一些碉堡,俘敌10多人。城北一路从古冚口攻城,因敌人防守严密,战斗十分激烈。第三团团部立即派谭度珍带领小鬼班由城边白额圳村凿墙入城,谭达强抗征队突入进去后,俘敌一个排,在龙江街明远堂活捉了代县长谢明轩。城南一路,打乱敌人前沿指挥系统,歼敌寺庙主力两个排。

27日晨,县城主要街道已被东江第三支队占领。但廖卑石残部退到七星岗碉堡负隅顽抗,为避免白天进攻造成不必要伤亡,黄柏、王达宏下令暂停攻击,展开政治攻势,令被俘的代县长谢明轩向七星岗碉堡喊话,要廖卑石率残部投降,廖卑石企图据守待援,按兵不动。谭达强率领抗征队到城内搜索被打散的国民党龙门县政府军政人员二三十人中,发现廖卑石的妾氏和马弁,向他们交代政策,其妾氏向廖写劝降书,由马弁送至碉堡,廖卑石在被困无援,处于绝境情况下,放下了武器,于下午1时许,率队投降。东江第三支队所部即占领县政府、法院、警察所。

8月27日,全城宣告解放,计俘代县长谢明轩、自卫总队长兼县警大队长廖卑石及财粮科长等260余人,伤敌5人,缴重机枪1挺、轻机枪5挺,步枪270余支,短枪10余支,弹药一批。东江第三支队仅轻伤2人。

龙门县是江北地区获得全境解放的第一个县份。

龙门县城解放后,中共江北地委宣布,撤销中共增龙县委,成立中共龙门县委员会、县军管会、建立区乡政权。中共龙门县委由钟达明、李绍宗、邓茂华、王育文(兼组织部长)组成,钟达明任书记,李绍宗任龙门县长,邓茂华任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李觉任公安局副局长,李章任法院副院长(李绍宗兼院长),各乡人民政府亦普遍建立了起来。随后,江北地区成立江北支前委员会,县军管会主任李绍宗兼县支前委员会主任,领导新建立的区、乡政权班子,掀起轰轰烈烈的支前迎军群众运动,为解放广州,动员了几万民工修复通往广州的增龙公路,修复县城至各区乡电话,筹集了粮食几万担,生猪上千头,组织上万名群众成立运输队、担架队,发动家家磨谷椿米,户户积集柴草蔬菜,迎接南下大军的到来。

此时,集结于博罗、增城、龙门一带的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队,在东江上、下游遥相呼应,伺机反扑,企图打开南逃的通道。为歼此敌,粤赣湘边纵队南线主力在解放海丰、陆丰县城后,立即作出部署围歼企图南逃之敌。9月6日,司令员尹林平率领边纵南线主力独立第一、二、三团共4000余人的兵力,从紫金古竹北渡东江,拟歼接应国民党第一五六师南逃而驻守柏塘的保安第三师一个营。纵队司令部决定首先以独立第二团、第三团围歼此敌。独立第一团则于博罗罗村十二岭一带戒备,阻击可能由惠州、泰美增援之敌。9月8日,驻守泰美之敌保安第十五团,发现粤赣湘边纵队得主力过江,移驻杨村十字路与耀子潭等地时,立即派出其第二营及守备总队共600余人,向龙门县邓堂山搜索前进。纵队独立第三团第一、三营与此敌遭遇,先后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坚守邓堂山阵地,随后发起反击,迫敌逃窜。此战毙伤敌47人,俘敌11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9支,掷弹筒4支,枪榴弹36发,手榴弹38枚,子弹2000余发。

当敌得知南线主力横渡东江包围柏塘之敌后,立即收集保安第三师第八团,第五师第十四团两个营、第十五团一个营共2500余人的兵力增援柏塘。敌军从惠州、泰美分进,于9月11日上午进至泰美罗村十二岭。纵队独立第一团当即拦截阻击。战至下午11时,纵队独立第二团奉命投入战斗,负责主攻柏塘之敌的纵队独立第三团也奉命转移兵力,派出第三营配合打击援敌,痛击敌指挥部,并切断敌之退路。纵队独立第一团、第二团正面展开反击,敌人的阵地迅速崩溃,狼狈回逃。此战,毙敌保安第十四团团长王亮儒以下官兵100多人,俘敌保安第十五团第三营营长何家球、第十五团第一营副营长谢昌志以下官兵105人,缴获重机枪5挺,轻机枪15挺,手提机5支,卡宾枪3支,长短枪100多支,子弹多发,电台两部及其它军用物资一大批。粤赣湘边纵队南线主力8人牺牲,23人受伤。

罗村十二岭战斗后、纵队南线主力经公庄、平陵直逼龙门。敌第一五四师欲经平陵撤退到惠州与其第一九六师汇合南逃。敌前头部队于18日早午8时30分到达坳头迳,遭粤赣湘边纵队独立第三团第三营第二连前哨打击。战斗打响后,纵队独立第三团第三营占领小塘山一线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敌军展开激战。双方对峙达6小时之多,至下午2时许,纵队独立第三团第一、第二营和第一团部队向敌之来路右冀迂回包抄,独立第三团第三营又在正面发起攻击,敌军不支全面溃退。此战毙伤俘敌6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随后,敌第一五四师在博罗龙华被两广纵队包围后,全师3200余人投诚接受和平改编。

至9月底,东江地区大部分解放,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为迎接野战军南下,解放全广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9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侦察排先行抵达龙门,与龙城军民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0月11日晚,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一师与东江第三支队部队在龙城胜利会师,全城军民彻夜欢腾。12日,中共江北地委和东江第三支队司令部在龙城召开军事会议,为配合解放军进军广州,决定东江第三支队所部分成三路,由黄庄平、王达宏、钟育民率领支队机关、独立第三营和第六团一部,配合第四野战军第一三一师解放增城;由黄柏率领第一团,配合两广纵队解放博罗城;由陈李中率领第三团,配合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二师解放从化。同时,中共龙门县委和龙门县人民政府,组织支前民工队,随军南进,直至广州解放。

至此,龙门县全境获得解放。

18、铁岗平暴

然而,国民党反动势力及其残余力量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总是要寻找一切机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捣乱、破坏,企图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就在龙门县获得解放后不到两个月,国民党伪乡长钟绍文便率领匪特和大刀会会众及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发动了一起震惊广东乃至全国的反革命暴乱……

铁岗乡位于龙门县西部,东邻左潭,南连永汉,西靠南昆山,北与广州从化接壤,距龙门县城30公里。这里是南昆山山脉所系,四周崇山峻岭,山林茂密,道路闭塞,在群山环抱中,有一片东西长约七八里、南北宽约三四里,形似树叶的小盆地,铁岗大部分村庄星布其间。乡政府则在名为“铁岗圩”的小市集里。解放初期,铁岗乡总人口在1万人左右。由于交通不便,民风彪悍,铁岗乡素来有“山中王国”之称。大刀会作为民间自卫组织,在铁岗一带盛行,会众分布广泛。抗战期间,铁岗周边的大刀会曾立下奇功。地方志记载,1944年7月上旬,一队日军由从化县吕田窜入地派、铁岗、左潭、龙华等地抢掠,晚上在龙华四围村宿营,当时的左潭乡自卫队获悉后,由自卫队长廖香南率领大刀队一百多人,急行军到达四围村,天尚未亮便突入敌营,用大刀杀死熟睡的日本鬼子30多人。不过,大刀会也容易为封建会道门控制,成为反对新生政权的力量。

龙门刚解放时,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还没有完全肃清,原铁岗乡的国民党乡长钟绍文不甘心政权更迭,遂与大刀会会首许悦礼、戴礼等人相互勾结,暗中与新建立的铁岗乡人民政府对抗。

1949年11月,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奉命调动配合支援前线南下大军,趁龙门我军兵力空虚,钟绍文认为重夺铁岗乡政权的时机到来,便联络许悦礼、戴礼等大刀会会首,紧急策划武装暴乱。

一夜之间,铁岗乡谣言四散:

“乡政府已准备好了500根麻绳,要从铁岗圩绑500个壮丁去前线当炮灰,以便共产党打人海战术。”

“乡政府贪污我们几百担公粮,现在该清算这笔账了。”

“我们有神来领导保佑,人人起来打倒乡政府呀!”

