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寨子
我和我的寨子
傅伯勇
几天前，从省城回到之前工作的县城，准备去老家寨子看看，就从县城开车回去。县城与老家寨子之间，是一条20米左右的宽宽的326国道，只有6公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我把车停在院坝里，登上了房屋的三楼。在楼层的过道上，我出神地看着下面坝子上的彰教工业园区和穿过工业园区边上的杭瑞高速公路及更远的山峰与比山峰更远的天空。
思绪翻飞，让我想起了我和我寨子的变化。
我所在的寨子在一个低矮的山的半山腰，海拔650-750米之间，与包产到户时一样，现在也只有十来户人家，里里外外不过60余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出生在那里。
我们家弟兄姐妹七人，加上父母，一共九口人吃饭。那时还没有包产到户，我记得人们薅草时的情景，一大群人在土里一边说着笑着，一边敲打着锣鼓。人群过去，草自然没有除尽，包谷的产量也低得可怜。因为只有父母两个劳力，每到年末，家里总要补给生产队很大一笔超支，就连留来准备过年杀的年猪也要拿来补超支。粮食分得少，每年农历的三月到五月，就不够吃，没有办法，家人们只好上山挖当地人称之为“疙蔸巴”（书面语未考证）、“蕨巴”的植物的根和菜地里一种叫“牛皮菜”的蔬菜，用来充饥。后来包产到户了，因为人口多，分得的土地也多，加之化肥刚刚开始使用，粮食产量一下子多了，仓里装不下，就把包谷编成串，挂在木房的横梁上，横梁因此被压断了两根。记得为了庆祝粮食丰收，坎下的一个异性叔叔还特此买来很多鞭炮，放个不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之前，因为家里穷，父母没有送姐姐读书，这是一个天大的遗憾。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寨子里办扫盲班，初中毕业的堂哥教书，姐姐也去参加了，她学习很认真，因此比别人识的字多得多。我想，当初要是姐姐也像我一样能够读书，估计应该也是一个大学生吧。
包产到户后，虽然家里不缺粮食了，但是日子还是不怎么好过，主要是人们手里没有钱，基础设施也极其落后。那时，家家户户都是木房，圈舍也没有改造；人们很多时候都在地里忙碌，农活主要靠肩挑背磨，劳动强度挺大；车辆稀少，外出或者赶场都是走路；寨子里的农田几乎都是山水田，特别是天干缺水，或打不起田无法插秧，或者插秧后干涸了水稻绝收；天干时，饮用水也成问题，三个水井的水都不够大家吃，要么去一公里外的地方担水，要么就在三个水井排队守水。我读书时比较卖力，倒不是我有远大理想，根本目的就是想跳出“农门”，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4年，我大学毕业后进了县里的一家国企。因为不看好其前景，1995年，我辞职去了深圳。深圳回来后，我又返回自己的寨子。我看到三口水井仍然没有盖子，不怎么卫生，就发动大家，趁冬季农闲时，将三口水井盖上盖子。这样，落叶和其他杂物就不会掉进水井里了。盖水井盖子时，人们为了节约资金，除了底子和墙子用点必要的水泥和石粉外，盖子就没有用水泥和石粉，全部用石头砌成。人们到处找石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抬来盖，前后花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才将三个水井的盖子盖好。后来，人们陆续各自拉了自来水，用水基本就不用肩挑背磨了；再后来，我联系县水务局，为寨子里修了一个30立方米的大水池，便于季节性调水；前几年，我又联系工业园区和当地镇政府，从工业园区拉来自来水。但是，人们几乎没有用这个自来水。因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寨子里的年轻人要么一个个苦心读书，要么一个个出外省打工，要么有了手艺或者门路就往县城里搬迁，留在寨子里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而且多数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人少了，水也就够吃了。
除了水的问题，还有路的问题。小时候，从家里去县城，要走两公里多的小路，后来通村路有了，就只有1公里左右的通组路不通。十多年前，寨子里的人齐心协力，挖通了通组路，但因为是每家分段修的，接头处高低不平，一些地方又过于陡峭，路通了车却无法开上来。后来，我联系县扶贫办，要了4万元资金，支付了之前修路欠的占地费、炸材费用等，将余下的钱全用在公路修修补补上，还将公路铺上了砂石，路总算通到了寨子上；同时，还鼓励大家修通了入户路，用余款补助了每户放炮需要的炸材费用。这样一来，每家每户的路就通到了自家院子。2015年，我又争取了专项资金，将通组路和入户路进行了硬化，还利用硬化公路的机会，与施工方协商，以最低单价让每家硬化了自己的房前屋后。
还有电的问题。小时候，我们都是照煤油灯，晚上爬在桌子上做一两个小时的作业，满鼻孔都是煤油烟灰。后来好不容易照上了电，但电力较弱，照明只是比煤油灯稍微好了一点。中途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没有照电了，回到了煤油灯时代。再后来又照上了电，但是因为两个组的人家合用一台变压器，用户太多，带动家用小型设备设施都有点成问题。前年，县里实行农网改造，照明电改成了动力线，算是彻底解决了用电问题。现在，电力不但可以带动日常生活的设备设施，还可以带动作坊式小型加工机械。
因为种植业利润空间小，现在除了一些菜园子，寨子里的人们很少干农活了，一些土地租给我种茶叶了，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撂荒了。除了老人和小孩，人们大部分一有空就出门务工。一些在家的人们，傍晚或者晚上休息时，就穿着拖鞋去公路上散散步，或者坐在家里看看电视，偶尔也邀来三五个人打打麻将娱乐娱乐，与县城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差别。
现在，寨子里的人，有省里工作的、市里工作的、县里工作的，还有企业老板、包工头、个体户、技术工人。寨子里还走出来11个大中专毕业生。寨子里的木屋几乎都变成了砖房；有1户在园区安置点修了一大栋房屋，有12户在县城购了房，有2户在贵阳市区购了房，有3户在遵义市区购了房，有1户在安顺市区购了房，有1户在萍乡市区购了房；寨子里出来的人们有三人还在市区买了门面；还有7辆小轿车。人们不但物质财富丰富了，而且教育状况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我家的木房，因为兄弟姐妹都出来了，没有人居住，又年久失修，早年时就要倒塌了。2014年，我也修了一大栋房子在那里，算是在老家留一个纪念吧。姐姐家房屋和土地被征用了，就在园区安置点修了一大栋房子。二哥、妹妹和弟弟都在县城都有了自己的房子，三哥也在萍乡有了自己的房子。我的工作，也由乡镇调到县城，前后工作了20年；如今在省城，快乐而幸福地工作和生活。
2007年，我还响应政府的号召，让妻子带薪离职出来带头发展绿色产业，就租了周围老百姓的土地，种了一片茶园。十多年来，每年采茶时节，附近的一些老人和孩子就在我的茶园里采茶，找点余钱，增加收入。
门前的坝子呢，之前夏天是稻浪翻滚；大约在6年前，县政府在坝子上规划了一个工业园区，将老百姓的土地全部征用了。现在成排的房子坐落在坝子上，附近在家里的剩余劳动力，三三两两去了园区工厂里打工。
尽管这是我老家小寨子的变化，但却是整个中国农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和我的寨子，也和中国农村千千万万的人和寨子一样，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和改革开放的鼓点，正在追梦前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