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政治知识论
“天下”概念对世界的理解便因此构成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其中世界被理解成是物理世界（大地）、心理世界（人民的共通心意）和政治世界（世界制度）的统一体。在这样一个三重世界统一体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其他因素的必要条件，无论缺少哪一个因素都不可以说有了一个完整意义的世界。从哲学上说，一个世界观是合格的，当且仅当，它的意义是充分和完备的，即它必须给世界这一概念构造出全方位和谐一致的意义，或者说，彻底阐明了世界。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一个世界是完全的，那么它必须同时实现世界的全部含义。显然，除非世界的地理的、心理的和制度的含义得到全面而且互相一致的说明，否则我们不可能建构一个世界。按照这个要求去看，世界目前还不存在，尽管有了世界的质料，但是没有世界的形式，而且也还没有世界之心（人民的一致意愿）。于是“全球”就不得不被看成一个非世界、一个未成世界，因为它还没有拥有一种能够代表人民的共通心意的世界制度来形成世界的形式。所以说，创造一个世界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合法的世界观，特别是一个包含着关于世界制度的构思的政治世界观。从语言的角度说，“世界观”是一个西方的而且主要是德国的概念，而假如按照我们的习惯，中国的世界观就必须被称为天下观。而天下观所强调和突出的正是世界观的政治性。天下观可能是唯一纯正的政治世界观，在天下观的基础上，我们最有可能发展出一种能够全面充分地构思世界的世界观。
“天下”这一概念为适合世界问题的广度而创造了一种世界尺度。世界性的问题只能在世界语境中以世界标准而不能在本地语境中以国家标准去分析和衡量。这正是老子提出的知识论原则：“以天下观天下。”换成现代的表述则是，从世界去看世界，或者，世界只能按照世界尺度去理解。而“以天下观天下”可以被认为是解决治理天下问题的知识论条件。这个知识论原则暗示着一种不寻常的知识论理解，它不是科学的知识论，而是政治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可能会让人们想起亚里士多德在phronesis（实践智慧）和episteme（知识）之间所做的区分，不过在中国思想系统中，政治知识比自然知识有着更高的位置。
可以说，政治知识论充分显示出中国思考方式的特点——在这种思考方式中，世界总是首先被看成是一个政治存在或政治学对象，而不是一个物理存在或科学对象。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思想否认自然世界的重要性。相反，在中国文化中，自然存在具有最高地位，类似西方的上帝的地位，正因为地位最高，所以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必须遵循的原则。自然的运动方式（道）在中国思想中就有着最崇高的地位，总是被推崇为事事需要顺应模仿的总则。正因为自然之道意味着最高道理，所以反而不是科学对象，就像西方的上帝不是科学对象一样，这很容易理解。越崇高越不是知识问题，因为面对绝对的原则，我们就问不出问题了。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其道理就在于此。既然自然是崇高的，那么它同时也就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的征服对象，而是生活方式、伦理和美学的依据，所谓人道合于天道或者天人合一。既然人对自然持顺应的态度，那么人与自然之间也就基本上没有需要解决的冲突了。思想所能够而且应该去解决的只是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人际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分配、义务和权利的界定、生活的合作和配合，这些政治问题都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的问题。中国哲学因此把政治问题看成是哲学的第一问题（列奥·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这与中国哲学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尽管对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同），天子和圣人优先考虑的都是如何治理天下——这决定了中国式的知识论在根本上是政治知识论。（摘自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