“乡政府贪污我们几百担公粮,现在该清算这笔账了。我们有神来领导保佑,人人起来打倒乡政府呀!”

……

很快,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会众都被煽动起来,在许悦礼、戴礼等大刀会头目的主持下,所有会众斩鸡头,割手指,在神像面前歃血为盟,挖出原先埋藏起来的数十条枪支,武装起来,一齐围攻才成立没几天的铁岗乡政府。

围攻乡政府的大刀会会众足有1000多人,他们而建立不久的乡政府人员总共只有16名,长短枪13支,据守于乡政府的院落和两座砖石炮楼奋力抵抗。

铁岗暴乱时,龙门县长李绍宗正在组织群众抢修公路,迎接大军南下,知道情况时已是第二天了,遂一面向东江第三支队司令部请援,同时率领县大队前往30公里外的铁岗乡救援。

当时县大队只有60余人,两挺机枪,除大队长李达松、连长黄如外,其余全是新兵。李绍宗亲率县大队刚刚进入铁岗,圩东边的老鸦口,便遭到大刀会包围。大刀会人多势众,每张脸都涂抹得狰狞可怕,县大队有些新队员一见,吓得惊慌失措,拔腿逃跑,许多人被乱刀砍死,暴乱匪徒将所有被砍的脑袋割下来,用竹竿挑起给被围困的乡政府人员看,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到达铁岗后,李绍宗立即指挥县大队占领有利地形,希望以密集的火力攻击,来驱散匪徒,解救被困的乡政府人员。但保卫乡政府的匪徒约有四五百人,头扎红带,领头的摇晃着蒲扇,口念道语,挥舞着刀枪,不要命地蜂拥扑来。由于怕伤害受骗群众,县大队未以密集火力阻击,只毙伤数名匪徒,匪徒被迫停止向前,但乡政府人员仍被围困。

第三天,县大队再一次组织进攻,这次采取长驱直入,试图近距离对暴乱的匪徒进行攻击,可是匪徒仍然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县大队由于全是新兵,在混战中被匪徒砍伤数人,队伍一时大乱。这时,李绍宗带领警卫员用冲锋枪掩护连队占领阵地,进行远距离攻击,但还是未能解救出被困的乡政府人员。

县大队两次驰援的失败,使得匪特和大刀会更加猖狂。坚守乡政府大院的16名人员,一次次扯起红布在炮楼上表明他们仍在坚持战斗。最后,他们据守的炮楼又被四面架火焚烧,乡长杨其祥、副乡长于炳南等16人全部牺牲。

紧接着,铁岗乡成立了以钟绍文为首的伪乡公所。他们扬言这次要干到底了,谁不跟着干就杀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来一个斩草除根。铁岗乡一时成了国民党的天下。

铁岗暴乱历时近半年。暴乱势力最鼎盛之时,大刀会扩展到了四五千人,发动暴乱的首领钟绍文被台湾“国防部”任命为“龙门县县长”兼“广东东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

从1949年11月11日铁岗暴乱发生,到1950年1月,两个月间,大刀会会众几次进抵龙门城郊。龙门县城危在旦夕。

这时,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44军131师路过龙门,李绍宗紧急向大军请求派兵协助平乱。解放军遂派出一个营与大刀会对阵,但只打死、打伤会众五六人,活捉了30多人,仍没消灭暴乱大刀会的主力,然后就奉命西进,过境而去。

铁岗暴乱最终惊动了驻守在惠阳坪山的部队。

1950年1月,41军由桂入粤,担任守卫沿海边防和平息匪患的任务。军部刚在坪山安定下来,李绍宗就上门报告匪情,请求围剿。

任务落到了123师367团身上。

367团即是著名的“塔山英雄团”。接到任务后,团政委郑戈令即刻率领第二营前往军部,听候军部首长的调遣。41军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等军首长向郑戈令介绍了在座的东江军分区副司令员黄柏、龙门县长李绍宗,然后坐下来共同研究平息铁岗匪乱的作战方案。

此次铁岗乡剿匪,由东江军分区副司令员黄柏、龙门县长李绍宗和367团二营组成剿匪指挥部。

剿匪指挥部成立后,在龙门县政府召开了针对性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负责全面指挥进剿土匪的367团政委郑戈令、东江军分区副司令员黄柏、龙门县长李绍宗、367团二营营长于长友、教导员范丕忠、367团侦察股长王急进,以及过境参与剿匪的44军131师炮营李副营长等。

在研究剿匪战术时,会议强调指出,作战时大刀会会众和土匪特务混在一起难以分清,不过也有一定区别,匪特持步枪短枪穿便衣,会众多穿法衣,手执各种原始武器。所以,战场上主要打穿便衣持长短枪者,对盲目蜂拥而来的大刀会会众,主要打蜂拥在前组织指挥的会头和点传师。刀会作战是一窝蜂,一遇伤亡便会惊慌溃退。

会议最后提出了多个口号:“坚决消灭以钟绍文许悦礼为首的匪特刽子手!”“我军消灭匪特不打刀会,刀会回到人民中来,勿为匪特所欺骗!”“对放下武器的匪特及刀会会众实行宽大政策,一律受到政府及大军的优待保护!”

就在剿匪部队准备开往铁岗乡之际,钟绍文派了一个姓禤的小学教员,持信到县政府谈判。367团政委郑戈令刚开始以为这个人是来下战书的,等到姓禤的谈明来意,拆看来信后,才知道是来谈判投降条件的。

钟绍文在求降信上说:

……钟某等念及乡里父老生命财产安全,如战事一开生灵涂炭,玉石俱焚。钟某等昼夜思量,寝食不安,特向大军提出以下条件:

第一,不如两家休兵罢战,大军不必再进铁岗,吾等亦不越铁岗圩之界,双方保持公平,并可照规定向龙门县政府交纳公粮。

第二,如以上条件不为大军接受,钟某等亦愿交出枪械十多支,并希网开一面,开出路条允许我等十余人前去香港。铁岗圩任从大军接管,从此休战,化干戈为玉帛。

以上条款如何?望大军定之。

禤先生为我等全权代表,战与和愿示赐音。

钟绍文的这番言语,使郑戈令一时产生犹豫,考虑钟绍文真能全部交出武器,大刀会便好对付了,放走几个匪首也不是不可以。但该意见马上遭到黄柏和李绍宗的坚决反对。黄、李认为,匪特玩弄投降的阴谋伎俩已非一次,几乎每次进剿前都派人来谈判,这已经是他们的惯伎。“他们还派人假充人民代表,到华南军政机关去告我们的状,千万不可上他们的当。”

打发走禤某之后,进剿计划照常进行。

1950年1月21日下午,剿匪部队绕道向铁岗进发。

剿匪部队从龙门县城出发时,天空已经是乌云密布,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部队改变了从左潭圩西进铁岗的剿匪路线,向西南绕道永汉,再转向西北从铁岗西口进入铁岗。路程长达50多公里,要远一倍多。

行至永汉附近时,剿匪部队又分出一部,按照地图上标志的羊肠小道,意欲从铁岗南面翻过五老峰,直扑山下的山辰村。因有情报讲,匪首钟绍文的老巢,就在山辰村。

进攻铁岗的主力部队冒雨夜行,于拂晓时分进入铁岗西部腹地。正当主力部队准备向铁岗圩乡公所前进时,附近村庄突然响起锣声,接着又响起阵阵牛角号及擂鼓声。锣鼓牛角响过,又响起杂乱的步枪声以及人的呐喊声。此时,天已大亮,各个村庄的人影在蒙蒙薄雾中晃动,成群结队聚合,吆喝着向剿匪部队追逼过去。

剿匪部队立即占领铁岗西面普济堂南北两处高地。郑戈令在后来的汇报材料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两处小高地皆可向东俯视铁岗全貌,天光大亮后眼前地形让人震撼,南面是高耸入云、峰顶覆盖雪霜的五老山帽子峰,从西至北是险峻的鸡枕山,东南是铁门似的山峰夹峙着铁岗圩的入口,所有山峰上覆盖着丛丛密密的原始森林,铁岗墟从西向东很像一片桃叶形的峡谷地带,夹在群山峻岭之间。铁岗地势如此险要,无怪乎被称为“山中王国”。

扼守两处高地的剿匪部队,直至早饭时刻都没有主动出击,只听见一阵紧似一阵、由远而近的锣鼓咚咚响,号角高声长鸣,看见近千人的大刀会会众向两处高地靠拢。

随着大刀会的阵势愈来愈近,剿匪部队把这些会众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的扮相装束既有几分狰狞可怕,但又颇为滑稽可笑。这些人大多穿着黑的、红的或黄的道袍子,腹部勒着红兜兜,即所谓法衣;也有不穿法衣而穿行其间的,大概就是骨干匪特。这些大刀会会众,头上都包着红黄黑的布条,一手执着武器,一手拿着芭蕉扇,或者擎着土造木制的小菩萨。武器多半是大刀、梭标,也有棍棒、竹竿以及杀猪刀、菜刀,个别的也有使用步枪。他们挥动武器,装出吓人的样子,口里咿咿哇哇地发出怪叫。剿匪部队中的本地人翻译说,他们口里喊的是壮胆的咒语:“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打不倒打不倒!”

大刀会会众在临阵前都大量吞食了朱砂、牛黄等热性药物,又灌了烧酒,完全失去理智,显得凶猛异常。他们手摇芭蕉扇,挥动大刀,跳到剿匪部队阵地面前。

营长于长友喊着说:“政委,再不打敌人要抓住我们枪筒子啦!”

郑戈令大喊一声:“打!”

战士们端着枪,专找那些穿着便装的匪特分子和带头冲锋的大刀会头目进行射击。片刻工夫,已有三四十名匪特分子和头目倒在枪弹下。到这时,这些“打不倒”的“神兵”才稍为清醒了一点,连忙脱掉法衣,扯下胡子,丢掉手中的法宝,狼狈逃窜。

个性诙谐的营长于长友用脚踢着河边的一个被击中肚子、正在垂死挣扎的点传师,大声喊着对大刀会会众说:“这个被打倒的是什么人?你们说能不能打得倒?”

“唉!大军官长哩!谁说打不倒,一打就倒哇!”被抓获的会众大声说。

“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你们刀会是被欺骗的老百姓,再不要为钟绍文许悦礼卖命了!快快放下武器,解放军放你们回家!”

在剿匪部队一阵口号声中,500余名会众一齐放下了武器。

367团政委郑戈令寄希望于越过五老峰从南面进入铁岗的小分队发动突击,直捣钟绍文老巢。但小分队人生地不熟,五老峰上无路可走,战士们只有将人和武器捆在一起,从悬崖上攀援而下。当他们六连疲惫不堪地赶到时,已是当天下午,正面战斗快结束了。

大刀会虽然被大部分击溃了,但以钟绍文、许悦礼为首的匪特骨干武装并未在此次进剿战斗中被消灭。从第二日到第四日,双方仍有零星战斗,第五日以后,钟绍文、许悦礼以其保存的60多人马和枪支,对剿匪部队开展“游击战”,铁岗剿匪陷入胶着状态。

匪特骨干武装则流窜于铁岗周围一带山区边缘,经常夜间出没,进行骚扰。367团是外地人,地形不熟,一次次被捉弄得疲惫不堪。据江雪山回忆,有一次,郑戈令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匪特也混在其中,本想对郑开始射击,由于见到四周警戒森严而未敢动手。另有一次,郑戈令正在炮楼灯光下起草一份发往军部的电报稿,嗖的一发子弹飞来打掉了他的帽子。

此后的将近一个月间,钟绍文、许悦礼重据铁岗。史载,钟、许二匪气焰万丈,声称“共产党和大军都打不过我们,正是我们为国民党建功立业的时候了”。匪特人枪从原来的60多人扩张到了500余人,大刀会向四外联络发展达到四五千人。台湾国民党当局闻讯则大为惊喜,立即加授委任钟绍文为“龙门县县长”兼“广东东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许悦礼为副司令,要把铁岗及其周围山区建成反共基地和堡垒。

1950年3月下旬,粤北匪患大起,123师奉命进驻北江英德、清远、连阳一带,367团也奉命撤离铁岗北上。

最终平息铁岗乡大刀会暴乱的,是另一支过境部队44军130师388团,时间在1950年4月中旬,距367团撤出铁岗大约20天后。

曾任367团团长的江雪山、130师战士赵德明等人在晚年回忆中,均记述了这一突袭过程。当时,130师388团奉命赴从化、花县一带剿匪,行军路过铁岗西北从化县境内的吕田、良口时,当地老百姓们反映:“铁岗那里大刀会土匪好厉害呀!几次打到我们这里来啦!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污辱妇女呀!”388团团长贾清江发现情况属实后,当即决定,夜袭铁岗。

良口至铁岗大约40公里。388团在向导引路下,经过一夜跋涉,于拂晓前进抵铁岗,他们以神速动作,悄悄地包围了伪乡公所和四五处匪特聚集的大院,待天亮后发起攻击。

铁岗乡匪特由于连日暴饮,纵情作乐,睡得很死,并不知道已被包围。等到388团冲进院去,有的还在醉梦中未醒,有的发觉后据守围墙、碉堡抵抗,但很快被炮火摧毁。500多名匪徒全部被活捉。在查点中,只有钟绍文带着贴身保镖跳墙突围逃跑(后逃至香港),许悦礼、戴礼等30多名大刀会会首均已落网。

龙门县政府闻讯后欢欣若狂,县长李绍宗带领县府及地方人员从远处赶来,协助部队清查被俘虏的500多名匪徒。许悦礼、戴礼等罪大恶极的杀人刽子手,后经法院判决上报批准后在龙城执行枪决。

“升官”不到一个月,钟绍文的暴乱势力就在人民解放军44军388团的一次奇袭中土崩瓦解,仅其本人带着贴身保镖潜逃香港。

铁岗乡大刀会暴乱历时半年许,从此根绝。

匪首钟绍文为什么凭借一番“谣言”,就能在铁岗掀起这样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暴乱呢?这是我们在研究相关史料时倍感困惑的一个疑问。

远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龙门及铁岗活动,在群众中拥有了深厚的阶级基础,例如,1947年4月底,增龙从博人民自卫队队长王达宏率队进击铁岗乡,破仓分粮,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深得当地农民支持。可是,在新政权建立后的短短时间内,为什么会有一些农民轻而易举地被大刀会蛊惑参加暴乱呢?

仅仅以“谣言”为由,恐怕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持续半年的铁岗暴乱,是对新成立不久的龙门县人民政府的一次严峻考验,它不仅提出了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还对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干部,能否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等问题,提出了严肃的课题。

19、李绍宗同志关于龙门县解放战争的概述

东纵北撤后,独立大队的同志大部分复员了。当时龙门北撒的只有两个同志:李绍宗、王强(解放后在中山大学任职)。敌人发动了五家联保,威逼复员人员自新。因此,大部分同志转到地下,很多人住到山上,砍柴、烧炭来维持生活,少数同志流浪到香港露宿街头,那时鳌溪邓茂华同志(解放后是龙门县副县长)在香港就是在街边睡,那时候组织上也无能为力。一直到1946年冬,王达宏从香港回来到永汉重整旗鼓,组织武装,把复员的同志组织起来。王达宏同志为了组织武装,他还变卖了一些家产去买枪支。

1947年,王达宏组织起来的的武装与东纵北撤时留在江北进行斗争的黄柏同志取得了联系,一起打了永汉警察所,捉了伪警长刘道方,缴了一挺机枪,几十支步枪。这个战斗的意义:吹响了恢复武装斗争的号角。从此,革命斗争烈火愈烧愈旺。龙门反动派组织力量进行围剿,企图把我们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镇压下来。在黄柏、王达宏同志指挥下,在永汉低冚伏击了来犯敌人,歼龙门县警大队大队部及一个中队,龙门自卫中队,缴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

这两次战斗震动了江北(山东解放区也有指导),发展了大好形势,队伍亦不断壮大,除武工队外,已有两个战斗中队(洪腾中队、陈集中中队),全部武装力量约300人左右。

我是1947年从山东被派回来的,当时也参加了增龙县委,实际我是负责永汉工作,是永汉地区的军政特派员。

东纵北撤后,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议定,重点进攻华东解放区,中央提出要东纵北撤山东的干部,调一部分回广东,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敌人力量,李绍宗同志又被从山东调回广东龙门参加武装斗争。

1947年冬,龙门反动派积极进行征兵、征粮,以支援内战,伪县长钟天定亲自率领县警队坐镇永汉。在王达宏、李绍宗同志的指挥下,在永汉坳头伏击了伪县警队,歼敌一个排,缴机枪1挺,步枪20多支,打死打伤敌人10余人。这一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支持了群众抗丁抗粮减租减息的斗争。这时伪县长感到在永汉不安全了,星夜逃回龙门县城。1947年冬,华南分局指示:放手大搞,开展收缴地主武装分粮分地的斗争,这是革命斗争历史的转折点。这场斗争的性质,是要摧毁国民党在农村反动统治的专政基础,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鼓舞着全党全军,鼓舞着整个地区的的群众,一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收缴地主武装分粮分地的斗争起来了,龙门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又在经受考验。

当时在龙门的地主武装基本是组织起来的,我们如果采取强攻收缴的话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一面采取分化瓦解,使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装解散,再各个击破收缴,同逮捕反动头子迫其缴械结合起来,有的以借的名义收缴,如对一些开明的绅士就是用这个办法(如对刘家球借枪)。有的采取袭击等策略收缴,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对顽固者则强攻之。我们首先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永汉自卫队,当时永汉的反动武装基本集中在自卫队手中,有机枪几挺,步枪几百支。如果强攻必然付出很大代价,敌人有碉堡、有工事,因而必须采取巧妙办法。一方面采取政治攻势,一方面派人到永汉圩把大队长陈清扬约来打麻将而将其秘密逮捕的,这是王达宏布置我经手办的,由王达勤、王平、王春执行这一任务的。把这人抓来后送到低冚太平强迫其签一个协议书、要定期解散自卫队,我们答应他如有困难,可给钱他去香港。如不解散,我们则公布他签字的协议书。这样,陈清扬只得被迫就范,自卫队就此解散。然后,将其分散各村的地主武装收缴。在永汉计缴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300余支,手枪50支左右。袭击麻榨龙田围反动据点,这个据点是有组织的,它有四个炮楼,三面是水塘包围,不易进去,后我们化装投圩方法,我带了几个连队去搞的,当时徐文也在,后来进去了一个班,他即关门了,其余人进不去,进去了那个班占了一个炮楼,还有三个炮楼未有占领。

我们后来抓了一个绅士何造林,讲政策,讲道理,最后统一开门了,我们几百人浩浩荡荡把队伍开了进去,把炮楼的敌人全部集中,枪支留下,但这事何造林作不了主,关键要反动头子何立贤做决定。请他来后,要他交枪,他不交,我们当机立断,就地枪毙了他。这一来,何造林害怕了,其他反动派也慌了,把所有机枪、步枪都交了出来。共缴机枪4挺,步枪40余支。春节后又袭击麻榨东埔反动派,当时这个据点的反动派头子都走光了,我们抓了一个关键人物廖近才把机枪交出来,共缴轻机枪2挺,步枪20多支,逮捕了井头一个地主,迫缴机枪1挺。在麻榨还缴了40多支步枪。

这次大搞,在龙门地区一共缴了12挺机枪,步枪360至400支,手枪100支以上。

以后,队伍又挺进到福和地区,收缴了鸭麻潭地主武装机枪1挺,步枪约50支,手枪10余支,分粮5000余担。

永汉地区一共分了多担粮食,在永汉低冚、寮田、鹤湖、油田、葱溪还分了田

经过这场斗争,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约有1200余人,农会、民兵组织普遍在我控制区和活动区建立起来。地主分子纷纷逃跑,群众革命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出现了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局面。民兵组织联防放哨,曾有过号角一响,传遍两县的事例,可谓江山一片红。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东三支成立了(但未公开),增龙地区武装编为东三支二团,下有王镜、洪腾、陈集中、蓝德、王国祥五个大队。此外,还建立了龙门县人民政府在永汉南部办事处(简称龙南办事处)。最初我当主任,后来我当县长不兼了,由李达松同志任主任,李应标任副主任。办事处属区一级编制,有两个中队武装(王立君一个,王健一个),还有武工队。

经过收缴地主武装、分粮分田的斗争,一方面是壮大了我们队伍,削弱了敌人力量,但敌强我弱的局面总的来说还未改变。因此,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凭着他们力量的优势作垂死挣扎,逃亡地主纷纷组织还乡团,配合国民党军对我们进行围剿,对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斗争越来越残酷,困难越来越大,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我们队伍的壮大,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而,国民党很快调来了独二团一个团和9661一个团进驻增龙地区。在永汉、正果、派潭驻一个营,企图钳制我们向平原挺进,并想乘我刚扩大队伍还未整训的弱点,把我们打跨甚至消灭,这样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开始了。从1948年2月开始至同年12月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5月为一个阶段,敌人猖狂进攻,我队坚决反击; 6-9月为一个阶段,斗争转入残酷,我队廻避锋芒,不与敌正面作战,回旋区越来越小,处境越来越困难:10-12月为一个阶段,我主力作战略转移,我们又从被动转向主动。

第一阶段:由于地方反动武装有的被我消灭了,收缴了武器或瓦解,所以国民党两个团正规军经常以三个加强营的力量向我进攻。由于失去地方反动武装配合,尽管敌人力量比我大,火力比我强,但我们有群众支持,又熟悉情况,整个斗争是对我们有利的,坚决反击了敌人进攻。二月初,我们部队在麻榨分粮,收缴地主武装。独二团两个营由正果向麻榨进攻,我们组织了反击,杀伤了部分敌人。我队从麻榨转回永汉低证整编,敌人9661一个团由派潭向低冚进攻,我们又组织了反击,战斗打了一个晚上,打得比较激烈,但未受什么损失。我队整编后,一个基干大队留永汉整训,主力到派潭打罗王洞,由于情况未弄清楚,拟采取黄昏袭击,一举攻下。可是前三连了受到敌人火力的阻击,随着派潭敌人和龟头潭敌人增援,使我进人罗王洞队伍处于正面受阻击,两翼受攻的局面,打成了既要攻击目标,又要阻击敌人增援的战斗,被迫分散兵力,应付突变,目标未攻下,牺牲了半个班,队伍撤出罗王洞,即挺进福和。

敌正规军9661一个团在福和地方反动武装配合下和我们迁回,每天都有小接触,才去步步逼进,想把我困在增从交界倒泻油地区战斗。我们考虑,大的队伍在新区作战,群众基础差,不能持久地坚持下去,则留下一个小分队与敌周旋,主力向风凰山转移,使敌人到倒泻油扑了空。后来敌人又向风凰山扑来,我队转移到东洞,敌人到凤凰山又扑了空,后来我们分两路,一路从东洞进入南昆山,一路由东洞经过永汉油田人西溪,目的想把尾追敌人甩掉。但敌人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追击,直追到西溪和我们部队发生了激烈战斗,敌人被我杀伤一部,撤回派潭。

在此期间,在永汉整训的基干队,当独二团进攻雁洋陂时,坚持了两天反击战,战斗十分激烈,我队刘华指导员牺牲,还有几位同志受伤。

另外,我们永汉武工队王春、叶景、范金三同志,在上莲塘冚尾陈屋被包围,顽强地进行战斗,至弹尽援绝,叶景在突围时牺牲,王春、范金在受伤后被俘,由于有坚强意志,不向敌人低头,英勇就义,敌人用鞭炮扎在他身上,浇上煤油,被活活烧死。

这一阶段的战斗是频繁的,而且打的都是消耗战。从革命战争来说,是要求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从军事上来说,也是害怕消耗战,但战争难免有消耗战;从战争来说,防御战、消耗战是多数,而每次战斗作用,不能完全取决于有无缴获而定,要看其所起的实际作用而定,这些战斗是在先收缴了地主武装,队伍先壮大起来,地区也先壮大起来,敌人想乘我队伍和群众组织不稳定的情况下,把我们打垮。如不反击,不能稳定群众情绪,不能保卫取得的成果。所以,我们这些打的虽然是消耗战,但是起到重大作用的,应该这样来认识。

打了这些仗,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整编队伍,稳定了群众情绪,组织了群众。如果那时不打那些仗,群众跟你走吗?群众越离越远,敌人反攻倒算的目的就达到了。因此,这些虽然是消耗战,但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整训了队伍,组织了群众,为1948年反围剿斗争打下了基础。如果不打那些仗,那在1948年反围剿就更糟糕了。当然,这些战斗能打成歼灭战固然更好,这就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转入残酷斗争:逃亡地主还乡团普遍组织起来,永汉、派潭、正果三个据点反动武装有1500人以上,国民党正规军增龙地区第二个团,经常派出和我们作战的是三个加强营,所以增龙地区三个据点,敌人就有2500人以上。如果敌人集中全力则为3000多人,集中的敌人对我分散的游击队伍,往往大若干倍,对我区进行疯狂的围剿,那确实是厉害的,是场残酷的斗争,严重的考验。在第二阶段,上级的指导思想,看起来是对的,叫做回避锋芒,但是没有主动地组织力量打击敌人,歼灭敌人力量,使敌人进攻越来越猖狂。我们的后方医院也被袭击了,伤员与敌人作顽强的搏斗,除大部分同志突围外,其余的重伤员,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当时医院的负责同志郑颜同志,他逃出来了。敌人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抢、抓,许多房屋被烧,群众粮食被抢,群众被抓去污蔑为通匪、济匪,被罚款才能释放,以离间群众和我们的关系,甚至民兵农会组织。

由于党组织建设还不巩固,几乎80%被搞垮,所以我们越来越困难,在这段时间是回避敌人锋芒,怎么办?为了打击敌人深入扫荡,我们曾发动地雷战,在寮田、叶屋用连环地雷炸敌人,杀伤敌人数十人。这对敌人深入我区给了一个有力的打击。但由于在当时,雷管炸药缺乏,不能持久地、普遍地开展起来,而敌人则由分路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改为采取步步为营,对我进行封锁。永汉敌人把鹤湖、新高地、十字路三个据点,连成三点一线,对我黄牛面、上下蓬塘、寮田、低冚进行封锁,利用这个方法,他们割断我们这个地区和油田五境的联系,使我们回旋区越来越小,部队弹药粮食越来越困难。那时一天能吃上一顿干饭,一顿苦麦粥也就不错了,断粮的情况常发生。经常没有吃,有得卖也没有钱买。战士常常挖竹笋、土茯苓来充饥,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碘酒、紫药水也没有。有时连盐也没有,只好用开水洗。所以第二阶段是残酷、艰苦的。加上新战士多,非战斗减员有所增加,我记得增龙地区原有700多人的战斗队伍,后来减少到只有500多人。

但事情要一分为二,队伍小了,但比过去精干了。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第一次反围剿是打消耗战,第二阶段回避锋芒,又被敌人打烂了坛坛罐罐,看来还得集中优势兵力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了总结经验,支队部坚决集中增龙主力进行整训,因为徐文同志去香港治病,并决定由我负责,当时集中的队伍主要有洪腾大队、陈集中大队、李达松两个中队,张球中队、王国祥那边的王球中队共有500多人。我们部队整训主要在永汉地区,我记得在五境塘角埔与敌人打了一仗,战斗打了一天,打得比较激烈,击溃了敌人一个连,伤亡20多人,80多人被打散,有的逃跑,有个副连长被打死,我们也牺牲了一个排长,死伤了一些同志。这次战斗是反扫荡中比较大的战斗,主要作用是打击了敌人穷追穷剿的气焰。时间是旧历8月15日(香港、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均有记载)。

塘角埔战斗后,敌人不服气,积极扑向我主力决战。组织了永汉、正果、派潭三个据点的敌人2000多人,外面进行封锁,南昆山也给他们给占了。这样,我们进南昆山也不行,出永汉也不行,被困了五天,断粮三天,其中有半天只吃了几片芋头,有两天半什么也没有吃,有些同志去挖竹笋、土茯苓吃,就吐酸水、反胃,肚子不好受,每天只能喝些盐水,饿了两天半。那时虽然没有打仗,但只喝盐水,还要监视敌人,白天太阳晒,也是很辛苦的。我们战士都很坚强,当时朱骥带了两条狗,是用来放哨的,很听话。后来大家说没有吃的,把狗杀了吧,有些战士反对,结果只杀了一条,给伤员吃了一点,那么多人,有什么吃的,每人只喝了点狗汤就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就等于打死、饿死、困死。于是,我们便开会动员,最后一天组织突围,一路爬向三斗米,爬到翁坑李应标屋子后面那个高山,都是悬崖峭壁,战士们又没有吃饭,确实不知要有多少坚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后来我们突围出来,向南昆进发,中途又与敌人打了一仗,杀伤了一部分敌人,我们没有损失,这些战士确实是英雄。

队伍突围后,地委决定增龙县委进行组织调整。钟育民同志调到增博地区工作,由陈李中同志兼增龙县委书记,并由我接任徐文同志的团长职务。因徐文同志去香港医病,并决定增龙地区主力全部转移到从北,文件也下来了,拟发展从北地区。我当时同意增龙主力作战略转移,但不同意全部转移到从北,因为从北地区回旋区域不大,大的队伍开进去,容易暴露。敌人可能集中力量进攻从北,致使队伍未立足,又忙于应付战斗,对发展从北地区的目的也不能达到。我意见是大部分转移到河东,小部分转移到从北,这样比较机动,是个有利条件。后来地委和司令部同意我的意见,大的部分转移到河东,小部分转移到从北。主力转移后,我还是带了个小分队,即出炉铁(王兆粦)那个中队部分,派了个加强排和武工队在永汉坚持斗争。我没有走,因为考虑当时王达宏学习去了,龙门地区很散,所以我没有离开。敌人找不到我们主力,以为他们围剩胜利了,他们频繁进犯围剿少了。但是封锁永汉西部,三点一线没有放弃,还在那里驻扎,整个反围剿8月后便转入第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敌人找不到我们主力决战,以为他们的围剿取得了胜利,满足于对我们的封锁。同时,敌人也感到疲劳,所以向我进攻少了。在这段时间,我们对农会、民兵重新进行了组织、整顿,把在反扫荡中表现好的骨干重新组织起来,除有公开民兵队长和农会主任外,还秘密组织了民兵农会核心小组,以应对复杂的、残酷的斗争,就是公开组织垮了,实际的组织仍存在。

通过整顿后,我们把雁洋陂民兵中队升级,编为龙南办事处一个中队,这里我还说一个民兵升级的故事,那是很有意义的。他们集中宣誓,在禾塘搭一个牌子,并写上一副对联,就是广州黄埔军校大门口那副对联。横联是:革命到底;两边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此门。那是很动人的,民兵都要站在那里宣誓,可能是老崔(崔佳权)他们搞的。后来主力上调后,补充到陈集中大队。另外,我们队国民党保甲长进行清查,将靠近我们的留用,中间的争取,反动的镇压,对反动顽固死心为敌人服务的,我们杀了一些,目的是摧毁敌人的基础,巩固我们的地区。

在军事上,我们主动组织小分队袭击敌人。即1948年10月间,我们组织小分队,同时袭击鹤湖、新高地、十字路三个据点,使敌人感到突然,惊慌失措。第二天,三个据点的敌人撤退,我们于第二天晚上进行新高地、鹤湖、烧掉了敌人的炮楼,拔了据点,解除了封锁。我们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段时间,虽然主力转移了,但采取了以上措施,使群众组织工作扎实了一步。就不是一轰而起,一冲即散的了,而是可以坚持斗争的组织。这对地区巩固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组织巩固以后,对发展壮大队伍亦起作用。从这以后,队伍不仅非战斗减员少了,而且普遍地动员民兵参军。

再一个问题是:

1949年起,主力从防御转入进攻,主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解放了大片土地,迎接南下大军。

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覆灭的一年,也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一年,形势发展很快。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华中、中原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我们地区的形势也不例外,敌强我弱也在起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势力摇摇欲坠,作垂死挣扎,内部分化瓦解,形势对我们有利。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东三支要求集中主力,增龙主力编到东三支去,二团队伍名义公开是在春节以后。我们转到从北,还有河东队伍转到了增龙地区来了,抽调了三个连编到主力去,二团队伍也重新发动组织参军,大概有300多人。

第一个战役,设想拔掉增城凤凰山据点,主要是想打通派潭、小径、打通凤凰山的通道,为我们队伍深入了福和地区取得了联系,也是江北地区的设想,交给了我们任务。凤凰山据点是打了,但是没有打下去,队伍转到增从交界地方,打了个高滩圩。他那里有反动武装,有几十人,缴了几十条枪。这样,第一个战役就打通了南昆山脚高滩圩至凤凰山这条通道,一直到福和以北,这条路就打通了。所以灵山赖安子那个反动武装处于孤立状态,他的左翼给我们拔掉,凤凰山反动据点的敌人也害怕了,不在凤凰山了。

第二个战役:我们转移到鳌溪、龙门、博罗交界一带地方。三月间,我们队伍开到横河外围。当时设想以罗浮山为中心,开展罗浮山脚这个地区,在横河打了一仗。这些仗有些收获,歼灭了一部分敌人,那个地区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是解放区,但部分撤退后,没有人去开展工作。所以,群众看见我们来都很怕,没有基础。部队在那里不能坚持下去,只好撤回陈禾洞一带工作。四月份,三支集中主力,在上坪打了一仗,把独二团申江营歼灭了,形势发展得很快。

龙门的反动派,当时王同仇在麻榨撤到正果,龙门反动派只剩下永汉和龙城两个据点,其他大部分地区农村已被我们控制。这时,二团王国祥大队两个据点通过内应,袭击正果王同仇反动武装,歼灭了他一个主力,缴了重机、轻机各1挺,步枪几十支。到5月份,上坪战斗后,龙门县长跑了,有个黄溪人代县长。在广州有个流氓头,是麻榨人,姓叶的(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准备回龙门当县长,县伪政府准备设在永汉,在广州收集了一批流氓地容,一批顽固派,组织了一个保安营,开进正果,不敢一下到永汉。当时三支司令部为了消灭敌人的顽固势力,孤立龙门镇,解放龙门,要二团、五团攻打正果据点,徐文是五团团长。如果正果敌人留下,将对我们不利对解放整个龙门不利,对江北地区不利,因为龙门是中心。战斗的详细情况我不多说了,战斗是下半夜开始的,五团主攻正果的反动武装,二团主攻保安营,战斗打到第二天下午才结束。因为后来他们弹药没有了,就投降了。这次战斗全歼灭了伪保安营两个营部、一个连,大概有100多人,缴了重轻机抢有5挺,步枪七、八十支。另外,第二天,增城敌人来增援了。当时,还有一股反动武装在碉堡内,我们派了一些人去监视敌人,逼迫他们投降,拖了一个晚上没有解决。后来敌人增援,打得比较激烈,他那股反动武装突围跑了。我们牺牲了一个班,那个班大部分还是王文那个中队的。

接着,大概是6月初,又打了永汉。那时永汉还有股反动武装叫鬼头芦,本来这次可以全歼,但那小子也很狡猾,他分几路来,西路那边被我们全歼了一个排左右,其他就就都逃跑了。这时永汉也解放了,鬼头芦也跑了。永汉还有反动武装叫曾少颜、王立贤,两个中队人不多,合起来不到一个营。当时我们做了统战工作,他们起义过来了。这时,龙门地区反动力量除了龙门城外,已全部解放。我们宣布了两个区政府,一个叫永汉区政府,深潭也成立区政府(增龙地区)。打了这两仗,第三仗就是打龙门城,那是旧历8月15日以前打的,即打下去过8月15日(中秋节),二团、三团一起打,黄柏同志亲自指挥,大体上是8月12日队伍开到龙门城,龙门城整个被包围起来。13日先向住在龙门城的敌人开展政治攻势,要他们起义投降,敌人给我们包围起来后,有个幻想,幻想平陵保安营胡北梅来解围。13日我们便向龙城发动总攻,具体情况是,三团负责龙城山背那边进去,我们负责甘香这边。因为甘香那边主要是廖卑石,我们在甘香正面向敌人发动进攻,把敌人火力吸引到这边来。由三团谭达强中队插进,从东较场那个地方插进七星岗,先解决敌人一个调堡,然后一个一个解决。以后的就和徐文同志说的具体情况没多大出人,反正是第二天战斗结束后了。歼灭了敌人一个营部、两个连、一个反动中队,伪代县长谢明轩把大印交了出来,还有保安营长廖卑石、财粮科长(不知叫什么名字),其余几百人全部被俘,缴轻、重机枪3挺,步枪200多支。这样整个龙门全县解放了。龙门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我还想强调几句,龙门党也好,武装斗争也好。所以能够坚持发展壮大,最后取得胜利。当然与党的领导分不开,另外还是靠群众,取得了群众支持。在困难时,群众支持我们,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做我们耳目,为我们站岗放哨,冒着生命危险去找我们失散的同志,如王镜的母亲,叫何叔婆,每次在低冚、察田打完仗,她便出来,在各个路口,或上山去,装作找牛的样子,给我们同志通风报信。所以,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写革命斗争史时,不能忘记这一条。

下面我想谈谈龙门革命斗争中的几个大问题:

一、武装起义。

二、反扫荡。

1、1945年反扫荡。

2,1948年反扫荡。

三、杀敌队被解散:杀敌队本来是革命武装,在什么情况下给敌人解散了。杀敌队的作用,意义也要说清。

四、有意义和起了作用的战斗和斗争。

1、打永汉警察所:是吹响了恢复武装斗争的号角。

2、低冚伏击战:是有力地打击敌人的疯狂镇压,为巩固战果,壮大队伍,发展大好形势起了重大作用。

3、坳头伏击战:战斗虽小,但意义重大,狠狠打击了敌人征兵、征粮,有力地支持了反征兵、征粮的斗争。

4、1948年初,收缴地主武装这件事,到现在还是争论不休,看法不同。我认为,应该首先看到我们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中国革命是搬掉三座大山,封建地主的武装、粮食,包括其土地。我们收缴武装,分他的粮,分他的地,从本质来说,他们是革命对象,我们方向没有错,对象没有错,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我们看这场斗争的效果如何,不能因为这场斗争,为以后带来一些困难,就否定这场斗争。这场斗争,一方面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壮大了自己,这就取得很大成绩。另外,因为他是革命对象,你是革命的,阶级斗争从来也不会长期和平共处。至于迟早搞的问题,那是策略问题,看起来好像是搞早了点,就是早了点,我看也不能否定成绩。就1945年,我们也未收缴他们的枪,也未分他的粮和地。由于他们怕我们革他们的命,也看到终有一天会革命到他们头上。所以,便和国民党一起组织来对我们围剿。1948年恰恰相反,把他们的枪收了。所以在第一阶段反扫荡时,国民党便没有办法,没有反动武装配合,他一来我们便打。因此,这个问题,还不能说是搞错了。

5、1948年,,麻榨、低冚、雁洋胶、西溪反击战和主力挺进福和新区打了消耗战,除在福和缴机枪2挺,步枪数十支,手枪4支外,其余战斗没有缴获,但当时先收缴了地主武装。敌人对我进行镇压,如不反击不能稳定群众情绪,不能保护成果。所以这些战斗起到了反镇压,争取了时间,整顿了队伍,组织了群众,为1948年的反围则斗争打下了基础。

6、塘角增战斗是比较大的,击溃了敌人一个连,我们也牺牲了一些同志,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穷追穷则的嚣张气焰,壮大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7、1948年下半年,二团主力作战略转移问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以前是有说法的,到底是逃跑还是作战略转移,这是个很大的是非问题。

1948年敌人集中主要力量,重点进攻增龙地区。特别是永汉,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回旋区越来越小,我们地区被破坏很大,群众连种地都很困难。这样,我们同过头来说,如果坚持在本地区内线作战,我看就会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因为人家的力量比你大几倍。在河东、从北地区来说,敌人的力量比增龙地区就空虚得多,只有保安队和反动武装,没有正规军。我们主力转移到外线,调出增龙地区,作个战略转移的话,是可以乘敌人的兵力空虚,发展河东、从北地区。如坚持在增龙硬拼是不利的,历史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是正确的,不是逃跑,而是转移战略。以全局的观点,牺牲本地区而支援别地区的发展。所以,当时司令部提出二团主力转移,这个意见是对的,分两个地区转移,这个意见是我提出来的。我们的队伍转到河东,对河东的发展,我认为是起到作用的。主力转移后增龙地区的敌人并没有减少。因为我们还牵制着敌人,使河东、从北地区取得较大的发展。所以, 1948年二团作战略转移,为江北地区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还有很多同志,在河东牺牲的,排长牺牲两人,王木柏、王劲、朱骥同志一直在河东,从未回来过增龙地区,直到1948年8月。

8、1949年队伍开回增龙,积极开展增博交界的工作。主要是罗浮山脚至福田。增从交界,打通派潭与福和禺北通道这两个交界,从战略意义是对的,为开展新区工作鸣锣开道。

9,上坪战斗。

10,正果战。

11,永汉战斗。

12、解放龙门城战斗。

五、几个大事件;

1, 1945年莫萱、间星光等两位同志在欧冚被捕,在永汉英勇就义。

2、1948年,王春、叶景、范金三位同志在上莲塘冚尾被包围,战斗到弹尽,后来突围,范金牺牲了。其他两位同志受伤后被俘,敌人用鞭炮扎在他们身上浇上煤油烧死,壮烈牺牲。

3、1948年,李敬生中队长,人家说他逃跑,其实没有这个事。以后王达宏回来组织队伍,他还积极参与,做了不少工作。后来,在1948年他和李穗俩人在十字路被捕,在永汉也是被敌人用柴火、煤油烧死的。对这样的人,怎能说是他逃跑的呢,我说还是个好同志,是个烈士。

4、1947年,龙华民兵队长李炳容、李观友被杀害。虽然他们参加革命前曾经抢过东西,但后来参加革命,如果不是积极参加革命,为什么被敌人杀害?我们现在有些人去帮助宣传,说他坏,那个观点,我是反对的。

20、尾声

龙门解放那天,县城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翻身当家做主的人民与解放军战士载歌载舞、欢天喜地,用耍狮子、玩龙灯和扭秧歌等形式欢庆人民的解放,欢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王达宏和李邵宗这对老战友也置身在欢庆的队伍中。那一刻,他们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不禁回忆起当年如何地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久,又转而踏上了推翻蒋家王朝的人民解放战争。许多战斗往事仍历历在目,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上、多少亲人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龙门人民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无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和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作为东江地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战争的重要参加者、领导者,他们始终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排除万难,浴血奋斗的结果。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主席这句话,昭示的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

晚年的李绍宗在回忆龙门解放之初发生的铁岗暴乱时,曾面露沉痛之色。这位担任过东江第三支队二团团长,曾长期在龙门地区打过游击战,具有丰富革命工作和战斗经验的老战士承认,除了钟绍文等人的蒙蔽、鼓动或胁迫之外,也许还因为刚成立不久的龙门县新政府工作经验不足,对中央的政策理解出现偏差,导致新组建的县、区、乡政权一些措施不实施当,忽略了毛主席教导的“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导致群众不满,从而为“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例如“谣言”里提到乡政府贪污公粮,乡干部生活腐败等等,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解放初期确有少数干部作风不纯,如铁岗乡副乡长于炳南就因为吸毒弄得人人皆知,等等。

“但这不过是匪徒们攻击共产党、为发动其反革命暴乱制造的借口,毕竟,相对于工作成绩,这些问题只是枝节,我们的绝大部分同志是好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李绍宗严肃地指出:“主要还是以钟绍文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反动透顶,趁我新生的人民政权立足未稳,经验不足,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他谈到铁岗乡政府16名被匪徒残忍杀害的工作人员,面对匪徒们的疯狂围攻,一次又一次地扯起红布,顽强地跟敌人拼杀,直至最后牺牲。

“他们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李绍宗说到这儿,眼睛变得潮湿了,苍老的目光注视着远方,仿佛回到了严酷的战争年代,他喃喃地说:“我们要汲取教训,永葆革命本色,绝不能忘了红四师曾经过龙门,我们是红军播下的种子,来自人民,必须回馈人民,永远做人民的守护者,而不能当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毛主席曾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李绍宗背诵完了这段语录,脸上浮现出庄严的表情。

“我们不能牢记毛主席的谆谆告诫,否则,我们对不起当年的红军,也对不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千千万万长眠在地下的烈士……”

李绍宗最后这句话,既像是对自己说的,又像是对今天的人们说的。

后记

2018年至2019年,为了写这本书,我们曾多次踏上龙门的土地。

南国的四月,正值仲春,阳光明媚,万物生长,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杜鹃花竞相绽放,荔枝树、芒果树的枝头缀满了清葱的果实;著名的龙门年桔在结过一茬果实之后,正在果农的精心维护下休养生息。农田已经开始蓄水,准备插秧了。隐约能听见阵阵蛙鸣。道路两旁,茂密的毛竹挺直着修长的身姿,像仪仗队员一样,以婀娜婉约的姿态,夹道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你好,龙门年桔!

你好,龙门毛竹!

当年,你们也曾欢迎过从花县过来的工农红军第四师的将士们。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你们风姿绰约、青春依旧,以美丽的容颜装扮着日新月异的现代龙门。

而岁月已经苍老。

四月底,我再次来到龙门,从当年红四师建立的花县第一小学旧址出发,沿从化、增城进入龙门县境内,在地派镇,我徘徊于当年红四师的战士们露宿的小街和骑楼,参观因抗拒征粮被红军枪决的均隆围地主潘哀中的破败宅院;

在龙门县城,红四师进入县城的那座始建于清代的小石桥依在;

在顶新街,我凝眸当年曾作为红四师司令部行营的商会残破的牌坊,在白芒坑,红四师休整过三天的那座老围屋,已经改为“红军纪念园”,红军战士当年帮助群众挖的那口水井仍然清澈。

围屋的墙壁上,悬挂着叶镛、唐维、袁裕、陆更夫和徐向前等红四师领导人的照片,每一张脸庞都那么年轻,除了徐向前,他们都在革命最残酷的年代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还有洪月冲、廖李科……这是一群更年轻的生命,作为红军的传人,他们同样也是在美好的青春年华,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而英勇牺牲的。

在龙河交界罗浮山下的基坑,我参观了龙门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在永汉镇的寮田村,我在中共龙门县工委诞生地崇新小学门口驻足良久,仅一墙之隔,就是王达宏家那座四四方方像碉楼一样的楼房;

在低冚村,我看见李绍宗家几经焚毁之后剩下的残壁断垣,不禁想起他那个躲避敌人残害逃到深山下落不明的老奶奶……

一切的一切,都无不见证着龙门土地上曾经发生的革命,以及革命者做出的牺牲,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龙门是一块浸染着英烈们鲜血的红色土地。

因为他们,龙门才拥有了一种沉甸甸的厚重和庄严,从而也具备了一种继续前进的动力。

这是一份光荣而沉重的遗产,我们不能忘记。将来的人们也不应忘记。因为,它既是历史的延续和传承的见证,也是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来源,离开了它,我们无法说明自身的而来处,更不知道我们要向何处去。

红色,是共产党人真正的本色和初心。

在一本薄薄的小画册上,我看到了一张描绘得很细致“龙门红色驿站”图,大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革命旧址,在这张图上全都能找到。如今,它已经成为龙门群众红色旅游的路线图。

我长久地注视着这张图,恍惚间,眼里呈现出一串串红色的脚印,在图上曲曲折折地延伸着,逐渐将路线图上的各个景点连成一片,那么鲜艳,有如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又如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整个龙门……

我没有全部走完它,但路线图上标注的每一处红色旧址,都已深深镌刻在我的内心深处,并化为情感和文字,像血液那样注入到了本书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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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县地方志办公室:《龙门县志》

龙门县地方志办公室:《龙门县志》民国二十五年点注本

中共龙门县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龙门县地方史》

中共龙门县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永汉地区历史》

中共龙门县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平陵地区历史》

中共龙门县党史办公室:《红色记忆》

龙门县档案局:《龙门记忆》

刘林松 江铁军:《红军第二师第四师史》

徐向前等:《会议红二师 红四师》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红二、四师史料选编》

中共龙门县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等:《爷爷奶奶的战斗故事》

江雪山:《戎马文稿》

吴润凯:《龙门铁岗乡大道会暴乱始末》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以上资料,恕未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徐军,大学教师,中国铁道出版社《现代推销实务》主编,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鲜早世界栏目首届最受听众和读者欢迎的十五位作家之一,在全国数十家报刊杂志和国家级网站上发表了数百篇作品,其中数十篇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等各项征文大赛中获奖。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net/shige/vfvqbkqf.html

长篇纪实文学《红军与龙门》 作者:徐军的评论 (共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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